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集》是最早的一部词总集（也可说是选集），是五代时后蜀广政三年（941年）赵崇祚所编集，其中包括自晚唐温庭筠等十八人的作品五百首，共十卷。作品的年代大概从唐开成元年（836年）至欧阳炯作序的广政三年，大约有一个世纪。其中收得最多的是温庭筠，共六十六首、孙光宪共六十一首、顾敻共五十五首、韦庄共四十七首，最少的是鹿虔扆和尹鹗，人各六首。编者赵崇祚自己一首也没有，序者欧阳炯只有十七首。[①]这也可见选者态度客观，毫无私心。入选的作者也不限于后蜀一地。例如孙光宪虽是蜀人，却长期在荆州（今湖北宜昌）高季兴部下做官（926—963年），《花间》结集时他也不在成都，而他的词却被选了六十一首之多，仅次于温庭筠。其中有的词说到“木棉”和“越禽”，说到“铜鼓与蛮歌”，都是咏南方的风物，可见编选者的材料来源不限于成都一地，他和当时别处的文人也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花间集》当作某一地方作家的选集，而应该说，它是代表中国在第十世纪三十年代到第十一世纪四十年代这一百多年中新兴起来的一种抒情诗歌的总集。北宋词人奉《花间集》为词的正宗，把此书的作品称为“本色词”，不是没有道理的。
2 简论 编辑
任何文学的兴起，都是多种条件合力作用的结果。花间词的出现，离不开特定时代、地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得唐王朝的统治遭到了重创；中唐以后政治的腐朽、社会的颓败，更令广大文士屈志难伸，背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面对着衰乱的时世，人们既有虚无之中的忧患，也获得了摆脱一切禁锢之后的轻松。社会文化回避那些金刚怒目的刚性文学，转而需要熨贴人心灵的慰藉，使得人们从焦躁、饥渴的状态中求得滋润和平衡。于是，消遣性、柔弱性、日常琐细化的软性文学应运而生。加之中唐以来南方都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步壮大，追求世俗享乐的意识迅速膨胀，进而成为一股声势巨大的文化潮流。曲子词的兴盛正是迎合了这样的趋势，即如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所云：“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广大文人沉溺于身心的放纵，本能地开始浅淡情思和轻柔爱意的吟唱，通过绵邈软媚的词作传达出婉约细腻的心曲。正如李泽厚所说的那样：“盛唐以其对事功的向往而有广阔的眼界和博大的气势；中唐是退缩和萧瑟，晚唐则以其对日常生活的兴致，而向词过渡。这并非神秘的气运，而正是社会时代的变异发展所使然。”（《美的历程》）
巴蜀地域文化对花间词的发展给予了强大的外部推动力量。“天府之国”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蜀人的生活相当富足，养成了耽于享乐的习性，注重审美的直觉感受和天马行空的奇情异想；而且由于其性情的毕露，又令蜀地文学带上了技巧化、装饰性、炫才性的特点。同时，由于较少受到儒家规范的约束，蜀人多具热情奔放的浪漫个性，自古多经商又形成了其精细的心理特征。所有这些个性特征对于巴蜀文化的发展轨迹具有巨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它们才能全面而又真切地聚焦、凸当前花间词这一富有灵性的艺术活体中。
有唐一代，“蜀为西南之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旧唐书》卷一九○中）封闭的地形特征，又使其避免了安史之乱以来中原板荡的劫难。然而蜀人固有的割据自足的观念又诱使他们依仗三川之殷实，豪奢恣游，淫逸成风。晚唐之际，许多文士纷纷避乱于此。他们深知眼前的逸乐不可能久长，所以更加珍惜现世的欢愉，越发地纵情声色，表露出末路狂花般的迷恋。他们带入的浓情艳思、旖旎柔媚的小词，也迎合了西蜀君臣的欣赏口味，于是“镂玉雕琼”、“裁花剪叶”的花间词得以大行其道。
中唐以来，爱情意识开始呈现出勃兴的态势。及至晚唐李商隐等人，摹写真挚的闺情，捕捉细腻的心绪，代表了唐代爱情诗歌的最高成就。但是近体诗发展至此，在言情方面的“力不从心”也逐渐显露了出来。它四平八稳、整齐划一的体制形态，难以扣合波澜起伏的内心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规范，也束缚着绮情艳思的自然流露。但是这种新的情感心境、审美情趣一旦兴起，就必定要寻找到一种能够避免诗教责难和形式束缚，更加自由地传达心曲的文学载体。在这方面，温庭筠卓有功绩。他采用了长短句这种富有新鲜活力的文体形式，打破了近体诗整齐、单一的格局，具备灵巧多变、音律和谐的特质，契合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感情涟漪，成为了那个时代表达幽微隐约的情感世界的最为“惬意”的文学形式。
繁兴的隋唐燕乐与高度成熟的近体诗的有机结合，赋予了词体以外在形体和内在情韵两方面所独具的艺术品性。首先，它使歌辞的制作依据曲谱，由乐以定词，这样就形成了诸多体制格局的规范，具备独特的声律美。其次，歌辞的创作配合胡夷、里巷之曲，必然带有鲜明的适俗性；又由于它是由美色歌妓语娇声颤、娉娉袅袅地演唱，自然也偏向了香艳之路。其三，长短参差、音韵起伏的词体与欣赏者内在的情感节奏又构成了某种微妙的契合，收到了以声传情、声情并茂的表达效果。与前代所有的歌辞形式相比，词体显示出更为灵活、更有弹性的优化趋势，并且进而促发了新的艺术魅力和审美境界的生成。
3 花间词人 编辑
