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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诸多关系之中，作者的立场应该是最为清醒而坚定的，这也即是回答我在第一篇札记里提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写作自然是一个超我层面的问题，但当这个问题一直停留在超我层面，则不可避免的会沾染上污染和负累，例如功利性，例如虚荣心，例如种种不纯因子，这样的写作立场是偏斜的，不应该作为一名真正作者的出发点。 而我所认为的，作者应该处在的状态，是自我或偏向于本我的层面，即写作本身是一种诉求的体现，是生命传达和沟通的本能，当然，在创作过程中，这种本能仅仅只能实现一半，也即我们在进行一种没有回答的对话，单方面的叙述，我们在向茫茫中不知所在的读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渴求肯定的答案。 而事实上，这种对回复的渴求是作为一种永不能够实现的诉求而存在的，一旦这种诉求得到实现，写作的稳固状态就会被打破，进而沦为一种讨好式的对话，在这样的对话过程中，诗歌内敛的结构就会被破坏殆尽。 所以，诗人应该甘于寂寞，并享受寂寞。苦闷出诗人，寂寞出诗人，苦难出诗人，但浮华只能出骚客。太多太多的作者在这个过程中用力地追求到了回答，而得到回答的一刻，他们的写作就变成了一种顺从和附和，顺从读者、顺从评论家的声音、顺从时代的话语权，当这种妥协的顺从诞生，诗歌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我所见到的发生在身边的顺从并非少数，甚至可以说，在一个群体中，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拒绝这种顺从的，堪称凤毛麟角。这种顺从被冠以许多好听的名字——传唱度、音韵美、语言美——这些多数与传播效力有关，甚至于许多不明真相的读者，也以传唱度作为评价诗歌好坏的标准。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在获得了所谓传唱度的前提下，诗歌必然也失去了本真的野性，因为这种真实性注定是不讨人喜欢的，它是不会说谎的，将直指阅读群体的内心，将拨开层层伪装和掩饰，接触到不忍触碰的伤口。揭开伤口的事情有多少人愿做呢，直面本我在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件非常危险而鸡肋的事情，人群在本能地回避。 优秀的诗人，应该将自己活成一首诗，他的作品不应该是文本乃至技巧层面的反应，而应该是本我的直接观照，这种观照应当是其诗性精神的展示，也即是最初发生的一颗诗心。请原谅这里使用的“诗心”这样俗气的词语，然而事实上，真正能够理解这两个字的诗人并不算多，倘若能够自始至终贯彻真诚，用感恩和承载的心态达成内心的观照，面向宇宙大河，不卑不亢，精神如同群星永恒璀璨，这样的诗人，才不负那颗诗心。 2、 作为读者，首先应该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成为一名读者，并不是因为他者的缘故，而是自身的因素，当你有了阅读的诉求，遭遇了一首契合的诗，并最终得以触碰到诗人藏在文字中的密码，此时的你才能称自己为读者。 符合这一条件的读者很少，而看客很多。 作为曾经在上百个QQ和微信群中混过的笔者，接触过很多的看客，他们并不写诗，甚至不屑了解，他们以自己熟稔的风格和语言来评判每一首诗，当一首诗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第一个念头是“这也是诗？”事实上，这也是他们最常冒出的评价。他们固执、骄傲，却又自诩文学接受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一边肆无忌惮地鞭挞每一首作品，一边展现自己的僵化，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没有触摸到诗歌最基本的内涵，在他们的认知范围里，诗歌的关键词仅仅是分行、押韵、辞藻优美、每行字数统一，他们也自诩写诗，并多半自承钻研古诗，并对白话诗歌不屑一顾，然而他们或许连基本的平仄格律都不明白，问及于此，他们又会摆出革新家的架子，提出要摒弃那些条条框框。他们对于诗歌评判的标准，是自己的惯有思维能否接受，而绝大多数的人并不在意整首诗说了什么。 他们是写顺口溜的好手，写微信的行家，每次发生重要事件，所有的“李白预言”“杜甫预言”皆出自他们之手。 他们就像是强行挤进别人家中，却又满脸委屈泫然泪下，要将原主人轰出自己家的“弱势群体”。 名义上的读者，是最可怕的“读者”。 当然，根据二八法则，对于这类名义上的读者，在整个有效的文学接受过程中，他们并不能占据任何一丝一毫的地位，然而对于诗心动摇的作者来说，他们庞大的数量却最重的砝码，这样的影响，最终会毁灭诗人本身。 而我们应该看重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读者。 如前所言，作者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是发送者的角色，而读者应该是接受者的角色，或者确切地说，能够有效接受的读者，才是三元结构中有效的一环。在这里，我建议有志于触摸到诗歌魅力的读者，能够保持基本的敬畏和宽容，稍微拔高一些的要求，希望能够对于诗歌有最基本的判断力，这里首要的前提，是能够理解到这首诗在说什么，或者大致在说什么。 这里涉及到读者和作者双方的基本态度，作者不能毫不顾忌读者的感受，同时也不能一味迁就读者的口味。这种度的把握，关键在于作者对待自己和读者的自信，而前提在于作者对于一首诗要有基本的把握能力，被语感支配的作者是可悲的，被读者支配的作者则是可怜的。 3、 评论家曾经一度被认为是读者与作者二元关系中多余的第三者，似乎他们只会曲解和误导，只会吹捧和打压。 然而事实上，二元关系是不稳固的，成熟而稳固的关系中，少不了评论家的介入。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评论家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 在我所预想的合理结构下，评论家应该作为读者与作者之外的第二节点，即，一首诗可以从作者直达读者，也可以在作者直达读者的同时，经由评论家的折射和分析，以更加立体的角度和面目，抵达读者。而经过长达两年多的实验，我发现后者对于还原一首诗的内部空间和整体价值，发挥着更加有效的作用。 这个原理毋庸赘言，然而可以细化的，是评论家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和秉承的原则。 首先，优秀的评论家不应当干涉诗歌的多向性空间，也即他不应当为一首诗指定唯一的解读，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引导而非判断来实现。评论家首先是读者，其次也应具有作者的特性，能够找到作者隐藏在语言文本中的密码钥匙，同时从读者和作者的角度看到接受和创作的无数种可能，并表示自己的倾向，事实上，一首优秀的诗歌本身也不应该有明确到文本表面上的呼喊，而应该表现出意义上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是诗歌与其他文体最关键的区别，不论是史诗，还是抒情，不论是神性诗歌还是身体写作，不论是学院派还是民间派，如果拥有了这种非具体的倾向性，就拥有了诗性，就能称之为诗，反之，则应当归为散文、小说的行列。 其次，优秀的评论家不应以权威的姿态肯定或者否定一首诗。这句话看起来似乎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然而事实上这是对于诗歌本身的不慎重。评论家不应是仲裁者，更不应决定一首诗的生死，称职的评论家应当充分且具体地发掘出一首诗中的艺术价值和遗憾，并保持谨慎的态度严明自己的思考，这个过程展现出来的同时，也就给了读者分析和判断的可能，而同时，对于作者的本我意识，也是一种保护。 再次，优秀的评论家应当远离非文学因素的干扰。在三元关系中，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绝对的非功利性。这里所说的功利，既是世俗人情，也是话语权的干涉。不论哪种，都会影响到偏颇，评论家应该是一面滤镜，一把放大镜，一张干净的白纸，而一旦沾染上了颜色，其言论和作品就将不再具有参考性，而读者、作者、评论家稳固的三元关系也将因此而遭到破坏。 | 
发表于 2016-1-5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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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请兄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