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顾城】大象为什么要长牙,我为什么要写诗?
2015-09-23 来源：搜狐文化 1956年9月24日，顾城在北京出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成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以一颗童心看世界的 “童话诗人”。1987年之后，顾城主动滞留国外、定居遥远的南半球，加之不愿引人注目、回归自然生活的心态，国内读者了解极少。他们夫妇最后的意外死亡之所以那样不可思议，大概也与国内媒体及读者对其海外生活的陌生有关。《顾城海外遗集》主编荣挺进通过对顾城的诗歌、哲学、小说的解析，为读者勾勒顾城的海外生活和个性色彩。
1987年5月29日，顾城夫妇自北京飞德国明斯特，开始海外生活，用他们一些朋友的说法，出国之前已有打算不再回来。当年底，他们从欧洲回返到香港，经过犹豫和彷徨，终过家门而不入，接受新西兰奥克兰大学闵福德教授邀请，应聘教职。1988年至1992年3月，他们以工作移民方式，定居新西兰，生养儿子，在激流岛上买房，养鸡，画画，经过了从“采撷业”、“农业”、“畜牧业”、“商业”，又回归“文艺事业”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一门心思要“靠自己双手劳动养活自己”。1992年顾城接受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简称DAAD）邀请，赴德创作和访学一年；1993年3月申请到德国伯尔基金（Heinrich-Böll-Stiftung，简称HBS），可继续留德工作一年，他创作小说，接受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人与自然——世界各文化哲学研讨会”邀请，准备并完成关于中国哲学的报告任务。但才过四个月，他们又急忙离开欧洲，飞渡大西洋，经美国做短期停留，匆忙回到新西兰的家。海外六年，仅1993年3月15日至23日回过一趟北京。
【一】 “童话诗”之后：柏林期间“最大的收获”
顾城海外六年诗歌创作多彩的面貌、种种内涵的捕捉、种种形式的试验，有极丰富的存在体验、很强烈的现代感觉，和一般读者印象里的“童话诗人”大异其趣。另一方面，海外诗的即景性增强，它们如日记一般记录顾城的行迹，有助于读者了解他的海外生活和个性色彩。许多细节，可以从他的诗里非常亲切地看见，可谓“作为日记的诗歌”。
比如关于他的儿子，1987年10月他和谢烨在伦敦一家医院检查，第一次听见胎儿的心跳，便写下“孩子在母体上微微凸起/这是内在的光明/是滋养本身”（《卑微》）的诗句。第二年3月孩子降生在奥克兰，他写道：“现在你可以说／你有儿子”（《此刻》）。“你忽然醒着／像一朵花／变红／像一件衣服/湿头发黑头发头发头发活了”（《桌子》）。就是谢烨生产时的惊人印象，这印象，四年后他还清晰记着：后来胖子生下来，我身体完全沉浸在惊讶里——平静之中，我根本没意识到，那是一个孩子，那巨大的红乎乎的身体，他被捉住，然后哭，我甚至没意识到他是男孩儿，我只是看着，希望它离我而去，一切终于安静下来，那真是个可怕的事情——人怎么会这样……
关于儿子的诗，他还写了《斑布》、《微小的心意》、《困》、《娃娃》、《需要长睡》、《睡眠是条大河》等，直到1993年9月那首《回家》，对孩子的心痛与爱护、害怕与珍惜、想念和期望，交织着。读这些诗，能看见他们一家人相处的镜头，也让人想起顾城为儿子所画的素描和速写，满是柔情。关于顾城不爱儿子、厌恶孩子的流言不攻自破。
又如他们在欧美各国的奔走，一路所见：“有选票有客气／ 有金钱有礼仪／鸽子提了又提”（《河田（一）》写德国）。“树木一次次侵入我的帽子／扁圆的鳍四下动动／而手在其中”（《丹麦》）。“那么多灯火摇摇／雷米／真想和你去走风暴中安静的雪地”（《境外》写瑞典）。……
还比如，他在奥克兰大学的工作：“我站在讲台上／讲远处的岛屿／周围没人//南岛和北岛／白云依依／毛利人用／玉刀片刮胡子”（《铜人》）。“下雨的时候／上街去／永远工作的样子／街湿湿的／下雨的时候／想上车去”（《雨时》）。“九月八日 老师走上课堂／讲怎么制造酒浆／高声朗诵／锯末 放进 茶缸”（《连街》）。……
