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8年以降,中国散文诗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近百年中国散文诗的发展史,是一部从“无依无靠”到“自强自立”(谢冕语)的历史,是一部折射时代风云、弘扬创新精神、彰显审美自足的历史,也是一部体现着多种生活艺术源流汇合而在“寂寞而美丽”(王幅明语)的生态环境中茁壮成长为诗坛骄子的历史。与中国散文诗的演进历史相适应,福建散文诗的发展令人振奋与鼓舞,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追索均表现不俗,取得了可堪嘉许而令人刮目的创作实绩。近日,海峡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了著名散文诗人林登豪主编的《福建百年散文诗选》,不仅让我们见证了自上个世纪初绵延至今几代福建散文诗人耕作与收获、繁盛与绚烂的辉煌轨迹,而且充分地体现了选家海纳百川、开放包容、异象纷呈的艺术姿态,煮海为盐,披沙拣金,含英咀华,从浩如烟海的散文诗卷帙中遴选出上乘之作,美文华章交相辉映,经典名篇尽收眼底。可以说,福建是中国散文诗的一个重镇,是当之无愧的散文诗大省和散文诗强省;福建散文诗群是中国散文诗军团中的一支劲旅,它不是散兵游勇式的游击队,而是一支散文诗的威武之师、雄壮之师、精锐之师,出现了郭风、彭燕郊、刘再复、陈志泽、陈慧瑛、林登豪、灵焚、楚楚等引领散文诗潮、占领前沿阵地的骁将,也出现了谢冕、孙绍振、王光明、陈仲义、王珂等散文诗及诗歌理论家方阵,他们具有探索、沉淀及后启来者之功德。令人倍感欣慰的是,还有潇琴、三米深、王忠智、李仕淦、叶逢平、林平良、吴晓川、林文钦、李雪梅、欧逸舟等实力派或新秀的加入,他们开疆辟土,仁育义征,筚路蓝缕,高歌猛进,花团锦簇,姹紫嫣红,使诞生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散文诗在八闽大地上充满现实主义的关怀、理想主义的光辉和浪漫主义的激情,成为百年中国社会悲喜交集、荣辱共生的艺术缩影,在审美层次的升华与飞跃上,也成为现当代诗史上一道卓然独特、琳琅满目、精粹警辟、玲珑剔透、情透纸背、拷问灵魂的艺术景观。从林登豪先生主编的这个选本上看,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代际差异与文本的多元化
不同代际的散文诗人,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和价值观念,它直接导致散文诗创作从题材、思想到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嬗变,以及不同代际群体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生存伦理乃至审美理想、价值观念、主体意识上的多元分化。对此,著名评论家洪治纲先生指出,这种代际差别的凸现,主要体现在作家队伍的迅速壮大、文学作品的急速增量,从30后到90后,几乎每个代际都有一大批活跃的写作群。不仅如此,“由于受到自身成长记忆、知识积淀和文化观念的影响,不同代际的作家尽管都体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群体文化的潜在规约,呈现出代际层面上的文化共性特征,致使不同代际的作家们在彰显自身主体意识的同时,不断凸现了代际之间的审美差异。”(洪治纲:《代际差别的凸现与文学的多元化》,《文艺争鸣》2014年8月号第38-39页)。在我看来,洪治纲先生所说的代际差异与审美差异,在林登豪的这本散文诗选本中显而易见。这种代际差异性的积极作用当然就在于,可以使散文诗呈现多元共生的格局,而非定于一尊、过于单调,同质复写,以至于陷入“相似性写作”而非“差异化写作”的泥淖。在福建散文诗创作中,引人注目的是自上个世纪初到建国前出生的一代,他们“为人生”的写作,大多从心灵与美学出发,且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用散文诗反映了一代人“摸索前进的心灵路程”(王光明语)。