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景华
讨论郑敏早期诗歌的艺术来源，很多人就会想到她与冯至和里尔克的师承关系。其实这只是她诗歌创作的一个主要来源，而不是全部来源。郑敏前期诗歌的艺术来源，是多重而丰富的，需要我们作深入的探求。
一
郑敏的家族，是福州一个出过举人的古老的王姓家族，有着深厚的文学渊源。外祖父王又典，是前清福州一位颇有名气的词人。郑敏的生父姓王，也爱写诗，自称“居士”。天性敏感的生母，常常坐在窗前，用福州话吟诵古典诗词，时而低吟，时而高咏。幼小的她，虽然不懂其中的含义，但母亲声音和诗的韵律结合在一起，令她产生一种十分美好的感觉，这就是最早的“诗教”。①
这种诗的“童子功”，是深入心灵和血液的，它在冥冥之中影响着郑敏日后的诗歌创作。最为重要的是，它熏陶了日后作为诗人郑敏，对文字和音乐性的敏感。假如没有家族的诗歌基因的遗传和童年的诗教，郑敏很可能像李金发那样，失去汉诗的根基。虽然后来的郑敏主要是受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但那是后天的教育，而她先天所接受的却是家族深厚的中国古典诗歌的“诗教”。正因为这样，后来郑敏的诗歌虽然有“欧化”倾向，其内在却不失汉诗的根基。这是影响郑敏诗歌创作的第一个艺术来源。
小学时期，郑敏就开始读李煜、李清照的词，读岳飞的《满江红》。虽然不能完全了解词的背景和作者的情怀，但依旧会被词中的一唱三叹的感慨和节奏感所感动。中学时代，郑敏开始读新诗，并且喜欢徐志摩的诗歌，还有陈梦家、废名和戴望舒。她喜欢徐志摩的短诗，陈梦家的情诗，废名的诗有一种佛教的哲理，而戴望舒的《雨巷》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②
为什么中学生郑敏喜欢的是徐志摩的短诗，而不是何其芳的《预言》诗集？
《预言》因其感情的缠绵和梦幻，当年曾赢得很多青年男女的喜爱；而徐志摩《偶然》这一类的短诗，则有一种古典的理性，和情感客观化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郑敏并不是喜欢徐志摩所有的抒情诗，只关注《偶然》这一类富有禅意的短诗。这也是她喜欢废名的原因。郑敏晚年回忆：“我曾经比较喜欢徐志摩，尤其喜欢的是废名，他一生的出版作品很少，但他所有的作品都表达了他的境界。”③
中学生郑敏，喜欢废名的诗，多少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废名所写的《海》、《掐花》、《妆台》等诗，公认为是晦涩难懂。因为诗中的意象，不仅跳跃太大，而且暗含深厚的佛教文化背景。朱光潜说：如果弄懂了，废名的诗真是好。中学生郑敏喜欢废名的诗，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它告诉我们：郑敏以她的直觉，已经感悟到废名诗中所隐含的禅意和佛理。这说明，还处在少女花季的郑敏，虽然还没有学习哲学，但她的天性里已经有哲人的天分。正是这种安静、内敛和沉思的气质，使她远离何其芳的《预言》，而亲近废名和徐志摩。证明此时的郑敏，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审美兴趣。
30年代卞之琳的诗歌，亦是追求诗与哲理的融合，但那种为追求客观化而故作“冷血动物”，以及诗艺的晦涩，并不符合郑敏的审美兴趣。徐志摩的《偶然》，从题材上讲，是情诗，但又不止于情感，而是有一种超越情感的更高的境界和禅意。这才是郑敏所喜欢的真正原因。同时，《偶然》文字简洁、凝炼而含蓄，其句法虽然有“欧化”，但据余光中分析，是成功的“化欧”。像何其芳《预言》那种过于浓烈的情爱和诉说，对内敛的郑敏而言，是过于外露。废名诗中那种暗含着沉静的中国式的古典唯美倾向，和深邃而飘逸的禅意，符合郑敏的审美趣味。
可见，影响郑敏走上诗与哲学相融合艺术道路的始因，并不是冯至和里尔克，而是徐志摩与废名。这是影响郑敏诗歌创作的第二个艺术来源。
萌发郑敏对诗与哲学相融合的诱因，早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了，这是一种诗人发自心灵的内在审美需要，而不是外在的强迫或诱导。
二
中学生郑敏还喜欢尼采的《苏鲁支如是说》（《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
