布罗茨基：本世纪一位诗歌巨匠

金川诗歌

布罗茨基从1955年开始写诗，多数发表在由一些青年作家和艺术家所办的刊物《 句法》上，并通过诗朗诵和手抄本形式流传于社会。卓异的诗才很快使他崭露头角，被称作“街头诗人”，并受到阿赫玛托娃和其他一些文化界人士的赏识。1963年发表的著名长诗《悼约翰•邓》是他早期创作的代表作。1964年，布罗茨基被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罪判处5年徒刑，送往边远的劳改营服苦役。服刑18个月后，经过一些苏联著名作家和艺术家的干预和努力而被释放，获准回到列宁格勒。从此，布罗茨基的作品陆续在国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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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诗歌纽带的断裂
一九八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籍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病逝于纽约，享年五十五岁。据外电报导，布罗茨基是因心脏病在梦中逝世的。据
说他抽烟很猛，心脏一直不好，曾做过两次手术。
布罗茨基是当代诗歌巨人，他的逝世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是明显而直接的。他的逝世除了给他生活了二十年
的美国和他的祖国俄罗斯文学界带来震惊和悲伤之外，一些中国诗人，尤其是一些青年诗人亦会陷入同样的震惊和悲伤：布罗茨基的诗歌尽管因为中译本不理想而不能使他们深入领悟他精湛的诗艺，但是他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散文和令人信服的文学评论却对他们产生深远的影响。俄罗斯的通讯社在报导他逝世的消息时说：“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殒落了。”这可以说是自普希金以来最光荣的赞颂。布罗茨基在谈到英国诗人W.H.奥登时曾说，奥登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在我看来，布罗茨基至少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之一。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布罗茨基的遗孀发去唁电时说：“连接俄罗斯当代诗歌和过去伟大诗人作品的纽带断裂了”。这句话虽然出自一位政客口中，但却是准确的，事实上这条纽带岂只是俄罗斯的，而是世界性的，但是它断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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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赫马托娃的来往
布罗茨基十八岁开始写诗，与彼得堡几位写诗的青年人切磋诗艺，后来他们被称为“彼得堡集团”，他们除布罗茨基外，尚有叶根尼夫•莱因、季米特里•博比舍夫和阿纳托利•奈曼。老大哥是莱因，布罗茨基自称他从莱因那里得益匪浅，后来在接受美国《巴黎评论》访问时，仍称莱因是当今俄罗斯最杰出的诗人。最使布罗茨基得益匪浅的，应是莱因介绍他认识阿赫马托娃。“彼得堡集团”成员与阿赫马托娃有密切来往，他们都非常尊敬她。据奈曼后来说，他们把诗带给她看，还经常陪伴她，而她以她在世纪初认识的诗人的作品〈把她的时代带进我们的时代〉。
一九六四年布罗茨基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判五年劳改。布罗茨基服刑期间，阿赫马托娃非常关心他，并说服很多朋友去探望他，还与其他人一道筹款买东西送给他。其实阿赫马托娃一直很担心布罗茨基的命运，尤其是阿赫马托娃是被当局盯梢的人，任何来往者随时都有失踪的可能。布罗茨基对阿赫马托娃也很尊敬，据曼德尔施塔姆遗孀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回忆录中记载，在所有使阿赫马托娃晚年略感宽慰的青年朋友之中，布罗茨基是最严肃、诚实和无私的一位。娜杰日达甚至认为阿赫马托娃高估了布罗茨基的诗，但认为阿赫马托娃非常担忧她所代表的传统衣钵没人承接，于是一厢情愿地爱护布罗茨基等人。
事实证明娜杰日达的判断是错误的。阿赫马托娃不只慧眼独到，而且耳朵也非常灵敏，她在读了布罗茨基第一批给她看的诗之后即认为，布罗茨基的声音孤立，没有其他杂音。这是非常准确的判断。事实上布罗茨基的诗歌、散文甚至个人性格──孤傲、平稳、坚定──也都具有这个特点。不过娜杰日达对布罗茨基的一句预言却颇准确，她说她担心这位出众的青年人“结局恐怕会很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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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奥登的神交与结识
布罗茨基服刑不到两年便在阿赫马托娃的协助下和西方作家的呼吁下提前获释。他在服刑期间收获甚丰，并不以为苦。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研读英国诗人W.H.奥登的作品。其实在此之前他已从一本翻译成俄文的英国诗选接触过奥登的诗，并且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本诗选叫做《从勃朗宁到现今》，“现今”指的是一九三七年，据说后来译者和编者均先后被捕，其中很多死去了。那首诗叫做〈地点不变〉，其中写道“没有去得比火车终点站或码头更远的人，/会不去或不送他的儿子……”。“会不去或不送他的儿子……”所揉合的否定式外延和普通常识这种句法使布罗茨基大为震惊。他自称，以后每当铺开稿纸，这个句子便会像幽灵一般纠缠着他。他在服刑期间所读到奥登是一本原文的英语诗选，一打开便是奥登那首名作〈悼叶芝〉。这首诗不仅整体上完美无缺，而且其中佳句佚出。如“水银柱沉入垂死日子的口中”，“他身体的各省都叛乱”，“因为诗歌没有使任何事情发生”，“土地啊，请接待一位贵宾”。如果说，上述句子充份体现一位匠人的精湛技艺的话，该诗第三部份这两节诗则体现出一位大师无比的思想深度：
时间可以容忍
勇敢和天真的人，
并在一星期里漠视
一个美丽的躯体，
崇拜语言和原谅
每个它赖以生存的人；
宽恕懦怯、自负，
把荣耀献在他们脚下。
不用说，布罗茨基读得目瞪口呆，尤其是“时间……崇拜语言”。
他一半相信这种鬼斧神工，一半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英语理解能力太差，误读了这首诗。获释后他便开始学习波兰文，以便翻译兹•赫伯特和米沃什的作品，同时钻研英语，翻译约翰•多恩和马维尔以及深入阅读奥登。
布罗茨基对奥登的崇拜变成他命运的两个分水岭。第一个分水岭是当英国企鹅出版社要出版他的英译本时，译者问他要不要请谁写个序，他反问有没有可能请奥登写。奥登读了布罗茨基一些英译诗稿，很喜欢，便欣然接受；接着布罗茨基被驱逐出境，目的地是犹太人的以色列，布罗茨基拒绝，先在维也纳落脚，拜访奥登，受到奥登的友好接待，“在奥地利那几个星期，他像刚孵出小鸡的善良母鸡那样看管我的事情。”奥登帮他穿针引线：向其代理人推荐布罗茨基，建议布罗茨基去见什么人，避见什么人。于是开始有一封封“W.H.奥登转”的电报送到布罗茨基手中，奥登还要求美国诗人协会为刈罗茨基提供一点经济援助，该协会拨出一千美元──这笔钱布罗茨基一直用到他抵达密歇根大学任教。布罗茨基离开维也纳，与奥登一齐到伦敦，在奥登的老友史蒂芬•史班德的家中住了两晚，不久奥登即安排他出席当年的国际诗歌节。第二个分水岭是布罗茨基到美国五年后的一九七七年夏天，他在纽约买了一架打字机，开始用英语写散文和评论。他说，当一个作家用母语以外的语言写作，其原因可能是基于必要（例如英籍波兰作家康拉德），或基于野心（例如美籍俄国作家纳博科夫），或为了取得更大的疏散效果（例如法籍爱尔兰作家贝克特）
。但布罗茨基自称，他用英语写作纯粹是为了使自己更亲近他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奥登，也就是“为讨喜一个影子”。他还说，即使他被视为奥登的模仿者，“对我来说也仍然是一种恭维。”十年后的一九八六年，布罗茨基出版了他这些文章的结集《少于一》，立即获得全美图书评论奖，次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因其诗歌成就得奖，但他这本杰出的散文集肯定是他得奖的重要因素。这本散文集除了向俄罗斯现代诗的重要人物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施塔姆一一致敬外，还对一些二十世纪诗坛重要人物如希腊诗人卡瓦菲斯、意大利诗人蒙塔莱和当代同行沃尔科特进行眼光独到的评论。当然还有对奥登其人其诗的评析：〈为讨喜一个影子〉深入展示奥登的成就和奥登对他的影；〈论奥登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则用了五十余页的篇幅抽丝剥茧地分析奥登这首诗。关于布罗茨基这种细读，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称赞说：“布罗茨基对〈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所作的逐行评论，是对作为人类一切知识的清音和更美好的精神的诗歌所唱的最伟大的赞歌，如果可以用评论一词来形容这篇如此欢腾、如此舒畅和如此令人心旷神怡的权威文章的话。”布罗茨基最后一次见到奥登是在伦敦史班德家中。在用餐时，由于椅子太低，女主人用两卷《牛津英语词典》给奥登当坐垫。布罗茨基当时想，“我看到唯一一位有资格用那两卷词典当坐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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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宝训：善恶观
