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钟-磊 于 2015-12-7 15:10 编辑
创作谈：敝帚自珍的诗歌生命
在2013年至2015年间我完成了两部长诗，敝帚自珍，可以说是我的生命和诗歌生命，而我的《空城计》和《圣灵之灵》却遭到了体制文化的孤立，导致我在时间的内部也孤立无援，在孤立的顶端伫立，我又习惯了这种在时间内部的孤立无援。但是，在完成两部长诗之后，我想写一写随想，说一说在诗歌文本之外的事，说一说当下本土诗歌文本和诗歌批评被废墟时代人物混淆的事，让时间睁开眼睛看个明白，让时间开口说话。我以博尔赫斯在美国讲学的故事为引子，讲述时间内部和时间外部的一些存在，博尔赫斯的学生问博尔赫斯：“我觉得哈姆雷特是不真实的，不可思议的。”博尔赫斯回答说：“哈姆雷特比你、我的存在都真实。有一天我们都不存在了，哈姆雷特一定还活着。”这个故事不仅说的是生命的真实和作品的永久性问题，说的也是文学作品在时间内部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的博尔赫斯已经让时间返回生命的本源，让时间成为诗歌文本的躯体，让有血有肉，有生命的呼吸和灵魂，在存在时间之上清晰可辨。
回首当下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竟是一个普遍对权力的献媚社会。中国社会的献媚技术已经普及到各行各业，献媚技术在当下中国社会被人们运用得更加娴熟，或许是这种恶俗的献媚非常古老，像被古代阉割的意识形态，在当下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思想的去势，表现为促进权力体验的极大快感，让权势者厚颜无耻地进入淫荡的社会现场。而纵观当下的中国诗歌也是如此，已经构成了一个献媚的技术群体，在透支诗歌的未来，在演绎着大主义政客们的献媚伎俩，妄想得到权力魅惑的一种意外温暖。
首先说本土诗歌文本的写作看似蔚为壮观，而实际上是体制文化下一种伪诗歌的过剩，看似是诗歌的奢侈和豪华，而实际上是伪诗歌的贫瘠堆积，是一种失去现时的事物，已经是没有未来的写作，并没有探索到时间的内部，是一种从时间上滑落的人工美景，是一种文化吊诡现象，像一大群木偶在废墟时代异常可笑地投射在一个幕布上，看似是诗歌写作技术的一种存在活动，而若把这些伪诗歌的文本放置在时间的阳台上，和自然的阳光隔离开来，伪诗歌的文本就会暴露出虚假和幽暗，就会化身为废墟时代的一种摆设或挂件，被时间搁置，仅仅是体制文化的残余物。对伪诗歌的写作模式进行剖析，伪诗歌的写作模式是被功名利禄或文化江湖挥霍掉的人性不幸，是一种毁弃生命和时间的过剩或难堪。而诗的别名是自由，是不受任何观念和概念所羁绊的自由书写，是书写自然生命与诗歌生命的本性之言，像时空中的一粒萤火或一线烛光，在未来的日子里照亮自然生命和诗歌生命，从自然生命和诗歌生命中派生出来的诗歌文本或许可以等于时间，因时间存在而使诗歌文本存在。而诗歌文本的存在性是置身于献媚权力社会的一种拒绝献媚技术的争夺，争夺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并且能够以脱俗的勇气出乎其外，在以独立思想蛰伏在敛静的语词下面，以大象无形之状摆脱体制文化的窠臼，忠于灵魂的自由书写。试问，当下中国诗歌有几首是在废墟时代的琐屑生活中，以生命之诗玉成为诗歌生命的一种警觉和思想发现？
