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声重来的女诗人玛丽安·穆尔

金川诗歌

穆尔的名声，应该到了重新审视的时候。或许会有更多人同意比穆尔小了一辈的美国诗人约翰·阿什贝里的感叹：我忍不住想说，她是我们最杰出的现代派诗人。

2016年4月13日，《纽约客》网站上刊登了篇文章，《玛丽安·穆尔名声重来》（The Marianne Moore Revival）。文章说，美国女诗人穆尔（1887-1972）的早年诗集《观察》(Observations,1924)在4月再版了；明年还将出版她的新版全集，将历年的诗集按时间排序放进去，这样读者就能看到穆尔的某些诗在初版、选集和全集间是如何改动的；出版社并计划在2018年出版她和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的通信集。作者说，近年来，人们对穆尔产生了新的兴趣，这些书的出版，或许能重振穆尔的名声。

要理解所谓的“重振名声”，得介绍一点穆尔生平。穆尔和狄金森、毕晓普一样，出生在长老会清教徒家庭，而且一辈子笃信宗教，很熟悉《圣经》人物。她还是一辈子的共和党人。毕晓普的母亲有精神病，去医院后，毕晓普一辈子没见过她。穆尔更惨，她出生时父亲创业失败，突发精神病，穆尔从来没见过父亲。穆尔生长在小镇，不过她大学读了美国著名女校布林莫尔（Bryn Mawr）学院，开了眼界。该女校是专门培养女生攻占男性通吃领域的，特别重视自然科学和技术。所以穆尔后来在诗中会用gyroscope（陀螺仪）这类技术名词，而且可以看出她知道其物理原理。穆尔本人则很喜欢生物，长时间待在生物实验室做研究，并曾有学医念想。穆尔后来很出名的是写了不少以动物为标题或以动物为意象的诗。

穆尔大学毕业后，教了几年书。近30岁的时候，她和母亲搬到纽约附近，后来又住到纽约城里文人聚居的格林威治村。在纽约，穆尔结识了英诗现代派“三剑客”庞德、艾略特和威廉斯。她自己写诗，还当了现代派诗刊《日晷》（Dial）的编辑。诗集《观察》就在当时出版。“三剑客”对穆尔的诗，也是交口称赞。艾略特曾说，穆尔的诗属于极少数能够流传下去的现代诗；但他立即又警告：这些诗超出了通常智力者的理解范围。庞德则说穆尔的诗是聪明人极度失望时的心灵呼喊。还是威廉斯比较厚道，不涉智商，只是尊称穆尔为“我们（现代派）的圣人”。

正当穆尔在纽约混得风生水起之时，1929年，她和母亲突然移居布鲁克林，脱离了曼哈顿的文人圈子。

穆尔终生未婚。她的生平，可分为两阶段。1947年母亲去世之前，她是诗人；这之后，她更像个社会名流。随着名声的增长，各种奖项纷至沓来。穆尔曾经是个害羞的宅女诗人，现在她出席各种公众聚会；上电视接受采访；甚至在棒球季节，在数万名球迷注视下，为纽约洋基队投出第一个球。穆尔还以纽约市府非官方女主人的身份接待来访贵宾。至于诗，虽然仍有创作，更引人注意的却是她的持续修订。穆尔在《观察》里有２９行的名作《诗》（Poetry）——她就以“诗”作标题——1967年《诗歌全集》出版时，被删到只剩３行。很多诗都被改得浅薄了。就这样，穆尔从一个不屑俗人口味的现代派诗歌的“圣人”，蜕化为戴着独此一份的三角帽招摇过市、到处领取名誉学位的老诗婆。

不过，为穆尔想想，她也不容易。本是生于深闺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不善交际的小家女子，却撞上了现代派“三剑客”。“三剑客”认为英诗到了19世纪后期，被浪漫派搞得太娘了，他们要重振歌诗雄风，要上“荒原”呐喊。一个正想进入诗歌界的女新人，听着能是什么心情？她又不能像当代女权主义者那样，写评论上《纽约时报》，控诉他们“性别歧视”。然后穆尔做编辑的杂志，发起人又看上了她，还跟妻子闹离婚。穆尔逃离曼哈顿，似乎与此有关。除了纽约那13年，到60岁母亲离世，穆尔一直只能跟母亲谈艺术。她母亲很有文化，又是朝夕相处，理解她的思路。穆尔写些比较难懂的现代诗，对她母亲不是问题。母亲去世后，寂寞的穆尔，想要走出只剩她自己的家，扩建一个补偿心理失落的广延家庭，她只能将诗改得通俗一些。她可以和别人谈棒球；但别人要附庸风雅，要问问她的诗，穆尔本是羞怯之人，却也不善拒绝。