他的诗里更多的是他们岛居的劳作和生活，种菜，锯木头，打石头，钉房子，养鸡，卖鸡蛋，卖春卷，给岛民画像，制陶，还有激流岛阳光明媚、绿树葱茏的那些美好的时刻，以及每每泛起的思乡之情，对北京城、对过去生活、对梦境的追忆，对当时国内发生事件的关注，等等。1990年7月的一篇：画石头、鸡和太阳／话生活、愿望和悲伤／反反复复钉钉子／狗一直叫到晚上／锯／坏木头／支／断房梁／拾／废纤板／补／破屋墙／没说话没画画／你煮饭我煮裂开的月亮
中国大陆在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进入一个诗歌探索时代，诸多诗人多方探索。顾城在许多诗人伙伴转变之前，已经在其“布林”系列（1981.6~1982.11）创作中完成了他寓言诗歌“一次自我更新的试验”，而《颂歌世界》组诗（1983.10~1985.11）开启他 “旧日的激情变成了物品”的诗风变化；出国之后，虽与大陆纷纷攘攘各样“诗群”隔绝，顾城自觉独一无二的个性，沉潜于见多识广的体验、自由写作的心境，使他的海外诗歌创作向一个“通灵者”境界突进。单就体式来说，既有白话自由诗、寓言诗，也有貌似五言、七言旧体打油诗、哲思偈句，还有让人特别喜欢的歌词、谣曲，连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解过的古诗白话自译。在内涵、形式、语言方面，可见出顾城在“童话诗”、朦胧诗之后，对诗歌艺术不断实验的新探索、新风格。
比如《水银》一组48首，是顾城1988年在奥克兰大学任教期间回顾自己80年代中期以来的诗歌写作，特别编辑的一组作品。用他1986年的一段话来描述：“一九八五年后，……我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文字会自己行动，像一粒粒水银，滚动或变成空气，每个字都是自由的，不再代表人加与它的意义，就像我们辞去了外在的职务恢复了原本的性情。这是解脱了魔法的文字，它会碰到另一些字，结成故事，或者沿着一个谐音、一个同声、一个偏旁溜走，有时是我的声音在字中间找到了它的形体，就像托生那样。”(《诗奇观二则》之一) 这是顾城为帮助读者理解专写的一段自述，同他讲自己的帽子一样随兴而来，“仅供读者参考”，给评论者提供一个“话柄”。
《水银》的试验，是对汉字声音及其形体的捕捉，诗人放开了对字的组织和管束，让字的天性、个性、活力自动呈现，自行结合。有的诗，刻意将文字组成特别形状，如《名》就是一只接水的高脚杯，《水银》像条舞动的裙子，《呀》如一面小旗子；这种文字及其形体所记录、所呈现、所对应的阅读体验，直奔人的神经末梢。如长诗《滴的里滴》，视觉排列上如水珠、水花滴溅，念起来尤其有一种或欲言又止的憋屈、或一泻如注的癫狂，顾城自己在美国讲演时也说：我可不能念这首诗，念就会有“犯癔症那个感觉”。1992年5月19日在旧金山他向来访的友人阐释这首诗在声情上的抑扬起伏、疾徐长短及其效果。
“每隔三五年，我就发生一个大改变。”顾城在诗艺上的试验和探索，是一直不停顿的，到《城》52首的写作，又有所不同。他说，有点像明朝张岱写《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可称自己的“北京梦寻”，全是北京城市印象。和所有离乡背井的游子一样，顾城身在海外，心牵故乡，在《城》创作之前，他已有《圆明园》（1988年10月）、《驻马店》（1989年3月）、《三纺店》（1989年6月）、《崇元观》（1989年7月）、《展览路》（1989年12月）、《光华西里》（1990年4月）、《南口》（1990年10月）、《小井》（1990年11月）、《新开胡同》（1991年2月）、《定陵》（1991年4月）等记录梦境（顾城自称“梦字”）的诗，《城》系列把这一尝试更专注、更有意识、更清醒地创造出来，用他的话讲：“梦，有它自己的意象，它自己的语言方式，可是它来自你生命的深处，显示给你的是你生命的真实；我会直接将它们移到纸上，一般改都不改。当然我还是以我醒时的判断为准的，改或不改还是需要判断一下的。”