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延高为中国新诗正名：植根于本土并未边缘化

肖振中

车延高谈笑风生论新诗

　　为中国新诗正名
　　前天下午，著名诗人、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车延高作客武汉市图书馆“名家论坛”，为读者带来一场“现代新诗的发展与创作”的精彩讲座。市图二楼可容纳540人的报告厅几乎座无虚席，车延高畅谈新诗的处境、创作灵感、诗人特质，他更笑言，此番前来是想给中国新诗正名。
　　文/见习记者钟磬如 通讯员李俊杰
　　图/记者熊波
　　“中国新诗自‘五四’时期到现在已经过近百年发展，目前是中国新诗最辉煌、最蓬勃的时期，我不认可一些人对新诗被边缘化的看法。”讲座一开始，车延高就谈到新诗所处的地位。“只是现在文学艺术表达的门类太多，人们的眼睛无法顾及这么多要看的东西。”面对如今眼花缭乱的电视、网络娱乐消遣形式，他特别强调：“正是日益庞大的新诗爱好者、创作者队伍为新诗的发展立下功劳，他们将新诗这种文学形式推向了辉煌和高潮。”
　　车延高介绍，目前的各种月刊、半月刊等出版诗刊达到500种，有人也做过统计，网络上每天涌现出的新诗有10万首。其中不乏具备大师级水平的无名诗人，如汶川地震后出现的诗歌《妈妈，拉着我的手》，就写得非常好。“正因为大家对诗歌的关注减少，对好作品缺少了解，就容易产生诗歌边缘化的看法。”
　　车延高坦言，诗歌艺术的表达手法变得十分多样。“粗略可分为四类。一是口语化的诗歌，如湖北诗人田禾的作品；二是浪漫主义诗歌，诗人把语言表达放在超空间和视觉的高度，审视的眼光不同于常人，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三是朦胧诗歌，给人烟笼寒水月笼纱的感觉，读者有余地做二次解读；最后是融合古典诗的新诗，将古典诗歌里的元素借用到作品中。”
　　中国新诗由国外传入？
　　不，它植根于本土
　　“曾有人说，我国的现代著名诗人背后都站着一个外国诗人。这种看法既对也不对。”车延高向大家介绍，由于20世纪前半叶的许多中国现代诗人都具有西方留学背景，他们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其诗作有西方文学的影子，但是深究起来，他们诗作中的文学元素和意象都很中国。
　　“而再回头看中国古典诗歌，其中能找到现代新诗的影子。”车延高举例，如《诗经》中的《关雎》，秦观的《鹊桥仙》，南唐李煜的《虞美人》，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等，都有白话的元素。中国的许多传统民歌，如信天游、花儿等也有白话色彩。“中国新诗是植根于本土的文学形式。”
　　创作灵感是天赋？
　　不，它不是风吹来的种子
　　“回顾20世纪中国新诗的代表人物，徐志摩、顾城、穆旦、海子、郭小川等，人们都认定他们都有作诗的天赋和灵感，其实，灵感不是风吹来的种子。”车延高笑言，许多人甚至认为，十个诗人里有八个都有精神病特质。“但是，诗人所谓的灵感其实是他们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各类事物形成碰撞产生的。袁隆平有句话说的好，灵感是经验、追求、思索与智慧综合在一起升华了的产物。”他还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谈到灵感的特质，灵感偏爱爱思考的人；灵感也希望你不依赖它，不张扬它，不夸大它，要敢于否定，敢于创新。
　　【对话】
　　诗人命运曲折？
　　不能过于放大个案
　　问：怎样才是一个好诗人？
　　车延高：诗人需要想象，需要超越传统的思维，也要敢于变化、探索、出新，有用于探索的精神。
　　问：中国古体诗讲究押韵，现代诗歌呢？
　　车延高：现代诗歌最打动人的不在韵律，而在内容和情感。真挚的情感是最打动人心的。而有些时候，强调押韵反而会束缚新诗的创作。
　　问：有人认为中国好多诗人的命运都很曲折，如徐志摩和海子早逝，您怎么看？
　　车延高：我认为，这种看法是较为片面的。当然，有些诗人的命运曲折，但大多数诗人还是能好好创作作品的，不能过于放大个案。
　　问：您觉得新诗处于探索期还是成熟期呢？
　　车延高：其实新诗在任何时期，任何现代诗人，都处于探索时期。没有人能说自己是新诗创作的领头人，新诗需要靠大家一起推动前进。
　　问：您如何平衡工作与创作的关系？
　　车延高：(笑)我创作诗歌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工作时我会集中精力，工作之外我会抓紧零碎时间读书、创作诗文。

白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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