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牧之歌 于 2015-7-17 11:30 编辑
一、自由的思想
诗承载思想,思想被禁锢,如同鸟没有了飞翔的翅膀。
所谓思想的深度、厚度、力度,都必须以自由的思想为前提。
提笔写诗,若自己在思想上画一个圈、画一个界线、自缚手脚,这也不能写、那也不能碰,思想上的“缩头乌龟”写的是必然是“缩头乌龟”的诗。
不能自由的思想,诗就失去灵性和灵动。
人的精神本质上是自由的,思想也应该是自由的,诗理应去揭示自由的思想。
我们经常原谅孩子自由天真的表达,但孩子的语言却是最有诗意的。离童真越近的语言,离诗越近。童真应该包括:自由、天真、勇气。最重要的是:自由的思想!
诗本身所表达的哲理不一定正确,也无对错之分,但思想本身应该是自由的。
人的精神世界是极其丰富的,记录人的精神层面稍瞬即逝的点滴,诗是最好的阐释方式,这些也是极富诗意的东西。
最近读了一首杨洪昌的《沉默的山谷》:
我又进山走了一趟
又进山
走了一趟
山谷没有回声
因为我没有吭声
因为我没有吭声
山谷
没有回声
诗里看得出作者自由思想的渴望、纠结、挣扎,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苦闷。
但诗终归要自由的表达,以马丁•尼莫拉《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这首诗为例:
在德国,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二、诗的口语化
当代诗歌突出特点是自由,特别是在语言上,没有严格的要求。古代诗词讲究对仗、押韵等,当代诗歌在形式、内容上没有严格的标准,这也为写诗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的创新空间。
用口语写诗,更有时代气息、更接地气。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口语,口语必然体现着当下生活的味道。“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千多年前的唐诗至今如口语,绝非文绉绉。
流传下来的诗歌都不是晦涩的,而是更加“口语”的诗。
口语诗并非口水诗,也非顺口溜,更非名言锦句。我所理解的诗至少要有味道、有嚼头、有回响、有意境、有情趣、有内涵。而这些口语完全可以实现,口语入诗会显出与众不同的特色。
生活中交流的口语是使用最广、最普及的语言,是一线的语言,没有“假装”的成份。口语入诗更能体现诗的平民化。诗并非“贵族”之专属,阳春白雪是诗,下里巴人同样是诗。大家都不喜欢书面语式的说教,更喜欢口语式的娓娓道来。
口语也包括方言,方言更具地域特色。陕北民歌在曲调上别拘一格,因为它就是当地百姓口口相传的曲调。选择性的方言入诗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以下是我的《新衣》:
杨钢蛋穿个白背心
胸前 毛重
背后 50市斤
腰上写着
温泉国营面粉厂
屁股上印着
尿素
句句都是口语,但我个人认为诗中反映着一个时代。
三、内心的修炼
言为心声,诗为心声,诗的味道源于内心的味道。写诗的过程,是内心修炼的过程,写诗是修行。
乾隆那一年下江南,美女姚梦梦在船上为他独奏琵琶。乾隆突然终止了眼前美女的演奏,说:音律不齐,始乱于心。经查,姚梦梦是来行刺乾隆的。你内心的风吹草动,在琴声中是有回响的。
因此,好的句子是修炼后的内心自然流露出来的。诗的技巧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你的语言尽可以花里胡哨、雷轰火闪,但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并不是诗的本质,任何技巧与语言最终承载的是内心的动静。
好诗应是一坛好酒,时间越长味道越正,诗意越浓,而不是给读者一时的快感。
前几日的同学会上,曾经给我讲过唐宋文学的教授说:人生有点波折并不是坏事,这些波折回过头来琢磨,你会更能咀嚼出生活的味道,平淡安静的生活是最好的心态。教授的话余音袅袅,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到宋词的意境。
人的一生终归平淡,平淡最好,这是写诗最好的精神状态。
内心的平淡、从容、恬静,这是需要修炼的,修炼不到家,你的诗句中是有体现的。你的浮躁、仇恨,不管你如何掩饰,诗句中终会闪现。
常说:静听花开的声音。说起来容易,但又有谁真正听到过花开的声音。内心修炼到一定的境界,你自然会听到花开花落的声音,你甚至还能听到蚂蚁的哭泣。
内心修炼之后,你再去看世界看当下,你的笔下便是一个诗意的世界。
四、诟病“假装”
掩饰真性情,掩饰喜怒哀乐,掩饰真实闪念,掩饰真相本质,装腔作势,脱离生活,脱离本真,这就是“假装”。“假装”是诗的致命伤!
当下假装写诗的人不少,写“假装”的诗甚多。更可悲的是,写着“假装”的诗而自不知。
似乎很多人已经习惯写这样的诗,大家也习惯了读“假装”的诗。
汪国真的诗影响了一代人,但汪的诗假的成分太多,装的成分太重。读汪的诗成长起来的人,原以为诗就是如此,其实诗并非如此,汪的诗并不代表诗的真实面目。读了很多年,你若猛然回头仔细思考,汪的诗更象格言锦句,少了真诗的味道。不可否认,汪诗有其激励人生激励青春的一面,但汪的诗离命运真实、生活真实太遥远。汪的诗很表面、很浅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
真正意义的诗歌,要有生活的质感与痛感,要有命运的纠结与反思,汪的诗不具备这些,更多的是应和时代的“小清新”。有评论者认为汪的诗是“假励志”,我是认同这种观点的。
为时代而歌,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诗歌有责任书写大时代,但若诗写的都是时代中“假装”的东西,写一些应景之诗,不敢去触碰时代的本质及时代伤,这是没有价值的,是无趣的,也是无聊的。最多只能称得上是自娱自乐!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发表了《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这样的假词真是不忍看。
郭沫若在文革间写过一首《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文革结束,郭沫若立即又赋了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两首诗前后观点截然不同,这样的诗是典型的“假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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