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委鬼走召 于 2016-5-9 09:07 编辑
文/走召
在诗反理论纲要中，我们提出“非诗为诗”的诗反向度[1]。“非诗为诗”，其本质在于诗的实验与拓展。
这里先对“非诗”作一个界定。所谓的“非诗”，是指诗写的题材和形式、手法等，对一般诗人与读者的认知构成了“僭越”、叛逆、乃至颠覆。它并非绝对，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与艺术的发展不断变化。譬如，朦胧诗崛起时，那时的主流诗界就非常反感，贬斥为“令人气闷的朦胧”[2]，这时候的“朦胧”，就是“非”的；“第三代”日常口语树立，已经接受朦胧诗的诗人和读者，就认为日常口语诗不是诗，这个日常口语，当然也是“非”；新世纪以来，下半身、垃圾派、废话诗，以至我们现在提出的“诗反运动”，都有不同程度对“成诗”的“非”与“反”。赵思运，正是一个活跃在当代先锋诗坛 “非”“反”不止的诗家。
一、“非诗”：非主流与反文体
赵思运的“非诗”，是一个纷繁的体系。如果要进行梳理的话，我根据其“非”的程度，将其粗分为三个层级：非主流、反主流、反文体。
1、非主流写作：小说化叙事
叙事性诗是“第三代”以来口语转向的产物，其实已经接近主流，所以算不上很“非”。只不过，对偏于小说化文体实验的这部分来看，还是一个相对非主流的方向。赵思运的这一类写作主要收集在《不耻》[3]一书中。例如《放屁党》《赵老三的一生》《花妮》《民工张三甲的除夕》《刘才》《史太爷传》等。《赵老三的一生》讲述了一个农村光棍老汉的一生：他养了一只“相依为命”的公羊，通过公羊给母羊配种来谋生，临死时，他受到了大队支书的揶揄，说他“剥削”公羊；这个孤苦伶仃的光棍，心里却想：“我活得其实还不如它（公羊）”——这，就是一个篇幅精短的故事，但以诗的分行形式出之，具有强烈的诗性反讽；因此，我将之命名为“微小说诗”。《花妮》则以108字的极简主义篇幅，讲述了一个下岗女工艰难谋生的故事：
花妮的丈夫是个瘫子
花妮今年春天下岗了
花妮买了个三轮车
……
花妮一车拉了四个
拉着拉着
四个人把花妮拉进了荒地
她“天亮到家”，虽然“一下子挣了四个人的钱”，但“日他妈的/累死了”。108字，却情节完整，反映了中国特定时期伴随着下岗潮而催生的卖身潮。看似虚构、戏谑，其实真实、严肃，写出了一个时代的羞耻与疼痛。再看诗人的近作《阉，或去势》：
猪儿十岁
直隶河间人
狡黠聪慧
父早亡
母多病
交给一位做宦官的远房亲戚五两银子后
由亲戚作证
立下合约书
走进大京城
……
诗人虽然标明本诗“非虚构”，但整个文本，如同《丽丽传》一样（下文具体解析），就像一篇“非虚构”的“微中篇”小说诗，对叙述对象的悲惨一生进行了勾勒刻画。诗篇以将近大半的篇幅刻画贫民猪儿“去势”——被阉割的过程：阉割前的问答仪式，喝臭大麻汤的铺垫，剜除睾丸的过程，切断阴茎的过程，“去势”后的痛苦历程……后来顺带叙述了猪儿的邻居富寿从小被“培养”——逐渐被捏碎睾丸的事例……以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细节描写，烙下了读者对这种非人性摧折的颤栗和印记！作者虽然未发一字评议，但实际上，进行了尖锐的“事象象征”式的拷问：是谁将人逼到了如此非人的境地？这样的逼迫与摧折仅止于肉体么？……就如本诗的两首附诗《每一个人心里都潜伏着一把镰状的弯刀》和《一个疯子从大街上走过》中，诗人补充写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吾土吾国／乃一鱼贯而入的净身房／散发着浓郁的骚味”、 “ 我们无形的双手／本能地捂紧了自己”——诗人指向的，是对“吾土吾国”源远流长阉割传统的深深忧惧！读者也许要发问的是：在一个太监制度已经废除的国家，作者还在忧惧什么？而笔者要问的是：阉割——尤其是对福寿那种“培养式阉割”的行为——在这个时代，真的就不存在了吗？
2、反主流写作：“低叙事”[4]的颠覆