其次说说诗歌批评，茨维坦·托多洛夫曾经指出：“批评并不局限于对文本的解读，作为批评家与世界、时代、文学对话的重要方式，文学批评不应该忘记它也是对世上真理和价值的探索——一种揭示性探索。”诗歌批评不是思想和意识流通领域的一般等价物，不是体制文化的舆论字眼，其本质应该是把时间切开，把诗歌文本当成时间的呼吸，从时间的内部把诗歌文本的血肉和骨骼整合成生命，把诗歌批评转化成为对诗歌的启迪，把混乱的观念转化成为真理的先知，摆脱平庸的纠缠，在时间的内部说话，说出时间存在的真相，在存在真相中设置出一种良性的暗示，在废墟时代之上昭示一种衰落的辉煌而非是一个黎明的世界。而当下的诗歌批评已经干枯了，已经呈现出一具又一具木乃伊的状态。诗歌批评的腐败已经变成中国社会的献媚技术，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潜规则，和政治的潜规则一样被中国社会所吐纳，吐纳成为邪恶和暴力的运转机制，在积累诗歌的腐败，在伪造诗歌的繁荣，企图为伪诗歌文本贴上成功的标签。譬如：海子因以身殉诗赢得了许多诗歌评论家的关注，诗歌评论因此而趋之若鹜，在放大批评家的权威，在加大体制文化的设置，在维持权威的秘密，但是，海子依旧是死在海子的诗歌里，海子和海子的诗歌随着时间距离的拉开，中国诗人会发现海子和海子的诗歌文本只不过是逝去历史的一个象征符号，并不是中国诗歌死亡或再生的临界点，海子的诗歌文本仅仅是中国政治情绪在诗歌文本上的一种移位走势。这种移位走势被献媚的诗歌批评渲染成以生命结构成诗歌生命的一种基本模式。这种基本模式被批评家反复提起，导致许多诗人效仿殉道。我想说，这些别有用心的批评家所维系的权柄以及赖以生存的某些企图，在重复海子和海子诗歌已经完成的生命和诗歌书写。而对海子和海子诗歌的二次书写，无非是在一个普遍对权力的献媚社会里，显现出诗歌批评的献媚技术是多么高超，而在高超的献媚技术之下却包藏着多少谬误，多少自欺欺人的软弱和怯懦？
的确，当下中国社会是一个普遍对权力献媚的社会，而在一个对权力普遍献媚的社会里写诗是一件苦难的事业，苦难的事业在时间之上复叠起来，在黑暗之中暗和时间性的逻辑或言说，说出诗歌苦难的深度。早在200多年前，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荷尔德林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在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而在200年后中国社会的今天，这样的问题也在困扰着中国苦难的诗人，今天的苦难深度却已经超出了荷尔德林所目击的深度，迫使苦难的诗人从日常生活的界面跃起，经验和企及着人类灵魂的存在，在弥漫的灵魂中把有限的时间无限敞开，而无限的深渊在无限地加深，在将诗人置身于另一个深渊的暗处，让诗人以临时居民的身份把诗人逼入到暴力之暗、恶行之暗、迷津之暗和谎言之暗的聚合中，让黑暗复叠成黑暗，逼迫诗人在黑暗的背面带着一种不气馁的寻找，寻找一种逾越深渊与黑暗的线索，从最荒谬的景象里分离出来，凭藉着自由之明、正义之明、澄识之明和真理之明经验着对黑暗的感受，而那个经验着深渊和黑暗的无名者是谁？这个问题难以回答，这个谁既不是我，也不是你，更不是他，这个谁既不在人的里面，也不在人的外面，而是诗歌生命的维度，统一在简约而铿锵的诗句中，像天堂上的霹雳或闪电，结束于一个神性缺席的黯淡年代。或许，百年的生命曾经真实过，而百年的自然生命终究皈依尘土，百年的生命真实是否大于诗歌生命的真实，我想，还有许多未知数。如今，我正在目睹着诗歌先知在意识形态的神话上大规模重建诗歌的生命，在旧的国家神话消解之后，在时间内部接受孤立无援的生命诗歌之后，用生命预言出来的事实接受诗歌生命的统治，把自然生命转化成为对诗歌生命的启示和呼吁，在美好政治和宗教先知的缺席下，让诗歌生命率先穿透黑暗，并且从黑暗与黑暗的深渊中间开辟新的精神道路。虽然诗歌的生命依旧在充当新意识形态的神话标记，但是，在完成对旧意识形态的神话改造之后，耐人寻味的是诗歌生命总是会给意识形态的神话价值带来最深刻的分歧，执着于澄明世界之明的信仰，拒绝诗歌文本之外的指令，拒斥于诗歌生命以外的一切所有。