郑敏晚年回忆：“我相信，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对40年代中国白话文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参与这套翻译丛书的都是名家，譬如李健吾等人。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本是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它是我的哲学启蒙书籍。四十年代的白话文对比二三十年代有很大不同，和这些翻译文集很有关系。”④
1935年出版的由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是中学生郑敏最喜爱的读物。她喜欢徐梵澄翻译的尼采《苏鲁支如是说》。徐梵澄具有很深的旧学根柢，又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系深造，还会写旧体诗，具备了直接从德文翻译尼采这部诗与哲学相融合名著的最佳修养和条件。所以鲁迅建议徐梵澄翻译此书，并推荐给郑振铎。
尼采的《苏鲁支如是说》貌似格言体（箴言体），称之为“如是说”、“语录”。其实不然，它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格言体，如帕斯卡尔的《沉思录》，而是散文诗体。因为其中有“内心独白”，如《流浪者》，不仅有内心独白还有感觉和想象，以及对自然境遇的描述。“内心独白”中还充满着自我沉思、自我反省和自我存疑，还有心灵活动和思索的过程展示，这在其它散文诗体中亦不多见。所以，对鲁迅的《野草》，产生极大的影响。
《苏鲁支如是说》有对话体，并且是“戏剧化”的成分，虚构角色，用角色说话，如《寂寞》、《影子》。还创造了大量的情境，如幸福岛、橄榄山、树下等等。此外，散文体中充满着强烈的激情，常有激情的喷发和倾诉，并不只是哲人的沉思。因为有激情，才能激发作出想象、感觉和情境。总之，有了这些多虚构的文学要素，就不再是格言体，而是散文诗体了。
徐梵澄的译本，就是根据散文诗体来翻译。所以，很好地保留和再现了原作的想象、感觉和情境，以及戏剧化的特点。而其他的中译本，则是把它当作格言体来翻译，大大“消解”了尼采原作最重要的诗意。如果说，徐志摩的《偶然》和废名的诗，表达禅意还是隐含的；那么尼采的《苏鲁支如是说》则是用散文诗传达哲学，并且将二者完美地融合为一体，并被徐梵澄完好地翻译成中文。于是，尼采这部杰作，既是中学生郑敏的哲学启蒙书，也是郑敏追求的诗与哲学相融合的最佳范例。中学生郑敏对尼采的喜爱，开启了日后对她诗歌创作产生影响的第三个艺术来源：即由尼采、歌德和里尔克组成的德语诗歌金链，。
其二，徐梵澄中译本的语言，迄今为止，公认是最好的。1992年，还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再版。中学生郑敏，以她对语言的敏感，认真研读从中受益。晚年的郑敏曾这样认为：“四十年代的诗歌有一个特点：他的诗歌语言是走上成熟的。比起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诗复杂多了。当然并不是说早期的诗歌里没东西。从理性思维的角度看，四十年代的诗歌由于经历了一个思考的过程而更成熟了。这需要一个过程以我个人的经验，四十年代的诗歌语言差不多与现代平行了。我念过了当时出版的世界文库，里面有许多有名的翻译家的译作，文辞是相当美的。在西南联大，冯先生的语言是揉和了东西方的特色，卞先生的语言则受奥登的影响。我自己呢，说不上有什么特色，我喜欢尼采等人。”⑤
郑敏所说的尼采的语言，其实就是徐梵澄翻译的中文（此时的郑敏，还不懂的德文）。徐梵澄的译文，既有汉语的简洁、精练和含蓄，又有表达复杂思想和情感的翻译体句式。这对中学生郑敏，产生了艺术暗示和影响。
中学生郑敏还读了大量的英国文学，以小说、散文为主，也包括诗歌。如《世界文库》上读到的《简爱自传》，和华兹华斯的《抒情诗歌集的序言》。郑敏对华兹华斯诗歌的终生热爱，就是由此开始。
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诗歌，是用抒情诗（长诗）来表现哲学沉思的过程，在诗艺上不同于德语诗歌。这是影响郑敏诗歌创作的第四个艺术来源。郑敏对英语诗歌的爱好，是终生的。英语诗歌与德语诗歌一起，构成影响郑敏诗歌创作的最重要的两个外国诗歌资源。