冰心的的散文诗以细腻温柔而又微带忧愁的感情,和轻倩灵秀而又含蓄不露的笔调著称,她的《山中杂感》体现了诗人对自然美的厚爱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郭风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开始了散文诗创作,他坚持散文诗创作长达半个多世纪,是中国现当代最重要也最有成就的散文诗作家之一,是新中国散文诗的开拓者和中国散文诗终生艺术成就奖获得者,是一位对美的渴望与追求的“叶笛诗人”。他的散文诗集《叶笛集》、《山溪与海岛》、《曙》、《英雄和花朵》、《你是普通的花》、《灯火集》大多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作。“从美的抒情到生的感悟”(王光明语),郭风始终立足于普通平凡的生活和事物的独特发现,文字清丽自然,灵动洒脱,意象丰富奇特,氤氲着一种特别的柔美。他的《叶笛》以真挚纯朴的心声唱出了清新明丽的乡土之歌,他从笛音里感受到人们“对于乡土的深沉的眷恋”,“对于故乡景色的激越的赞美”,“对于生活的爱”。他在《雪的变奏曲》中,博喻繁依、散点透视式地写出“雪”的各种可能,打通了各种感官,于心灵的微妙感应中写出了丰富的人生意蕴和生活意味。陈志泽是福建著名散文诗人,他的散文诗善于激情地拥抱那给予他灵与肉的故乡泉州,敏锐地描摹那栩栩如生的时代影像,尽情地抒写世态万象和日常生活的感悟思考,深挚地观照与参透社会人生和心灵的风景。那些与诗人朝夕相处的人与物,那些曾滋养诗人并给予诗人生命的绿风与阳光,那些凝聚着刺桐花魂的情与爱,那些生长在热土上的相思树与榕的气根,那些在大海边遥望怎么也看不够却能悟得出真谛的浪淘沙,那些容易被遗忘的花朵,那些最早的鸟声和宁静的生命,无不借助显意象与潜意象、借助于那些自然、现实和象征性表象,以及富于可感性与表现力的语码,在虚与实的结合、情与事的接洽、主观与客体的交汇、叙事与抒情的和解中,获取某种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翻开《福建百年散文诗选》,触目可见上个世纪50后、60后、70后、80后这四个代际的散文诗作家群矫健的身影。从舒婷的《回答》、林登豪的《蜗居高楼》、《城之五重奏》、《城之底片》、叶卫平的《伊甸园》、《哲学疯子们》、黄锦萍的《蓝色夜光杯》等篇章,我们看到了50后一代更多关注的是宏大历史的叙与抒,如洪治纲先生所论及的那种“宏观的、史诗性的文学建构,集历史启蒙和道德理想的载道写作。”从灵焚的《生命》、《情人》、《回望》、《棋子说》、李仕淦的《我们需要独自跪下》、《最初的苍茫》、郭永仙的《把理想种植在山上》、潇琴的《悬空寺》、黄橙的《冰块着火了》、李雪梅的《守望》等,我们感悟到60后一代深邃的、理性化的人性发掘,突出个体生命的深层体验,恪守自我的心灵空间与精神场域,集存在勘探与生存反讽于一体的审美表达;从陈志传的《南音》系列、楼兰的《空茫》、林文钦的《聆听经曲》、吴猛的《茶艺小姐》《山里的打工仔》、吴素明的《阳台住着花仙子》等,我们体察到70后微观的、感性化的诗学建构,他们以个体经验观照时代和历史,对都市文明的书写,对现代人格的建构,把知识经验转化为审美经验,融日常生活和个体感受于一体的经验性表达,意欲还原人类生活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从三米深的《清河记忆》、《上锁的房间》、欧逸舟的《深呼吸》、刘锦华的《睡眠的戈多》、潘云贵的《兰亭序》等,我们读到了80后/90后一代叛逆性、奇幻性的理想书写,融青春激情、亚文化、自主意识与时尚气息于一体的心理自足式书写。代际差异为各种审美观念和艺术实践提供了相互助益、共生相长的平台,有利于散文诗人弘扬主体意识与主体精神,发挥着各自所拥有的审美特质和比较优势,在对传统的承继与对文化的绵延中拓殖与扩展,从而实现文本的多元化。
二、兼容并包与风格的个性化
作为一个全景式鸟瞰福建百年散文诗菁华的选本,我特别赞赏选家林登豪先生兼容并包的艺术胸怀与宏阔的眼界。编者以一种与中国百年散文诗发展特点相适应的取舍标准,包容了福建不同历史时期各种风格形态的散文诗精品。越是个性化的东西,越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在我看来,只有兼容并包,才能保证作品风格的个性化而非模式化,才能强化散文诗的个性意识而非循规蹈矩式的从众意识,进而聚合与集结起那些真正能够体现诗人个人气质与自由自在本性的独特的作品,以实现审美趣味与文本的多样化,出现类似朱自清先生当年所描绘的散文小品的繁荣景象:“有种种的形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的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此所谓生动活泼,异彩纷呈,独树一帜,个性鲜明。