但是，“它们单独地有自己的故事，而一个宿命在这中间。”这些诗，承载幻梦、历史、文字游戏（如儿歌、民歌）、生活记忆、现实投影，一个个互不相干的明亮碎片，叠加、错落、拼接、幻化，“……是一个死了的人，是一个游魂，但是游魂也有一种着急，想不起路，想不起来要到哪去，想不起家在哪儿，所以老是停在一个地方发愣。但是每个梦里的地方，……我看到的都是现在没有了的东西，和还没到来的东西，也有现实。”这样一个活着感受死亡的游魂，游荡在北京城大街小巷内外、城门楼子上下，和张岱以“梦”为名，在历史景象的记忆里感叹兴亡盛衰、繁华黍离之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笔者看来，除了字面上共有一个“梦”字，顾城梦里的北京和张岱记忆里的西湖，根本是质地、内涵、感觉完全不同的两种创造。
1992年4月顾城在致父母的一封信里写到：“我现在努力完成两本书，一本是激流岛画话本，那些寄家的画配上古文古诗，……”同年6月12日他在荷兰鹿特丹参观一个汉学图书馆，见到两册中国善本古籍，大概是命相书或卜卦书一类，看到“北方女国并中原，天下全无竹水湾，二次其中逢造化，红巾小婿别人间”这样的卦辞，顾城情不自禁地说：“这跟我的《激流岛话画本》挺像的，你发现没有？”在朋友间说起“话画本”（顾城谈论这个作品时，“画话”“话画”混用），说“是用文言加笑话写的”，把它和《城》、《鬼进城》归在一起，“这么几个东西，形式都是和过去大不同的”
顾城1992年10月中旬一气呵成的组诗《鬼进城》，被他视为在柏林期间“最大的收获”，也是他想象和记忆北京的延续，“我来到柏林，大雪纷飞。我在雪地上走，好像没有痕迹。这使我想起鬼的生活。……使我想起北京。……我不想说‘历史’、‘文化’这些词，但是我知道，死了的人并没有消失。鬼溶解在空气、黄昏、灯光和所有人中间。一切并非到此为止。我在柏林获得了我的北京。”他特别强调，这个“我的北京”，“它带有现实性；我依旧对这个世界有我全部的感觉，这感一点儿没减弱；但是，是我的，不是一个集团的，不是一个观念的”，“我觉得它是非常现实的。我不认为它是‘心理现实’，要不就叫它是一种幽灵现实。”这种“幽灵现实”，不是《城》纷纭而剔透的梦境，而是意想不到、纷至沓来的许多记忆碎片，以及在时间和空间里被远远拉开、渐渐沉淀、难以分辨的细碎感觉，特别是突然出现——如梦话一般——的那些口语，被当作诗的语言重新体验：“他们齐声 吐出一片大烟雾／傍晚的人说／‘该回家了’”，“‘还有三分钟花就开了’ ／谁问 空气逐渐透明／一个人 在书房里搭衣／服垛子”，“他说 是旅长师长可以／ 军长不行 军长我还想当呢／ 你别骗我”；这些完全口语化、极其浅白的诗句，却并不简单，“隐涵着各种可能性”，——“口语其实很神秘”。
顾城一再说，写诗于他如同呼吸，这是他的哲学：“春天的风吹过之后，花朵就出现了。这是一种自然的创作。我们很难问大象为什么要长牙，或者这棵树为什么要开花；那么写诗也是这样，它是生命中的一个自然现象，当有爱的时候，当神灵通过的时候，就像树开花一样，一首诗就出现了。”英国早夭的天才诗人济慈有类似的说法。写诗是一种生命现象，诗艺探索是他兴之所至的生长和趣味，写出诗来，是否被认同、认知，或有无创新价值、探索意义，都无关他的书写。
顾城又自称是一个渺小的人，从小立志学习蟋蟀，“在一个小小的草间歌唱，认真地唱，然后就化为尘土。”二十多年前，顾城行走在欧美各大城市，朗诵自己的诗歌，也仿佛切斯特在时代广场演奏它的乡村幻想曲：回想在家乡的草地上，如果阳光温暖宜人，或者碰上一轮皎洁的满月，或者想要跟自己的朋友——云雀用音乐交谈，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奏出乐曲，因为内心深处有这个要求。
《答案》是顾城1988年12月6日在美国洛杉矶朗诵的诗，他告诉听众：这首诗写于激流岛，“那里很安静，不用戴帽子也能听见鸟叫，看见星星以外的星星。”这是他为何安居岛上的答案，也是人们为何热爱诗歌的答案。
【二】一个东方人“得道”的哲学体验