总之，对郑敏诗歌创作产生影响的四个诗歌艺术来源，在她中学时代已经全部出现，构成了她早期诗歌创作艺术来源丰富的多重性。不了解这一特点，就不可能全面地解读郑敏日后诗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作为诗人郑敏的早慧和快速成熟，皆来自于此。
其二，假如没有中学时代所产生并越来越强烈的对诗与哲学的兴趣，也就不可能有在西南联大原来报考英国文学系，后来又改读哲学系。这不是偶然的冲动，而是有必然的原因。
其三，值得注意的是，郑敏对哲学的最初兴趣，并不是由读哲学著作所诱发的，而是先喜欢诗和文学中的哲理，然后才萌发了对哲学的强烈兴趣。也就是说，郑敏对哲学的兴趣，并不像多数哲学家那样，是在早年对自然和宇宙的好奇和悟道中产生的，而是对隐含在诗中的哲学意味感兴趣。这种诗与哲学的融合，才是引发郑敏学哲学的深层动机和原因。所以，即便是读了哲学系，她也没有变成哲学教授，或哲学家，而是成为终生追求诗与哲学相融合的著名诗人。
三
如果说，中学时代郑敏是在诗中寻找哲学，那么，考进西南联大，改读哲学系，郑敏则是想弄清哲学是什么。当年的西南联大哲学系，执教的多是大师，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人生哲学》，汤用彤的《魏晋玄学》，冯文潜（冯至叔叔）的《西洋哲学史》，郑昕的《康德哲学》，金岳霖的《逻辑》……。
近60年过去了，晚年郑敏好几次对来访者谈到郑昕，可见影响之深。她这样回忆：“讲康德哲学的郑昕先生正当中年，很有气度，他总是含着一个烟斗，坐在扶手椅上，两眼望着窗外，就在那时一直讲一直讲，一分钟也不停。我记得他讲的是哲学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物自体’，他足足讲了两个学期。海德格尔说过，诗与哲学是近邻。我由此得到许多启发。”⑥
郑昕留学德国，师从“新康德主义”哲学大师鲍赫，是中国最著名的研究康德学者。郑敏为什么对“物自体”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它对郑敏的诗歌创作有何影响？
何谓“物自体”，按照李泽厚的解释，“物自体”在认识论上有三层意思：一是指人类感性认识的来源，不依存于人们意识而独立存在；二是“物自体”并不是可认识的物质，而是物质后面不可知的“本体”；三是“物自体”尽管不能认识，属于超经验的彼岸，但可以作为思考的对象而存在，可作为一种引导知性永远追求而无法达到的“积极的”假定对象，这就是……理性的理念。⑦
李泽厚写道：“其实康德认为，这些不能认识的对象——灵魂不朽，自由意志，上帝存在，虽然不能证明它们存在，但也不能证明它们的不存在。它们除了作为信仰对于人们的实际生活着道德常有利、有益之外，并且公平是知性认识追求的趋向和目标。作为‘范导原理’，它们对认识有积极的意义。”⑧康德的“物自体”，指出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永远无法认识终极真理；这就令人清醒和警醒，不会陷入理想的狂热和狂妄之中。在晚年郑敏对“理想”与“理想主义”的区别中，特别是对“理想主义”的批判中，还隐约可以听到西南联大郑昕教授所讲述的“物自体”的回声。因为“理想”亦属于无法认知的“物自体”，可以作为引导人们积极向上追求目标，但不可以把它作为可以认知和把握的真理，并且妄想在大地上经过奋斗建立可以实现的理想 国。
在郑敏的早期诗歌中，处处可以感受到这种清醒而冷静的哲学思考，这是受过专业哲学训练的结果，而不仅仅是靠着阅读诗中的哲理所能熏陶出来的。晚年郑敏也谈到冯文潜所讲述的柏拉图“理想国”对她的影响，还有汤用彤讲授的“魏晋玄学”，郑敏喜欢的是那种超越现实的理想境界的追求。但她有康德“物自体”的启迪，对超越现实的“理想国”和“玄学”都不至于过分迷信，知道那是“可望而不可即，可思而不可知”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