林登豪主编的《福建百年散文诗选》即是这样的倡导作品风格的多姿多彩,他从美学的多维度上展开,推崇百花齐放,百家并存、多元交辉、和而不同,使我们在他的选本中高兴地看到了一些散文诗人经过艰苦的磨炼和探求已走向艺术的成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书中既有刘再复的《大河的苦闷》、《此去的人生》、灵焚的《走向净界》、李仕淦的《最初的苍茫》、唐宝洪的《辛弃疾》等可归之于雄关飞渡、壮怀激烈、凝重厚实、粗犷豪放一类的大气隽永而能刚柔相济、以刚为主调的力作,也有冰心的《往事》、郭风的《雪的变奏曲》、《叶笛》、陈志泽的《最早的鸟声》、楚楚的《给梦一把梯子》、李雪梅的《口红》、《高跟鞋》等寸草春晖、侠骨柔肠、秀逸清新、意境幽美之作;既有陈文和的《海峡洞箫》、范方的《情歌》、陈志泽的《榕的气根》、朱谷忠的《我曾经爱过你》、蔡芳本的《美丽的薯花》、少木森的《九寨沟·五彩池》、郭永仙的《一地芳香》、潇琴的《月下茶语》、林平良的《海风》、苏勤的《鹰影石》、林文钦的《大海,永恒的呼吸》、吴素明的《花香》、三米深的《且留下》《退思同里》《不说淮安》、方齐杨的《图画中的意境之美》等如评论家陈剑晖所论及的主体诗性(精神诗性、生命诗性、诗性智慧、诗性想象)和形式诗性(诗性叙述、诗性意象、诗性意境、诗性修辞)之侧重于审美维度的散文诗之作,也有如彭燕郊的《我的影子》、孙绍振的《思想家》、刘再复的《梦之死》、《灵魂的复活》、方航仙的《鲁迅墓前的沉思》、灵焚的《生命》、《意义》、《某日:与自己的潜对话》、林登豪的《在酒楼又想起屈原》等侧重于审智的散文诗。尤其是刘再复和孙绍振的散文诗,体现了“理性和激情的回归”,见证了审智与审美的魅力。刘再复曾出版过《太阳·土地·人》《人间·慈母·爱》《深海的追寻》《寻找的悲歌》《又读沧海》等散文诗集,多以浩荡奇伟、彪炳闳肆、神完力足、富有气势而引人入胜。无论是读沧海的壮阔与渊深,还是思念着故乡的灵魂,都能在双元宇宙的冲突与交织中达到一种大彻大悟的境界。但凡时代、命运、历史、文化、自然、人生、生与死、爱与梦、沧桑与轮回、微笑与忧伤、存在与失落等,都在他的散文诗中化作激情的力度美、理性的沉思美和人格的崇高美。诗人与大河、木棉、晚霞、绿叶、贝壳、天鹅等进行爱的对话,把炽热的目光投向黎明后的太阳、土地和人,在爱所积聚的理性温热与理性赤诚中,使自己的情感获得了更加坚韧的生命。他从生命的本原和灵魂的家园中,思考着人生的终极意义,在寻找的悲歌中,倾注生命的热情、思想的省思与生存的体验,融入诗人深远的心音、浩茫的心传与深刻的心史,如他自己所写的散文诗一样,他的思想也象星体在空中运行――那曾是何等地能给我们以感性和理性的双重满足的思想啊!“然而他已不再苦闷,他知道唯有不息的奔流,才有超越高山峡谷的壮观,才有明天无边无际的壮阔。”(《大河的苦闷》)――刘再复的散文诗就是这样的充满了磅礴的气势,一种集理势、情势、构势、言势之大成的精品力作,一种集生命精神、人格精神、发愤精神、思辨精神、自然精神、文化精神于一身的大创造。冰心认为刘再复的散文诗“绚烂而又深沉”――乃是审美与审智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心灵壮歌。近年来,孙绍振先生对散文诗和散文从审美到审智的问题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将审智引入到散文诗研究之中,并在《文学报·散文诗研究》专刊上推荐过审智散文诗及其诗作者。不仅如此,他自己写的散文诗《思想家》身体力行,《差异中的统一》《潜在的美丽》《语言魔方》《黑色的证伪》《挑战的碎片》《反思的芦苇》等,往往从一滴露、一颗珠、一朵玫瑰和紫罗兰、燃烧的雨、一亿只白天鹅、一株芦苇等感性元素或审美向度生发开去,落点却在思想者的智慧上,通篇充满着“哲学的思辨,宗教的悲悯,人文的情怀”。“一样的勇气加一样的智慧,上帝说你们已经一无所有,思想者说,我们从零出发!/没有比空更充实,没有比无更富有,没有比零更无限,没有比爱更执著……”(《黑色的证伪》),或许他所追求的是智性和感觉的深化,致力于智性与感性的沟通,架设审智和审美的桥梁。孙绍振先生认为,感情与智性,是缺一不可的,它是达到作品内在平衡的需要。