穆尔的同代学人，对她的后半生颇为惋惜。不过，对于现在小了一代的学人，这些已是历史，不再有大的情绪反应。穆尔的名声，应该到了重新审视的时候。这一重新审视，特别是对她在上世纪20年代创作的早期诗作的研究，或许会发现穆尔的文学史地位，足够与“三剑客”并驾齐驱。或许会有更多人同意比穆尔小了一辈的美国诗人约翰·阿什贝里的感叹：我忍不住想说，她是我们最杰出的现代派诗人。

且不论学院里那些女权主义的或非女权的穆尔研究，其实，就是对于通常智力者，现在也有了理解穆尔诗歌的良好条件——困难之处，可从网络搜索得到线索、启发或解答。比如，穆尔有首诗《玛因特是一件迷人的东西》（The Mind Is an Enchanting Thing）——普遍认为是穆尔1944年诗集《然而》（Nevertheless）里最好的作品。诗中说玛因特“就像吉塞金演奏斯卡拉蒂”，初看之下，这似乎是诗人的私人经验。而读诗最怕的就是难以沟通的私人经验。不要说读者或许根本没听说过谁是吉塞金，谁是斯卡拉蒂；就算与诗人听同一位钢琴家演奏同一位作曲家的奏鸣曲，读者也可以有不同体会。毕竟，读者又不是诗人的母亲，与她同睡一张床，习惯了与诗人交流彼此观感。

但是，上网搜索就会发现，钢琴家瓦尔特·吉塞金（1895-1956）是出生于法国的德国人，一战时曾在德国军乐团服役，二战时也留在德国继续演奏。另一位作曲家多梅尼科·斯卡拉蒂（1685-1757）是意大利人，后半生却生活在马德里。在《玛因特》一诗出版的1944年，德国和意大利是美国的交战国；西班牙虽然保持中立，佛朗哥政权在美国人眼里也是个法西斯政权。或许，穆尔的用意并不完全在音乐，她是用诗的语言作了个政治声明：战争分裂我们；但是，天才演奏家手指下流出的深深触动人类“玛因特”（mind）的18世纪美妙音乐，却能将人类的心灵交织在一起。

1949年，吉塞金计划中的纽约演出，因遭遇强烈抗议而被迫取消。盟军当局后来在德国正式肯定他并未参与纳粹活动。1953年，他终于重回美国演出。你甚至可以在《纽约时报》网站查到当年4月24日的报道。报道说剧场外有犹太人团体抗议，钢琴家强烈否认与纳粹有任何联系。

猜想穆尔也去看了演出。她会不会觉得某些人感情太重，“玛因特”（mind）略少？读者则为诗人的远见所叹服。

请注意，本文将英语mind译为“玛因特”。Mind这一概念在英语语境里涉及感觉、情绪、梦境、心理、人格、认知、思想、精神、无意识等各方面，这里效仿佛教名词菩提、般若、涅槃（这三个名词的英文解释，倒是经常用到mind，前贤也是无法意译这类与修炼玛因特有关的外来名词）等的译法，近之以音，直接搬用。

半个多世纪的距离，也让读者更深刻地体会到穆尔的洞见。比如，《玛因特》一诗结尾说，玛因特“不是希律王不可更改的誓言”。即使不熟悉《圣经》，网络搜索也能轻易发现《圣经》中所有提到那前后几任希律王的地方。诗中的典故在《马可福音》，希律王不肯更改对女儿的承诺，杀了施洗者约翰；由此可以联想到《马太福音》中的另一位希律王，他为了阻止耶稣的出生，屠杀了伯利恒全城及四境的犹太幼童——穆尔在这里影射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令人惊异的是，穆尔在全诗唯一的否定句里，肯定人类玛因特必须是可以改变的，应该随情势而改变——或者说，人类玛因特具有学习能力，因此可以适应各种环境。穆尔似乎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能力。

婴儿一出生就有三种与玛因特有关的能力：感觉、条件反射和自我学习。婴儿有视觉和听觉，甚至能辨别母亲的声音；婴儿也有多项与生俱来的条件反射，比如扔在水里会摒住呼吸；最神秘的则是自我学习的能力。我们明明是丛林中的猿猴的后代，人类婴儿却能适应与丛林迥异的现代环境并顺利成长。人到底是如何自我学习的，这是如今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究重点。穆尔凭着诗人的直觉，早就意识到了这是人生关键能力。