布罗茨基在《少于一》中有一篇较少受人注意但非常重要的文章，叫做〈毕业典礼致词〉，是他在美国威廉斯学院任教时对毕业同学发表的演讲。说它重要，是因为它披露了布罗茨基的善恶观，从中可以看出他为人处世的方式。这篇文章的核心是耶稣的《山上宝训》，相信读者对耶稣这句话都耳熟能详：“要是有人往你右脸猛击一拳，就把另一边也凑上去。”但是很多人对这种非暴力的理解也仅止于此。
事实上这句话还没完，接下去还有：“而要是有人想根据法律控告你，拿走你的外衣，你就把大氅也给他；要是有人想强迫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两里吧。”耶稣说话有三联徵的习惯，这则训话的重点不在第一联，而在最后一联。其主旨与非暴力或消极抵抗、与不以牙还牙或要以德报怨毫无关系。布罗茨基认为，这番话一点也不消极，因为它表明，可以通过“过量”来使恶变得荒唐；它表明，通过“大幅度的顺从”，可使恶变得毫无意义，从而把那种伤害变得毫无价值。他还举了俄罗斯北方一所监狱发生的一件事做例子。有一天早上，监狱看守向囚犯们宣布，要把放风场里堆得两三层楼高的木材劈光，并要求囚犯们与狱方人员一齐劳动，进行“社会主义竞争”。这时一名青年囚犯问道：“要是我不参加呢？”看守答道：“那你就没饭吃。”接着大家都鼓足干劲劈起木材，那个囚犯也加入了。但是当大家停下来吃午饭的时候，他仍继续挥舞斧头。囚犯和看守们都取笑他。到了傍晚时分，看守们换班了，囚犯们也停工了，但那青年囚犯仍继续挥舞斧头。五点过去了，六点过去了，那柄斧头仍在上下挥舞。这回看守和囚犯们不得不认真瞧起他，他们脸上那嘲弄的表情也逐渐变得迷惑继而恐惧。到七点，那青年囚犯才停下来，也不吃饭，走进牢房躺下来倒头便睡。在他以后坐牢的时间里，便再也没有人号召看守与囚犯进行社会主义竞争，尽管放风场里的木材堆得越来越高。布罗茨基认为，这位青年囚犯可能比宣扬非暴力主义的托尔斯泰和甘地更理解耶稣宝训的真谛。　
诗艺：孤立的声音
布罗茨基无疑是本世纪一位诗歌巨匠，堪与奥登媲美──在我看来，他甚至比奥登更上一层楼。在散文写作方面，他比奥登更完美，简直无瑕可击：他的适而可止的分寸感，他的充满机智和自省的论述，他的练达而又复杂的文风，在我看来都要比奥登略胜一筹。不错，他自称意图模仿奥登。但是，被模仿者往往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弱点，而模仿者却能处处发挥被模仿者的优点和克服被模仿者的缺点，况且刈罗茨基远远不是一个模仿者，他是把奥登的文风发扬光大了。我在阅读奥登时，虽然对他的真知灼见拜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奥登很多文章都是应邀写书评的结果，其中不免掺杂一些水份，有时候会弄出一些很枯燥的东西。例如他的《阅读》是一篇非常个性化的散文，也体现出他一贯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卓识，但是其中却穿插一页半关于阅读别人的批评文章时本身应拥有什么条件的清单式资料，读起来真是沉闷无比，不得不跳过去──因为那一页半的清单无异于一片美丽风景遭一条新开的沟渠拦腰斩断，哪怕那条沟渠有多大的价值，也是大煞风景的。再如他在《玛丽安•穆尔》一文中评论穆尔小姐的诗歌时，用了呆板的分类法来“解剖”穆尔的作品：“一、动物寓言……二、动物比喻……”，然后是一大段“上纲上线”的评论。布罗茨基在这方面非常清醒，清醒得让人觉得要是跟他面对面，定会忐忑不安。在诗歌方面，布罗茨基虽然也是一位严谨的形式主义者，同样博古通今，但是他也经常破格，有时也写自由诗，并且风格多种多样，不像奥登，讲究得过份。
布罗茨基在严谨的同时有非常浓厚的实验倾向，他的诗歌之刀既坚韧又锋利：在传统的、现代的基础上掺入崭新的当代感性。几乎所有诗歌形式和体裁都被布罗茨基试穿过，并且都是那么匀称、适度。就〈哀歌〉而言，他写了很多以“哀歌”为题的诗，包括〈几乎是一首哀歌〉、〈罗马哀歌〉；其他标题和体裁如〈牧歌〉、〈变奏〉、〈诗章〉、十四行诗、十二行诗节、〈六重奏〉、无题、八行诗、三行诗节、圣坛诗（圣坛形图案诗）、夜歌等等，几乎所有大师试过的并取得成绩的形式和体裁他都要试。至于风格，他更是多种多样，既可以写得很深沉广阔，又可以轻松讽剌；可以写得很日常化，又可以进行玄思冥想。在诗行的安排方面，他既可以工整严格，又可以长短不一。在意象的采集方面，从鸡毛蒜皮到海阔天空，从天文地理到机械设备，简直无所不包，又都可以运用自如，科学的意象一进入他的诗句就立即变得服服贴贴自然而然。总之，他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取得难得的平衡。
在这一切的背后，布罗茨基那个孤立的声音一直弥漫着。这种孤立的声音是他的总体作品给人留下的印象，在具体作品上，他的声音是安静的，而他本人也一直偏爱诗歌中安静的声音。这又与他强调非个性化有关，这方面布罗茨基从奥登那里获益非浅，尤其是诗中很少出现“我”。在奥登三百多页的《短诗合集》背后的首句索引里，以“我”开头的也仅有四首。做个比较：《阿赫玛托娃诗全集》七百余页（前言后语及注释不计），索引里以“我”开头的有一百余首；《曼德尔施塔姆诗选》一百三十五页，索引里以“我”开头的则有近二十首。布罗茨基不仅在诗中避免用“我”，就是在散文中，甚至在自传性的散文中，尤其是在感情开始触动他的时候，也往往用“one”来代替“我”。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译法，“一个人”、“我们”、“你”、“谁”、“我”、“本人”或乾脆不译出来。在布罗茨基的语境中这个词往往要译成“一个人”、“你”或乾脆不译。他醉心于细节，醉心于具体描写，醉心于名词，醉心于发现。他在谈到奥登的魅力时说：“奥登真正吸引我的首先是他看问题的超然与客观。他有一种看问题不受环境与个人意见影响的能力，并能从不同方面的细微关系来看待自己熟悉和不熟悉的现象，特别是熟悉的。我以为那就是说对你认为了解的事物要多发呆、多想像。”布罗茨基本人的作品正是“超然与客观”的最佳范例，而他确实也很注重处理熟悉的事物，处理它们的微妙关系。只是，由于他声音平稳安静，语调倾向于冷淡，词语、意象陌生而坚固，处理的时候又超然而客观，故很多读者（包括中文读者和英文读者）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他──阅读他的作品同样需要一种安静的、“微妙的”阅读心理，因为布罗茨基“既不大惊小怪，又不多愁善感”。一般诗歌以及一般读者对诗歌的要求都是有起伏，有高潮，有出人意表的文字碰撞，这些都是好诗的要素，不但使诗人自己着迷，也能剌激读者。但是布罗茨基有点不一样，他的诗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起伏、高潮，或者准确一点说，他在诗中把这些东西压住，不对它们作耸人听闻的强调，他是在退潮的时候开始，而不是刻意去营造高潮，因这里“冰河时代前的胃口”仍然会被猎奇的读者看中，但是从“微妙关系”来看，用“立方形”、“长菱形”、“平行六面体”和“几何状”这些枯燥的数学术语来描写（华盛顿冬天的）黄昏，对老练的读者和诗人来说不啻是一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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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审慎
　　——关于约瑟夫•布罗茨基
　　　
　　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散文好过诗歌——他的诗歌，我只喜欢《祭阿赫玛托娃百年》和《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两首，而他的散文，《小于一》与《文明的孩子》是我私人推崇的经典——当然，这是我的偏见，正如我一直认为小说家阿尔贝•加缪的哲学随笔——如《西西弗的神话》与《反抗者》——好过小说——如《鼠疫》和《局外人》。与加缪一样，布罗茨基也是在不惑之年便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笼罩。这是别样的荣耀，因为倾向于肯定终身成就的诺奖自开盘以来，能在一个作家的盛年时期提前给予青睐，举世仅有这二人。不过我们也必须佩服诺奖的明智，如果他们的动作稍微迟缓半拍，加缪就可能亡于地中海的阳光和巴黎的车祸，布罗茨基也可能死于心机梗塞，文学史上又多了两个无法弥补的托尔斯泰式的缺憾。
　　
