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本世纪一位诗歌巨匠

金川诗歌

诗与诗人的相互寻找
——在中央美院的讲座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二十世纪最优异的俄语诗人之一，生于列宁格勒一个犹太人家庭，生性叛逆，15岁时的一天上午，他突然走出那令人窒息的教室，并且永远没有再回去。从此以后，他干各种零活，甚至在医院的太平间里当过搬运工，后来随一支地质勘探队到边远地区探矿，这自由而艰苦的岁月，也是他自由地“猎取知识”、成为一个诗人的岁月。他这种经历，使我想起了他一生所崇敬的奥顿所写的《兰波》（王佐良译）一诗：

　　　　“可憎的伙伴们并不知道真情：
　　　　在这个孩子身上修辞学的谎言
　　　　崩裂如水管，寒冷造就了一个诗人”。

　　这样的诗句，用来描述布罗茨基的早年也正合适。似乎他一生下来就在“寒冷”中长大（他说他在7岁时便感到了对犹太人的歧视），他更知道那种内在的“崩裂”是怎么一回事。这使他不再生活在“修辞学的谎言”之中（他后来在回忆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时曾这样说，在那里“草也是宣传”）。他不能让一张《真理报》掩盖了他的一生。退学以后，他边打工边大量读书，并自学波兰语和英语，写诗，并开始翻译他所喜欢的诗，还结交了一些写诗的“哥们”。据他当年的朋友、诗人耐曼回忆，那时他们在一起时常说这两个像“暗号”似的短句，一是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我没有世界观，我只有神经”，一是福克纳的“不幸的狗崽子”（这不仅指他们自己，还指一切人，人类！）。耐曼就这样见证了布罗茨基的“脱颖而出”（见阿纳托利•耐曼《安娜•阿赫玛托娃纪事》，夏忠宪等译，华文出版社版）。据他回忆，临近1962年，布罗茨基“开始用自己的声音讲话”（这一年他写出了我们在以下将要读到的《黑马》），而到了1964年（那时他刚完成《悼约翰•邓恩》这首在后来曾令奥顿刮目相看的了不起的长诗），他们拜以为师的阿赫玛托娃“就知道他是一个大师级的诗人，而我们都不知晓”。不过，耐曼也不迟钝，他以三言两语就道出了他对他这位朋友的诗才的敏感：“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形成了自己的独一无二性”；他“就像他歌颂过的猛禽一样，知道该往哪儿瞧才能找到猎物”；他在诗艺上的进展有一种“超出常规”的“神速”，等等。
　　这样，布罗茨基的诗开始在地下流传。这样的“另类”在当时自然很难见容于社会：1964年初，他被当局以莫名其妙的“寄生虫”罪名弄了起来，理由是他“不工作”。后来经阿赫玛托娃等作家和学者的营救，没有被判刑而是流放到偏远地带劳动改造。1972年，因为布罗茨基在西方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前苏联当局嫌麻烦，干脆把这个“寄生虫”送出去，据说当局给他指定的去向是犹太人的祖国和定居国——以色列，但布罗茨基选择的首先是奥地利，因为那里有他所崇敬的大师奥顿在等候着他！
　　布罗茨基后来定居美国并加入了美国籍，他用俄语写诗，用英语写诗论随笔和散文，犹如登上人类文明的山巅“静观两侧的斜坡”，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用他很早就敬佩的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话来说“光彩夺目，不到十年就确立了他在世界诗坛的地位”。1987年，布罗茨基因其“浓郁的诗意，优美的智识和高超的语言”以及“历史想象力”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该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人之一。
　　正因为这个奖，布罗茨基进入到中国读者和诗人的视野中。一读到其诗，我便有一种惊异和深深的认同。我惊异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现代诗歌版图上还有着这样一位不为人知的天才性诗人。

金川诗歌

黑马

　　黑色的穹窿也比它四脚明亮，
　　它无法与黑暗融为一体。

　　在那个夜晚，我们坐在篝火旁边，
　　一匹黑色的马儿映入眼底。

　　我不记得比它更黑的物体。
　　它的四脚黑如乌煤，
　　它黑得如同夜晚，如同空虚。
　　周身黑咕隆咚，从鬃到尾。

　　但它那没有鞍子的脊背上
　　却是另外一种黑暗。
　它纹丝不动的伫立，仿佛正在沉睡。
　　它蹄子上的黑暗令人心惊胆战。

　　它浑身漆黑，感觉不到身影。
　　如此漆黑，黑到了极点。
　　如此漆黑，就像子夜的黑暗。
　　如此漆黑，如同它前方的树木。
　　如同肋骨间的凹陷的胸脯。
　　恰似地窖深处的粮仓。
　　我想：我们的体内是漆黑一团。

