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苏轼总是扮演了一个受到国家冤屈却保持了对国家的忠忱、同时又擅长把政治痛苦(“忧患意识”)转换为文化欢娱的多重角色。但他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政治官僚和文化流氓的完美的混合体。他的魅力在于在每一个角色上都得体与适度:作为高层文官,他忠于国家(皇帝)却不失潇洒,而作为流氓文人,他放达江湖却不失体统。他罕见地兼俱了中国文人“理想人格”的各个主要侧面。这是一个由盛唐开始走向败落的种族提供出的一个生命策略样本,它照亮了文人处理个人仕途危机的前景。长期以来,有关苏轼的传说大大鼓舞了历代文人,尽管苏本人在文学成就上甚至不如同时代的陆游和辛弃疾,却成为人们保持与国家及其国家文化关系的卓越的“文化”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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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文字哗众取宠成分和娱乐性阅历越多。苏轼个人人生经历包括苦难和纠结不是“扮演”,他并没有当今文坛的扮演式轻浮;做为人生智者,人格健全的人,无论顺逆都因对得较好,也无论如何“流氓”无关。这些博取读者眼球的用词显出难闻的时文气味!说苏轼文学成就不如同时代陆游和辛弃疾更让人奇怪,你怎么比的?仅仅因为两者更像“报效国家”发了更多怨气幽情。苏轼被以愤论国事为能事的当代写家门解读,当然会出现轻蔑的口吻,殊不知在当时环境能做个好管已经堪称伟大,而能保持健全人格,也是当今作家们该学的,文艺趣味也更为他们烟熏火燎的破败内心所不具备。把你朱大可放在当时或许一个扁屁都不敢放,须千年之前更不是个可以放言反叛和发泄个人怒气的时代,也没有刊物去拿稿费,你也同样会去“学的文武术,售与帝王家”,去走仕途之路。在谈论历史人物时要有起码的历史意识,不要讲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