诗人赵思运曾加入过垃圾派的先锋诗写，其《不耻》一书中有很多“崇低”的“垃圾写作”。垃圾写作至今仍然被主流诗界所排斥，因此，我将诗人的这类诗写定位为“反主流”。这些“垃圾”诗，最大的特点就是以直白的方式点击那些主流诗写难以启齿的部位和地带。《我的中世纪生活·妓女来信》《我是你屁股上的一颗痣》《阴毛》《放屁党》《屁股》《屁经》等，从标题上，我们就可看出这是典型的“崇低”写作。《诗经·丘中有麻》《论语·在沂河》等诗，则是以崇低的虚构，对经典文本进行了“垃圾还原”。试看这首《论语·在沂河》：
五六个青壮年
六七个少年
还有三两个阴毛泛白的老者
洗完澡
就站在舞雩台上吹着风
……
他们使劲地大声唱歌
有时甩动得胯部噼啪乱响
在诗中，孔圣人和他的弟子们，露出了“阴毛泛白”的部位，在河岸上唱着歌，“甩动得胯部噼啪乱响”——脱下了外在的礼仪虚饰，还原了赤子的本真存在。可见，作者的“垃圾还原”，并不是低俗恶搞，而是对文化、人性予以去蔽返真的诗性观照。《放屁党》则以微小说诗式的叙述，讲述发生在文革期间的荒唐事。几个师院的大学生，在宿舍里戏谑地成立“放屁党”：
第一个放屁的被选为主席
许多有放屁特长的学生光荣入党
然而好景不长
1967年12月12日
“放屁党”被定性为反党反革命集团
党主席被抓
最后枪毙
通过垃圾派的“低叙事”策略，刺破了“革命”的“崇高”，指认了其残暴、荒诞、反人类的本质。
3、反文体写作：“非原创”的分行
对诗人赵思运，可以说，最具争议影响，最“非”与“反”的诗写，是其以《毛泽东语录》为代表的“非原创”写作。这是让一般诗人和读者彻底质疑的文本：这是诗吗？
在论述它们究竟是不是诗之前，我们且先称其为“非诗”。《丽丽传》[5]，就是这样一部“非原创”的“非诗”集萃。我们不妨看看诗集的具体篇目：
《民间艺人开篇词》《山东省梁山县计划生育标语口号》《一篇小学生作文》《83岁的方洪由于微博劳教一年，抄录如下》《薄熙来辩词》（节录）《仿民谣》《造句练习：严禁》《组词造句练习》（之一）《组词造句练习》（之二）《2012年3月7日》《小徐说》《新闻联播》《丽丽传》《袁行安自画像》《庞贝古城巴西利亚卡厅里的涂鸦》《操火的人，会烧伤鸡巴》《江西苏维埃政府标语》《1907年，李莲英的亲戚李定国癫狂得厉害》《诗经•丘中有麻》《论语•在沂河》《郭明义博客一则》《新快报的穷骨头》《解放军报大院口号》《阴毛记》《阴道记》《著名男妓Rafael Alencar专访》《基洛夫的女秘书拉祖尔金娜的自述》《王振忠的宇宙真理》《李文龙的宇宙真理》《陈柏槐的宇宙真理》《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住在乡间别墅》《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三中全会公报里的统计学》《1957年人民日报社论》《1957年人民日报刊发的右派自我检讨》《徐铸成1968.5.13—5.19阶段的思想汇报》《徐铸成自述》《协议书》《通报批评》《留言条》《简单图形》《求平均数》《数学习题》《学习修辞》《日本小朋友热爱毛主席》《打飞机》《一个小公务员一天的私密生活》《电影〈阿飞正传〉的台词》《〈李大顺造屋〉片段》《格非小说片段》《世界各国国民幸福指数》《诗人大仙饭局上问90后你们为什么不反叛？》《征婚启事》《陈安众面面观》《片警实习日记》《张雪忠声明书》（之一）《张雪忠声明书》（之二）《起诉意见书》（节录）《九一八反日标语》《奖售劵》《电话通知》《小偷留言》《关于colt家族的一则新闻》《酒店走廊里的公告》《井下穴居者说》《穴居者之子说》《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劫匪供词》《小偷日记一页》《周杰伦粉丝致信周杰伦女友昆凌》《小学神守则》《性侵新闻一则》《辞职公开声明》《学生留言》《加藤鹰自述》《巴黎候选人私人财产公开》《张艺谋道歉信》《2013年1月1日，范忠信微博一则》《〈季羡林清华园〉日记》《小学生给市长的信》《最奇葩的炮友》《保姆语录》《本草纲目〈人部〉》《邓文迪手稿》《教育专家王建立的一则建议》《科技部部长、首席专家张志武博士语录》《江青谈自己的名字》《江青谈自己的情史》《衡水二中高考誓师大会标语口号》《点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倪萍语录一则》《毛泽东说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毛泽东论宪法》《小学生作文〈二十年后的我〉》《令狐野子女名录》《深圳工地标语》《粪票》《毛泽东给语录》