　　可它仍在我们眼前发黑！
　　钟表上还只是子夜时分。
　它的腹股沟中笼罩着无边的黑暗。
　　它一步也没有朝我们靠近。
　　它的脊背已经辨认不清，
　　明亮之斑没剩下一毫一丝。
　　它的双眼白光一闪，像手指一弹。
　　那瞳孔更是令人畏惧。

　　它仿佛是某人的底片。
　　它为何在我们中间停留？
　　为何不从篝火边走开？
　　驻足直到黎明降临的时候？
　　为何呼吸黑色的空气，
　　把压坏的树枝弄得瑟瑟作响？
　　为何从眼中射出黑色的光芒？

　　　　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

　　　　（吴 笛 译）

　　该诗为诗人早期的一首代表作（请想想吧，写这诗时，诗人才21岁！）。它显示了布罗茨基不同凡响的心灵禀赋和诗歌才华。怪不得阿赫玛托娃当年逢人便讲布罗茨基的诗是“俄罗斯的诗歌想象力并没有被历史拖垮”的一个有力证明！
　　的确，这是一个奇迹，这是俄罗斯诗歌这棵伟大的创伤累累的生命之树上开出的最奇异的花朵。在谈到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为他所崇敬的诗人时，布罗茨基曾这样说“在最好的时辰，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总和，——但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辞》）。是的，是总和，但又并非“小于一”。布罗茨基的诗，不仅体现了俄罗斯诗歌最精华的东西，而且充分吸收了英语现代诗的诗艺，体现了不同文明视野的高度融合和一种惊人的创造力。在一篇论述茨维塔耶娃的文章中，他这样写到：“她最终摆脱了俄国文学的主流终究是一件幸事。正如她所热爱的帕斯捷尔纳克所译的她热爱的里尔克的一首诗所写的，这颗星，有如‘教区边沿上最后一所房舍’的窗户里透出的灯光，使教区居民观念中的教区范围大大的扩展了”。
　　布罗茨基自己的诗，也正是这样的从“教区最边缘的房子里透出的灯光”。
　　现在我们来看这首《黑马》。它不仅充满了“俄罗斯式的诗歌想象力”，它所展露的语言天赋更是令我们惊异。《黑马》全诗充满了新奇、独到而精彩的比喻，一读到这首诗，我们便被一种来自语言本身的力量所征服，“黑色的穹窿也比它四脚明亮，它无法与黑暗融为一体”，诗一开始就不同凡响。这其实是布罗斯基自己的精神自画像。他“无法与黑暗融为一体”，所以他成为一个诗人。
　　我看过布罗斯基很多诗歌随笔和访谈，他始终强调的就是“语言”与一个人的“个性”这两样东西。据说在如今的俄国，仍保存着当年的审讯记录。当女法官问及他的姓名和职业时，他回答“我是一个诗人”，女法官问“何以证明你是一个诗人？”年轻的布罗斯基这样反问：“何以证明我是一个人？”女法官被问住了，但她转而又这样问：“在我们苏维埃，许多作家都受过专们的教育，你说你是诗人，谁教你写诗？”“上帝”，这就是布罗斯基最后的回答！
　　仅凭这两个回答，一个不同凡响的诗人就出现在我们面前。
　　诗人定居美国后写下的诗，更是把他的语言天赋和语言的技艺发挥到一个极至，如《言辞片断》（常晖译）中的“并非我在失控：只是倦于夏季。日子荒于你伸手抽屉取衬衣之际”，多么精彩的瞬间感受！我想，这恐怕是任何散文语言都无法写出的一种感受，它达到的，乃是一种“诗的精确”（因而它也有了一种诗的张力）。就在同一首诗中，还有“自由/是你忘记如何拼写暴君姓氏的时候”这样的名句，它真正显示了一种诗的精神和超越的心智！
　　也正是从语言入手，布罗斯基形成了他的诗学。在他那里，语言具有了一种神话般的、本体论上的意义。在其第一本随笔集《小于一》（Less Than One）中他写道：“语言比国家更古老，格律学总是比历史更耐久”。他把他作为一个诗人的一生，献给了他所信奉的这种价值。而这，还要感谢他的流亡的命运，因为正如他所说，流亡“提供了极大的加速度，将我们推入孤独，推进一个绝对的视角：在这个状态下，只有我们自身和我们的语言”（《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况》，王希苏常晖译，漓江出版社版），这使他与母语构成了一种更深刻意义上的关系。他就是他的母语所要寻找和期待的那个诗人！