《玛因特》这首诗的第三节，穆尔还写道，玛因特“有记忆的耳朵／能够听到／却不必非要去听”。当代神经科学已经证实，当你读到“香水”“咖啡”等单词时，你大脑里管嗅觉的部分也醒过来了；当你读到某人在踢球时，你大脑里管运动的部分也很忙碌。有了以前的真实活动的记忆，不用真的去做，大脑可以重演这些活动。穆尔在科学能够应用核磁共振观察大脑活动之前50年，对此就有了诗的表述。

当然，穆尔作为现代派的“圣人”，也要对诗艺有所新贡献。她的诗不讲究传统的轻重音步，所以她可以大量运用多音节单词，不必像前代诗人那样主要用单音节和双音节词。但穆尔又是规则严格的，她的诗行，往往有固定音节数。仍然拿《玛因特》作例子。这首诗有六节，每节六行，每行都有固定音节数：第一行６音节；第二行５音节；第三行４音节，并与第一行押韵；第四行６音节；第五行７音节，并与第四行押韵；第六行９音节。这是从音节看，但是，若从句子看，这六节又是完全没有规则的。句号在不同的节里放在不同的行末；或在诗行中间断句；第五节的最后一行，更是连个逗号都没有，直接写入第六节第一行。这种有意识的不一致，避免了固定音节数可能带来的呆滞平板。

穆尔其实很讲究的，并不是随心所欲自由诗，而是前无古人新格律。

穆尔在中国，似乎还是个相对寂寞的诗人，名声比不上她曾经提携过的比她小了23岁的伊丽莎白·毕晓普。不过，如今太平洋两岸，文化交流还是比较快的。玛丽安·穆尔在美国若是名声重来，她在中国也会引人重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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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7月发表的敦促改善中美关系的讲话中，结尾时引用了美国诗人玛丽安娜·摩尔的诗作《然而》（Nevertheless）中的诗句说：“胜利不会向我走来，我必须自己走向胜利。”





据日本外交学者网站7月21日报道，拜读她的全集时会发现她的诗作中几乎有20％都提及了中国－－例如，《蛇怪蜥蜴》（The Plumet Basilisk）中，她将哥斯达黎加水陆两栖的蜥蜴比作中国龙，并写道“中国龙逼真的脸……活脱脱是激情迸发的再现”，在《九油桃》（Nine Nectarines）中，她写道，“中国人了解狂野不羁的精神”。

报道称，摩尔与中国的关系在美国的诗人中是独一无二的。她的朋友埃兹拉·庞德属于意象派诗人，同她一样也对中日两国的诗歌痴迷不已。意象派的美学后人还包括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阿兰·金斯伯格和杰克·凯鲁阿克。

但是亚洲对美国艺术家们影响超过了意象派。马克·吐温敬重中国人，他声称，“中国人很少会有身心失调的人，懒惰的中国人不存在”。爱默生的散文中充满着印度人的智慧，他的观点在美国最伟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和艾米莉·迪金森的作品中得到了呼应。

然而，玛丽安娜·摩尔是第一位对中国文化展示特别偏好的诗人。在《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地方》的作品中，亚历山大·佩奇曼解释道：“摩尔作为诗人确立自己的地位时，正好是中国艺术在美国获得声望的时候。”然而，那时人们对中国缺乏广泛的了解。因此摩尔的绘画诗（ekphrasis）主要的描绘是一些静物－－如“一些明代的工艺品”，“中国的雕花玻璃”，“福犬”－－就像人们徜徉在博物馆的展览中一样，这实际上是按照典型意象派的模式进行创作的。的确，就像钱兆明在《现代主义与中国美术：庞德、摩尔、斯蒂芬森》（2003年）中说的那样，摩尔与中国的首次邂逅或许发生在费城近郊的布林姆尔学院，之后1911年她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办的“中日画展”上第一次浏览了一百多幅宋元明清山水画、花鸟画和走兽画。

摩尔描写了“中国得到升华的智慧”，频频造访中国餐馆，参观中国绘画展，观看中国的京剧并收集汉语文献。当她的朋友门罗·惠勒前往中国时，她写信给他说：“太吃惊了！我希望一大堆好东西等着你。日本有时激起我的兴趣，但是中国是那个神奇之地。”在1933年8月写给威廉·罗塞·贝内的一封信中，她写道：“我生来就爱中国，来自日本的熊熊烈焰，炮声隆隆丝毫没有改变我的忠心。”