——这就是这部诗集的全部篇目！从这些标题来看，我们可得知，诗集是彻底的跨文体实验：民谣、口号、小学生作文、语录、造句练习、思想汇报、协议书、公告、新闻、声明、道歉信……近乎是一部“反文体诗写大全”。而且，不仅是标题；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标题下的正文，作者采用的几乎大半是文献实录——《民间艺人开篇词》是他人原创作品的直接抄录：
下定决心拾棉花
不怕牺牲别落下
排除万难砍花柴
去争取胜利背家来
《山东省梁山县计划生育标语口号》是政府计生口号的直接罗列：
中华民族的人口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
要把破坏计划生育的坏分子追到天涯海角！
……
对超生坏份子，喝药不夺瓶，上吊不解绳，跳井不抢救，自杀不心痛。
……
对计划生育工作：认识再高也不过头，措施再硬也不过分，火药再浓也不过火。
……
《版本研究：日本小朋友热爱毛主席》是对自文革时期中国小学语文课文《毛主席是我最亲最亲的亲人——记日本小朋友无限热爱毛主席的故事》的分行：
这位十二岁的小朋友在日本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常常告诉她：
“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日本人民要解放就要读毛泽东的书，
走毛泽东指引的路。”
她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无限热爱毛主席的红色种子。
一天深夜，
爸爸和妈妈正在认真领会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教导，
突然，
几个便衣特务闯进来，
伸手就抢《毛泽东选集》。
这时，
他们的共同心愿是：
“命可以不要，
毛泽东的著作不能丢。“
爸爸、妈妈和特务进行了激烈的搏斗，
被打昏了。
这位小朋友趁机把《毛泽东选集》藏了起来。
爸爸和妈妈刚一苏醒过来，
就问：
“毛泽东著作被抢走了吗？”
当女儿把红光闪闪的革命宝书捧到他们面前的时候，
他们把孩子紧紧地抱在胸前，
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这样的文字，究竟是不是诗？这确实是个问题。下文即对此予以研讨。
二、“元诗”：元材质与元现实
从上文这些“诗”来看，笔者虽然非常欣赏，但要论证它们“是诗”——确实遇到了理论的难题。经过思考，谨采用“元诗”的概念，阐释这种独特的诗学实验。
1、 “元诗”的渊源与界定
“元诗”，是西方文论的一个概念。陈超先生这样论述元诗：
“元诗”，即关于诗本身的诗。这是一种特殊的诗歌类型，意在表达诗人对语言呈现／展开过程的关注，使写作行为直接等同于写作内容。[6]
这里的“元诗”，是一种语言和诗本位的形式诗论。此外，还有诗人周瑟瑟提出的“卡丘主义元诗歌”和诗人楚青子提出 “元现实主义”诗写。
为阐释赵思运（以及相关诗人）的相关实验诗写，笔者直觉性地想到了“元诗”这个概念。但考察陈超、周瑟瑟、楚青子等人的具体说法，并不大符合这个诗写实际。因此仅对这个概念进行初步的自我界定，以便于作品阐释和将来的进一步理论构建。笔者之所谓“元诗”即：
清除“语言自说”与自我展示，以元材质来呈现元现实的“非原创”为主的实验诗写。
这个界定有几个关键：
1、作者近乎“无为”，虽然有摘录、截取、注释、提炼或适当改编的处理，但不发议论，不带情绪，尽量保持材料和现实本来如此的原汁原味。
2、元材质：如新闻、段子、书籍、人物谈话等社会提供的所有资讯。
3、元材料本身具有诗性冲击，即对读者有直接的触动性，引起思考、感慨、愤怒或诗性的趣味等。
这种“元诗”，常常不惜达到“作者已死”的“惨烈”程度。也就是说，当读者获得了作者传达的“元诗”，但对作者产生了质疑：这是诗人吗？这不是抄录？这些文字是诗吗？这究竟是不是诗，下文将进行具体的文本解析。
2、元材质：对原资讯的“无为”处理