　　在了解这些之后，我们再来看《黑马》：它无法与黑暗融为一体，不是因为它白，恰恰是因为它黑，它比黑还“黑”。为什么不写一匹白马而是黑马？因为黑马更神秘、也更有力量。一匹来自黑暗而又无法与黑暗融为一体的“黑马”，更能显现和照亮了一种命运。因此，诗人会运用种种修辞手段极尽黑马的“黑”。这些精彩的比喻和描述，不仅使人印象深刻，更显示了诗人深刻独到的诗歌感受力：“我不记得比它更黑的物体。/它的四脚黑如乌煤，/它黑得如同夜晚，如同空虚，”前一句人们都可以想象，但这个“黑得如同夜晚，如同空虚”，恐怕只有布罗斯基这样的诗人才可以道出。它写出了一种黑的形而上。
　　耐人寻味的还有“它仿佛是某人的底片”这个比喻。是谁的“底片”？是我们自己？还是命运的神秘的使者？记得最初读这首诗时，我在这一句前停下来了。我不得不去思索它的含义，并感到整个宇宙似乎因为这句诗而变成了一个被无限放大了的语言的“暗房”！
　　说诗人写出了一种黑的形而上，还在于这一句“可它仍在我们眼前发黑”，这样以来，黑马的“黑”就更神秘、更不可言说了（这使我想起了《道德经》的著名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正是这种感受，使布罗斯基的这首诗超越了一般意义的诗，而成为一种“不可言说的言说”：它要把握的乃是存在本身，它要接近的，是存在的闪光的黑暗本原。
　　但是《黑马》这首诗又没有坠入玄虚。它是一种虚与实、有形与无形的结合。它充满了想象力和精神性，但同时又结合了富有质感和造型感的语言。从黑马蹄子上的黑暗，到它肋骨间的凹陷的胸脯，从它的脊背，到它的双眼“白光一闪”，诗人就这样把我们带入诗的现场，使我们仿佛身临其境地看到了这一切。不仅看到，黑马所带来的生命的声息（“把压坏的树枝弄得瑟瑟作响”），也仿佛被我们真切地听到。正因为这样的富有质感的语言描述，我们切身感受到马的力量，感受到它的出现、到场，它的渴望、呼吸和寻求…直到最后，感到它“眼中射出黑色的光芒”！
　　这首诗层层递进深化，不时有惊人之笔，然而最精彩的是它的最后一句：“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这里顺带说一句，如果我来译，我会译为“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这不仅出人意料，也在陡然间提升了全诗的境界，使这首诗一下子变得不同寻常起来，也使该诗的作者作为一个杰出不凡的诗人出现在我们面前！
　　读到最后一句我们不由得感叹：什么是诗？这才是“诗”！
　　为什么？因为它一下子扭转了寻常的逻辑思路（比如“骑手在寻找马”），而显示了一种奇异的诗的想象力，一种天启般的境界。布罗茨基见他的第二本随笔集《悲痛与理性》（On Grief and Reason）中极力推崇弗罗斯特、哈代等诗人，称他们“在最难预料的时候和地方发出更漂亮的一击。”比如哈代的名诗《两者合一》（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由“处女航”一词所展开的奇异的诗思——船和冰山是命定的情人，布罗茨基说“在我看来是天才的灵光一现。”
　　布罗茨基自己这首诗的结尾，也正是“天才的灵光一现”，是一个诗人天赋的最精彩也最深刻的表达。
　　类似的“出人意表”的诗的表述方式，我们在策兰那里也感到了：“那是春天，树木飞向它们的鸟”。我们一读，就有一种狂风大作之感，感到不是从天堂里就是从地狱里为我们的诗人刮起了一阵狂风，它使树木连根拔起，“飞向它们的鸟”。
　　不是骑手在寻找马，而是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也可以说，不是我们在写诗，而是诗在写我们。海德格尔就有过这么一句很著名的话：“我们从未走向思，思走向我们”。
　　不过，话虽这么说，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这匹神秘的黑马并不是说出现就出现的，没有深刻独到的诗歌感受力和想象力，没有过人的语言才能，这匹马就无法被赋予生命。
　　同样，并不是谁想当这个骑手就能当，这还要看这匹神秘的黑马是否选中了你，或者说，是否答应了你。你们要问自己的是，当这匹神秘的黑马出现的时候，你自己是否有所感应？你是否已完全准备好了？布罗茨基就是准备好了的一未来的骑手，所以当这匹黑马向他靠近时，他不当也不行，他不当这个骑手，教他写诗的“上帝”也不答应！
　　显然，这里的“准备”，就是一种全面深入的训练，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就是为诗歌工作，甚至为诗歌献身！你不为它献身，诗歌要你干什么？！诗歌要求的，就是这么一种奉献。所以在那些真正的艺术家的身上，我们都会看到某种圣徒的精神。