郑敏晚年回忆：冯友兰所讲授的“人生哲学”，把以上这些老师所讲的内容都包括进去。冯友兰在《人生哲学》中讲“四境界”，第一境是“自然境界”，以本我为中心；第二境是“功利境界”，以自我为中心；第三境是“道德境界”，正其义，不谋其利；第四境是“天地境界”，超越世俗，天人合一，以大自然和宇宙为中心。⑨有一次在西南联大校园的路上，郑敏听到在路上相遇的金岳霖问冯友兰：到达什么境界了？冯友兰回答：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就是最高的境界，令大学生郑敏羡慕不已。⑩
西南联大哲学系诸位大师的教侮，使郑敏培养了超越现实的眼光和胸怀，但又没有走向象牙之塔，而是走向哲学与人生的结合。这就是冯友兰“人生哲学”内涵，即用哲学的眼光，观察和关注人生，同时又保持一种超然的距离。虽然当年所处的是战争年代，忧患的现实。
这从郑敏早年的诗中可以看出，如《盲者》、《清道夫》、《人力车夫》、《小漆匠》、《残废者》等。这种从哲学角度关注底层劳动者的诗，不同于卞之琳三十年代同样题材的诗歌。卞之琳常常用一种“戏剧化”的手法，以劳动者的角色和口吻来叙述，诗人主体在诗中隐蔽不见，尽量给读者一种写实的客观化。而郑敏诗歌却保持着诗人叙述者的一种超越现实的思索，叙述者用一种超越的眼光，俯视现实的劳动者，并不等同于劳动者的眼光和感受，给读者以一种超越现实的哲学思考。
今天的一些研究者，把这些诗都看成是受里尔克或冯至的影响，我以为不是。受他们影响所写的是另一类的诗，是抽象地思考生与死的如《墓园》、《求知》等。
总之，西南联大哲学系四年的学习，在诸位大师的指点下，郑敏打下了坚实的哲学功底，但又能根据自己的内在需求和选择，把哲学与人生融合起来，找到了观察和思考人生的独特角度和超越现实的胸怀。
四
西南联大哲学系的四年求学，还使郑敏在中学时代以前所形成的影响她诗歌创作的四个艺术来源，得到更进一步的扩展、强化、融合和提升。
作为哲学系的学生，郑敏还选修了中文系闻一多的《楚辞研究》、以及沈从文的《中国小说史》。特别是闻一多研究楚辞的方法，给了她很大的启示。她晚年回忆：“闻一多先生讲课非常入神，他绝对是用他自己的方法去解释那些古文。我当时有个感觉，不管是多难、多古怪的东西，好像都能被他解出来，而且，不是引经据典的，完全是自己的见解，这给我印象极深。我就想，如果这样，我也可以对那些东西解读一番。其实，他是看了很多别人的东西，并把那些都消化了，讲课时，他像一个诗人，让你觉得他的生命跟他研究的东西合二为一了。”⑪这对郑敏提升她童年所受的第一个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来源，有很大的帮助。早年郑敏读古诗，主要是凭感觉，而现在是用理性和感悟，用自己的生命与古典诗词融为一体。
作为郑敏诗歌创作的第二个艺术来源的徐志摩和废名的新诗，由于冯至的出现，得到极大的增强和深化。不仅如此，作为大诗人的冯至，还是古今中外诗歌的一个重要联结点。冯至在德文课上，讲授的是歌德和《浮士德》，以及里尔克。由于中学时代，郑敏已经读过尼采的《苏鲁支如是说》，现在冯至的讲授，把尼采——歌德——里尔克，连成德语“诗与哲学相融合”的一个系统，这是郑敏早期诗歌创作的第三个艺术来源。冯至的讲授，为它增添了源源不断的活水，给郑敏的诗歌创作以终生的滋养。
其二，冯至还是40年代新诗的大诗人。现在诗界公认：《十四行集》，不仅吸收了里尔克的十四行体，和诗与哲学相融合的德语传统，而且融入了杜甫的情操，以及汉语的特点，具有一种融合古今中外文化的艺术高度。
对大学生郑敏来说，在冯至身上，作为郑敏早期诗歌第二个艺术来源的中国新诗，与第三个艺术来源的德语诗歌，是融合起来了。最为重要的是，冯至教会了郑敏如何以自己的创造性，将外来影响与中国传统完美地融合起来。冯至对郑敏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郑敏的晚年。
现在诗界分析最多的是里尔克对郑敏的影响，其实，当年在课堂上，冯至讲授的主要是歌德和《浮士德》。郑敏晚年回忆，冯至在课堂上能很有感情地把歌德的崇高感讲出来。里尔克的影响主要是冯至翻译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二封信》和少量的译诗。
这在郑敏的早年创作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来。有专门歌颂这位德语大师的《歌德》，还有读歌德《幸福的期望》后所写的《读Seligs Sehsucht 后》，以及长诗《静夜》里，有关“浮士德”的一节……。歌德哲学对冯至的影响，主要是“蜕变论”的思想。歌德的哲学智慧，不仅影响了冯至，也很深地影响了郑敏。