散文/散文诗艺术不一定用感情来打动读者,冷峻地从感觉越过感情,直接深入智慧、进行审智、审丑,同样也可以震撼人心。对此,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郁达夫先生就写过《文学上的智性价值》一文,指出智的价值并不等同于理性价值和实用价值,而是要和情感的价值和道德的价值等总和起来。有鉴于此,我在新疆参加中国散文诗的西部元素研讨会上,提出了“美中生智”的概念,在我看来,林登豪先生主编的这个选本中,那些审美与审智相辅相成、相伴相生的作品比比皆是,只不过有的偏审美,有的偏审智,需要指出的是,审智不是单纯的智性写作,散文诗既然是诗,就不可能排斥感性,排斥美感,所谓的“审智散文诗”往往从感觉诉诸智性,对智性作感性的升华,从具象到抽象,从智性到感性,再到审智升华,与感性相互观照而已,我个人认为,美中生智或许是散文诗写作与发展的一种理想的向度。散文诗写作的意义,正如诗人张锐锋所说的是“从某种不存在中寻找存在的状态,它尤其要求我们考虑它的多重性和灵活的、诡谲的形式,也就更需要文学的智性因素增加其密度,那种蕴蓄多层意思的丰富诗性必须徜徉其间,以使那阅读的效果得到智力意义上的提升,从不确定和不精确性中体会和感受到属于阅读的精神惟一,从而文学成为人的生命的心路历险地图。”(转引自袁勇麟主编《20世纪中国散文读本(当代)》,第213页,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三、崇尚新变与诗体的现代化
崇尚新变是散文诗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当散文诗这个诗体置身于全球化的秩序之中,与之相适应的艺术结构、生活节奏、想象方式和文本建构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仅凭一种惯性思维在某种似曾相识的没落、封闭、禁锢的文化空间中徘徊,只能使处于边缘地位的散文诗走向一条死胡同。我有时问自己,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散文诗如何破解难度写作的困局,在诗化的尺规中求诸大我的生命之维,在越轨的笔致、跨界的书写与冒犯之美中实现一次次意义的超越,对诗人而言,这种还未完成的生机勃勃的现代性,又恰恰提供了最具活力的写作资源,其中必然会遭遇如哲学家马尔库塞所说的“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甚至还会受到畸形或病态势力对于人性的挤压,从光怪陆离的现代性中引发人们对主体感受、梦幻、心理困境之文化救赎的形而上思考。有感于此,林登豪主编的《福建百年散文诗选》,独具慧眼地选取了著名诗人彭燕郊的散文诗《正常颠倒》、孙绍振的《思想家》、灵焚的《某日:与自己的潜对话》以及他自己的一组城市题材等融入现代主体意识、表现现代文明新的焦虑与变异的作品,让散文诗在一场难以穷尽的诗性角逐中实现审美的激变。出生于福建莆田的当代散文诗大家彭燕郊,曾出版过散文诗集《漂瓶》、《高原行脚》和长篇散文诗《混沌初开》等,主编过《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他说:“散文诗是工业时代的,不是农业时代的田园牧歌式的,应更大胆创新,不要怕‘现实性’强了就不‘美’,要有新的美学理念和追求。”(彭燕郊:《极富创意的文学工程》,见王幅明主编《中国散文诗90年》,第1页,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他对工业化时代的散文诗如何实现现代化有着殷切的期待。他的《混沌初开》于震魂荡魄的宇宙造化与人格本体的高远寄托中,让混沌宇宙进入焦灼的心灵,进入心灵和宇宙同时净化的华严境界。收入《福建百年散文诗选》中的《正常颠倒》则是通过密集的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名词的叠加,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无以复加的癫狂世界景观,折射出一种无可救药的“现代人的病态”和现代人生存的窘境,电脑病毒、荒诞、喧哗、一次性、高科技、杀人魔王等词与物充斥于字里行间,汇聚成一种流俗对抗着精神的存在,而当这一切的一切于消费时代畅通无阻的风行时,诗人又怎能不迷惘彷徨、焦思苦虑进而产生对于人类生存和精神命运的深层关注之思呢?灵焚是散文诗界一个不容忽视的独异存在,是关切人类生存和精神处境并建立在深广文化与知识背景上的一位诗哲。