金川诗歌

这就是布罗茨基的《黑马》。它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它显示了一种马与骑手、诗与诗人的相互寻找。一般读者容易把诗中的这匹神秘的黑马看作是命运的象征，但对诗人而言，它就是前来寻找他的诗歌本身。布罗茨基给我们的启示就是：马与骑手、诗与诗人的相互寻找，构成的正是一种诗歌的命运。正是在这种相互的寻求中，“我们的命运发生了”。
　　当然，在最初，这种寻找往往是一个人对诗的寻找，或者说，一个人为诗所吸引并开始了他的寻找。但是如果他在这条路上更深入执着地走下去，他就会渐渐地感到诗歌对他的期待，诗歌对他的要求。当他试图回应这种来自诗的要求和期望时，一种更深刻的相互的寻找就开始了。
　　这里我不妨以自己的体验为例。我自己也曾在异国他乡生活过，正是在如布罗斯基所曾描述过的那种完全陌生、孤独、失语的环境中，有某种东西前来找你了，“这即是我的怀乡病：当我在欧罗巴的一盏烛火下读着家信，而母语出现在让人泪涌的光辉中……” 这是我1992年冬在伦敦写下的诗片断系列《词语》中的一节，你们看，这就是诗对一个诗人的寻找：在伦敦的雾夜那一盏烛火中，我们的“母语”就这样让人泪涌地出现了……
　　的确，诗与诗人的相互寻找，在根本上就是与母语发生这种“相依为命”的关系，就是与语言、与诗歌建立一种如马丁•布伯所说的那种“我与你”的最亲密、内在的关系。大家都熟悉海子的诗，海子为什么能把他的“麦子”变成中国的“向日葵”？正因为他从生命的内部承担了这一切。“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上升”（《黑夜的献诗——献给黑夜的女儿》），如果把这句诗中的“你”换成“它”，这句诗就全完了。
　　“诗与诗人的相互寻找”，这往往也是诗人与诗人的相互寻找。这同样带有一种很深切的性质，因为这意味的是要在茫茫诗（人）海中寻找那来自同一个“星座”的诗人。这种寻求，乃是一种最深刻意义上的自我辨认。当这样一位诗人为你出现、到来，当你不无惊异地发现他“具有你自己的眼睛”（这同样是布罗斯基的一句诗）——在那一瞬，两个诗人化为了一个诗人。
　　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布罗斯基的那句诗：“它仿佛是某人的底片”。是谁的底片？讲到这里，“底片”差不多也快“冲洗”出来了：它很可能就是你自己，或你自己的命运！
　　那就衷心祝愿诗歌这匹神秘的黑马，能够来到你们中间寻找它未来的骑手！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本《布罗茨基谈话录》可以当作散文来读。当然不是文学体裁意义上的散文，而是关于布罗茨基别具意味的一生的散文，用苏珊•桑塔格的话说就是诗人的散文，“俄罗斯的二十世纪主要是诗人们的一项成就——但不只是诗歌中的一项成就”，言下之意，还有诗人的散文。正如布罗茨基宣称的那样，伟大的散文，必须被描述成“以其他方式延续的诗歌”。阅读这本《布罗茨基谈话录》，无时无刻不印证着这种伟大的延续。
桑塔格的《诗人的散文》一文，是向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的诗人们致敬的作品。桑塔格在文中如此精辟解析了诗人的散文特点：“一般而言，这需要一个包含两种叙述的方式。一种是具有直接自传性质的。另一种也具有回忆录性质的，但却是描绘另一个人，要么是一位同行的作家，要么是一位受人爱戴的亲人。”注意了，接下来的话才是重点，“缅怀别人，是对有关自己的描述的补充；诗人通过对他或她的赞赏所展示的力量和纯粹性，使自己避免陷于粗俗的自我主义。在缅怀重要楷模和回忆真实生活中或文学中的决定性的邂逅时，作者等于是在阐述用来评判自我的标准”。迅速回忆一下布罗茨基谈论到的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马托娃，会发现他们的身影确实是相互重叠的，至少不能很清晰的分开。这种阅读印象的获得，并非简单的说他们都是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诗人，而是基于他们在一种共同的压迫制度下平庸琐碎而无力的生活，而后又被迫流亡在外的经历所致。当然，现实中的流亡要比那种单纯精神意义上的流亡更悲惨：一种无根的喜悦，漂泊的家园。乡愁的气息会若隐若现的弥漫在他的所有文字的周围，久久不散。