里尔克的影响，主要是郑敏西南联大毕业，到中央通讯社任翻译以后，才越来越大。表现为：郑敏十四行诗体创作数量的增加且诗艺迅速成熟，共有十多首，并且有代表作产生，如《战争的希望》、《最后的晚祷》、《雷诺阿的〈少女画像〉》。
郑敏早期诗歌的第四个艺术来源，是华兹华斯以及布莱克英语诗歌的影响。郑敏在中学时代就喜欢华兹华斯诗歌。在西南联大，她在关注德语诗歌的同时，继续研读华兹华斯。这是因为华兹华斯与里尔克有相似相通之处，用晚年郑敏的话来说：“……19世纪的华兹华斯和20世纪的里尔克，他们吸引我的共同点是深沉的思索和超越的玄远。”⑫也就是说，华兹华斯和里尔克一样，都是将诗歌与哲学相融合，只是他们的艺术的源流和手法不同而已。
现在研究者多忽视郑敏对华兹华斯的师承。里尔克那种客观和冷静的观看，内敛而凝重的沉思模式，更适合中年诗人成熟的理性和丰富的人生经验。冯至虽然在青年时期就喜欢里尔克，但真正在艺术上受影响，也是人到中年，写《十四行集》时期。大学生诗人郑敏，有心学冯至和里尔克，但还需要时间。处在青春飞扬的岁月，多情而多梦的心理，虽然能与冯至和里尔克的诗作产生强烈的共振，但还无法达到他们玄远高超的境界，倒是与华兹华斯的诗歌有更多的共鸣。这就是诗人的内在需要，决定外在的选择。
华兹华斯是通过人与自然的交流过程，来强调自然对人的影响，并且把人在自然影响中的思索过程，用自我剖析和自我反省的手法写出来。换言之，是用“感觉的语言来表达思想”。所以，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中，自然景物与人的思索是融合在一起的，是用浪漫抒情的句式传达出来。于是，华兹华斯这种“物我交流”的抒情方式，与里尔克的“观看诗”，“我”隐藏在“物”中的写法，有很大的不同。不了解华兹华斯对郑敏的影响，就读不懂《寂寞》。
正因为有了华兹华斯的影响，郑敏才创作了早期的代表作《寂寞》。郑敏对英语诗歌表现哲学的路子，也是一生都在研究。1949年她到美国留学，读的是英国文学，重点研究大诗人邓恩，1955年回国后，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华兹华斯。实际上，华兹华斯、布莱克和邓思，构成了英语诗歌中表现哲学的另一路，不同于尼采、歌德和里尔克的德语系统。这两个诗歌系统的强大艺术营养，一直滋养着郑敏一生的诗歌创作。
五
由于郑敏早期诗歌有四个艺术来源，古今中外皆有，所以郑敏的诗教最为完整，起点很高，成长迅速。新诗史上，有成就的大诗人，多数是走在多元诗歌传统基础上的综合创新。所谓的多元诗歌传统，是指中国古典诗歌的大传统、五四新诗的小传统、西方诗歌的传统。继承者从每一个传统中，选取一至二个有代表性的诗人，然后再加综合创造，才会有大的气象。如果只取一元诗歌传统继承，那就是诗教不完整。郑敏早期诗歌的四个艺术来源，实际上，就是多元诗歌传统。
郑敏对四个艺术来源的继承，是集中在诗与哲学相融合的层面上，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大诗人们的艺术经验。在融汇贯通中，不断激发出自己独特的艺术创造力。
在郑敏所师承的诗人们，除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李清照外，都是男性诗人：徐志摩、废名、尼采、华兹华斯，冯至、里尔克。这些擅长于诗与哲学相融合的，基本上都是男性诗人。但青年郑敏，恰恰是以一个女性诗人来师承这些男性诗人所擅长的诗与哲学的融合，她也能做到吗？她的女性特点会不会被泯灭？
郑敏不仅做到了，而且是以女性的感觉、想象和母爱，来抒写哲思。虽然说，在女诗人的诗中，女性的感觉、想象和母爱并不罕见；在男性诗人中，于诗中传达哲理，也不稀奇；但是用女性的感觉、想象和母爱抒发哲思，却是郑敏的独家功夫，也是郑敏对20世纪中国新诗的贡献。
如果我们细加分析，就会明白：正是依次出现的四个艺术来源，成就了郑敏。假如没有家族的诗歌遗传基因，和童年母亲的诗教，郑敏不可能有诗的天分、诗的感觉、对文字的敏感，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诗人。自然也不会有后来的三个艺术来源，因为郑敏不可能对它们感兴趣。
正因为有了家族的诗歌遗传基因和童年的诗教，郑敏才会在中学时代喜欢新诗，并且萌发对诗中哲思的独特的审美兴趣。由此选择并喜欢徐志摩的《偶然》、废名富有禅意的诗、陈梦家的诗、戴望舒的《雨巷》。还有徐梵澄翻译的尼采《苏鲁支如是说》，和华兹华斯的诗歌。