1993年7月10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神学系主办的“人与自然——世界各文化哲学研讨会”将这一天安排为顾城报告日。顾城的报告题目是《没有目的的“我”——自然哲学纲要》。这份文稿，展现了顾城的阅读兴趣：
一是先秦诸子里道家、名家、阴阳家的原典，如《老子》、《庄子》、《公孙龙子》、惠施等著作，其有关观念和篇目原句；
二是汉魏以来谈佛理、讲禅意、证大道的经典语录，如《坛经》《景德传灯录》《古尊宿语录》《五灯会元》等，将一些偈语、顿悟的典故反复印证；
三是围绕自然哲学观进行对话、印证的诗人、儒家、理学、后人著作，如李白诗、王维诗、韦应物诗，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禅解诗，如孔子、荀子、朱熹、冯友兰、毛泽东等的观念和文字，对毛泽东所欣赏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及其精神境界的看法；
四是国外的文学哲学宗教著作，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圣经、印度梵文佛经故事，以及萨特、海德格尔和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小说家约瑟夫•海勒作品里的意见等。
关于“自然”，在他看来，“‘自’是本源，天生的状态，规则，我外无他之我。‘然’是一个轻微的态度，同意、接受和这样的意思”，“这个自然不是指与人意识相对的自然界，而是指一种没有预设目的的和顺状态，也可以说这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他将“自然而然”作为理解中国哲学——或者中国思想的关键，“思想是没有目的的，是一种自然现象”，中国哲学家体悟了自然的境界，全然不同于人们的日常观念——现实的、因果的、逻辑的、思辩的，因而，其趋向是“物我合一”，而不是判断、演绎、推理和证明。
关于人的存在，“从中国哲学来讲，‘我’一般指观念和执著。”“天地如一粒米，时光如白马过隙，人之何在？”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一旦将自己单独出来，就发生人的愿望和存在的矛盾，决定他永远要陷于悖论之中。对此，他答问时更明白的阐释：“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一直处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状态中——你要求自由，可能就要同时接受死亡；而你接受生活，又往往必须扭曲本性。”“不过在中国的哲学里，后来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方法，完全调和了这两者的矛盾——就是说人大可继续过他的生活，而他的心呢，是自然的；就像云在天上，水在瓶子里一样，彼此一点儿也不矛盾；各在各的领域里，互不相干，安全地并存。”从这里拈出了他的“座右铭”——“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人可以像蚂蚁一样地生活，但是可以像神一样美丽。
顾城关于语言的体悟表达得特别精彩。“一棵树被加工成桌子，对于人，是有意义的，对于树却是一个破坏。固执于规范的概念和思辩规则，便与自然之境相悖。在庄子的寓言里自然的象征浑沌，被人为地凿开七窍，具有了常人的感知以后，就死了。”“如果说思辩面临着执著观念的危险，那么表达使用符号和概念、文字和语言，几乎无可避免地会进入这种危险。用一种限定的、习惯的形式，表达无限的全新的体悟，本身就是悖论。”因此，他强调了中国哲学在语言表达时的谨慎，“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难免蕴涵着自身表达以外的目的性，使表达的内涵及方式不由自主地随着对象的改变而改变，脱离本体，进入规范的谬误。”为此，他在答问时进一步区分了“自然的语言”和“功用的语言”，后者“如果仅仅是为了论及是非、征服对手，就不再是自然之道了。拘泥于此一目的，亦必落入言筌。”唯前者的“表达不是以令对方接受为目的的，它没有目的，它是存在本身，可显为表达，亦可不显为不表达。它显为表达的形态可以有千万种”；对两种语言的不同，他打了一个极其形象的比方：“网能够捕捉鸟，逻辑能够推演概念，但是网并不能捕捉天空” ，自然的语言，“中国哲学的自然表达形态，有语言、隐喻、明示，也有准语言的呼啸和棒喝，以及各式异样的和正常的行为方式，亦包括不表达的表达——心心相印。”