本书的编者所罗门•沃尔科夫跟布罗茨基一样也是一位流亡在外的文化史学家，共同的经历和偶然的机缘促成了这本文化的对话：《布罗茨基谈话录》。很有意思的是，这位编者想把这本书类比于1836年出版的埃克曼编的《歌德谈话录》。每位作者都会对自己的作品寄予过高的期望，这点倒是无可非议，但是我还是觉得这种类比有点不伦不类。埃克曼是歌德的秘书，他不过是单纯记录歌德的言行而已，而在《布罗茨基谈话录》中，两位谈话者从共同的经历出发，一路行来，精神上的历险，积极的对话，辩难，求证，探求的过程不亚于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尤其布罗茨基谈论到他尊敬的那些诗人的时候，思想上的碰撞和交流，无疑衍生了许多精彩之极的言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罗茨基谈话录》对我们更为真实。桑塔格曾经把她的这位老朋友布罗茨基称之为世界诗人，“部分原因是我不能用俄语读他的诗；主要原因则是，他在诗中达到的那个维度，这些诗在物质标志上，文学指涉上和态度上具有非凡的速度与密度”。布罗茨基在谈话录中同样也涉及到了“诗到语言为止”，“诗歌是加速的思想”以及“每一首诗都是时间的重构”这些诗学理念。这种只有流亡在外的诗人才具有的独特诗学追求源于无家无根的凄凉，抓不住的乡愁，被人剪了舌头一般的孤独。他们所有的寄托都在语言的追求上，所以“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想想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诗歌金链上的那些诗人们吧，他们在1987年的诺贝尔奖上因为布罗茨基的缘故得以一一展现。他在受奖演说中谈到了三位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以及另外两位对他同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上的诗人弗罗斯特和奥登。他说时常面对这些身影让他不安，“在最好的时辰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综合——但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若没有他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我都无足轻重：至少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布罗茨基用他自己方式向他崇敬的那些人致敬，俄罗斯诗歌金链上因为他的存在又得以让伟大得以延续。
阅读《布罗茨基谈话录》有个细节我不得不谈。第五章关于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部分中，谈话涉及到了诗人与政治，诗人与生活。诗人奥登在生命终结的时候对诗人影响政治事件的可能性表示了悲观：“我所能写下的反希特勒的东西不曾保护任何一个犹太人免遭毁灭。我所写下的东西不曾令战争提前结束一分钟。”而另一位同样对布罗茨基影响深远的诗人弗罗斯特却认为，诗人改变的不仅仅是现实生活，还有政治。在这个问题上，布罗茨基同意了弗罗斯特的观点，他并且解释说，“诗人的影响伸向它的极限，即是说，世界的极限。诗人用间接的方式改变社会。他改变他的语言、发音吐字，他影响到社会自觉的程度……事实上，诗人是语言的仆人……当诗人的作品被人们所接受，结果是，他们讲的是诗人的语言而不是国家的语言。例如，今天意大利人讲的语言大部分与但丁有关，而不是教皇党和皇帝党机器政纲所造成的。”布罗茨基的此种论调我只能说部分的同意，更具体点说，在常态生活中，没有战争、专制、压迫和暴力的情境中，我比较同意布罗茨基的观点。但是如果在相反的情境中，我估计比奥登更为悲观。
海德格尔像荷尔德林一样发问，在贫困时代中诗人何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我宁愿诗人无为的好，否则，总读到类似中国作鞋的某诗人“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这样的诗歌，时代精神不贫困才怪呢。