诗人赵思运的“非原创”诗，很少主观性的介入，至少不明显介入。《民间艺人开篇》词和《山东省梁山县计划生育标语口号》的抄录和罗列——真正达到了“作者已死”：让原初诗材自身呈现，诗人——不再是诗的创造者，它仅仅记录、采集，然后将这个原初的材料，稍事处理，进行背景与舞台的置换——然后说：这就是诗。就像20世纪“最影响艺术品”——杜尚的小便池:
1917年，在美国独立艺术家协会举办的展览上，交了6美元进场费的杜尚拿出了他的新作品———男士小便池，这个小便池是他在商店买的，他只是在上面签了一个名字。
——杜尚不生产小便池，他唯一的“加工”——就是为之签上了自己的大名，然后将这件本应为人类排泄工具的物件置换到崇高的艺术殿堂上——著名艺术家的身份与“作品”的“低陋”、“无为”构成了巨大的反差——然而，艺术（诗意）——正是在此巨大反差的张力中诞生了。
诗人赵思运，现实身份为教授和著名先锋诗人，而其诗集的《民间艺人开篇词》，达到的正是杜尚这样骇世惊俗的效应。但值得注意的是，诗人采用的材料，并非小便池的纯客体，它本身具有语义内涵，尤其通过诗人的追忆式附注，无疑具有了一种语言与历史、现实互文的功能——诗人，已经不须额外地“画蛇添足”或“添油加醋”了。再如计划生育的标语：“对超生坏份子，喝药不夺瓶，上吊不解绳，跳井不抢救，自杀不心痛”等的罗列——本身不就触目惊心、令人哭笑不得么？而这些“雷人”的标语，必然会触动读者对“国策”现象的深思……再如《毛泽东语录》的分行记录：
打起来我就高兴
我才不怕打，
一听打仗我就高兴，
北京算什么打？
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
四川才算打，
双方都有几万人，
有枪有炮，
听说还有无线电。
注[1]【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
随着时代语境的置换，这个材料是不是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了“自打其脸”的质疑与批判？而且，与杜尚的一次性“行为艺术”不同的是，诗人赵思运的“非原创”，是一种成规模、成体系的“行为”。他在处理信息和材料时，尽量减少人为的介入；但实际上，他对材料的选录，本身就是介入：采用什么，不采用什么；采用哪些，去掉哪些——都是作者文本处理的结果。有些材料，近乎原封不动；但有些材料，作者进行了分行的处理。这个分行的过程，怎么分，也体现了作者的语感倾注；但一般来说，作者尽量保持材料原初的节奏与风味：
王振忠的宇宙真理
在中国当官是最吃香的，
你怎样得罪百姓都没事，
只要上面关系硬就行。
百姓怒气冲天也丝毫不会影响上级对你的重要。
我敢说：
中国没有干净的官
谁不贪不色？
反你的腐，
是你官场关系链出了问题！
除了加上“宇宙真理”几字为标题，材料全部是引用人物自述；分行断句也保持句式的完整，不作“回车键式”的停顿切分。只是个别材料，如前面提到的一些小说化叙事与低叙事，作者进行了一定的虚构或加工。可知，这种“无为”的处理方式，就像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并非毫无作为，而是顺应事物朴素、本真的状态，不违背事物的本真自然而为。
3、元现实：对社会、人性的深度聚焦
诗人赵思运的诗写，尤其以《不耻》和《丽丽传》（诗集）为代表的诗写，不在写个人的零碎琐事和才情才思，而在不动声色地聚焦我们所生存的社会现实和人性深处的幽暗。《丽丽传》是诗集的主打作品，可谓这种聚焦的代表作：
我叫吴丽丽
9岁
……
副校长姜锋
把我叫到了音乐教室
校长王加生也在
他们喂我吃糖丸
脱了我的裤子
……
2012年9月19日
王加生在网上发布声明
说这事纯属污蔑
姜锋也发了声明
说这事是诬告、陷害
是爲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平邑警方
说是条件不足
没有立案
注：后据大衆网(济南) 2013年5月21日 报导，平邑县人民法院认定，吴丽丽之母闫某某报案所指内容不实。2013年4月17日，平邑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定被告人闫某某犯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判决已生效。
