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 起 的 后 来
李万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出现过一次诗歌论争。
七十年代后期，一群青年诗人，写出一些“古怪味”的诗，主要特征是：一、朦朦胧胧；二、反叛传统；三、表现“自我”；四、崇尚西洋。
一九七九年，公刘发表的《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一文，引起了一场诗歌界的争论。公刘说：“对他们某些诗作中的思想感情以及表达那种思想感情的方式，也不胜骇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去努力理解他们，理解得愈多愈好。“即或这些诗作中有着消极的甚至颓废的一面，但其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的社会心理因素，也还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进入八十年代，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在崛起》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陆续发表。三篇文章都用了“崛起”一词，人们称为“三个崛起”，于是论争新集中在“三个崛起”和对“三个崛起”的批判。
谢冕说：“一些老年人试图作出从内容到形式的新的突破，一批新诗人在崛起，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吸收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写出了一些‘古怪’的诗篇，越来越多地‘背离’诗歌传统的迹象的出现，迫使我们作出切乎实际的判断和抉择。”“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就是坏东西；我们读得不很懂的诗，未必就是坏诗。我也不赞成诗不让人读懂的，但我主张允许有部分诗让人读不太懂。”
孙绍振说：“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甚至回避去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经历，英勇斗争和忘我的劳动场景。他们和我们五十年代的颂歌传统和六十年代战歌传统有所不同，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
徐敬亚更是对传统一概否定，更加赞扬现代派的表现形式，并将视为新诗发展的主流。
这场论争，《诗刊》、《星星》、《诗探索》、《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福建文艺》等各地方报刊都登载文章投入讨论，更有一些老诗人也参与了进去。
诗界泰斗臧克家在《诗要三顺》中认为“悔涩”的诗是“一假百花齐放之名，二假学习国外之实”。并说这是一种“倾心于一些外国的不健康的甚至颓废的流派”。
一代诗家艾青在《从“朦胧诗”谈起》中说：“朦胧诗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不足为奇。”“奇就奇在一些人吹捧朦胧诗，把朦胧诗说成是诗的发展方向。”“他们的理论核心，就是以‘我’作为创作的中心，每个人手拿一面镜子，只照自己，每个人陶醉于自我欣赏。”“这种理论，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了遮掩整个世界。”
国风诗人丁力在《古怪诗论质疑》中说那些“怪”诗在学习外国诗时“吸收的是专搞象征法、暗示法、隐喻法、悬想法、串珠法等东西，以悔涩难懂为其总特征”。
论争到1985年，基本结束。但讨论得不彻底，不深入，批判也不得力。进入八十年代后期，这种现象愈演愈烈，诗就越来越朦胧难懂，越来越背离传统，越来越迷醉“自我”，越来越走向西化。自由无度，散到无韵的诗泛滥无控，充斥诗坛。
到九十年代后期，重阳先生提出了新韵理论，又掀起了一场中国诗歌的大讨论，而且正在激烈地进展着。
中国二十世纪诗歌的讨论，可说一直延续着，从未停止过。三十年代的大众讨论，四十年代的民族化讨论，五十年代的民歌讨论，八十年代的朦胧诗讨论，九十年代以及进入新世纪的新韵讨论。而这次新韵讨论，是涉及面最广泛的一次讨论，也将是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讨论，必将迎来中国诗歌的明媚春天！
2003．9．10 |
发表于 2016-2-6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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