金川诗歌

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诗人。70年代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流亡美国，后入美国国籍。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此文是他于1984年在威廉斯学院作的毕业典礼致词。
真名网 www.zmw.cn
　　一九八四届的女士和先生们：真名网 www.zmw.cn
　　无论你们多么勇敢或谨慎，在你们的一生中，都一定会与所谓的恶进行实际的接触”。我指的不是某本哥特式小说的所有物，而是，说得客气些，一种你们无法控制的可触摸的社会现实。无论多么良好的品性或精心的计算，都难以避免这种遭遇。事实上，你越是计算，越是谨慎，这种约会的可能性就越大，损害也就越深。这就是生命的结构，即我们认为是恶的东西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仅就它老是以善的面目出现就能说明这点。你永远不会看到它跨进你的门坎宣布：“喂，我是恶!”当然，这表明了它的第二种属性，但是我们从这种观察所获得的安慰往往被它出现的频率所窒息。
　　因此，较审慎的做法是，尽可能密切地检视你有关善的概念，容许我打个比方，去细心翻查一下你的衣柜，看是不是有一件适合一个陌生人的衣服。当然，这有可能会变成一份全职的工作，而确实应该如此。你会吃惊地发现，很多你认为是属于你自己的并认为是好的东西，却能轻易地适合你的敌人，而不必怎样去掂量。你甚至会开始奇怪到底他是不是你的镜中之影，因为有关恶的最有趣的事情无过于它完全是人类的。温和一点说，世上最容易翻转过来并从里到外碰得焦头烂额的，无过于我们有关社会公义、公民良心、美好未来之类的概念了。这里，一个最明确的危险讯号是那些与你持同样观点的人的数目，与其说是因为一致的意见具有沦为一言堂的本领，不如说是因为这种可能性——隐含于大数目中——即高贵的情感会被伪装出来。真名网 www.zmw.cn
　　基于同样的原因，对抗恶的最切实的办法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独创性的思想、异想天开．甚至——如果你愿意——怪癖。即是说，某种难以虚假、伪装、模仿的东西；某种甚至连老练的江湖骗子也会不高兴的东西。换句话说，即是某种像你自己的皮肤般不能分享的东西：甚至不能被少数人分享。恶吮吸的是坚固。它永远借助大数目，借助可靠的花岗岩，借助意识形态的纯正，借助训练有素的军队和均匀的裹尸衣。它借助这类东西的癖好应该说是与它内在的不安全感有关，但是，相对于恶的胜利来说，明白这点同样难以获得多少安慰。真名网 www.zmw.cn
　　恶确实胜利了：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在我们自己身上。有鉴于它的幅度和强度，尤其是有鉴于那些反对它的人的疲累，恶今天也许不应被视为伦理范畴，而应视为一种再不能以粒子计算、而是在地理上进行划分的物理现象。因此，我对你们谈论这一切的理由与你们年轻、初出茅庐和面对一片洁净的页岩毫无关系。不，那片页岩是黯淡、肮脏的，很难相信你们有足够能力和意志去清理它。我谈话的意图只是想向你们说明一种抵制的方法，也许有朝一日用得上。这种方法也许可以帮助你在遭遇恶之后不至于弄得太脏，尽管不见得会比你们的前辈更出色。不过，我心中想的却是“把另一边脸颊也凑上去”这一盘有名的生意。真名网 www.zmw.cn