报道称，日本的炸弹可以改变任何人对中国的忠心，就好像亚洲人是可互换的一样，这是一个不幸的时代烙印，它也揭示了摩尔中国情愫中存在的问题，那就是简单化。在《玛丽安娜·摩尔与中国：东方学与美国写作》一文中，辛蒂娅·斯塔米说，摩尔认为中国因其悠悠的岁月拥有“高于欧洲的文化优越性”。对古老文化的崇拜就是去倾听“古老智慧的声音”，就像爱默生形容《博伽梵歌》（Bhagavad gita）那样。摩尔显然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但是她不会讲这种文明的语言，结果却试图去抓住一个她从未到过的地方的精神特质，了解一个她从不熟悉的民族的文化。钱兆明写道，在摩尔看来，道教强调的与自由的和谐共处是对基督教文化使命的诱人取代。但是在爱默生沉醉于《博伽梵歌》的智慧之时，摩尔的中国是一个梦幻般的安逸之乡，充满着新鲜和神奇之处。（编译/郭明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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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1887-1972)20世纪美国重要女诗人。1887年11月15日出生于圣路易斯。她的父亲是个工程师患有神经衰弱，住进了精神病院。她从小在做长老会牧师的祖父家中长大。祖父给她灌输了一种强烈的道德观，教她懂得了个人的重要性。她的母亲玛丽·沃勒爱好文学,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师，深受学生喜爱，她的文学趣味，她对语言的挑剔与讲究，极大影响了摩尔的语言品味。




她曾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麦茨哥学院读书，后来又就学于布拉茵莫尔学院，曾与H·D·(希尔达·杜利特尔)是同窗学友。1909年毕业后，她进入一所商学院读了一年，而后在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的美国印地安学校。教过五年速记学。此时意象派在伦敦很活跃。尽管穆尔否认意象派的作品对她有直接影响，但她也象意象派一样注重语言的精确和非人格化的表现手法。她的一些早期作品刊登在意象派的期刊《自我主义)上。H·D·和她的朋友布赖尔出版了穆尔的第一本书《诗集》(1921)。这二十四首诗于1924年以《观察》为名重新刊印过。那时她正在纽约公立图书馆做助理员，1925-1929年任文学杂志《日晷》的编辑，为这个半月刊撰稿的人有康拉德·艾肯、托玛斯·曼、T·S·艾略特等人。。1929年后她开始全职写作。



她的诗歌以其独创性、讽刺性幽默、鲜明的形象和严谨的形式而著名。其描写鲜活而准确，常对事物进行不同寻常的比较，比如人类的思想与昆虫的翅膀。其作品另一个鲜明特色是强烈的感情和对笔下描写对象的深切尊重，不管这对象是一个垒球队员、一条鱼，还是一个喷泉，但却从不多愁善感。其诗歌韵律的安排也是越出常规的。诗句中重音的数量并不固定，却有固定的音节数，也就是说：一个诗节中的每行诗句都有同样多的音节，与同一首诗中其他诗节的诗句形成呼应关系。



她的其他诗作还有《诗歌》（1921年）；《观察》（1924年）；《穿山甲》（1936年）；《岁月是什么？》（1941年）；《然而》（1944年）；《噢，做一条龙》（1959年）；《北极的公牛》（1964年）；《诗全集》（1981年）。《拉 封丹的寓言》（1954年）是其译自法文的译著。《玛丽安.摩尔散文全集》出版于1986年。玛丽安 ·摩尔于1972年去世于她纽约的家中。



她的作品曾获得各种奖励：日晷奖(1924)、里文顿奖(1935)、哈斯多奖(1935)、博林根奖(1951)以及普利策奖(1952)。

1951年出版的《诗选集》，连获普利策诗歌奖，国家图书奖和伯林根诗歌奖。1968年她荣膺“国家文学勋章”。



玛丽安·摩尔，其人，其诗

　　

　　倪志娟编译

　　

　　（根据艾琳·沃斯韦尔（Elaine Oswald）和罗伯特.L.基尔（Robert L.Gale）的文章编译。）

　　