假如没有上述受这三个艺术来源的滋养，郑敏的女性感觉、想象和母爱的潜能，就很难释放出来。假如没有先受到到这三个艺术来源的滋养，一开始就学习冯至和里尔克的诗歌，可能会抑制或者泯灭郑敏的女性感觉和想象。
郑敏自言是受徐志摩《偶然》的启发，创作了她的第一首诗《晚会》。这是一首情诗，其中并没有哲思。随后写的《怅怅》、《音乐》、《云彩》，都是此类的情诗。这些诗，虽然没有哲思，但是激活了女大学生诗人郑敏的精微而敏锐的感觉、想象和激情。也就是说，这是郑敏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并没有马上就追求诗与哲学的融合，而是尽情地在飞扬的想象中传达女性的感情。假如没有这个阶段，郑敏的女性诗人的感觉和想象，就可能被压仰，有可能一直是潜能而得不到释放。在其后的《冬日的下午》中，那种郑敏特有的奇异的感觉和新鲜的想象，令人叹为观止。
在充分展示女性感觉、想象和激情的第一个阶段后，郑敏才尝试诗与哲学的融合，但也没有马上就写里尔克那样的十四行诗，而是受华兹华斯的影响，在浪漫主义抒情诗中追求自然景物与哲思的融合，创作了长诗《寂寞》。也就是说，华兹华斯这一路的写法，比里尔克的十四行更适合青年女诗人。同年创作的《金黄的稻束》，虽然在意象的创造上，受里尔克的影响，但更多是受冯至《十四行集》的影响，也是在抒情诗的结构中，追求诗与哲学的融合。
《寂寞》和《金黄的稻束》，构成了郑敏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虽然开始追求诗与哲学的融合，但还是在抒情诗中借用自然景物意象，来表达哲思。假如没有华兹华斯和冯至，单有里尔克，郑敏就写不出《寂寞》和《金黄的稻束》这两首早期诗歌的代表作。《寂寞》是大学生郑敏心路历程和自我修炼的展示，《金黄的稻束》，是郑敏在哲学层面上，对母爱的深刻体验和礼赞。这两首诗所写的都是女性诗人所特有的人生经验。也就是说，诗与哲学的融合，不但没有泯灭郑敏的女性特点，反而将它们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经过西南联大哲学系的四年学习，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观察人生的视角，和超越人生的处世态度，已经深入到郑敏的心灵和感觉，郑敏也因此而快速成熟。毕业后，进入中央通讯社任译员，郑敏对冯至和里尔克的诗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通过冯至这个艺术中介，里尔克的影响越来越大，郑敏才开始尝试用十四行体写诗，并且很快就有杰作诞生：《战争的希望》、《最后的晚祷》、《雷诺阿的〈少女画像〉》，构成了郑敏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阶段。
郑敏早期诗歌创作这三阶段，之所以能形成和发展，其重要条件，是因为它具有四个艺术来源。如果缺了其中的一个，郑敏不可能取得现有的成就，并在20世纪40代诗歌中，达到一个新的艺术高度。
注释
①②郑敏﹒《我与诗》〔J〕《诗刊》﹒ 2006年第2期﹒
③④《郑敏：没有生命愿望无声消失》〔J〕《新京报》﹒2005-10-28﹒
⑤郑敏 刘福春﹒《四十年代的诗歌》〔J／OL〕http://www.cssm.gov.cn/view.php?id=2262﹒2000-7-10﹒
⑥《郑敏：战争中的诗与思》〔J／OL〕http://paowang.net/post/2080890﹒2004-03-31﹒
⑦⑧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本）〔A〕北京﹒人民出版社〔J〕1984年：239、211﹒
⑨单纯等主编﹒《解读冯友兰》，〔C〕海口：海天出版社﹒1998﹒
⑩⑪《我诗情的源流》〔N〕《辽宁日报》﹒2002-12-17﹒
⑫郑敏﹒《诗歌与哲学是邻》〔A〕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8﹒
|
发表于 2016-4-29 20:21
收藏
分享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