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马永波的《炼金术士》
一、理论与实践决定诗的底蕴与自觉
就诗歌探索者而言，以理论与实践作为两个驱动轮子是十分必要的。长期以来，人们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没有真正重视，诗界也同样，诗人常常不是惧怕理论就是蔑视理论，总是自以为是于自己的灵气；评论家则不是捧杀就是棒杀，总是不甘寂寞地吃职业饭。这是极不正常的。上世纪80年代以降，才逐渐有所改观，但也仅仅对于有识之士来说有效。
马永波即是较早地开始自觉探索现代本体论诗歌美学的一位，从上世纪90年代，他就在实践中思考当代诗的发展路径与趋向。
他看到了将写作的某种属性（仅仅是某种）进行提炼，将其本体化，并以偏概全或一厢情愿地夸大为当下写作的主流特征和美学倾向，由己及人地推广“为某种普遍风格的作法，其危害是大于贡献的”。
此后，他先后提出了“复调”、“散点透视”、“伪叙述”、“客观化”等一系列诗学命题。例如：他认为，伪叙述“区别于传统叙述之处，在于它重在揭露叙述过程的人为性与虚构性以及叙述的不可能性，它是自否的、自我设置障碍的、重在过程的叙述，它将对写作本身的意识纳入了写作过程之中。……如读者经常被引见给一般被认为是基本信息的未完成或被否定的故事，读者被迫经常发问，“谁在说话？”，“他们的环境和动机是什么？”以及“他们是可信的吗？”伊哈布•哈桑将这种“无以言表”和“自我质疑”的特性定义为“不确定的内向性”，即文本的自我指涉。”
由于“人们仍在相信其他非文学文本的自然性”，所以，“近年写作的跨文类现象，表明诗人们已经认识到文学必须变成非文学、诗歌必须变成非诗，才有可能将文学与现实混同处理，达到彼此不分彼此颠覆的效果。”由此做到“是外向的观察与内向的沉思之间微妙的跳接以及在意义之间自由穿行游戏的能力。”
他依据量子力学原理，质疑了艾略特“客观对应物”的说法与“真实”的习惯认识，提出了“诗歌写作完全可以不依赖于灵感（守株待兔式的无能）与激情，而代之以工作式的精确操作”的可能性。
虽然他擅长于伪叙述，但他还是清醒地认为，作为技术手段各种表达方式“自身对于当代复杂现实的触及上，是远远不够的，它只有与前述的各种手段配合使用，方可造就真正对称于时代要求的诗歌。”就“英语（尤其美国）诗歌来看，其主要变化，便是减少了抒情因素，而加重了叙述、反讽、戏剧化、小说化等因素，这几乎已是常识和常态。”③
马永波在《当代诗歌中的元文学意识》④中意识到，“任何构造宏大理论的企图都必须忽略宇宙天然存在的混乱和无序。因为，元叙述忽略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异质性”，所以，他从80年代中期就有意识地开始了以叙述来抒情的实践，以寻求“一种是修正过的口语和叙述来抒情的‘事态文本’（罗振亚语），一种是以密集意象为主导的意态文本”这两个向度的融合。
他在答《文学报》记者傅小平时⑤，提出了“自我的终极消除和主体间性、真实与虚构的关系等”，并规划了“汉诗走向成熟的路线是：意识形态中心主义→启蒙→解构→去执后的建构。”
由上面可见，马永波从质疑时阙到突破关键，再到整体建构，其路径是清晰的；从手段到目的，从环节到整体，从外围到本体，其视野是开放的，其理念是前沿的。正是这样的理论自觉，才使之与诗歌实践构成了互为依托、彼此支撑、可节节攀升的人字形长梯，这显然比孤立的单梯更有效，较先验性的悬梯更本真。
当然，诸如“伪叙述”、“客观化”、“元诗歌”等术语尚需进一步考究，因为，诗不可能纯粹“客观化”，或客观化也如盲人摸象，物自体永远不能穷尽；也不可能与世界平等交流，平等仅仅是姿态；殊难存在元诗正如不存在元叙事，只有宏大叙事。不过，无论是怎样真正意义的理论跋涉，也没有终极；抵达与超越既定的临界点，也是反反复复的过程，正如反反复复的解构与建构各有意义。
二、诗集《炼金术士》的品格举隅
该诗集虽然是马永波的不完全选本，但依然能够显示出其诗作特征。不妨在此随意列举说明。