　　玛丽安·摩尔（1887-1972），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柯克伍德城。她的父亲约翰·弥尔顿·摩尔是一位建筑工程师和发明家。然而她从没见过她的父亲——在她出生之前，因为自己的一项无烟锅炉设计失败，弥尔顿·摩尔受到严重刺激，以致神经错乱，住进了马萨诸塞州的精神病院。摩尔和她的哥哥从小跟随母亲玛丽·沃勒住在外公家，她的外公是柯克伍德城长老会中一个博学的牧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给了摩尔和她的哥哥很深的宗教影响。

　　

　　在摩尔的父亲疯掉之后，摩尔的母亲显示了非凡的独立性。她回避了摩尔父亲家族的帮助，长期担任英语教师，以此养活两个孩子。据说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师，深受学生喜爱，她的文学趣味，她对语言的挑剔与讲究，极大影响了摩尔的语言品味。

　　

　　在摩尔的外公去世之后，他们移居到宾夕法尼亚洲的匹兹堡，其后又移居到卡莱尔。摩尔在卡莱尔读完高中，1905年，进入布林莫尔学院。在大学期间，她修读了历史，法律和政治学等课程；她在学院举办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九首诗，其中包括《水母》一诗。1909年她获的文学学士学位。这时的摩尔对自己的未来有很多设想。她在生物学和生物组织学方面的实验研究使她曾打算学习医学，她还有过当画家的理想。最终，这些爱好使她爱上了形态复杂的动物，并终身迷恋精确细致的表现手法。在卡莱尔商业学院学习了秘书课程之后，她在卡莱尔的美国印第安工业学院教授簿记、速记、打字、商业英语和法律等课程，这一教书生涯持续到1915年。虽然她自认为并不适合教书，但她的教书成就依然可观，美国最著名的运动员詹姆斯·索普即是她的学生之一。

　　

　　1911年夏天，摩尔和她的母亲前往英格兰、苏格兰和法兰西等地旅行，在旅行途中，她们参观了格拉斯哥、牛津、伦敦和巴黎的艺术博物馆。1915年，摩尔开始专职发表诗歌。其中，在《自我主义者》（Egoist）杂志发表了7首诗（包括《致“进步”的灵魂》一诗，这首诗显示了她早期诗歌中押韵、单音节句等形式特征）。《自我主义者》杂志是杜丽特尔(H.D.) 在伦敦主编的一本双月刊杂志，专门介绍现代意象派诗人，杜丽特尔欣赏他们的诗歌作品中表现出的敏锐与凝炼。在《诗：一本诗歌杂志》(Poetry:A Magazine of Verse)上摩尔发表了4首诗（包括对大卫的赞美诗《美妙的竖琴》，以及关于罗伯特·布朗宁和乔治·肖伯纳的两首诗），这本杂志主要介绍迅速成名并被大众喜爱的革新派诗人。在《其他人》（Others）杂志上摩尔发表了5首诗（包括关于威廉姆·布莱克和乔治·摩尔的两首诗），这时，阿尔弗雷德·克瑞姆伯格（Alfred Kreymborg）正担任《其他人》杂志的合作主编。在这些年里，摩尔阅读了一些先锋派诗歌和相关评论，开始发表对诗歌的独立见解和评论文章。

　　

　　1916年，摩尔和她的母亲从卡莱尔移居到新泽西的查塔姆，去帮助她的哥哥照管房子。这时她的哥哥已经从耶鲁大学毕业，做了一名长老会牧师。1918年，他加入美国海军，成为一名随军牧师，摩尔和她的母亲便移居到了曼哈顿。这段时间，她和克瑞姆伯格、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和威廉姆·卡洛斯·威廉姆关系密切，也受到H.D.、艾略特和庞德等人的欣赏。在摩尔毫不知情的情况下，H.D.在情人比来赫尔（Bryher）的赞助下，挑选了摩尔的24首诗，为她出版了一本题为《诗集》（1921年）的小诗集，其中包括在《自我主义者》杂志上发表过的一些诗歌。

　　

　　从1921年到1925年，摩尔在纽约国立图书馆的哈德森帕克分馆兼职。她将伦敦出版的《诗集》扩展为53首诗，在美国重新出版，题名为《观察》（1924）。1924年，摩尔依靠三首诗：《墓地》、《纽约》和《章鱼》赢得了《日晷》（Dial）杂志授予的两千美元诗歌成就奖。这本著名的杂志是富有的斯科菲耶德·泰耶尔（Scofield Thayer）部分赞助并主编的一本月刊，泰耶尔曾于1918年见过摩尔，并定期发表摩尔的诗歌。《墓地》一诗（以后改名为《坟墓》）是对“梅尔维尔式的海洋图景”的描述。诗中描述看上去很诱人的大海，事实上充满了贪婪和毁灭，它也是摩尔被译成外文的第一首诗。《纽约》一诗批评了纽约这个城市普遍的邪恶（她将其比之为毛皮交易市场），但是她也赞扬它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章鱼》是摩尔最好的长诗之一，这首诗是对华盛顿洲的雷尼尔山所作的一幅高度精确、色彩缤纷的文字图画，摩尔在注解中表明，她和哥哥曾于1920年与一帮朋友登上过此山。