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灵焚总是超越生存的悲欢,巡回于人类内心境况的悖论与荒谬的地带,把我们引进人迹罕至的精神陌土,显示生命的虚无、恐惧、困惑、缠绵、坚毅、率真等一幕幕心灵图景,孜孜以求灵魂上的魄力与韧性。面对‘在者’的诗性言说,寻找‘情人’的精神旨归,直面终极的灵魂救赎,突出重围的审美自足,使灵焚的艺术文本,在文学史的意义上影响和决定着散文诗在当下的趋向。”(崔国发:《面对“在者”的精神塑像》,《梧州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他的《情人》中的“情人”,或许就是“一种寻求中的在者……一种不可靠近的终极之美,一种灵魂,一种归宿性的精神指向。”(《情人·代后记》),著名诗评家王光明说,灵焚的《情人》,表现了与20世纪许多现代主义作家相通的艺术思索:人类文明的进程,究竟是逐渐接近了人类的完善?还是离人的本质和理想越来越远,加剧了人与世界、自我与自我的紧张关系?为什么我们寻找“情人”反倒被“情人”所放逐?这就是《情人》的根本纠结。诗人通过对现代生活的省思与审视,把自己获得的经验与感悟,比喻为现代人类的困境,在心灵世界的内在空间中寻找本真的存在状态,寻找现代诗境中的断裂、反叛、进化与新变。对此,林登豪先生有他自己的理解与成功的艺术实践,近年来,他对现代都市工业文明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如《城之底片》、《围城写作》、《城之五重奏》、《城与书》、《闽江穿榕城》等,对城市的各种喧嚣与多种语言的哗变所造成的激烈的文化冲突与生命的异化物化,于灵魂的焦灼与审美/审丑心理的挤压中进行了诗意的重建,他自觉地 “从贫乏的外部世界回到丰富的内心世界中,通过内心世界碎片般的回忆,重建一个自然的、完整的自我。”(林登豪语),由此我想到了文化批判美学的集大成者瓦尔特·本雅明,他把现代性审美经验与都市经验和现代工业制造关联起来,从波特莱尔发掘精神与物质以及不同事物之间神秘“应合”关系的象征——寓言方式上,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现代性主题:震惊。这正是先锋现代性艺术充斥着断裂、突兀、怪异、扭曲的原因。从这个维度上看,林登豪的散文诗便是在 “震惊”中寻求现代经验的艺术整合,触及现代生存经验的隐痛,探索从城市生活到文化精神感悟的丰富性,于影响的焦虑与心灵的震惊中把握现代都市的核心“人群”以及“人群中的人”、“这个人,那个人”已经断裂、破碎、不连续记忆的重要特征,或如现代主义艺术家、散文诗的鼻祖波特莱尔那样以捕捉这些震惊为能事,“诗人在荒漠的街道上从词、片断和句头组成的幽灵般的大众中夺取诗的战利品”,一种由废墟和碎片构成的城市幻象,一种在意识淹没时的光怪陆离。当许多散文诗人热衷于风花雪月式、甜饮料式、一次性消费式地抒发“温馨”、“轻柔”、“惆怅”、“感伤”等矫情时,林登豪则意识到“人在现代时空中经验结构和艺术创造的异化生变”(王光明语),他的散文诗注重从个人啮心的生存感受中抽取真正的现代经验、情感,卓成一家地创造出语言言说的开放性、多元性和隐喻性,乃是诗体革新较为大胆也是新意迭出的一位诗人。作为一个先锋现代者,他在诗体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创新、变异和拓展,并为我们奉献出深具闪电穿透力的都市题材的力作,使读者看到了恢复汉诗血色素的前景,他为散文诗的现代性所做的努力,的确非常珍贵。
感谢林登豪先生的筛金拣珠,让我们珍藏了福建百年散文诗一路走来的美好记忆。这是一部特色鲜明的、十分优秀的、非常精美的、具有较高审美价值和文献价值的福建百年散文诗选本。此选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福建现当代散文诗生机盎然的概貌,列队整齐,阵容浩大,是散文诗“闽军”的一次集团冲锋与整体亮相。它不仅为中国散文诗史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与众多闽籍有成就的作家与有影响的诗人进行灵魂对话的窗口。在此,对编选者所付出的辛勤耕作,对于散文诗芳草地上所结出的丰硕成果,我们以诗歌的名义表示由衷而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