他们的词风香软，落笔多在闺房，以堆砌华艳的词藻来形容妇女的服饰体态，开历代词作之先河，其中也不乏一些好词句。《花间集》得名于花间词人张泌的《蝴蝶儿》词“还似花间见，双双对对飞。”
时人认为他们词风大体一致，将其词作结而成集，后世称为花间词人。其中，温庭筠和韦庄是《花间集》中的主要作家。陈洵《海绡说词云》：“词兴于唐，李白肇基，温岐受命，五代瓒绪，韦庄为首。”
温庭筠
（约812～870）
中国唐代词人。原名岐，字飞卿，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唐代温彦博之裔孙，我国古代著名词人，两《唐书》有传。温庭筠虽为并州人，但他同白居易、柳宗元等名诗人一样，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度过的。据考，温庭筠幼时已随家客游江淮，后定居于雩县（今陕西户县）郊野，靠近杜陵，所以他尝自称为杜陵游客。
关于温庭筠的生年，史籍无载。温集旧注断为穆宗长庆四年（824年），夏承焘《温飞卿系年》以为生于元和七年（812年）。数年陈尚君《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云生于德宗贞元十七年（8O1年）。梁超然《唐才子传校笺》同意陈尚君所考。以温庭筠生干贞元十七年算，卒于咸通七年（866年），则他享年66岁。
作为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诗词俱佳，以词著称。温庭筠诗词，在思想意义上虽大多无较高的价值，但在艺术上却有独到之处，历代诗论家对温庭筠诗词评价甚高，被誉为花间派鼻祖。王拯《龙壁山房文集忏庵词序》云，词体乃李白、王建、温庭筠所创，“其文窈深幽约，善达贤人君子恺恻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论者以庭筠为独至。”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词有高下之别，有轻重之别。飞卿下语镇纸，端已揭响入云，可谓极两者之能事。”又载张惠言语云：“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信然。飞卿蕴酿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慑，备刚柔之气。”“针缕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迹，花间极有浑厚气象。如飞卿则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矣。然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刘熙载《艺概》更云：“温飞卿词，精妙绝人。”温庭筠在词史上的地位，确是非常重要的。
《花间集》收温词最多达66首，可以说温庭筠是第一位专力填词的诗人。词这种文学形式，到了温庭筠手里才真正被人们重视起来，随后五代与宋代的词人竞相为之，终于使词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成蔚为大观，至当前仍然有着极广泛的影响。温庭筠对词的贡献，永远受到后人的尊敬。
温庭筠的诗，写得清婉精丽，备受时人推崇，《商山早行》诗之“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更是不朽名句，千古流传。相传宋代名诗人欧阳修非常赞赏这一联，曾自作“鸟声茅店雨，野色板桥春”，但终未能超出温诗原意。
温庭筠诗词集，据《新唐书·艺文志》，当时曾有《握兰集》三卷，《金荃集》10卷，《诗集》5 卷，《汉南真稿》10卷，又有与段成式、余知古等人诗文合集《汉上题襟集》10卷，知其创作颇丰。可惜其集不传，今所见温庭筠之诗词，唯《花间集》、《全唐诗》、《全唐文》中所保存者。
除诗词外，温庭筠还是一位小说作家、学者。据《新唐书·艺文志》，温庭筠撰有小说《乾巽子》3卷、《采茶录》1卷，编纂类书《学海》10卷。可惜全部亡佚，当前无从探知其详。尤其是《学海》10卷的亡佚，实在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大损失。如果《学海》能保存下来，必然会对学术研究和辑佚等工作大有贡献。
作为晚唐著名诗人、我国词史上的重要人物，温庭筠诗文集的亡佚，是十分令人痛惜的，实在是古典文学宝库中的一大损失。不但诗文集亡佚，连有关温庭筠的重要史料也亡佚了，以至当前难以考知温庭筠的详细情况，《唐才子传》所载温庭筠传，也时序颠倒，舛错支离。虽经有关专家的研究，也只能知其大概。虽则如此，温庭筠还是在文学史上大放光辉，名垂千古。
韦庄
(836年─910年)
唐朝诗人、花间派代表词人之一，与温庭筠并称“温韦”。词风清丽，有《浣花词》流传。曾任前蜀宰相，谥文靖。韦庄在唐末诗坛上有重要地位。清代翁方纲称他“胜于咸通十哲(指方干、罗隐、杜荀鹤等人)多矣”（《石洲诗话》），郑方坤把他与韩偓、罗隐并称为“华岳三峰”（《五代诗话·例言》）。
韦庄与温庭筠又是花间派中成就较高的词人，与温庭筠并称温韦。温、韦词在内容上并无多大差别，不外是男欢女爱、离愁别恨、流连光景。韦词注重作者情感的抒发，如《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五首，追忆往昔在江南、洛阳的游历，把平生漂泊之感、饱经离乱之痛和思乡怀旧之情融注在一起，情蕴深至。其中第一首写江南春色，“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更兼有“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此情此景足使将欲远行的游子痛断人肠，由此词人有“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之劝词。此词情致缠绵，意象鲜明，堪称咏“江南春色”的诸多诗作中罕见之佳作。