写于90年代初的《亡灵的散步》通过悼念父亲的亡灵，悼念父亲，也悼念所有的死者；诗人在与父亲灵魂散步中，缅怀亲情苦之乐，感受时代变迁；在感悟生命与死亡中，思考存在，寻求形而上出口的可能；手段上很难分清楚是叙事还是抒情，且夹杂着多种语言表达方式。而如：
“高处疲倦的果实像一件旧朝的衣裳
坠弯了月光，那些驼背的鸟被折得更弯
你走得更快。月光更剧烈地弯过去
去到动物们中间，蓝狐和红狼中间
触摸蚂蚁沉默的舌头”
——“疲倦的果实”、“旧朝的衣裳”、“坠弯了月光”、“驼背的鸟被折得更弯”、“月光更剧烈地弯过去”、“触摸蚂蚁沉默的舌头”……诗性意象如此密集，且独树一帜。
该诗中，已经生成有“元诗歌”基因，如：
“经过灯光，虚伪的睡眠，我此时营造的文字
（它多么无力，触不到你隐秘的深处
太阳升起，这些纸片都会苍白！）”
也包含了“复调”性的纠缠，矛盾词语的故意抵牾，如：“你的死改变了一切，或者没有”
基于此，《在一个中午梦想古老希腊的喷泉》意象呈散射状态；《父亲挽歌》亲情厚重，华夏情怀，有类乎艾青式的铺陈；《11/20/1994》在纪事中突然有拐点；而《炼金术士》可谓当代大诗，从80中期杨炼开始。诗中的神秘、哲理、含纳及散点机制比比皆是。
当然，诗的酝酿在于感悟，当然需要机缘，关键是找到对象化目标以及交流的可能性，充分调动感觉、直觉。“我手写我口”只在真诚层面有效。诗可以也必须调动所有手段以实现新作。叙事是不是诗，看来不再成问题；抒情也不该是诗的本质特征；议论入诗自宋代就争论不休，其实是浅层的；描写、说明大可各尽其用。手段有时却能出彩，在某些手段的同一个向度，只要再进一步，就可能生成新质。譬如叙事。
诗终究并非习惯语言，意象与非意象，典雅与通俗，口语诗与口水诗等同样可以各尽其用。
和中国现代诗歌的几乎所有诗人一样，马永波的创新也是有迹可循的。
在他的诗中，西方现代诗学显然是重要资源，包括想象、浪漫的痕迹。不过，后现代诗人及其理念与文本对他影响更大，尤其是被称为“诗人中的诗人”的阿什贝利，至少在思维方式或诗学理念上面，影响到马永波的诗歌，这也是他在从事阿诗译介的必然。特别是“阿什贝利的解构性写作所带来的万物平等观，与我的客观化诗学的因缘之诗有某种相似之处”。是的，“阿什贝利‘在陈述形式中写出了非陈述性的内容’，用叙述本身消解了叙述……秩序只是过去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对现实的想象，现实是文化和权力强加给我们的虚构，是不可信也是不可知的。为了达到对事物的去蔽，阿什贝利的诗中往往有许多主题在共同发展，彼此平衡，以免堕入任何一个特定视角当中。也有不同的语调在互相对话和盘诘。他的时间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循环的，他的视点不是固定的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回环的。”⑥
我们必须承认，历史的曲折发展，层次在波动中的攀升；各自的传统固然重要，而文化交汇同样大有裨益。外国诗、异族的诗性参照，尤其是同步研究，肯定会使一方文学获得新启迪。在全球化时代，这道门槛绕不过。当然，归根结底还是诗人自己。
当我不知道诗是什么的时候，就以为怎么写都是诗，于是可以笔耕不辍；当我进一步了解诗的时候，却感到不会写了。当再能写出来之后，就想，以后还会被卡住的。就是这样。
当你写出第一句诗，灯突然亮了，第二句千万别写下去。就是说，诗的感觉常常很奇妙，情感最激烈或最平淡是诗躲避的时刻。
在反常年代，岁月以另类的蹉跎，铸就了百味人生；命运感、偶然性这些意外的因子，唯一的价值是砥砺诗情。因此，淡定的回忆就成为一种境界。
诗的宿命并非想成为诗人，而是以诗的方式乃觉快乐。
（注：以上系刊发于《大家》2012年第18期文章中的一部分） |
发表于 2012-7-16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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