　　我猜你们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听过托尔斯泰、甘地、马丁。路德•金和其他很多人对这句来自“山上宝训”的话所作的解释了。换句话说，我猜你们都已经熟悉非暴力或消极抵抗的概念，这个概念的主要原则是以善报恶，即是说，不以牙还牙。今日这个世界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至少表明了，这个概念远远没有受到普遍的珍视。它不能深入民心有两个原因。首先，实践这个概念需要有充分的民主，而这正是地球百分之八十六地区所欠奉的。其次，谁都知道，让一个受害者把另一边脸颊也凑上去而不是以牙还牙，充其量只能得到道德上的胜利，也即得到某种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出于本能地不让你身体的另一边遭受另一记重击是有其道理的，因为谁都会担心，这样做只会使恶得寸进尺；担心道德胜利可能会被宽宏大量的反面所误解。真名网 www.zmw.cn
　　还有其它更严重的理由需要担忧。如果那第一拳没有把受害者脑中的所有神志都打掉，他也许会明白到，把另一边脸颊也凑上去无异于操纵攻击者的犯罪感，且不说他的报应。这样一来道德胜利本身就不见得很道德了，不仅因为受苦经常有自我陶醉的一面，还因为它使受害者优越起来，即是说，胜过他的敌人。然而，无论你的敌人多么恶，关键在于他是人类；尽管我们无能力像爱我们自己那样爱别人，但是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开始觉得他胜于另一个人，恶便开始生根了。(这就是为什么你首先被打了右脸颊。)因此，一个人把另一边脸颊也凑上去给敌人打，充其量只能满足于提醒后者他的行动是徒劳的。“瞧，”另一边脸颊说，“你只是在打肉罢了。那不是我。你打不垮我的灵魂。”当然，这种态度麻烦在于，敌人可能恰恰会接受这种挑战。真名网 www.zmw.cn
　　二十年前，下述情景发生于俄罗斯北方无数监狱其中一个放风场里。早上七点钟，牢门打开了，门坎站着一个看守，他向囚犯们宣布：“公民们1本监狱的看守集体挑战你们这些囚犯，大家进行社会主义竞争，把堆在我们放风场里的木材劈光。”那些地方没有中央暖气，而当地警察，不妨这样说，他们消耗掉附近所有木材公司的十分之一产品。我说的这件事发生时，放风场看上去十足是一个贮木场：那些木材堆得两三层楼高，使监狱本身的平房四方院形同小巫。木材显然需要劈，不过这类社会主义竞争却并非第一次。“要是我不想参加呢?”一名囚犯问道。“嗯，那你就没饭吃，”看守答道。
　　然后他们给囚犯们分发斧头，于是开始劈木材。囚犯和看守们都热情地于起来，到中午时分，他们全都筋疲力尽，尤其是那些永远营养不良的囚犯。看守们宣布小休，人们坐下来吃饭：除了那个提问题的家伙。他继续挥舞斧头。囚犯和看守们都取笑他，大概是说犹太人通常被认为是精明的，而这个人……诸如此类。小休之后他们继续干活，尽管速度已多少变慢了。到下午四点看守们停下来，因为他们换班时间到了；不一会儿囚犯们也停下来了。那个男人仍在挥舞手中的斧头。有好几次他被人要求停下来，但他不予理睬。看上去好像他获得了某种节奏，而他不愿意中断；或者是不是那节奏令他着魔? 真名网 www.zmw.cn
　　在别人看来，他就像一个自动机器。到五点，到六点，那柄斧头仍在上下挥舞。看守和囚犯们这回认真地瞧着他，他们脸上那嘲弄的表情也逐渐变得先是迷惑继而恐惧。到七点半，那男人停下来，蹒跚地走进牢房，倒头大睡。在他以后坐牢的时间里，再也没人号召看守和囚犯进行社会主义竞争，尽管木材堆得越来越高。真名网 www.zmw.cn
　　我以为那个家伙能这样做——连续十二小时劈木材——是因为那时他还很年轻。事实上他那时是二十四岁。仅比你们略大。然而，我想他那天的行动可能还有另一个理由。很可能这位年轻人——正因为他年轻——比托尔斯泰和甘地都更记得“山上宝训”的内容。因为耶酥讲话有三联征的习惯，那个年轻人可能记得上述那句话并非停止在但要是有谁往你右脸颊猛击一拳，就把另一边也凑过去而是继续下去，没有句号或逗号：而要是有人想根据法律控告你，拿走你的外衣，那就把大氅也给他；要是有人想强迫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起两里吧；真名网 www.zmw.cn
