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和诗歌：不断获取“神奇的动力”

严家威

跨文化和诗歌：不断获取“神奇的动力”
2012年07月10日 14:17　来源：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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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聚在这里，相聚在横跨欧亚大陆，荟萃欧、亚、非三大洲文化，且曾作为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西端终点的国际都市伊斯坦布尔，本身就是有关“跨文化与诗歌”的一个活生生的阐释。
　　而我，一个中国诗人，或一个为诗工作的人，能有幸在这里向一直心仪的土耳其现代诗的奠基者纳齐姆·希克梅特(Nazim Hikmet)，向杰出的小说家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Pamuk)献上我由衷的敬意，则可以视为这一阐释的一个小小脚注。
　　然而，无论是怎样的阐释，无论有多少个脚注，都只会支持“跨文化与诗歌”继续成为一个目标，而不是种种由成见累积而成的结论。因为所谓“跨文化”不仅是我们共同面临的历史语境，还是一种视野和胸襟，是热爱和彼此热爱，理解和彼此理解；不仅是一种视野和胸襟，还是一种自我和他者彼此生成的镜像，或在二者之间流转不定，不断进行新的综合的能量。它首先要求具备的是实践和创造的品格。日益加速度的全球化进程早已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还将继续表明这一点。
　　这里所说的“全球化”当然是我们自己的全球化。那是与以经济利益为支点、谋求份额和霸权为核心的市场全球化相平行、相因应、相抗衡的另一种全球化，是自伟大的歌德于近两个世纪前提出“世界文学”这一划时代的概念以来日见清晰的共同揭示、解读人类生存与心灵处境的全球化，是有关个体生命的激情、梦想、良知、智慧，有关语言边界的追问和探索，以及与此相关的传播、交流和沟通方式的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进程孕育、催生了中国的“新诗”即现代诗，并深刻影响了其近一百年来的发展；也正是因为置身同一的历史进程之中，我们才会在这里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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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的努力不但不会掩盖，相反会突出我们各自的主体差异性；同样，它不但不会钝化，相反会激励我们直面各自不同的“问题情境”并探索解决之道。沉默而又活跃在所有这些背后的，是我们各自依据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它曾经的辉煌，它的困境，它寻求自身变革的内在要求。当上世纪初叶埃兹拉·庞德和他的友人们受中国古典诗歌和日本俳句的启发，在伦敦开创“意象派诗歌”并使意象主义席卷欧美，成为第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诗歌运动时，中国现代诗的先驱们却在借鉴“意象派六原则”提出自己的诗歌主张，厉行“用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来装进外国诗的诗意”的实验；当庞德依据东方学者弗诺罗萨(Fenollosa)的遗稿，如T.S。艾略特所说，为西方“发明中国诗”，并惊叹汉字天生就是用来写诗的文字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猛将们却将其“罗曼斯精神”推向极端，力主废除汉字，改用拉丁文拼写。这种貌似错位，以至荒诞的现象曾一再被视为中国新诗人数典忘祖的证据，然而从寻求各自传统变革的角度看，却正是“跨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激进的思潮理当清理，无效的主张可以废弃，但这“应有之义”却始终不可或缺。它不仅意味着尊重从一开始就包含了错谬在内的生长的逻辑，还意味着不断获取某种“神奇的动力”。
　　“神奇的动力”一语出自大家手头那首中国诗人的诗，事实上它正是这首题为《嬗变——致保罗·瓦雷里》的诗所致力揭示的秘密源泉。反复出现的省略号表明，诗人的笔似乎总也跟不上他内心奔突的思绪。“每一种生命和物质……影像和镜子……”“知识……责任……权力……意志”——除了不断在语言上腾身飞跃，他又怎么能抓住那同时蕴涵了这一切的力量在极度宁静中兀然显形的瞬间？令人惊奇的是，如此巨大的能量，如此紧张的嬗变过程，在第二节中却被汇聚于一群“蠕虫”：
　　当神奇的动力运转起来，向前推进着的时候，一千个萌芽，齐声歌咏着它们的每一份命运。
　　蠕虫，娇小的蠕虫，从它们隐蔽的洞穴里酣眠的胚芽里破茧而出……啊，蠕虫……激情的力量！
　　你们吞噬着林木和它们正在变红的肌肤。
　　你们吃着，你们蜕变着。你们侵蚀着理性！