　　比起加缪，布罗茨基的作品少了些许温暖和慈悲，多了刻薄的反讽与俄罗斯人特有的沉静。正因为这种沉静，或者说冷寂的性格，才使得他与加缪对世界及人生的同等固执里，丧失了后者的宗教感和道德激情，但却一样狂热，只是他的狂热是冷的，远离巴黎的沙龙味道，而接近于俄罗斯北方的冬天。那是爱、宽容、勇敢和偏激的混合，甚至还容许放荡与戏谑情绪的现身。“没有对生活的绝望，就没有对生活的爱”，布罗茨基永远也说不出加缪这样决断的话，尽管他们的灵魂异常亲近，但他的表达是经过苦难的冰块冷却的。这是他的一贯语调，出自他的自传：“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一个最不公正的国家里。其统治者，从人类的各种观念来看都可以被称为堕落者。但是从没有人这样称呼过……”
　　
　　我从布罗茨基的文本里读出一种对现代人而言已经失传的美德：审慎。而这种德行，闪现于一个奔放狂烈的诗人身上，更近乎于不可思议。但这又很实在地发生。所以说，布罗茨基是一个矛盾体。纷繁的冲突游荡在他的命运的各个切面，难以消停止息。譬如说，诗歌与散文，他以诗人名世，散文却遭受着更热情的赞誉。他笃信诗歌的价值永远高于散文，乃至在身份的金字塔中，诗人也应高于散文家，这是他在写茨维塔耶娃的《诗人与散文》中所持的立场。但该如何解释这位女诗人——以及他自己——从诗歌到散文的转向呢？他给出的答案有些中庸，却不无深意：“诗歌实际上并未蒙受什么损失：如果说，诗歌在形式上有所损失，那么，就力量和实质而言，它仍是忠于自我的，也就是说，它保持住了自我……茨维塔耶娃在转向散文时，也发展了自我，但这确实对自我的反动。她的孤立，不是蓄意为之的孤立，而是迫不得已的孤立，是外来的强加，这些外在的因素有：语言的逻辑，历史的环境，同时代人的素质。”这是鼓励，还是批评？恐怕更多的是对自我的反省。这是诗人的审慎。
　　
　　在文学——特别是诗歌——与政治的纷争中，布罗茨基的态度明朗多了。那些参加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典礼的幸运的人们，一定不会忘记这样铿锵有力的声音：“……文学，较之于任何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是一些更古老、更必要、更恒久的东西。文学在对国家的态度上时常表现出的愤怒、嘲讽或冷漠，实质上是永恒、更确切地说是无限对暂时、对有限的反动。至少，文学有权干涉国家事务，直到国家停止干涉文学事业。”这声音的主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认为，国家的哲学、国家的伦理学、国家的美学——永远属于“昨天”，是逝去的事物；而文学，却是“今天”，甚至是“明天”，它代表着未来。这是时间的政治学：后者不应该被前者所催眠，而应该主动将沉睡的前者唤醒。“文学的功绩之一就在于，它能帮助一个人确定其存在的时间，帮助他在民众中识别出无论是作为先驱还是作为常人的自我，使他避免同义反复，也就是说，避免那冠有‘历史之牺牲’这可敬名称的命运。”最后一句话是针对诗人的祖国而呼喊的。20世纪，在“那个最不公正的国家”，文学遭遇到了政治最惨痛的伤害。
　　
　　当文学及诗歌被赋予了时间上的政治意义，它所担当的重量可能会使它呼吸困难。在《文明的孩子》这篇纪念诗人奥西普•曼德里施塔姆的文章里，布罗茨基展示了这一困难的真相：“（诗歌）所怀疑的对象远远不止某一具体的政治制度，它对整个存在制度提出疑问。它的敌人也是成比例增多的……”因此，曼德里施塔姆对20世纪苏联共和国的态度，完全不是一种公开的敌意——“他不过是将这一局势视为存在现实的一种更糟糕的形式，一种本质上全新的挑战。”应该承认，布罗茨基的这种做法，一面加重了文学与诗歌的意义空间的韧性，使它们进入永恒的语境——如他对阿赫玛托娃的评价：“她的诗歌将留存下去，因为语言比国家更古老，因为诗律总能比历史更久地留存。事实上，诗歌很少需要历史，它需要的只是一位诗人……”——同时让政治的力量快速消亡，因为比照文学与诗歌的恒久，政治的寿命太过短暂；而于另一面，放大文学而打压政治，难免有一些一厢情愿的心思夹杂其中，而将希望寄托于永恒之神的审判，即使不能断定为布罗茨基的悲观，但至少，铜墙铁壁般的冷酷现实让他深重忧虑，让他没有信心对文学和诗歌短时期内战胜政治敌人的战役表示看好。其实，他不否认自己的悲观，尽管他已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和一个庞大的专制帝国的解体。
　　
　　据说这两大事件可以标志着共产主义的彻底失败，历史也从而宣告终结，自由民主体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然到来。可在其后的1993年，距离布罗茨基病逝还有三个年头，他的悲观习性不改，又挑起了与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一场论战。在这场被我称之为“政治家遭遇诗人”的争论中，双方都局限于身份和立场，而没有顾及对手的感想，只是一味地自说自话。也因此，论战虽然表现为短兵相接，但其实质却是虚幻的，它不过是对希腊人柏拉图建构理想国之时关于是否应该将诗人驱逐出政治城邦的争吵的现代重复。这终归是个遗憾，至少对布罗茨基而言，他错过了一次“朝向太阳舞蹈”的机会。他是个诗人，一个厌恶和鄙弃政治，而不是珍视政治生活的诗人，这没法改变。
　　
　　我需要对这个莫名其妙的说法做出解释。一个我们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在文学与政治的争论中，我们一直在问：文学应该干什么，以及，文学是否该为政治服务，怎样服务等——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文学为什么”的目的论走到“文学是什么”的本体论，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这里被问题化的仅是文学，而不是政治。这已潜在地设定了政治的价值高度。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效用，都取决于这个高度。这种做法，用孙歌先生话说：“政治被概念化和简化，被以‘大政治’的方式抽离日常生活，变成一个空洞的权力符号，而现实生活中随时发生又不断变化、盘根错节的日常政治却似乎与普通人并不相关，或者即使进入人们的视野，也被草草回收到大政治里去。在这样的思考模式流行之时，要害的问题不是导致文学的概念化，而是导致政治的概念化。”政治概念化的后果，是一种“反政治”价值观的出现：“那些看上去很具有政治色彩的姿态和言论，其实仅仅是缺少政治感觉和政治判断力的抽象演绎，在思想界流行一时的所谓‘政治正确’的姿态，正是政治感觉匮乏的典型样本。”这带给文学的恶劣影响，是使真正富于政治感觉的文学精神被孤立悬隔（如鲁迅）；文学的头脑里，政治只可能是令人恐惧的卑劣与丑恶景象；最严重的一点，是文学对政治的反抗，如布罗茨基式的，由于它反抗的对象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符号，是被压缩和处理过的“观念性的政治想象”，这使得它只能徘徊在政治的外围，并不具有足够的杀伤力，最终，文学精神被悬空、被虚化，与生命的感觉和人性的关怀产生隔离，而成为一种自恋的疯狂。
　　
　　所以，我坚持认为，诗人布罗茨基的悲观，乃至文学的失败，问题不是出在文学身上，而是出在文学对政治的印象上。说到底，这是政治的问题。“当政治被描述成可怕而肮脏的暴力时，远离政治变成了人性的选择。以朴素的人道感情取代政治判断，以观念化的抽象推论消解现实难题，这是近代以来发生在很多文化中的‘人道主义者’最常有的行为模式。文学，常常被用来承载这样的‘人道主义’，而这样的‘人道主义’却往往最远离苦难的现实，也因而最为透明和抽象。不能不承认，我们都或多或少被这种‘人道主义’文学打造了阅读习惯，并且把这习惯直接推演为所谓的‘社会政治批判’。”对一本韩国小说的阅读，使孙歌推出这个结论，可它同样适用于布罗茨基。这个诗人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道主义者”。
　　
　　发觉了问题所在，是否会使文学与诗歌的失败局势有所改观——这却让我悲观起来。如果说现代思想大师列奥•施特劳斯将“讲政治的哲学家”定义为“政治哲人”有他的独门依据，那么我确然找不出诗人之作为“政治诗人”的理由，特别是当我想起布罗茨基对站在讲台上的哈维尔的婉转言论的批判，想起布罗茨基对诗人的定性之后。关于诗人，布罗茨基在瑞典皇家学院的领奖台上宣称：“写诗的人写诗，首先是因为，诗的写作是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一个人若有一次体验到这种加速，他就不再会拒绝重复这种体验，他就会落入对这一过程的依赖，就像落进对麻醉剂和烈酒的依赖一样。一个处在对语言的这种依赖状态的人，我认为，就称之为诗人。”在祭奠阿赫玛托娃的诗作里，他写下对诗人的赞颂：“伟大的灵魂，你找到了那词语/一个跨越海洋的鞠躬，向你/也向那熟睡在故土的易腐的部分/是你让聋哑的宇宙有了听说的能力”。对于这样一种以寻找感觉、寻找词语为志业的人，强迫他们进驻政治的内核阵地，等于毁灭他们的肉身，让他们“第二次诞生”——而新人的面孔，早已偏离了布罗茨基的绘制。
　　
　　或许，诗人之于政治的最大作用，就表现在他对政治的拒斥上，表现在他通往政治之路的惨败上。诗歌与政治并不供奉同一个神灵，诗人必须晓得这个道理。惟有如此，他才能永享诗歌的神圣荣光，才能拥有一颗自由的灵魂。“一个自由的人在他失败的时候，是不指责任何人的”，一场演讲里，布罗茨基这样告诫多半为流亡者的听众。我要再次强调，这是诗人特有的审慎，布罗茨基的困苦身世，很完美地演绎了这一古老的美德，这一所有德行中至高的德行。甚至，正是出于这种美德的感召，布罗茨基以一个卑微的孩子的形象作为他的自传《小于一》的结尾：“这是一个很大的教室，有三排课桌，领袖的画像在教师座椅后面的墙壁上，还有一张由两个半球构成的地图，其中只有一半是合法的，小男孩坐上他的座位，打开书包，将钢笔和笔记本摆在课桌，抬起头，准备静下心来聆听那一番胡言乱语。”
　　
　　2005年3月18日于宁波