面对一个女听众关于如何达到自我放弃，这种状态对人有什么重要意义的问题，顾城通过个人经历的回顾，呈现了一个东方人“得道”的哲学体验。他把自己的体验和思想别为五段：
五岁时第一次知道人都有死，产生存在的无意义感，他的选择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能够多玩儿一天算一天，就是找些好玩儿的事情”。这其实也中国魏晋时期许多诗人面对不由自主现实和绝望人生做出的两种选择之一：或“慨当以慷”无所畏惧的竞进，不择手段往上爬；或看破“生年不满百，却怀千岁忧”的荒诞，干脆“今日良宴会”，耽于嬉乐、游戏以终。早慧的小小顾城其实是发乎本能，选择了后者，认同无意义的“自然”，迈出放弃社会意志的第一步。
第二段是十二岁之前，时代裹挟了所有人的命运，家庭被掀掉了屋顶和墙壁，“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是根本不可靠的，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不能想像”，而且，他在“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的斗争哲学面前，直面到真的死亡，“我对人是非常恐惧的”，“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要到一个特别远的地方去，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要自己种土豆过日子，修一道墙，把我围在里边”，面对不可预知的事物和随时光顾的死亡恐惧，所有陶然自乐都弱不禁风，被风化、剥落它貌似多彩的脆壳，趴在滚滚红尘里的 “我”直立起来，却只有一种办法面对：逃避，或者躲藏，在某种外在依赖下。——危如累卵，对许多人而言，这是宗教信仰登场的时刻。
但顾城的第三个阶段被赶到农村，中国农耕文明五千年恒定不变的“大自然”所在，在体验着“自然中的争斗也非常残酷”的同时，“我找到了我最初的信仰”，开始写诗，他把这描述为“心里有一种爱”。在今天看来，或许是面对比自己还缈小、脆弱得多的小花小草小鸟，在比人的社会更残酷的自然里，竟比人更无忧无愁、自由自在生长、开放、鸣唱的惊讶和感激，“就在这时候我知道了，我就是那只飞过的鸟儿，我也是河水，也是河岸，就像我的这只手和这只手一样。万物中间有一种轻柔的语言，它光明地流动着无论白天黑夜，在我们心里干净的时候它也到达和穿过我们，我们一同万物因由这个语言而生生不息”，“我有我的世界，我和天地、空气、树木、水流融为一体，恢复了一种跟万物相通的生命的记忆。”这段“我最幸福的这个十四五岁的时候”，没有宗教信仰作为出逃薮，顾城在自然生命那里找到了一个出口，以非功利的审美方式，移情诗歌，一种个体精神的升华。
第四段才是一个焦虑、痛苦的危机阶段，身体的成熟和心智的成长，尤其是责任的承担，把存在的真实意义带到眼前。“我发生了另外一个危险，就是发现我在长大，变成一个男人……我觉得男人都是很难看的”，同时，“我发现人们都在过一种奇怪的生活”，审美与现实的纠结，自我和社会的纠结，以及真诚投入存在的热情，使他抛开了死亡的恐惧，甚至接受了与死亡共舞的意识，“死亡永远和我在一起，我便是安全的，不用害怕落在耻辱中永劫不复”，“我就从那个楼上下来，一天一天地生活了很多年，经过了爱情，经过了革命，经过了各种现代思潮的冲击。”也接受了“我”现实存在的一切痛苦、愚蠢和盲目，他洞察了人的渺小，却未找到超脱的途径——写诗也不足以回到自己的生命中去，在“我”“到底是什么，到底要什么”的困惑里自我搏斗。