　　我很高兴能在这里谈及作者盛成。由于长期受到有意无意的遮蔽，即使是在座的同胞，恐怕大多也未必知道这位集诗人、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中国现当代史上的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奇性有太多的话可说，譬如11岁即以出家人身份秘密加入同盟会，次年参加辛亥革命光复南京的战斗，受到孙中山的召见；譬如20 岁就作为铁路工人代表投身“五四”运动，与周恩来等结为亲密战友；譬如赴欧勤工俭学期间既狂热卷入达达主义运动，成为其惟一的东方要员，又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并任法共南方地区兰盖道克省(Langnedoc)省委书记……然而，我今天之所以谈到他并非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他作为中国自有新文学以来真正以作品名动世界的第一人，同时又是跨文化写作和交流的绝佳典范，是因为他终其一生都与他笔下那“神奇的力量”相伴相生，从未失其自由和创造的灵魂。而我之所以感到高兴，是因为82 年前，即1930 年，他曾作为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马尔(Mustafa Kemal)特别邀请的客人到访过土耳其。当时他们会面的地点是新都安卡拉，但客人取陆路来自法国，肯定途经了伊斯坦布尔。我愿意想象，此刻他也是我们中的一员。
　　那次盛成受邀的缘由不是诗歌，而是两年前他那部一经出版即轰动欧洲文坛，被称为“一时盛事”的长篇小说《我的母亲》。此外，同为“革命者”大概也是一种深层的精神维系。然而对盛成来说，小说和诗歌，诗歌与革命，其间的分别远不如通常认为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万物为一”“天下殊途而同归”的存在原理，那是真正的大诗、原型之诗。事实上，盛成确实是把《我的母亲》作为一首“大诗”来写的，其自我期待是“要有《神曲》底精神，要有《第九交响曲》的音调”，应当成为“饿肚子底朋友，痛苦者的知音”，它将是一首“人曲”；而在纪德、罗曼·罗兰、萧伯纳、海明威等他的朋友们看来，这部作品的精髓也在于“通篇闪耀着诗歌精神的光亮”。不必说，那在《嬗变》一诗中透入“阴翳的深渊”，使“沉默的、孤独的纽结，/在忧郁的心灵的阴影中，哭泣着延伸出枝节，/在高处飞翔，凝视着情感之树”的，当是同一种光亮。一个心中怀有这种光亮的人，一个能听到“一千个萌芽，齐声歌咏着它们的每一份命运”的人，生逢其时而将革命者和诗人一起认取，不是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自然而然吗？
　　把《嬗变》一诗献给保罗·瓦雷里隐含着另一段“跨文化”的佳话。人们尚不清楚，同为1927 年，盛成写作这首诗与他在巴黎大学开讲中国“群经之首”《易经》而令作为听众的瓦雷里喜出望外，在具体时间上不知孰先孰后，但可以肯定，一年后《我的母亲》出版，历来以惜墨如金著称的瓦雷里亲撰万言长序，决非是个人之间的投桃报李。在这篇序文中，瓦雷里一方面盛赞作者“以一种最别出心裁、最细致入微和最巧妙的手法写就此书”，“揭示和彰显出一个时代诞生中的沧桑巨变”，一方面痛斥了其时西方世界对中华民族及中国历史文化根深蒂固的无知和偏见。他写道：“如果作者对我们相当了解，那么他是否借用他母亲的人与名，来触及到我们的灵魂呢？他从没有想到通过母亲的慈爱，委婉地使其转变为我们对博爱的笃信吗？我几乎不可能想象一个西方人，能够用最高尚的情感，毫无顾忌地对中国人倾诉衷肠。”
　　如此广博的理解和同情，如此深挚的自省和自察。我不知道就跨文化交流所可达成的效果而言，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反响更能荡涤我们的灵魂，更能从内部解放我们的创造力！
　　一个本应言简意赅的发言，却装着一个或许已经过于冗长的故事，为此我必须向大家致歉。作为某种自我心理补偿，我相信没有人会把这故事仅仅当成一个故事，而忽视它同时还是一种启示。所有的故事都趋向结束，而启示，则带来不断的开始和延续。当然，历史的场景、语境的上下文、主人公的身份和角色、可以诉诸的方式和手段，诸如此类都不妨变也必然会变；但诗人关注人类命运及其心灵境遇的责任，诗歌不断突破既有边界，探询生命和语言的新的可能性的职能，由此生发出的跨文化写作与交流的强烈欲求和企及目标，却没有变也永远不会变。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中，在不同情节的急速转换和同一主题的反复重申中，我们共同见证、传播着自由的诗歌精神薪火，并经由碰撞中影响的相互渗透，越来越成为彼此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请允许我回到已被搁置了太久的“蠕虫”。必须承认，当我前面说这一象喻“令人惊奇”时，其原本的喻指在我心目中早就发生了转移。我的意思是：对洞悉人类苦难、通晓中国古典，而当时又仍充满社会革命余绪的盛成来说，选择这一“齐物我”的喻象可谓其来有自，并不足以令我惊奇；真正令我惊奇的是，这一喻象似乎更适合用来象征今天诗和诗人的处境，更适合用来隐喻当代跨文化写作和交流所暗中发生的嬗变过程。我不认为这种误读有太多的悲观或自嘲的意味，毕竟，盛成笔下的蠕虫不是卡夫卡笔下的甲虫，正像它们隐身的洞穴不是甲虫背上的硬壳一样。现在，我甚至更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从内部鼓舞着它们的“神奇的动力”。(唐晓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