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柳鹤鸣 于 2015-5-10 11:12 编辑
前言：
从顾城到海子，从陈超到卧夫，从许立志到王尧，自杀这个字眼现在似乎对诗人来说，并非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甚至可以说，在诗人的生活里已经蒙上了一层阴影。而真正理性而又不缺感性的对待这些既定事件的又有多少人呢？我想不会太多，或者说，少之又少。
古人云，死者为大，但真正做起来，尤其是中国人做起来，恐怕是难之又难的。不是我不自信，而是有太多令人不自信的人做得出头又过分。
如何对待既定事实与臆想事件
文/柳鹤鸣
自杀这件事自古以来就不曾断绝过，即使是个人性质的结果也不是单个组织或机构所能阻止的。
诗人自杀似乎在近年来愈演愈烈，让不少正常死亡的诗人也被人以一种被自杀的姿态所俯瞰。
如何对待诗人自杀这个既定事实，大多数人除了惋惜哀悼之外，别无他法，仅能以人为的行为对死者及其家属进行有意无意的精神或物质帮助。
但也有不少人以各种理由谴责甚至是侮辱因自杀而去的人，什么不珍惜生命，什么愚蠢至极之类的话语常常出没于此。作为一个生者，从来都是以一个活着的姿态对待死亡，作为一个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亦是以一个死者的姿态来看待生者。没有存在必然的对错是非关系，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有权利也有义务为自己负责，哪怕是死亡。
活着的人除了对死亡的畏惧之外，也只能假大空式的喊着自己的精神口号“我活着都不怕还会死吗？”，是啊，在这个大环境下，这种社会压力下，这种精神高度紧张之下，你活着都不怕，怕什么死啊。死了不就一了百了了嘛，万法皆空，图他甚么圆满之境？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之一或许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群体意识”。中国人做事讲究群体效益，如果一个人自顾自的单干，不与他人有任何联系，或许不太可能，但这个人被大家嫌弃也在所难免吧？
当然，一个诗人的非正常死亡自然也会连带社会群体进行似是而非的议论，大多数毕竟只是口头之争，谁在真正付出行动了？提前制止这种自杀式的解脱，想得倒美，你提前制止一个试试？尤其是诗人！你自以为的美好结局只是自己对这个事件的既定事实臆想，说白了也就是自我慰藉一下罢了。谁想年纪轻轻的就去阎王面前报到去？又不跟现在一样，还能堵在路上死不了。再者，有人说，你要想死得提前办个死亡许可证才能正式去死，如果光盖章就盖了八年，人家是不是都等腻歪了，还不用着急去死了？
文人， 尤其是作为中国的文人，精神敏感，生活敏感，情感敏感，写作敏感，什么都离不开这俩字，退一步大家可能会说这就是对细节的敏锐发现，但发现之余的探索层次不就上升到另一个级别了吗？
屈原同志作为中国诗歌界第一位自杀式解脱的鼻祖，千年以来，大家通过用龙舟、粽子等不同形式的活动来对其进行纪念，最终有了端午节的诞生。虽然屈原自杀另有原因，但大家不是照样忽略了他这个自杀的形式以求得解脱的既定事实吗？说得再近一点儿，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这些堵抢眼挨炮弹的英雄们难道不也是通过这种被动的自杀式行为来换取党的某种利益吗？或者我说大点儿，是为了民族的兴亡而作出的牺牲！大家都只会高呼他们为英雄，谁敢说他们活该作死？
从古至今，中国人在既定的环境下同样具有杀身成仁的某种信条，有奴才为救主护主而甘愿牺牲的，同样也有为保住皇脉荣誉而抱幼主投海的，他们各自都有一条崇高且自信的理由去死，轰轰烈烈的成就了自己的身后名，可那些默默自杀的孤独而去的诗人们呢？谁能真正体会他们的内心？谁能？谁都不能！那还有什么理由和说辞去怀疑质疑别人为什么死亡和死亡的结果呢？你为何不对自己为什么活着而怀疑质疑呢？难道就只是因为你还活着就不去怀疑质疑自己吗？
小人物的自杀式解脱换来的是无谓的嘲讽与谩骂，大人物的自杀式解脱不但高尚到民族节操的份儿上，还一路成为人们推崇的对象和楷模，这难道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畸形吗？
在对待诗人自杀这件事情上，或许每个人都会被死亡这两个字给绑架甚至是强奸，从而将自己逼上另外一个极端却浑然不知。每个人生来必死，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你想改变，可以，不要做人就是了。
很多人经历了某些事后对死亡会有另外一种认知，但大多数人由于受到媒体熏染之后的报道，对死亡慢慢就会形成一种麻木的状态，从而不对生者抱有敬畏之心，不对死者抱有敬畏之心。
理性对待和感性宣泄有时候也需要合理的融合一下，有些话，不必非得说出口才算舒服，有些事，不必做出来才算舒坦，一切都是人心所惑，终得自救才行。
2015.5.9 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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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9 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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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5-5-9 2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