诗取材当代的新闻资讯，虽然不是作者自己亲见的“元现实”，但确实是这个信息时代的资讯现实。作者以丽丽的口吻，采用小说化的第一人称叙事，但整个事件，并无主观虚构，甚至以“注”的形式对文本进行了“跟踪叙述”。这，的确算不上“原创”。但是，整个事实本身，只要是有正常人伦意识的读者，读后都会同情、不平、愤怒：当现实本身的荒诞已经不需要作者故作惊人编造一个惊悚的故事时——还有必要去编造、“创作”吗？而这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愤怒，就是这个事件和这篇文字的“诗性”：人类古老的“兴、观、群、怨”的冲动。作者所做的，不是主观地抒情、议论，而是原生态、原汁味地分行出来，“无为”而为——以此造就比古人“三吏三别”更让人唏嘘扼腕的“元诗”！正如作家余华所说：“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7]。而当评论家和读者批评余华的《第七天》只是“中国特色”的“新闻串烧”时，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诗人赵思运与小说家余华在艺术思路上的契合？
当然，元现实意义的元诗，并不仅在外部的社会事件，还在人性本身的元现实。《丽丽传》中人面兽行的禽兽教师，是一种人性的元现实，它不因社会提倡“正能量”，就不存在；同样，很多人性幽暗地带的事，也不因常人不曾经历，就不发生——《最奇葩的炮友》是男同性恋者的自述，叙述了其几次性行为的细节；《著名男妓Rafael Alencar专访》是男妓的访谈节录，讲述其怎样为一家的男女老少服务；《塔玛拉女王传》聚焦女王对批量男性的占有和残杀；《加藤鹰自述》是AV男优生涯的自述；《关于colt家族的新闻一则》叙述家族的乱伦、奸幼、兽交；《兽性》则讲述人对牲畜的强奸……这些“重口味”的事件，并非作者的杜撰，也不能说猎奇取宠。窃以为，这些题材，倾注了作者对人性的追问：人，这样的行为和生存妥否？人与兽的界限究竟在哪里？……也许，正如道家的天道自然，自有法网恢恢的制约； 《关于colt家族的一则新闻》中我们看到，肆意踩踏人伦底线的行为，最终会有自然给予惩戒：
科尔特家族12名儿童
年龄介于5至15岁之间
肮脏不堪
骨瘦如柴
有的根本就不会说话
毫无忌惮的乱伦，最后导致了该家族人种的堕落——而那些肆意踩踏其他人伦、自然、社会法则底线的人们，真的就会逃脱天道的“法网”吗？……诗人赵思运，冷静地处理着这些材料，没有发一句议论，但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索。
三、赵思运诗写综评
通过以上的析评，我们看到，诗人赵思运的“非诗”写作是多层面的：小说化叙事诗写、垃圾化崇低解构、“非原创”的反文体实验——而尤以后者为统领和标志，也最能引起诗学上的注意和争议。那么，怎样评价这些“非原创”的“元诗”实验？
先看马春光博士的解读：
诗人“从一个诗歌写作者退居为各种版本的注释者”。正是在不同版本的呈现中，两个乃至多个不同的版本在不同的语境中出现，发生某种程度的碰撞，话语的张力由此产生，诗歌的深层意义空间由此生成。[8]
马先生认为，诗人让不同版本的碰撞，产生了话语的张力，并生成了“诗歌的深层意义”。也就说，这些文本，仍然是诗。问题是，它们的作者完全是诗人赵思运吗？对此，作者在《〈丽丽传〉后记》中说：“我不再是诗人，而是一位冷静的观察者”。
而笔者认为，诗人赵思运，“的确是一位冷静的观察者”；但他，仍然是诗人。只不过，他是与“现实这个社会文本”是共同完成了这些诗。这个“社会文本”，像森林里野生的动植物，兀自生长，生生不息，远远超出了诗人的创造力，他选择放弃——或一定程度放弃个体的“有为”，而做好一个优秀的采集、处理与加工者——为读者呈上这些超出作者创作力的“元诗”盛宴。但是，作为一个发现与加工者，他虽然看似“无为”，但其对原材料的选择体现了思想的深度和锋芒；其文本处理倾注了个人对诗写语言与风味的把握——就像一个本身是优秀演员的导演，自己虽然较少直接参与演出，但以精准的眼光选择着出演者，并对整个演出进行了宏观把控——最后完成一部引起艺术震动的大片。
可以说，这种“非原创”的文本制作方式，给诗歌文本的存在提供一个全新的向度：就像当初的“诗就是废话”一样——对既定的诗学认知体系和生产方式给予了强力的颠覆！的确，对先锋诗歌而言，诗可以就是废话，那新闻、段子、广告、日记等各类文字资讯的处理、加工、改编为什么不能是诗？