正如鲁迅先生在世态炎凉的困惑里摸索，“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顾城最终选择离开中国，甚至试图离开人的社会，离群索居，“我期望自然树林能够恢复我小时的感觉，给我纯净生命的气息”，但作为一个充满活力和能量、自我意识分明而又责任感在肩的孤独个体，“我发现我在什么都不要的时候，我的生命仍然处在一个盲目的状态中，它仍然要自己行动”，在慢慢消耗、磨掉自己的这一天，“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你怎么会以为我是一个人呢？”——“作为一个人，我觉得我什么也不能安排，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过程，生老病死，充满了命运，都不是我可以选择的——诞生我不能选择，变成一个男人也不是我选择的，当一个中国人也不是我的选择，这些都不是我选择的；但是呢，在这一切之外，在这一切之上，在这一切之中，有一个‘名’，我觉得这就是我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道理，或者说这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要做的事情”，“我”没有了，“人”也不在了，“我真是一个空空的走廊，有一种生命通过，在另一端变成语言、诗歌，变成花朵……”
顾城这里提到他的一个概念“名”。这个概念据顾城自己讲，来自先秦诸子中以公孙龙、惠施为代表的“名家”学派，他们以“白坚”论和“白马非马”的逻辑游戏，“用逻辑揭露了逻辑的悖论，揭露了逻辑的荒唐”；但在他看来，在名家“瞎搅和”之下，其实包含着一种“真知”，暗示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以‘有形’，达不到‘无形’，而那个‘无形’却又是实质——你达不到它”，“所有的‘有形’都是由它而显映出来的，同时又在回归它的过程中消失于它。”因此，他使用这个“名”，把它命名为一个“至名”，“高于一切的名，那就跟道几乎是一个东西”；但它虽然近乎老子所谓“名可名非常名”那个“常名”，却因为“有了点儿意志色彩”而和“灵”有了关系，不像冥冥在上而冷静无情的“道”，而是在人间、含有信念的意味：“名而生灵，并生万名，灵生万灵，这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大千世界就显现出来了——那么‘灵’这边就是所谓的主观，‘名’这边就是所谓的客观。而它们本是一体。”
【三】小说《英儿》是宽容的寓言吗？
1993年11月，因顾城夫妻猝然离世，小说《英儿》三个版本被媒体渲染得沸沸扬扬。
顾城是在写作《英儿》的纠结过程中，陡然转向哲学思考的，但这一转向并不彻底放下了《英儿》写作的心态。他问谢烨：“你看这个‘妄’字哈，上边是‘亡’，下边是‘女’，失‘女’就‘亡’，我现在是不是就是‘妄’呵？”“其实我现在就有一点儿这样，对于我来说我现在，存在和不存在都无所谓。”他还告诉德国朋友，“我跟谢烨，谢烨是我真实的存在，我是她的影子；我死了不过是我丢掉了我的影子而已。”尤其是这一段和谢烨的谈话：“大鱼那天问我：你们这个心境不自然了？我说太自然了，我这么痛苦我怎么不自然哪，是吧。我承认这个事情，我不虚饰，我也不推诿。我知道我的死不可推让，这就是自然。我知道没有死，没有生，有生，有死，这都是自然。我知道我的死不可推让，‘知死不可让’——这是具体的问题呵，是我秉性的问题。”选择死亡的意识仍在他的脑子里。
对比《英儿》成稿和同时期的哲学思考，顾城呈现了两幅不同的精神面目：一个似乎无法自拔，一个却是超然物外，一个铭心刻骨、痛不欲生，一个无我无累、生死两忘。状态怎会如此截然不同？《英儿》的极端痛苦是不是刺激到他的哲学思考？“无目的的我”的思索，是不是也让顾城精神和心态有所超拔、变化，从而改变了《英儿》从成稿到成书的后期面貌？这都值得有心人——能“心会”的人去进一步探索。
《英儿》三个版本，是华艺出版社第1版第1次印刷（简称“华艺初版”）、第1版第2次印刷（简称“华艺珍版”），作家出版社第1版第1次印刷（简称“作家版”）。同年12月，台北圆神出版社推出繁体竖排版《英儿》（简称“圆神版”）。四本书放在一起，封面不同、开本有别、翻开内文也有同有异。仔细对照上述四个版本，大体如下不同：