金川诗歌

《布罗茨基谈话录》系根据俄裔美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生前与文化史学家所罗门•沃尔科夫的谈话整理而成，凡十二章，内容涉及布氏的生活经历、创作，他与俄国诗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英国诗人奥登、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关系；对上世纪五十～八十年代苏联和美国的文化交流、文化现象颇多精辟之见。


和布罗茨基面对面
   ——罗豫
在一个文学艺术和思想学术日趋精英化的时代，谈话录无疑是大师的精神世界辉煌宫殿给读者们开启的一道侧门。出版于19世纪上半叶的《歌德谈话录》给这类文体树立了成功典范，之后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各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于此越来越情有独钟：用“谈话录”三字检索豆瓣，博尔赫斯、伯林、达利、毕加索、贡布里希……一连串熟悉的名字跃入眼底。

20世纪最伟大诗人之一的布罗茨基，其睿智、凝练、脱俗的诗歌和文论令人望尘莫及，四十几岁就拿到的诺贝尔奖章更使他的名字金光灿灿，在一些文青圈子里犹如大神一般。但正如他在谈论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时所言：“在现代社会中，诗人或被驱逐，或被承认。驱逐比较容易，亦即创造你将被驱逐的情势要容易得多。故而真正的承认要求理解，社会给予诗人的——例如弗罗斯特——仅仅是承认，却没有理解。”

布罗茨基被驱逐成为他最重要的文化标签，他的被承认或多或少得益于此，然而布罗茨基的读者依旧是小众。同弗罗斯特一样，被理解，是拥有过这类伟大诗人的时代对他们的亏欠。这本迟来的《布罗茨基谈话录》，不论对作家还是读者，都是重要的补偿。