　　

　　1925年，摩尔成为《日晷》杂志的编辑，一直做到这本杂志于1929年停刊。在《
日晷》杂志任编辑的几年中，摩尔停止了发表作品。之后，从未结婚的摩尔通过写作挣得的稿费以及《日晷》杂志赞助者的偶尔支助养活自己。1929年，她和母亲迁居布鲁克林，1947年，她的母亲去世，她在布鲁克林呆到1966年才迁回曼哈顿。1933年，她被授予海伦·海尔·列文森诗歌奖，这个奖使她得到了美国国内的关注，也激励她不断创作新作品。她的下一本书《诗歌选集》（1935），奠定了她作为现代主义重要诗人之一的地位。艾略特为这本选集写了赞美性的序言，他写道：“我们这个时代拥有少量不朽的诗歌作品，正是这部分诗歌作品，其独特的感受性、敏锐的认识和深刻的情感维持着英语语言的生命。而在最近十四年中，我深信摩尔小姐的诗已经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尽管艾略特作了如此高度赞扬，这本书的销量仍少得可怜，到1940年，每本书不得不以30美分廉价出售。

　　

　　一些评论家认为，从这时起，摩尔的诗歌创作少有进步；她自己则认为她在艺术上的发展是跳跃似的。此外，即使她的创作有进步，这种进步也很难追踪，因为她在自己的诗歌再版时，总是不断修改旧作，创作的新诗主题也与旧诗的主题很相似，只是后来创作的诗带有新的或至少重新调整过的洞察力——例如《诗》的第一个版本，无疑是摩尔最著名的作品。首次发表在1919年的《其他人》杂志上，后来这首诗被大幅度修改，并容纳了她广为人知的名言：诗应该在想象的花园中提供真实的蟾蜍。在1967年出版的《诗歌全集》中，它却被缩减为只有４行的一首诗歌。这种反复的修改增删反映了摩尔不同时期的诗歌主张。当她将《诗》一诗缩减为4行时，她崇尚的是简约风格。她说，“压缩性是一种美德。”并在诗中曾引用过德谟克利特的话：“简约，对于一只蜗牛来说，是最优雅的风格”。风格的价值在于履行一种潜藏的原则，蜗牛正是因自身特点具有了其生活方式和认识原则。这也类似于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符合于想象力规律的特质。

　　

　　此外，《没有天鹅这般精致》和《跳鼠》这两首诗也经常出现在一些诗歌文选中，这两首诗第一次发表在1932年。《没有天鹅这般精致》暗示了一只美丽的瓷天鹅，作为艺术的象征，沉静而优雅，比它骄傲的主人、法兰西的路易十五活得更为长久。《跳鼠》赞美了跳鼠令人羡慕的自然本性，这是非洲大陆上一种能够跳跃的老鼠，如果妨碍它，它将降祸于你。

　　