不同之一，是篇目，插图及其插图方式。
不同之二，文字有改订，且称得上是大差别。
不同之三，篇章结构调整。华艺版的“引子”和“尾声”与作家版的同一内容，在文字和结构上都做了大调整。
华艺版全书只有一篇“引子”，起自“我见到C的时候，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戚容。”止于“这是一个被打开的盒子。”对照作家版，有少量字词改动，但位置在“本书指南”之后，上篇之前。作家版则是作为上篇的“引子”处理的。
华艺版下篇的“尾声”因为没有“篇外”的单独构成，等于夹在“下篇”中间靠后，让读者莫名其妙——我第一次读到这里就很诧异。作家版把它一拆为三，作相应改订，其第一节（题下诗“那鬼非常清楚”起，至“他是魔鬼，也是魔鬼之风中飞舞的叶片。”）加标题《一夜之后》移至上篇末尾；文字做了些有意思的修改：开篇“看完这些字，我就蒙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对Ｇ和他的故事，我没法说出我的感觉来，”改成更简练的“看完这些字，我就有点儿梦了，对Ｇ和他的故事我有一种很别扭的感觉。”第二段开始的“生活中是无奇不有的，但这件事太超乎常情了。‘一个疯子’，人人都会这样说。”改成“生活中是无奇不有的，但这件事实在有点儿违背常情。‘他有点儿疯’，人们会这样说。”第三段两句“他简直不是人！我这样想。”改成了“他不太适合当人！我这样想。”原本剧烈、极端的情绪缓和了些、委婉了些。这样一来，上篇构成了一个首尾呼应，一段探访故人的叙述包裹着忏悔、回忆、场景和书信的片断，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
华艺版下篇“尾声”的第二节，起“天快亮了”至“这个孤立的礁屿……”，在作家版里近乎原样移到下篇开端，补写三行诗，作了第二个“引子”。这是一个绝妙的调整，前承上篇结尾，“一夜之后”，“我”翻过纸袋子里一些篇章，到“天快亮了”，沉思默想，走进Ｇ和Ｃ以及英儿存在过的小岛，开启下篇那些“叙述性的小说和随笔”，及另一些书信。
华艺版“尾声”仅有第三节在作家版保留为下篇“尾声”，增加了两行题下诗，改动也不小。第二段后半截“他固执地阻隔了自己。我不得不为他惋惜。因为他毕竟是我遇到的少有的，一个有先天才能的人（一个神经病）。”另起段落，补写了两个小段：
他固执地阻隔了自己、毁灭自己。令人惊异的是，他和雷都清晰地看到了这个致命之处。
在最后的日月里，Ｇ好像已经平静下来了。他用现实利害来解释这件事甚至借助道德，他要把英儿划到自己的感情之外去。他最可怕也是最软弱点是，始终不愿意承认别人的情感。他害怕自相矛盾，为了避免这个矛盾，他情愿一了了之。
“一个神经病！他有点儿可怜。”我不得不为他惋惜，因为他毕竟是我遇到的少有的，一个有先天才能的人。
华艺版“尾声”结束处倒数第二段，“在那个昏蒙的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岩石湾回转的山路上。我并没有走多远，那片竹子在路边绽开，对面山谷绿蒙蒙的叠障起伏，独一无二的鲜花大树触目地红着。这时Ｇ停住脚，对英儿说：”也改写补写几句，别为两小段：
在那个昏蒙的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岩石湾回转的山路上。我并没有走多远。Ｇ就在前边，好像采些花草给木耳，哄他。花一摘下来，那片竹子就绽开了。
对面山谷绿蒙蒙的叠障起伏，独一无二的鲜花大树触目鲜红。这时Ｇ停住脚，木耳不见了，他对英儿说：
从全书来看，篇目上、文字上、结构上，作家版——及圆神版——较之华艺版圆满许多，而圆神版改“顾城”为“林城”，则是在小说的虚构方向再跨一步。三个版本应当是作者在不同时段分别交由出版机构的。参照华艺版刘震云“代跋”所记“承蒙他们信任，今年［１９９３年］六月，从柏林打来电话，说他们在诗之外，写了第一个长篇”，这部稿子从德国捎回来，由他交给金丽红女士的。这是华艺版书稿的由来，其交付时间大概在７月下旬或８月初，因为，该版里收录的顾城致乡伊的信落款时间为７月１６日，而未收进此稿的《牧场》，完成于８月９日。