而与布罗茨基对话的所罗门•沃尔科夫，是文化史研究者。谈话录中提到，他找名人对话，将内容编辑成书早已不是第一次，广博的知识背景和积极的对话姿态为读者了解布罗茨基做了相当的贡献。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沃尔科夫都属于艺术家后面的一个梯队，专事搬运、整理、消化、传播艺术家的思想，同时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时髦的文化定见。作为同样从俄国移居美国的犹太人，沃尔科夫对布罗茨基涉及政治的生活经历尤其感兴趣，屡次涉足敏感地带，开篇便向布罗茨基打听列宁格勒围困时的经历。布罗茨基并不避讳，在他口中，政治背景下的个人经历是切身而直观的。比如，布罗茨基大谈生活的可预见性，沃尔科夫屡次尝试，发现自己无法跟上，似乎失去了耐心，一个急转弯把话题转到政治上：

“在您的生活中没有这样多的可预见性形势，恰恰相反，在这个时代，有着不变的政治波浪拍溅声和曲折。特别是在斯大林时代，在普通知识分子的头上，牵挂着这种那种毁灭性的恫吓。您还记得你们家怎样讨论中央委会关于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的日丹诺夫决议吗？”

布罗茨基无奈道：

“对此我一无所知——那时我才六岁！在这个年龄我只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块白面包，我吃到嘴的第一个白面包。战争结束不久，我们住在妈妈的姐姐……家里，他们弄到了这个白面包。我站在凳子上吃掉了它，大伙儿盯着我。”

沃尔科夫的提问时时难以掩饰自己的期待。在那些论及个人经历的篇章中，如果说布罗茨基是“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那么沃尔科夫显然对“持不同政见的”这一形容词更感兴趣。布罗茨基回忆他早年的诗友埃夫吉尼•莱因对他说过的话——“倘若你在你写的诗上铺一张能够隐去全部形容词和动词的魔布，撤走这块布后，白纸上应该留下密密麻麻的名词”——已成为诗歌写作一大箴言。沃尔科夫终究不在艺术家梯队，他在该书《代序》中的最后一句话倒是歪打正着：

“细心的读者能够看出，与布罗茨基的每一次谈话，也都构成了一部剧作——都有着开局、潜在的冲突、高潮和结局。”二人每篇对话确实都有相当的戏剧性，只是沃尔科夫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剧中扮演的真正角色。

好在布罗茨基并没有被他牵着鼻子走，句段中时时闪现着思想的光辉。《布罗茨基谈话录》展现的不仅是布罗茨基对艺术、对几位自己十分喜欢的诗人的看法和他的“不同政见”，也展现了对此类事情的典型误读。就理解布罗茨基而言，似乎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书了。而谈话录体裁也再次表现出让人激动不已又郁闷之极的双重性：激动的是可以看到大师的临场发挥，郁闷的是要亲眼目睹大师的话语怎样在落地之前就被提问者做了一番幼稚的解读。
追求真理的布罗茨基
1996年1月28日，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公寓。一间到处放满书籍的房间里，布罗茨
基因心脏病发作，在睡眼里逝世。诗人没有经历任何的痛苦，死亡是在瞬间之内降临
的。诗人唇边的一抹微笑，依旧如许温柔，好像在说，我写完最后一行诗，我累了，
我走了。55岁的俄罗斯诗人结束了与帝国的对立。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目睹了
放逐他的帝国像纸房子般地倒塌。红色政权回归历史河湾，而他的诗句在他深爱的土
地上口耳相传。
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年生于列宁格勒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童年时代，
战争刚刚结束，灰色和浅绿色的建筑物立面上弹痕累累，无尽头的、空旷的街道上很
少行人和车辆。父母是高雅的知识分子，从小给他以良好的艺术熏陶，但也赋予他抹
不去的犹太血统——在苏联，“犹太人”一词的处境有些像一个脏字或某种性病的名
称。7岁的时候，小男孩在学校撒谎说，不知道自己的民族是什么。然而很快全班都
知道他是犹太人，他为此吃尽苦头。
卑微者最先醒来。“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一个最不公正的国
家里。其统治者，从人类的各种观念来看都可以被称为堕落者。但是没有人这样称呼
过。”领袖的肖像就挂在小男孩床铺上方的墙上，每天两双眸子都是经历若干次艰难
的对峙。小男孩想：是乌鸦重要还是太阳重要？是乌鸦的翅膀遮住了太阳，还是太阳
把乌鸦变成一个小黑点？他把自己所在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看作一个幸存者，而幸
存者是不能用列宁来命名的。他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停止了的文明里，生活在卡夫卡的
世界里。
小男孩15岁时退了学，这与其说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不如说是一次勇敢的反
抗。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并无明显的原因，他在一节课的中间站起身来，走出学校的
大门。在老师与同学惊诧的目光里，向洒满阳光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街奔跑而去。那
时，布罗茨基一家一贫如洗，父亲因为是犹太人，被赶出军队，失去收入。小男孩决
心独立生活，开始在庞大的帝国的角落里漂泊，好似艾芜《南行记》中的主人公。不
过，布罗茨基没有那么浓的书生气，他什么粗活都干得了，先后做过火车司炉、地质
勘探队员、水手、车工等十多种工作。在他看来，这些工作与写诗没有什么差别。抡
起斧头来的时候，那么重，又那么轻，提起笔杆时的感觉也一样。
“今日我们就要永远分手，朋友。／在纸上画一个普通的圆圈好了。／这就是
我：内心空空如也。／将来只须看上一眼，随后你就擦掉。”哀歌里并不出现“悲
哀”这个词，这是布罗茨基的风格；在最轻松的叙述方式中藏着最深广的忧愤。他的
诗句像是一条道路，当你走上去的时候，才发现是一根绊脚索。读者不得不与作者一
起感受跌倒时的剧痛。“一所学校就是一座工厂、一首诗、一家监狱、一门学问、一
种无聊，并伴有恐惧的闪回。”应当更多地关注谎言，因为谎言比真理更能指认这个
时代，诗人是渔夫，不网鱼，却捞起河口的水。
一切创造自身的诗人都否定主人与奴隶的世界。生活在一个自称“革命”的政
权下，诗人的反叛却受到了可耻的镇压。1964年，布罗茨基受到苏联官方的审讯，
罪名是“社会寄生虫”。这名从事的强度体力劳动远远超过他的前辈托尔斯泰、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诗人，居然成了“寄生虫”，这一审判暴露了帝国全部的非正义性。按
照加级的说法，革命就是把思想灌输到历史经验中去，而反叛只不过是从个人经验走
向思想的运动，反叛者发现了革命的蜕变，革命立即把反叛者关进监狱。布罗茨基和
他的同伴们“衣衫破旧，不知为何却仍有几分优雅；被他们顶头上司无声的手招来挥
去，兔子般地逃避国家豢养的为数甚多的猎狗和数目更多的狐狸。穷困潦倒，日益衰
老，但他们依然对那些不存在的、被称之为‘文明”的东西痴情不改。”
诗人被判入狱5年，后来减至一年半。1972年布罗茨基被驱逐出境。这固然是一
种灼人的痛苦，但比起斯大林时代的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等人来，则要幸运得
多。“还不知道要走多少个千里／尤其是每一次都得从零算起。”1977年，布罗茨
基加入了美国国籍，但他声称：“我的心灵永远为俄罗斯歌唱。”没有人比他更懂得
文学和历史，没有人比他更能自如地运用俄语，没有人比他更彻底地蔑视覆盖世界六
分之一土地的大帝国。他用诗歌为自己重建一个世界。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出版了
41本著作，绝大部分是诗歌。因为他相信，对于灵魂来说，没有比诗歌更好的居所
了。1987年，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称他“具有伟大的历史眼
光”，他的诗歌“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当时，布罗茨基年仅47岁，是迄今为止最年
轻的获诺贝尔奖的作家。
卡夫卡说过：“生活叫作：置身于生活之中，用我们在其中创造了生活的眼看
生活。”市罗茨基尝试着这样做了——他虽然没有颠覆大帝国，却成功地证明了一首
诗可以比一个帝国重。“在茫茫的宇宙间。／地球就这样运转，／我们时而热，时而
冷／时而在光明的白天，时而在晦暗的夜间。”暴君和杀人者并不可怕，在这晦明未
定的时刻，谁是法官谁是罪人，且听下回分解。
帝国先于诗人隐匿在黑皮的史书里。疲惫的诗人也该休息了、记得里戈有句名
言：“你们都是诗人，而站在死亡一边。”布罗茨基则说，“死”即便是作为一个
词，也和诗人自己的作品，即一首诗那样是确定的。一首诗主要的特征在于其最后一
行。“当我们阅读一位诗人时，我们是在参与他或他的作品的死亡。”他对死亡早有
预料，像朋友一样，等待死亡的到来。
那天夜晚，他拧灭台灯，拉上窗帘，纽约的万家灯火被他隔在外面。他想起了
忧郁的母亲，以及母亲教他朗诵的普希金的诗篇。他躺在床上，眸子盯着天花板，盯
着俄罗斯，市满森林和监狱的俄罗斯。他笑了。