　　全部引述下来，可见这些诗行事实上与非暴力或消极抵抗，与不以牙还牙和以善报恶没有什么关系。这几行诗的意思一点也不消极，因为它表明。可以通过过量来使恶变得荒唐；它表明，通过你大幅度的顺从来压垮恶的要求，可使恶变得荒唐，从而把那种伤害变得毫无价值。这种方法使受害者处于十分积极的位置，进入精神侵略者的位置。在这里可以做到的胜利并不是道德上的，而是生存上的胜利。那另一边脸颊起到的作用并非使敌人有犯罪感(这是他绝对可以消除的)，而是揭露他五官感觉在整件事情上的毫无意义：就像任何大量生产一样。真名网 www.zmw.cn
　　让我提醒你们，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并不是涉及公平决斗的情况。我们是在谈论一个人一开始就处于无望的劣势的情况，在那种情况下他根本没有还击的机会，也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换句话说，我们是在谈论一个人一生中非常黑暗的时刻，他对他的敌人的道德优越感既不能给予他抚慰，他的敌人又太过于恬不知耻和没有任何侧隐之心，而他仅有脸颊、上衣、大氅和一双仍能走一两里路的脚可供调遣。真名网 www.zmw.cn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没有高明的计策可言。因此，把另一边脸颊也凑过去应成为你有意识的、冷静的、慎重的决定。你得胜的机会全靠你是否明白你正在干什么，无论这机会多么渺茫。把你的脸凑过去给敌人打，你要明白这仅是你的磨难和那句箴言的开始——你要能够看清“山上宝训”的整个环节，看清所有那三句话。否则，断章取义会使你伤残。真名网 www.zmw.cn
　　把道德建立在一句错误引述的话上只会招致厄运，或最终变成精神上的布尔乔亚，享受那最终的舒适：也即他的判罪。无论从哪个例子说(后者由于参与善意的运动和非牟利组织而最不讨好)，结果都只会向恶屈服，推断对于它的弱点的理解。因为，容我提醒你们，恶只能是人类的。把道德建立在这句错误引述的话上并没有为甘地之后的印度带来什么改变，除了它的政府的肤色。从一个饥饿者的角度看，无论谁使他饥饿都是一样的。我猜他可能更愿意让一个白人来为他的悲惨境况负责，不说别的，且说这样一来，社会之恶也许会从别处出现，并且也许不及落在他自己的族类手中受苦那么可怕。在外族的统治下，毕竟仍有希望和幻想的余地。真名网 www.zmw.cn
　　托尔斯泰之后的俄罗斯情况也相似，把道德建立在这句错误引述的话上严重地削弱了这个民族对抗警察国家的决心。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已是家喻户晓：在把那另一边脸颊也凑上去的六十年中，这个民族的面目已变成一个大伤口，以致这个害怕暴力的国家现在索性往那脸上吐唾沫。甚至往世界脸上吐唾沫。换句话说，倘若你想使基督教世俗化，倘若你想把基督的教导变成政治术语，你就需要一道更现代的政治咒语：你需要拥有独创性——至少在你脑中，如果你心中已无余地。因为，上帝与其说是一位善人，不如说是一种圣洁的精神，老是叨念他的善良而不顾他的形而上学是危险的。真名网 www.zmw.cn
　　我必须承认，我对谈论这些事情感到有点不安：因为要不要把那另一边脸颊也凑过去毕竟是一件极其私人的事。这种遭遇总是发生在一对一的情况下。那永远是你的皮肤，你的上衣，你的大氅，而走路的永远是你的两腿。奉劝人家使用这些财产如果不是完全不对的，也是不礼貌的，更别说敦促人家了。我在这里只是盼望抹去你们心中的一种陈腔滥调，它带来很多伤害，很少收获。我还想给你们灌输这样一种想法，即只要你仍有皮肤、上衣、大氅和两腿，你就还不能言败，无论机会如何。
　　然而，在这里公开讨论这些问题还有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理由：而这个理由不仅仅是你们出于本能不愿意把你们年轻的自己视为潜在的受害者。不，这只是清醒而已，这种清醒使我也预期你们当中会有潜在的恶棍，而在潜在的敌人面前泄漏抵抗的秘密是一个坏策略。也许，使我不至于被控叛逆罪，甚或被指把现状设想到未来中去的，是这样一种希望，即受害者永远会比恶棍更富有发明才干，更富有独创性思想，更富有进取心。因此受害者也许有胜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