按照作家版后记《爱的宽容》所记：该书稿“在’９３深圳文稿竞价活动中以万金购得”，检１９９３年深圳文稿竞价活动日程，“8月，顾城、谢烨自德国向组委会寄来署名为顾城、雷米的《英儿》文稿及‘著作权说明书’。该‘著作权说明书’中写明：《英儿》，22.6万字，纪实小说。他们还通过顾城在德国的经纪人史明另寄一份《英儿》打印稿给组委会。”这个语焉不详的８月，参照其最后一篇《牧场》的完成时间，必不早于８月中旬，也不会晚于８月底，——８月３０日，顾城夫妇已动身离德飞美国去了。同年10月11日，组委会与肖聪签订《英儿》专有出版权买卖合同，约定：肖聪取得《英儿》专有出版权，合同期限5年，使用费为人民币33000元（22万字，按千字150元）；11月，肖聪将文稿转给李春燕——这就是作家版后记“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出品人”；11月18日，李春燕将此作品捐赠给作家出版社，该社于同月出版《英儿》。圆神版是顾城在美国期间经朋友介绍、交给出版方的。
这一番《英儿》三个版本的文本对校，和日程对照，或许可以说明一点：顾城是一边写着一边往外寄着还一边不断在修改着这本书的。按照顾乡《我面对顾城的最后十四天》（见“散文卷”下册）记录，直到１０月，顾城仍在犹豫是否让《英儿》出版，他甚至说“真想把那书烧了”。这一点，读者还可参看“散文卷”《（一段对话）》篇。——已出版的《英儿》，都不是顾城最终的定稿，因为他的意外死亡，也永远不会有终稿了。
三个版本有一个相同的附件，内容简介。华艺版放在书前单占一页，作家版排印在封底，圆神版改题“《英儿》简介”，也在书前。它们文字有所不同，但核心内容很一致，选录圆神版这段话来看：
《英儿》是作者最近在德国写成的一部长篇小说。据说是一部真切的情爱忏悔录。作品描写了一个中国隐者林城和他的两个妻子在太平洋一个小岛上的生活、情爱、冲突和阴差阳错。林城不仅不想建功立业，作一个桃花源中人。甚至不想为夫为父，疏远子裔，仇视自己的欲望，以实现他意念中的净土——女儿国的幻想。他渴望爱慕他的两个女子相互爱慕，这异样的幻影最终驱使他走向毁灭。
全书以女主人公英儿和林城的相恋为缘，出走为因，迭迭展开，淋漓尽致，表现了一个现代离世者的极端心理和异常恋情。
这段内容，文字上除了主人公“林城”、“顾城”姓名的区别，“两个妻子”和“两个女性”、“妻子及情人”的区别，三版基本一致。这样的概括，与《英儿》书中上、下篇“小引”、“尾声”里来访的“我”的反省一致，但和两篇的主体内容差别很大，甚至相互背离。
比如：“仇视自己的欲望”，和书里对男女情爱的痴迷相互矛盾，《英儿》并非《肉蒲团》或《金瓶梅》，打着禁欲的幌子陶醉肉欲的狂欢，目的在道德说教。这部小说，主人公直面生命体验，把男欢女爱刻画得诗情画意。又比如：“不想为夫为父，疏远子裔”，《本书指南》和《你是小木耳》里有几句暗示，可全书读来哪里有为夫为父、子裔话题？书里描写的就是一个男人对两个女人的情感，及其游移和关切，这原本合乎人情人性，怎么是“异样的幻影”？而且“一个现代离世者的极端心理和异常恋情”？
这种提要与文本的错位，很难讲是由出版商拟订的宣传语，由于它们太一致，估计应是作者自拟的文字，透露着某种未完成或未明确的意图指向。
但这些“异样”的简介，加之顾、谢异样的死亡，容易使读者不假思索将作者和作品主人公划等号。二十年之后，这些异样仍在。在许多探究顾城夫妇离世原因的读者眼里，全然无视《英儿》作为小说的虚拟存在，而直接视其为真材实料，乃至“事实依据”。这“依据”可靠吗？当文昕《顾城绝命之谜》、李英《魂断激流岛》出版，人们更是聚讼纷纷了。
说到李英女士，不得不多说几句。2014年8月李英去世的消息。《英儿》小说，李英是早就看到了的，她1994年2月给文昕的一封信首句便是“文昕：《英儿》我已经读了”，恐怕还促成了她《魂断激流岛》的写作，但她贸然以《英儿》的描写为实事，对号入座为自己辩护，结果招致了多少读者的恶骂与冷嘲。 |
发表于 2015-9-23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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