在时间之上，诗歌生命的意义乃是针对凡俗世界的一种思想和自由的冲突和现身，是诗人探查人类终极实在的一种精神出路，诗人的存在只不过是诗歌生命的阐释而已。我的《空城计》和《圣灵之灵》是诗歌生命的两个耳朵，一只耳朵用来倾听自己生命的心跳，另一只耳朵用来倾听诗歌生命的心跳，我的《空城计》和《圣灵之灵》是把诗人本体推出诗歌批评困境的一种摹本，以《空城计》和《圣灵之灵》摆脱了诗歌批评的空洞阐释，如此，两个摹本具有互补性，仿佛是真理的两个生长方向，在分别陈述着从黑暗世界中生长出的绝望和从内心觉悟出来的无限希望。《空城计》是章回体诗歌文本，在2014年曾与洛夫的《漂木》诗歌文本比肩，洛夫的《漂木》在2015年世界文学的100部文学作品中获得过诺贝尔奖提名，已经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而我的《空城计》是在诠释中华文化内核，并且对当下现实具有辐射力及对未来的预见性，正如杨炼所说：“洛夫之漂，身世惨痛，钟磊之空，透彻心魄。但洛夫语句，时落油滑，吾不甚喜。而钟磊诗意，悟自性命，更见根本。”我的《空城计》虽抵不过孙谦《苏菲的绝唱》之伊斯兰文化侵袭，但是，足可以抵过洛夫的《漂木》之玄思。我的《空城计》是对时间的重构，是把诗人的“个我”气象转化成为“非个人化”，在时间和空间之上把世间万类置于诗歌的大结构中，以古今一体的灵魂呈现在驼背的天空，像里尔克在说，“如果我呼喊，谁，将从天使的序列中听见我。”我的《圣灵之灵》是我的思想絮语，是对世界诗歌的分析和论证，在探究时空和生命的复杂关系，在用想象力发现自我，在第二自我感受的检验和表达中，从世界诗歌美学的最新样本中分离出来，在个体的直觉材料系统中思想和呼吸，在林林总总的世界诗歌美学夹隙中，通过瞬间的感知以诗歌语言说出悄悄发生在时空里的非连续性意识，以一种秘密的叙述保留住人性无法归类的苦难与彷徨。恰如陈肖所说：“钟磊的《圣灵之灵》，可谓是一部大诗了，七千多行，跨越历史、跨越场景、跨越灵神及凡世两界，在神性的因缘中叙述庞大的史实，且不论这种跨越已突破思维负荷力，更是一场历史交错的抹去时间局限的全景色想象，同时，对阅读者也是一场大规模的进驻，令人哑然”。我的长卷《圣灵之灵》虽然抵不过向以鲜《我的孔子》之传统文化教化，但是《圣灵之灵》的长卷包孕着另一种深远的诗学根基，像荷马的《奥德赛》，但丁的《神曲》，屈原的《九歌》一样，将构成世界诗人的灵魂屋脊。
但是，基于上述诗学的分歧，不妨越过我个人气质和才华，再次返回一个普遍对权力献媚的中国社会维度中来，体验一下献媚于权力的中国社会的悄然变化，我们会感觉到一种潜在的力量在民间尚未完成，可是，却在自由批判性的词与物之间潜伏和保留着，这种潜伏和保留是在中国的意识形态神话压迫下的一种无限期的潜伏和保留，是一种没有自觉意识的潜伏和保留，当然会导致中国意识形态神话的指责，然而，当自由意志遭到压迫或伤害时必然会陷入沉默与无助时，沉默与无助并非完全可以遮蔽诗歌的魅力或证据，只不过是在陈旧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添加几个拙笨的词语罢了，如此，足可以暴露出中国社会献媚于权力的文化体制在改装信仰的词语，其中的欺骗性逻辑在拒绝承认经验性的证据，妄想赢回破产的权力，像一个卑鄙的侏儒在幻想自己变成一个观念的巨人，像掩耳盗铃的人令旁观者毫无顾忌地嘲弄和讥讽。我的《圣灵之灵》长卷是我的生命和诗歌的生命，在抽打陈旧的意识形态神话一记耳光，打破了陈旧意识形态的神话，因此，导致意识形态诗歌和诗歌批评的话语系统破碎，这是意识形态诗歌和诗歌批评不肯与我和我的诗歌生命直接碰撞的直接原因，这也是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将我的诗歌称之为“反诗”的理由之一。