金川诗歌

《布罗茨基谈话录》系根据俄裔美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生前与文化史学家所罗门•沃尔科夫的谈话整理而成，凡十二章，内容涉及布氏的生活经历、创作，他与俄国诗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英国诗人奥登、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关系；对上世纪五十～八十年代苏联和美国的文化交流、文化现象颇多精辟之见。


和布罗茨基面对面
   ——罗豫
在一个文学艺术和思想学术日趋精英化的时代，谈话录无疑是大师的精神世界辉煌宫殿给读者们开启的一道侧门。出版于19世纪上半叶的《歌德谈话录》给这类文体树立了成功典范，之后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各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于此越来越情有独钟：用“谈话录”三字检索豆瓣，博尔赫斯、伯林、达利、毕加索、贡布里希……一连串熟悉的名字跃入眼底。

20世纪最伟大诗人之一的布罗茨基，其睿智、凝练、脱俗的诗歌和文论令人望尘莫及，四十几岁就拿到的诺贝尔奖章更使他的名字金光灿灿，在一些文青圈子里犹如大神一般。但正如他在谈论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时所言：“在现代社会中，诗人或被驱逐，或被承认。驱逐比较容易，亦即创造你将被驱逐的情势要容易得多。故而真正的承认要求理解，社会给予诗人的——例如弗罗斯特——仅仅是承认，却没有理解。”

布罗茨基被驱逐成为他最重要的文化标签，他的被承认或多或少得益于此，然而布罗茨基的读者依旧是小众。同弗罗斯特一样，被理解，是拥有过这类伟大诗人的时代对他们的亏欠。这本迟来的《布罗茨基谈话录》，不论对作家还是读者，都是重要的补偿。

而与布罗茨基对话的所罗门•沃尔科夫，是文化史研究者。谈话录中提到，他找名人对话，将内容编辑成书早已不是第一次，广博的知识背景和积极的对话姿态为读者了解布罗茨基做了相当的贡献。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沃尔科夫都属于艺术家后面的一个梯队，专事搬运、整理、消化、传播艺术家的思想，同时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时髦的文化定见。作为同样从俄国移居美国的犹太人，沃尔科夫对布罗茨基涉及政治的生活经历尤其感兴趣，屡次涉足敏感地带，开篇便向布罗茨基打听列宁格勒围困时的经历。布罗茨基并不避讳，在他口中，政治背景下的个人经历是切身而直观的。比如，布罗茨基大谈生活的可预见性，沃尔科夫屡次尝试，发现自己无法跟上，似乎失去了耐心，一个急转弯把话题转到政治上：

“在您的生活中没有这样多的可预见性形势，恰恰相反，在这个时代，有着不变的政治波浪拍溅声和曲折。特别是在斯大林时代，在普通知识分子的头上，牵挂着这种那种毁灭性的恫吓。您还记得你们家怎样讨论中央委会关于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的日丹诺夫决议吗？”

布罗茨基无奈道：

“对此我一无所知——那时我才六岁！在这个年龄我只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块白面包，我吃到嘴的第一个白面包。战争结束不久，我们住在妈妈的姐姐……家里，他们弄到了这个白面包。我站在凳子上吃掉了它，大伙儿盯着我。”

沃尔科夫的提问时时难以掩饰自己的期待。在那些论及个人经历的篇章中，如果说布罗茨基是“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那么沃尔科夫显然对“持不同政见的”这一形容词更感兴趣。布罗茨基回忆他早年的诗友埃夫吉尼•莱因对他说过的话——“倘若你在你写的诗上铺一张能够隐去全部形容词和动词的魔布，撤走这块布后，白纸上应该留下密密麻麻的名词”——已成为诗歌写作一大箴言。沃尔科夫终究不在艺术家梯队，他在该书《代序》中的最后一句话倒是歪打正着：

“细心的读者能够看出，与布罗茨基的每一次谈话，也都构成了一部剧作——都有着开局、潜在的冲突、高潮和结局。”二人每篇对话确实都有相当的戏剧性，只是沃尔科夫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剧中扮演的真正角色。