当然，这样以公共资讯为原材料的文本制作，在其他诗人没有尝试或浅尝辄止的情况下，可能一时获得一定的注意甚至轰动，但也存在着艺术的风险和弊端。《〈丽丽传〉后记》中，作者自述：
2003年我写出非虚构文本《毛泽动语录》的时候，引发了诸如《鲁迅语录》《瞿秋白语录》等模仿之作。
——有先行者，就必然会有追随和模仿者。而比其它诗写方式的模仿更致命的是：“元诗”写作，由于其原材料的公共性，如果大家都这样去分行处理，那还不面目可憎、新意全失？显然，这对一个诗写者，尤其一个先锋诗写者，必将成为失效的写作。
但是，并不是说以诗人赵思运为代表“非诗写作”和“元诗写作”（此外还有诗反派的段子分行、新闻分行、跨文体实验等）就没有试验扩展的空间和必要。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个方向，根本还没有在广大诗界甚至先锋诗界充分地树立——更不用说大规模的模仿和泛滥了。而且仅就反文体诗的体系建设而言，也不能说其已经成熟和完善；只是，今后，为避免对同一社会热点资讯的直接分行而发生“撞车”，诗人们还须选择更加个性化的处理或改编方式。以此，笔者认为，这一方向，还有较大的实验空间；并且要获得“合法性”，还需要文本推出与理论树立的很大努力。
当然，对诗人赵思运本人而言，其“非诗”写作尤其其中的“非原创”写作，已经走到了当代新汉诗实验写作的第一线；并且以诗集《丽丽传》为标志，已然具有了相当可观的规模。考察诗人的诗写历程，从2003年的《毛泽东语录》始，其“非原创”的“诗反”步伐就不曾停下，而且在纵、深两个向度不断拓展：“纵”的一面，体现在反文体实验的类型极大地丰富了；“深”的方面，体现在近年来的《丽丽传》《阉，或去势》等文本对小说化手法的吸取，打破了非原创分行的平面化模式，造就了兼具深度、厚度、疼痛感、耐读性的杰出文本。
总之，综上而论，笔者认为，诗人赵思运，立足对人类生存的深切关注，直面社会现实和人性本真，弄潮于新汉诗的先锋实验领域，几乎彻底颠覆了新汉诗的既定体式和生产方式，并且打造了《丽丽传》《阉，或去势》等具有社会和人性尖锐之痛的深度文本，不愧为当代先锋诗坛一个“非”、“反”不止的卓越诗家。
注 释：
[1]“诗反”为老象（张嘉谚）先生年提出，《诗反运动纲要》为笔者吸纳诗反同仁意见后执笔。文章数易其稿，目前仍在研讨完善中；相关渊源和论述分别见笔者（署名委鬼走召）：《“诗反主义”诗学论纲》，2015年1月4日《诗歌周刊》第142期；《“诗反主义”诗学讨论稿之一》，2015年8月6日《诗歌周刊》173期；《“诗反主义”诗学理论纲领与阐释》，2015年9月27日《诗歌周刊》179期；《走召“诗反”语录（1—10）》，2016年1月18日《诗歌周刊》182期等文。
[2]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年08期。随后关于“朦胧诗”，引起了“三个崛起”的理论树立，即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
[3]赵思运：《不耻》，环球文化出版社，2014年11月第一版。
[4]“低叙事”的相关论述，见笔者的《论皮旦的“低叙事诗学”》一文，载2014年《诗歌周刊》126期和2016年《北京评论》第15期。
[5]赵思运：《丽丽传》，类型出版社，2014年8月第一版，2015年9月第一次印刷。
[6] 陈超：《论元诗写作中的“语言言说”》，《打开诗的漂流瓶》，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书籍，2003。
[7]见余华《第七天》封面，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
[8]马春光：《“版本”中的历史与时代——赵思运〈丽丽传〉阅读札记》，《星星》（诗歌理论），2016年第1期。
来自群组: 反动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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