从某种诗学的观念观察，我的《圣灵之灵》是札记体式诗歌，札记体式诗歌在表达上大量使用“引语”，在“引语”使用中暂时不使用注释，这也是我写作札记体诗歌的最初想法，在札记体诗歌中反复再现这种想法变成叙述，在叙述的同时再给事物以释义，使每一个事物在释义之后临时归档，让临时归档形成一种真实性的书写，在连续性书写中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自觉的表达方式。有人说这是盗用或抄袭，我说我站在灵魂的城堡中央，是谁在用我的嘴巴代替我的灵魂说话，无数灵魂在时空里优雅地说话，从容地占据我的灵魂。而今，我想用自己的灵魂叫喊一声，喊出一万年的灵魂重量，喊出世界是人类的引语，人类语言是灵魂的引语。在长卷《圣灵之灵》写作之初我简化掉固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世界各民族的信仰和语言系统进行改造，彻底颠覆原有的“引语”，使原有意义毁灭并且在新的话语系统中产生歧义，同时，在《圣灵之灵》长卷中的许多经典化章节穿插着副本、摘要和注释式的写作，在札记不断展开的过程中，适时地透露出当下的思想背景与信息，在引用或转述中完成众多的“引语”汇合，使之形成并非单一的而是整体语境的片段性集合，在以用零散的“引语”链接多重语境，形成另一种开放，似乎是一切表述的完成，却又留下引述的叠加，使之脱离原文，使之发生语境转移，转移成为对自身经验和记忆的引用，同时，在幻想的时空中对话，在对话的语境里把事物进行压缩和移位，在移位的语境中投射更多的人物和事件，把人物和事件复制，再刻意制造出时空的单一性连接片段，让片段完整统一在《圣灵之灵》的长卷中，让最小的片段也产生镜像，似乎是某个事物的开端，似乎又是某个事物的结束。这是我的《圣灵之灵》札记体诗歌的实在，是在用意象衍生意象的事物，蔑视一切黯淡无光的现世生活，用幻景和神话打开生命的内在空间，把想象力的造型元素：先验、永恒、宏大、犀利、温存、辛酸、美丽植入札记体诗歌长卷的各个环节，在人类的神话风景中找到存在的实在意义，让幻象变成个体生命的中心。
毫无疑问，长卷《圣灵之灵》的写作样本已经超出了当下中国诗学的狭小范畴，因而破坏了当下中国诗学的诡异和奢侈，这种破坏是致命的，由此暴露出当下中国诗学的贫瘠，过于贫瘠的当下中国诗学在不断变乱美学立场，在制造诗歌经典运动，在封堵新诗歌写作运动的到来，妄想以诗歌经典运动为背景形成诗歌的圈地运动，在封闭的疆域里妄想永不开放。而我的长卷《圣灵之灵》在这样的背景下突围，从腐败文化的缺口处突围出来，而当下中国诗学的陈腐格局在拒绝长卷《圣灵之灵》的陌生闯入，在闯入之初便进行孤立和蚕食，但是，长卷《圣灵之灵》的存在正以本体的孤绝之势闯入当下中国伪劣诗歌和诗学的属地，凭借着时间之手推动诗歌生命本身，从诗歌生命本身结构出世界之暗，在光明之处撰写先知书，在以长卷《圣灵之灵》本体的秘密嘲弄和摧毁它们，在它们迅速退化的场所更换掉它们的文化标签，在文化标签上标出新的文化符号，像终极书写的魔术。
2015-11-29 |
发表于 2015-12-7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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