好在布罗茨基并没有被他牵着鼻子走，句段中时时闪现着思想的光辉。《布罗茨基谈话录》展现的不仅是布罗茨基对艺术、对几位自己十分喜欢的诗人的看法和他的“不同政见”，也展现了对此类事情的典型误读。就理解布罗茨基而言，似乎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书了。而谈话录体裁也再次表现出让人激动不已又郁闷之极的双重性：激动的是可以看到大师的临场发挥，郁闷的是要亲眼目睹大师的话语怎样在落地之前就被提问者做了一番幼稚的解读。
追求真理的布罗茨基
1996年1月28日，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公寓。一间到处放满书籍的房间里，布罗茨
基因心脏病发作，在睡眼里逝世。诗人没有经历任何的痛苦，死亡是在瞬间之内降临
的。诗人唇边的一抹微笑，依旧如许温柔，好像在说，我写完最后一行诗，我累了，
我走了。55岁的俄罗斯诗人结束了与帝国的对立。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目睹了
放逐他的帝国像纸房子般地倒塌。红色政权回归历史河湾，而他的诗句在他深爱的土
地上口耳相传。
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年生于列宁格勒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童年时代，
战争刚刚结束，灰色和浅绿色的建筑物立面上弹痕累累，无尽头的、空旷的街道上很
少行人和车辆。父母是高雅的知识分子，从小给他以良好的艺术熏陶，但也赋予他抹
不去的犹太血统——在苏联，“犹太人”一词的处境有些像一个脏字或某种性病的名
称。7岁的时候，小男孩在学校撒谎说，不知道自己的民族是什么。然而很快全班都
知道他是犹太人，他为此吃尽苦头。
卑微者最先醒来。“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一个最不公正的国
家里。其统治者，从人类的各种观念来看都可以被称为堕落者。但是没有人这样称呼
过。”领袖的肖像就挂在小男孩床铺上方的墙上，每天两双眸子都是经历若干次艰难
的对峙。小男孩想：是乌鸦重要还是太阳重要？是乌鸦的翅膀遮住了太阳，还是太阳
把乌鸦变成一个小黑点？他把自己所在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看作一个幸存者，而幸
存者是不能用列宁来命名的。他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停止了的文明里，生活在卡夫卡的
世界里。
小男孩15岁时退了学，这与其说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不如说是一次勇敢的反
抗。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并无明显的原因，他在一节课的中间站起身来，走出学校的
大门。在老师与同学惊诧的目光里，向洒满阳光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街奔跑而去。那
时，布罗茨基一家一贫如洗，父亲因为是犹太人，被赶出军队，失去收入。小男孩决
心独立生活，开始在庞大的帝国的角落里漂泊，好似艾芜《南行记》中的主人公。不
过，布罗茨基没有那么浓的书生气，他什么粗活都干得了，先后做过火车司炉、地质
勘探队员、水手、车工等十多种工作。在他看来，这些工作与写诗没有什么差别。抡
起斧头来的时候，那么重，又那么轻，提起笔杆时的感觉也一样。
“今日我们就要永远分手，朋友。／在纸上画一个普通的圆圈好了。／这就是
我：内心空空如也。／将来只须看上一眼，随后你就擦掉。”哀歌里并不出现“悲
哀”这个词，这是布罗茨基的风格；在最轻松的叙述方式中藏着最深广的忧愤。他的
诗句像是一条道路，当你走上去的时候，才发现是一根绊脚索。读者不得不与作者一
起感受跌倒时的剧痛。“一所学校就是一座工厂、一首诗、一家监狱、一门学问、一
种无聊，并伴有恐惧的闪回。”应当更多地关注谎言，因为谎言比真理更能指认这个
时代，诗人是渔夫，不网鱼，却捞起河口的水。
一切创造自身的诗人都否定主人与奴隶的世界。生活在一个自称“革命”的政
权下，诗人的反叛却受到了可耻的镇压。1964年，布罗茨基受到苏联官方的审讯，
罪名是“社会寄生虫”。这名从事的强度体力劳动远远超过他的前辈托尔斯泰、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诗人，居然成了“寄生虫”，这一审判暴露了帝国全部的非正义性。按
照加级的说法，革命就是把思想灌输到历史经验中去，而反叛只不过是从个人经验走
向思想的运动，反叛者发现了革命的蜕变，革命立即把反叛者关进监狱。布罗茨基和
他的同伴们“衣衫破旧，不知为何却仍有几分优雅；被他们顶头上司无声的手招来挥
去，兔子般地逃避国家豢养的为数甚多的猎狗和数目更多的狐狸。穷困潦倒，日益衰
老，但他们依然对那些不存在的、被称之为‘文明”的东西痴情不改。”
诗人被判入狱5年，后来减至一年半。1972年布罗茨基被驱逐出境。这固然是一
种灼人的痛苦，但比起斯大林时代的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等人来，则要幸运得
多。“还不知道要走多少个千里／尤其是每一次都得从零算起。”1977年，布罗茨
基加入了美国国籍，但他声称：“我的心灵永远为俄罗斯歌唱。”没有人比他更懂得
文学和历史，没有人比他更能自如地运用俄语，没有人比他更彻底地蔑视覆盖世界六
分之一土地的大帝国。他用诗歌为自己重建一个世界。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出版了
41本著作，绝大部分是诗歌。因为他相信，对于灵魂来说，没有比诗歌更好的居所
了。1987年，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称他“具有伟大的历史眼
光”，他的诗歌“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当时，布罗茨基年仅47岁，是迄今为止最年
轻的获诺贝尔奖的作家。
卡夫卡说过：“生活叫作：置身于生活之中，用我们在其中创造了生活的眼看
生活。”市罗茨基尝试着这样做了——他虽然没有颠覆大帝国，却成功地证明了一首
诗可以比一个帝国重。“在茫茫的宇宙间。／地球就这样运转，／我们时而热，时而
冷／时而在光明的白天，时而在晦暗的夜间。”暴君和杀人者并不可怕，在这晦明未
定的时刻，谁是法官谁是罪人，且听下回分解。
帝国先于诗人隐匿在黑皮的史书里。疲惫的诗人也该休息了、记得里戈有句名
言：“你们都是诗人，而站在死亡一边。”布罗茨基则说，“死”即便是作为一个
词，也和诗人自己的作品，即一首诗那样是确定的。一首诗主要的特征在于其最后一
行。“当我们阅读一位诗人时，我们是在参与他或他的作品的死亡。”他对死亡早有
预料，像朋友一样，等待死亡的到来。
那天夜晚，他拧灭台灯，拉上窗帘，纽约的万家灯火被他隔在外面。他想起了
忧郁的母亲，以及母亲教他朗诵的普希金的诗篇。他躺在床上，眸子盯着天花板，盯
着俄罗斯，市满森林和监狱的俄罗斯。他笑了。

金川诗歌

关于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我想，他对很多诗人来说是个神话。
几年前接触，我和朋友都艳羡他的灼人天赋，仰慕他的动人诗篇。但其人对于我来说，都是神秘遥远的幻像。现如今看他的谈话录其人如坐眼前，情态生动逼真，真是一飨宿愿。
布罗茨基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得者（87年，他47岁），也许我们会说他得益于英国诗人奥登的直接扶持和帮助，毕竟当年他流亡出境后（指1972年）是奥登直接接待他并带他进入欧美诗坛。可我们看到，在诗歌创造上，他自有其卓异能量。他营造诗歌语境和糅合思想并让其在诗中实现诗性传达的能力是罕见的。可以说，他是创造了语音与语义接结合极佳典范的大诗人。这得益于他先天的敏感对诗艺的钻研之深，更主要的是对事物辨析的尖锐深刻——这也跟他动荡的受迫害的生活经历有关吧。作为一位流亡诗人和犹太人血统的复杂身份，流亡前的身心遭遇多重打击，流亡后经历文化、语言和环境的各种变异，以及对故土的怀念、心的流落等等，这一切因素大概是造就他优秀篇章颇多的因素。再未回到故土的布罗茨基，一直有些难以消解的历史情结。在他的诗歌中一再体现人世的苍茫与无力。但他的文字里始终有信念和爱，这一点上，俄国诗人和作家与其他文化国度里成长的作家诗人存在极大的不同，即来自东正教的信仰传统，对于上帝和信仰正如对生命的理解和信念的坚守一样，他们似乎有消解命运与存在之艰的非凡能力，除非被过于酷厉的现实打破信念，比如叶赛宁和茨维塔耶娃、果戈里的自杀都具有相近的因素吧。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却是一直在宗教的洗礼中，对灵魂进行长期、彻底的反省，使一切存在有了根本的意义。我一直记着布罗茨基的那句诗：人世全部的爱，不如上帝张开的双臂。