　　摩尔继续在一些著名的杂志上发表诗歌，例如《凯尼恩评论》、《国家》、《新共和国》等杂志，然后将这些诗结集成书出版——例如，《穿山甲和其他的诗》（1936年），《何谓岁月》（1941年），以及《然而》（1941年），这些书的标题非常出色。《穿山甲》一诗将穿山甲——非亚大陆上一种有鳞的食蚁哺乳动物——和列奥纳多·达芬奇进行比较，诗中指出这两者都是相似的艺术家和工程师，此外，她还将穿山甲优雅的、讲究实用的形式与云杉的锥体形态、朝鲜蓟以及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雕花铁栏进行对比。摩尔的注释使它们的含义变得清晰，她的素材既来自直接的观察，也来自对它们的深刻解读。《何谓岁月》是一首卓越的抒情诗，她在诗中将一只鸟欢乐的歌声与死亡和永恒悖论式地结合在一切。在《然而》中，摩尔描写了樱桃的红色来源于一点稀薄的液体，这是一种奇迹般的结果，同时，她也含蓄赞扬了她自己的生活和创造能力。1945年，她获古根海姆奖，一年以后得到了由美国艺术文学院和国家文艺协会共同授予的1千美元奖金。这一笔奖金使她在经济上稍微宽裕，她便接受了朋友W.H.奥登的建议，开始专心翻译让·德·拉封丹的《寓言诗》。许久以来，她一直欣赏拉封丹的现实主义道德训诫和艺术独创性。这一翻译工作几乎花费了摩尔十年的精力，但是当这本翻译著作第一次提交出版社时却遭到了拒绝，使她的自信受到沉重打击。在进行这项翻译工作期间，她偶尔和住在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精神医院的庞德写信交流，她也给他寄一点零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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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摩尔又获得了几项奖励，得到了公众更多的认可，这种认可以后一直没有减弱。她的《诗歌选集》（1951年）于1952年赢得了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1953年赢得了波林根奖；到1952年这本书卖了将近5千册，当她正式接受国家图书奖时，她发表了一个经常被引用的评语：她的作品之所以被称为诗歌，是因为无法对它们作其他归类，她是“一声快乐的咳嗽”。她翻译的《寓言诗》，经过四次辛苦的修改，最终于1954年出版。虽然有一些评论家高度赞扬了她的翻译，但是也有一些人挑剔其中的错误，人们普遍认为这些翻译不能代表她最高的诗歌成就。然而，法国政府对她的翻译相当满意，为此授予她艺术与文学的荣誉勋章。她的一些评论文章，包括对卡明斯以及庞德等人的评论，被结集出版，名为《偏爱》（1955年）。摩尔又出版了诗集《像一道防波堤》（1956年）和《告诉我，告诉我》（1966年）以及散文集《特质和技巧》（1959年），评论集《诗歌与批评》（1965年）等。

　　

　　在这漫长的年月里，摩尔一边安心写作，一边也以名人的身份出场。她的三角帽和黑斗篷成为她在公共场合的个人标志。她喜欢这种形状的帽子，她说，因为它隐藏了她头部的缺陷，同时，它们也像跳动的蟾蜍。她的肖像特写出现在《生活》、《纽约时报》和《纽约人》等杂志，她还作为纽约市长非官方的女主持人帮助他招待客人。福特汽车公司也曾邀请她为一系列新汽车起名字。1968年，虽然她的健康状况不佳，但是她仍然为洋基队在本年度的棒球季赛投球开局，这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高潮。她曾说过，应该向那些发明了复杂的棒球缝制法的人致以更多敬意。这一年夏天摩尔仅仅发表了6首诗，她忍受了一系列病痛的打击，有两年时间几乎成为一个半残废的人，于1972年去世于她纽约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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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诗歌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并置。她喜欢细致地观察并描述一种客体，同时将这一客体与其他客体并置，有时，她陈列两种相互对立的事物，使它们彼此之间构成一种张力，从而更好地突出主题。在《然而》一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特点。

　　

　　《然而》从表面上看是一首非常简单的诗。它的形式整齐，意象具体而平常，它的主题是歌颂坚持不懈的努力。但是，当我们深入阅读这首诗时，它就变成了一个充满对立、冲突的体系。在这首诗中，形式的规则与反规则、具象与隐喻之间存在明显张力。

　　

　　这首诗从头到尾，都并列着各种不同的事物。首先，一种精心挑选的果实，草莓，被放置在斗争冲突的语境中，这里仿佛暗示了诗人不得不通过斗争去发现他们最合适的表达形式，读者不得不通过斗争才能采摘摩尔辛辛苦苦放置在叶子中的果实。第4行和第5行诗中，草莓的繁殖方式与刺猬和海星的防御性盔甲并列。当草莓没有作为一样美味可口的食物被吃掉时，它便成功地散布了其大量的种子。

　　

　　接着铺陈出苹果种子。“比苹果种子/更好的食物？——这果实中的/果实，被闭锁着，”（6-8行）这几句并非在赞扬一种好食品。苹果作为“这果实中的/果实”是在提醒读者，这种果子，是知识树上的果子。在圣经传说中，知识的果实也许能带来力量，但也带来了危险。知识的果实正如榛子中的榛仁，被紧密包裹着，又被人们无限向往。

　　

　　然后是橡胶草或者说俄罗斯蒲公英进入诗中，摩尔在诗中使用的是它的外国名字，使其具备了一种神秘性。这种植物仍然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植物，看上去就像花园和院子里入侵的有害植物，但是它们在二战中被大量培植，用来制作橡胶制品。如果没有这种植物，战争将进行得更艰难。这里，小和大、朴实和奇特之间又构成了张力。