风格上，韦词善于用清新流畅的白描笔调,表达比较真挚、深沉的感情，如〔浣溪沙〕“夜夜相思更漏残”、〔女冠子〕“四月十七”、“昨夜夜半”等。他有些词还接受了民间词的影响，用直截决绝之语,或写一往情深,或写一腔愁绪。如〔思帝乡〕“春日游”的“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于率直中见郁结；〔菩萨蛮〕“如今却忆江南乐”的“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以终老异乡之“誓”，更深一层地抒发思乡之苦。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韦端己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最为词中胜境”，许昂霄《词综偶评》评韦词“语淡而悲，不堪多读”，都指明这一特点。王国维《人间词话》认为韦词高于温词，指出“端己词情深语秀”，“要在飞卿之上”；“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也是从这点着眼的。但韦词偶有艳亵语，为其不足处。
韦庄的闺情词亦写得非常出色，词语与闺中之美人浑然融于一体，见词尤见人，词音即人语，可谓风韵臻于极致矣。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到：“‘弦上黄莺语’（见《菩萨蛮》），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称其词“骨秀”，评价他说“端己词情深语秀，虽规模不及后主、正中，要在飞卿之上。观昔人颜、谢优劣论可知矣。”
其他词人
牛希济
除韦庄外，牛希济的〈生查子〉：
春山烟欲收，天澹星低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新月曲如眉，未有团栾意。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终日劈桃瓤，人在心儿里；两朵隔墙花，早晚成连理。
饶有南朝乐府民歌情味。
李珣
李珣的〈南乡子〉：
乘彩舫，过莲塘，棹歌惊起睡鸳鸯。带香游女偎伴笑，争窈窕，竞折团荷遮晚照。
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暗里回眸深属意，遗双翠，骑象背人先过水。
把南国水乡风光和劳动妇女的生活气息带到词里来，给人以清新开朗的感觉。然而这些作品却正是那些用词来点缀纸醉金迷生活的人们所不能欣赏的；因此他们的成就在后来崇拜花间派的词家里反而没有得到继承。
鹿虔扆
《花间词》中鹿虔扆的《临江仙》可与其后出现的李后主词相媲美，是花间词中难得的暗伤亡国的佳作：
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
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
4 花间别调 编辑
欧阳炯的词也有另一面的作风堪称为“花间别调”。请看其《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无情。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
鹿虔扆的《临江仙》可与其后出现的李后主词相媲美，也是“花间别调”，是花间词中难得的暗伤亡国的佳作：
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
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
5 和婉约派 编辑
婉约，是宛转含蓄之意。此词始见于先秦，魏晋六朝人已用它形容文学辞章，如《为袁绍与公孙瓒书》：“得足下书，辞意婉约。”陆机《文赋》：“或清虚以婉约。”在词史上宛转柔美的风调相沿成习，由来已久。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离思别愁、闺情绮怨，这就形成了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香软”的词风。北宋词家，如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上承花间词，去其浮艳多分雅致，形式上以蕴藉雅正见长，严守音律贵尚含蓄，语言秀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且都能各具风韵，自成一家，然而大体上并未脱离宛转柔美的轨迹。另外，婉约词又是按词的风格对词的一种分类，一般与豪放词相对。明人径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应当说是经过长时期酝酿的。
总体上说，花间词都是婉约词，而婉约词则远不止花间词。花间词是婉约词第一阶段产物，开婉约词风气之先，在词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奠基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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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2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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