对于布罗茨基，中国诗人总是有很多复杂的情愫。敬仰钦佩其创作才华，欣赏叹服其思想的犀利尖锐。但也对他的刻薄敬而远之。比如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令不少诗人不满。但我的看法是，作为他那样一位桀骜不驯的人，并深受苏联专制的迫害，对同样体制下的中国，这应是他反感的原因。当然若只是一统地否定指斥中国文化，我认为这有些不可原谅。但在书中，他说喜欢吃中国菜，又好吃又便宜，我想还是性情中言，实在的话。
这本谈话录自有其研究价值和学术分量。但也被一些评论者过分拔高。说此书可与《歌德谈话录》与《柏拉图谈话录》媲美。这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因为文本内容和被过滤与传达的有效性来讲，前二者经过后人严格选取，摒除随意的日常性的因素，成为严格意义的经典话语。此书可以说是一种现场对话的实录，很多随意的成分。但它的意义也无法忽略。此书共十二章，我们从几个方面了解布罗茨基的人生，他的生命成长和诗歌生成背景，他最敬仰的几位大诗人的交往等话题：彼得堡故乡经历、战争、十五岁退学、做工、监狱、继而流放；关于茨维塔耶娃，对他的影响，他的态度和评价等；关于奥登，其对布的影响和对他的诗歌推动等；关于阿赫玛托娃，有生之年的交往，影响和教益；关于曼德尔斯塔姆、关于佛罗斯特这五位布罗茨基最喜爱最敬仰的大诗人的介绍和与之交往的表述。还有他的游历所处，尤其是威尼斯，这个令他倾倒一生，最后遗嘱葬于此的地方，他口中，是另一番味道的神幻之美，是属于诗人心中的圣静之地，令人巴望。次对话的现场感、直面性和谈话者对事物的直觉判断与反应，我认为这对于心理学研究和社会学以及诗学的第一手材料上来说，它是有独特的研究价值的。
此书是著名文化学家、同样来自前苏联的所罗门.沃尔科夫对布罗茨基的访谈记录，译者指出，“本书中的每一次回答都是原话，像是录音记录，但最终形成的文本经过了‘重组’，是多次交谈的混合体”。同时这也是一场漫长的谈话——跨越了14个年头，内容涵盖诗歌、音乐、芭蕾、政治、历史、城市等五光十色的文化断片，编者沃尔科夫在序言里提示，每一次谈话“都构成了一部剧作——都有着开局、潜在的冲突、高潮和结局”。如此，对于喜爱布罗茨基的人来说，不啻为一本感受、怀想、追念大诗人思想、生活、心理脉络的一份很好的床头读物。

之平
2009、3、11

金川诗歌

布罗茨基：从彼得堡到威尼斯
周南焱

   从前有一个国家叫苏联，里面人人都热爱劳动，全心全意为国家和集体效力。只有在列宁格勒（原名彼得堡）住着一个年轻诗人，除了写诗没有正式职业。当局把他抓了起来，以“不劳而获罪”将其起诉，宣判他是“社会主义寄生虫”。关进监狱，再流放到偏僻的北方农村劳改，后来把这条“寄生虫”驱逐出境，驱逐到腐朽、堕落的美国。“寄生虫”的名字叫约瑟夫•布罗茨基，出生于彼得堡，最终安息于威尼斯，这两点之间是他生命的全部旅程。

    在中国知识界，布罗茨基（1940——1996）不算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也从来不是一个热门的名字。1986年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扩大了布罗茨基头上的光环，但并没有改变其给人留下的印象，他总是跟诗歌、监狱、流亡、政治、良知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在国内出版的布罗茨基诸多中文译著中，经常收有一张他微抬额头的肖像照，目光冷峻而高傲，脸上的皱纹犹如雕刻，一幅历经沧桑却略带轻蔑的模样。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在这张脸上留下清晰的印痕。布罗茨基喜欢古罗马诗人奥维德、中世纪诗人但丁，也许他从后者的流亡生涯中看到了自己相似的命运。

    布罗茨基的不少作品已被翻译成中文，诗歌、散文、政论等不同体裁都有，虽说翻译质量不尽如人意，但毕竟呈现了汉语中的布罗茨基形象。《布罗茨基谈话录》是最近出版的一本，收集了1978年至1992年之间美籍俄裔音乐家沃尔科夫对布罗茨基的访谈，分为十二章列出。谈话录这种体裁，在欧洲早已有之，著名的如埃克曼于1836年出版的《歌德谈话录》。因两人智慧、身份的悬殊，埃克曼的责任只是忠实纪录歌德的谈话，缺少思想碰撞的火花。相比之下，《布罗茨基谈话录》更像两位智者的平等交流，沃尔科夫本身具备极高的人文素养，提问之精细，远非普通新闻记者所能及。

    作为一本谈话录，竟贯穿14年之久，可见两人都是慎重为之，绝非图一时口舌之快。因布罗茨基心脏病发作英年早逝，致使谈话录最后一章未能完成，惜为憾事。但就目前十二章而言，布罗茨基的生平大事和其对文学创作、俄罗斯知识分子传统的看法，已基本明确地贯彻其中。提问者沃尔科夫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像大多数的谈话录那样，专问一些貌似庞大高深实则浅陋无知的问题，而往往从日常普通的小事细节入手，对具体作品的鉴赏入手，引出布罗茨基的回应和解释。换言之，这本谈话录堪称布罗茨基的独特传记、思想切片，对其诗文著作构成了有益的补充。

    与生活于斯大林独裁时期的上一辈作家相比，布罗茨基显然要幸运得多，没有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施以软禁、镇压或病死于劳改营，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等人的悲惨遭遇无不如此。布罗茨基自述少年时因为厌恶僵化教条的学校教育，自动退学而去工厂上班，还一度加入地质勘探队在中苏边境上游荡。但很快因“不劳而获罪”被关进精神病院，继而被流放。寒冷的北方流放地，除了肉体上的考验，在精神上却并不能令布罗茨基沮丧、妥协。他抽空大量阅读、创作，归来时带回了一百多公斤的书籍。“这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时期，以后不曾有比这更坏的，但似乎也不曾有更好的。”布罗茨基在谈话录中回忆。

     彼得堡曾是俄罗斯文化中心，布罗茨基在这里找到了青年时代最好的朋友和精神上的导师。脱离了学校教育，却开始了漫长、庄严的自我教育。在谈话录里，布罗茨基深情回忆了有关前辈阿赫玛托娃和彼得堡文化沙龙的往事。日后当他登上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时，感激而谦虚地声称，自己远不如那些前辈，获得荣誉只是为了向那些未能获奖的前辈致敬。在致敬的前辈中，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弗洛斯特、奥登，这些名字显著而夺目。谈话录中几乎一半的篇幅都是谈论这些人及其作品，布罗茨基精彩独到的分析，无疑对重新认识这些大师的作品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当局将布罗茨基驱逐出境，使他的人生分为两半，此前是彼得堡时期，此后是西方世界。在后半生中，他用英语写成的散文，让美国文坛佩服得五体投地。睿智的见解、新鲜的用词、独特的行文，即便在谈话录中也略可见其风格。但布罗茨基一生坚持用俄语写诗。诚如苏珊?桑塔格对其评价：“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俄罗斯是他的思想和才能中一切最微妙、最大胆、最富饶和最教条的东西的来源，而它竟成为他出于骄傲、出于愤怒、出于焦虑而不能回去也不想回去的伟大的别处。”

     就布罗茨基而言，他被强迫流亡还不算什么，但是苏联当局屡次拒绝其父母出国跟他见面。他是他们至爱的独子，直到父母相继逝世，最终不能见儿子一面。而生活在纽约，布罗茨基却很悲观：“我们生活在一个疯狂的社会，这个社会将文化当成了商品。它就不停地需要出书、出书、出书。由于这个游戏，文化步入了死胡同。”在人生最后的几年，布罗茨基每年都要去威尼斯过圣诞节，他在谈话录中称之为“水上金色的鸽巢”、流亡者的故乡，他在此找到了安慰。自从被驱逐之后，他甚至死后也拒绝回到自己的祖国，纵然苏联早已土崩瓦解。（周南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