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 谈 诗 与 诗 体
重阳JM
诗与诗体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依存的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具体而言，它们又是相互区别的两码事。
诗，原始的产生于远古时代的口头歌咏吟诵。到有文字记载的《诗经》，已在民间流传了千千年或万万年。在形成《诗经》的过程中，编著者是经过分类整理而形成了几种“体式”，历史积淀下来的那三百多首“诗”就按着不同的体式而各就各位了。那么，那些“诗”在产生之初，是按“既定”“体式”形成的吗？就是说，当初是先有“体式”而后有“诗”呢？还是先有“诗”而后有“体式”呢？当然，远古的事不会有人知道。但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相信存在决定意识，而意识总要滞后于存在。因此，我想还是应该先有“诗”的产生，而后才有“体式”的形成，而且还应该需要若干年的过程。如果这想法成立的话，那么，“体式”的形成将会比“诗”的产生滞后才对。如此说来，历史上各种“诗体”的形成，都应该在“诗”之后而不应在“诗”之先。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都是后诗之“称”，而不是先诗之“定”。特别是“格律”之称，是明代人整理总结前代元、宋、唐的“曲、词、诗”而“称”之的。而决不会是先唐定“格律”而有后唐之“格律诗”，也不会有后宋之“格律词”，更不会有后元之“格律曲”。这就是说，在明代格律“体式”形成之前几百年，就已经有格律“诗”产生了，而且格律“体式”还不是唯一一种，而是诗、词、曲几种，并且每一种中还有相当多的“体式”的不同。如唐诗中有五、七绝、律；宋词中有一千多个“牌”；元曲中有一千多个“调”，它们的“体式”都是各各不同的。但是，人们历来都是用“格律”一概而统论之的。
正如我们说“树叶”，树叶就是树的叶子，没有什么可疑问的。但要问“树叶是什么样子的？”可就要具体的说是什么树的叶子了。树有千百种，不同的树有不同的叶子，但统而论之，便是“树叶”。
现在说到“新韵”。“新韵”是“诗体”这是必定的。“新韵”的称谓与“格律”的称谓是极其相似的。正与“格律”是经过唐诗，宋词，元曲的历史的“酿造”而成的一样。“新韵”也是经过中华传统诗词、民歌（含唱词）和自由诗（不是无韵诗）的历史的“酿造”而成的。因此，“新韵”诗体决不会先于“新韵诗”而形成。恰恰相反，是先有“新韵诗”产生而后有“新韵诗体”的形成。因此，我们现在所说的新韵诗体的“创建”，“新韵诗体”的形成，是历史的，不是个人的！也就是说，“新韵诗体”的形成，是历史“提供条件”，我们“总结整理”而成的。它不是我们的创造，也不是我们的发明。“新韵”这个称谓是我们的选择，是我们在新韵理论的研讨过程中“选取”的。如果这项工作是别人做，而又选取了另外的一个名子，那也未尚不可。实际上，现在不是已经有不少人起了不少名子吗：如新格律，新古体，新国风，新乐府，自度曲等等。然而，我们认为“新韵”这个称谓最符合中国诗史的现时和未来，它既继承传统，又与时俱进，既代表了个体“诗韵”的现实存在，又代表了整体“诗体”的形成与发展，它是中国现代各种新诗体式的总概括。就是说，当今中国出现的任何一种新诗体式都脱离不开与“新韵”的关联，都必定要囊括在“新韵”的范畴之内（无韵诗除外）。因而，“新韵”代表了中华民族诗歌发展的前进方向，它是中国新时期先进诗文化的先进代表。可以不客气地说，这也正是历史的选择！正如“格律”不是李东阳等人的创造和发明一样。新韵是历史的“酿造”，我们只不过是踩着先人的肩膀“采撷”或“倡导”而已。由此而完成了中国诗歌历史上的三大步：诗经（远古时代）——格律（封建时代）——新韵（现代和未来时代）。所以说，“新韵”的发展还需有中国诗歌未来历史上的一段长过程。
“诗”是个体形象，“诗体”是整体形象。具体的某首“诗”，我们可以说它是“格律诗”或“新韵诗”，但说它是“格律”或“新韵”则不准确，因为它只是某种诗体中的某一“个体”。正如说某人是“美国人”或“中国人”，但说它是“美国”或“中国”则不妥。“人”是千人千面的，“诗”也一样，是千首千别的。当我们说“美国人”时，已包涵着千人千面的美国人；当我们说“中国人”时，已包涵了千人千面的中国人。同理，当我们说“格律诗”时，已包涵了千首千别的格律诗；当我们说“新韵诗”时，已包函了千首千别的新韵诗。如果问“美国人什么样？”“中国人什么样？”谁能一句话说得具体准确？同理，如果问“格律诗什么样？”“新韵诗什么样？”谁能一句话说得具体准确？其实这些问题，就是个体与整体问题，是基本概念问题。
如此说来，格律诗体“整体”形象形成之前，早已有“个体”格律诗的产生与存在。同理，新韵诗体“整体”形象形成之前，早已有“个体”新韵诗的产生与存在。这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也是人类的认识规律，更是历史事实，容不得谁胡诌乱扯！
2003.6.25
首发2003年9月《艺苑》总160期。
|
发表于 2016-4-6 16:41
收藏
分享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