　　

　　接着，是仙人果与带刺的铁丝网、胡萝卜与曼德拉草、公羊角与葡萄藤卷须并置。胡萝卜代表信仰，而曼德拉草，在希伯来人的文化传统中，具有强烈的催情效果，象征着生育繁衍，食用它有助于怀孕。据说它的根从地上拔出时会发出致命的哭叫声。公羊角也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既具有攻击性也具有防御性。葡萄藤的卷须通过缠绕来固定其嫩枝。所有这些反复指向结尾的宣言：

　　

　　弱者战胜了它的

　　威胁，强者战胜

　　 了它自己。那里存在的

　　

　　是坚韧！汁液

　　 流过纤细的脉络

　　使樱桃变红！

　　

　　结尾几行仍然存在着一种并置的张力。樱桃作为一种小水果，被设想为有力的东西。樱桃的形象显然不止于樱桃，樱桃可以象征着嘴唇、性、贞洁与爱等多种事物。在这首诗中，它看上去像一颗小小的心，被一根纤细的血管喂养。




　　这首诗有一种严格的形式，每三行一节，一节有十八个音节，平均每行有六个音节。这种形式加强了这首诗的音乐性和节奏性。但是摩尔一方面采用了这种形式规则，同时又破坏这种规则，以增强效果。在这首诗中，摩尔并不是根据句子的自然结束来分行，而是很突兀地结束一行，要么在一个音节中间，要么在连字符号中间，要么在一个观点的中间转行，结果读者在读一节诗或一行诗时经常读不到停顿，只好加快阅读速度，从意象跳跃到意象，从音节跳跃到音节，在这种连贯中回荡着摩尔的诗歌主题。形式上的规则与反规则构成的张力使摩尔终究不是一个拘泥于古典形式的诗人，而具备了鲜明的现代特征。




　　摩尔诗歌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使用拼贴画似的大量引语。她从未提出教条主义的道德观，而是经常引用他人的陈述性格言，通过引语以及对他人观点的完整再现，使作品和自我拉开距离，保持自我的神秘性。




　　在诸如《婚姻》、《章鱼》那样的长诗中，摩尔引用了许多来自不同文本、不同风格的引语，这些引语，都是关于同一个主题，但是全部朝向不同的方向：被引用的声音主宰着诗歌的声音，但这种声音又被其他的引语抵消，引语们彼此之间展开了交谈；大量的引语建立了一种戏剧性语境而不是一种抒情格调，引语的原始主题，在新的语境中被重新建构，看上去作为总结的引语，事实上是摇摆不定的，反复加强戏剧化的不稳定性和冲突。这种拼贴似的引语反映了摩尔并不确立一个稳定立场，而是不断扩张着诗歌的外延和深度，这也使得读者很难发现一种核心的声音，去读懂这些引语的意义。因而阅读摩尔的诗歌常常是一种耐心与勇气的双重考验。




　　毫无疑问，摩尔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谜，不管是对于她那个时代还是对于她去世之后的评论界，都是如此。评论家们从未达成一致——她是现代的或是古典的，是意象派的或是客观主义的？这种争论难以平复。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主题随着她生命的成熟而不断扩展。在早期的作品中，她强调了对秩序和英雄主义的向往，之后她强调了对上帝的仁慈与爱的信仰需求。她在作品中暗示：一个人要生存下去，必须反应敏捷、遵纪守法并小心谨慎。她喜欢带着幻想的意味描绘动物和运动员的特征，把这两者都看成艺术对象和艺术典范。




　　摩尔极其精彩地度过了她平静而激烈、大多时候沉浸于书本的快乐生活。她似乎从未堕入情网，从未遭遇过情感的困境，她独立而不古板，优雅却又随和。她热烈似火的谈话语速给她的朋友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她对自己选定的诗歌形式具有极强的驾驭能力；她高贵的表达方式中融合了敏锐的细节、语言学实验以及新颖的观察视角与晦涩阐释。她激发读者和她一起，去观察熟悉的现实场景，学会重新认识它；她要求读者接受大小事物之间、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事物之间、观念和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她请求读者重视并实践词语的权力。她对那些抱怨她的诗歌太晦涩的人说：对于用心写出的诗歌，也应该用心去读。她的生活和写作共同表达了勇敢、忠诚、耐心、谦逊、自主和坚定等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