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珍(1806—1864),是晚清著名的学者和诗人,一生著述颇多,有《巢经巢诗钞》、《巢经巢诗后集》、《巢经巢文集》以及《遵义府志》等十多种。人们对他的诗歌评价很高,梁启超在《巢经巢诗钞跋》中称他是“有清作者举莫及”的诗家,当代国学大师钱仲联在《论近代诗四十家》中写道:“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经训一菑畲,破此南天荒。”
从郑珍的整个创作情况来看,无疑是成功的,他对诗学的研究和贡献也是莫大的。他的诗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在诗歌艺术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使诗学的发展进一步人民化、传统化、现实化,对当时的“宋诗派”、“同光体”诗人影响极深。尤其在贵州诗坛独树一帜,并且跻身于当时诗坛名家,这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贵州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成就对后世乃至当代诗坛都是一个良好的借鉴。
郑珍的诗歌始终贯彻着他的诗论主张,他勇于面对现实,要求抒写真性情,具有独创性;加之他深厚的学识和精湛的技巧,创造了鲜明的艺术形象,发展了传统艺术手法,在艺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一、以多种方式创造新意境
郑珍的诗歌情与景水乳交融,开拓出多种艺术境界。如《山居夏晚》:“雨散暮天青,余光照远汀。草堂朝蝙蝠,瓜架织蜻蜓。晚饭依花聚,林风入酒醒。闲情更无暇,儿女上池亭。”清幽的黄昏,农舍庭院间蝙蝠、蜻蜓纷飞,这一特定环境与诗人的欢快心情相融合,构成幽静恬适的艺术境界,极富感染力。再如《郘陵道中》:“雨过春山叠黛横,嫩林新绿夕阳明。晚业风味浓于酒,添起田蛙阁阁声。”诗人开拓出了景中含情的欢快境地。前者是“有我之境”,后者是“无我之境”[1]。
虚与实这一组矛盾的对立统一,给艺术意境的创造展现了广阔的天地。有的虚实相衬,相反相成。如《自毛口宿花堌》一诗,写盘江两岸道路险阻曲折,先是实景:“云木相连到忽断,初在眼前行转远。”后写幻想中的实景:“忽思怒马驰中州,一目千里恣所游。”两相比衬,境界顿开。
在郑珍诗中,有时虚实两境互相转换。如《遂过圆通寺登普陀岩》,意境迷离幻化,曲折地反映了人与仙的感情矛盾,真是字字含情,语语出彩。有时虚景实写创造出一种逍遥境界,如《端午念阿卯》,遥想儿子节日的打扮与活动,描绘出一幅色彩秾丽的风俗画,从而酿造出淳和的艺术境界。有时又动静相衬,如《月下对菊示子何》、《高斋》等诗,都具有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美妙意境。
郑珍创造意境的方式很多,如“流萤低共路,渔火远分光”(《夜归》),用光暗的比衬创造出幽暗的境界。“云里闻遥春,风边度疏磐”(《游南泉山》),用遥闻的声响创造出飘渺的意境。“昨宵蚤会今宵蚤,前路蝇迎后路蝇”(《自沾益出宣城入东川》),用昆虫的骚扰创造出荒秽的境界。这种境界是前人未曾道及的,这是郑珍诗歌创新的一个突破点。
郑珍创造艺术意境所运用的手法变化多端,可惜所创造的意境比较狭小,缺乏广阔、雄放的气势,正如梁启超在《巢经巢诗钞跋》中说的:“立格选辞,有独到处,惜意境狭。”有些山水诗不乏奇险的境界,但往往于奇险中隐含着幽邃和清冷。因此郑珍诗歌在某些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我们在研究其诗歌时应当慎重对待之。
二、句法的创新
语言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古典诗人对于五、七言诗体的运用,也在句法上求变化,尽量打破局限,推陈出新,把表现社会生活的语言熔铸于五字或七字句中。诗人的天才与后天的努力,也往往从中表现出来。
郑珍在探求句法变化方面下了较深的功夫。他在《跋黎鲁新<慕耕草堂诗钞>》中说:“初盛元气浑论,不可以句法求。韩、孟以后则可以句法求矣。”在创作实践中,郑珍有时大量采用口语与俗语,经过提炼加工,用在古体诗中,显得生动活泼,游刃有余。如《遵义山蚕至黎平歌赠子何》一诗,写得细腻委婉,曲折尽致,叙事、议论、抒情熔于一炉。为了表达方便,诗中用了一些散文句法,打破了一般七言诗句的格式。如“胡六秀才名长新”、“八千蛾走一千里”等等。
郑珍诗中句法变化极多,五言句法如“拱立坐跪拜”,五字并列;“炊或不及焉”,成“一三一”句式。七言变化尤多,如“他日更借人乘之”,成“二三二”句式。此类句法,打破五、七言诗固有的规律,使句式结构生动错落,表情达意更加灵活自如。这给新诗的民族化与格律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艺术经验。
三、口语的运用
在郑珍诗中,口语入诗也是较为常见的。郑珍善于将日常口语提炼为诗句,甚至是佳句,并在句法上多作变化,因而使难写之景、难达之意得以显现于眼前,灵活自如。如《望乡吟》中:“……行尽铜溪四百滩,铜崖应当白云上。崖上还有千万山,一重高出一重颠。……”全诗明白如话,用了“应当”、“还有”这类通俗词汇,看似平淡,而诗句所描绘的景物,却如中国山水画一般晶莹剔透,毫无掩饰。诗中没有华丽的辞藻,也不用典故,词语朴实平易,情景交融,风韵优美,于此可见诗人的才情与技艺。
这类以口语熔炼入诗的诗作在郑珍的诗集中可谓俯拾皆是,如《留别程春海先生》中的“其中”、“当今”;《雨》中的“不是”;《过海龙囤》中的“匆匆”等等。像这样大量以口语入诗,不但提升了口语的艺术价值,更使人们认识到了口语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
郑珍作为一位生于僻壤长于穷乡,位卑名微的文人,居然能以自己的诗作称雄于当时诗坛,成为一位改变一代诗风的“冠冕”人物,这是难能可贵的。尽管郑珍诗中有一些需要剔除的封建性糟粕和生涩奥衍的低劣之作,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郑珍的诗歌是成功的,具有许多值得汲取的民主性精华和丰富的艺术经验。我们不应该以偏盖全,草率地评论他的诗作。他不仅是“宋诗派”的巨子,清代贵州诗人的代表,他更是中国诗坛的一个瑰宝,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借鉴的诗人,应当肯定之。
郑珍作为晚清重要诗人,一直不被人赏识,以至于今天都不为人所知。这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也是极不公平的。我们应该肯定郑珍在诗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肯定其诗歌的艺术价值。这对于我们研究清代“宋诗派”乃至清代诗歌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了解清代贵州诗坛及其发展概况举足轻重。
总之,郑珍及其诗歌影响深远,其文学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今天乃至以后会逐渐成为中国诗学特别是清代贵州诗学研究的亮点的,因为郑珍本身已经成为不朽。
[1]“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清·王国维《人间词话》第2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