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人的“五大历史之问”
陶发美
一
两千多年前，屈原《天问》一诗的产生，也是中国诗人历史第一问的产生。《天问》之问，从天文地理，到历史哲学，到神话传说，到庶者皇族，到治国理政，到人情世故，可谓放言无惮，无所不及。
屈原的伟岸，不只是在《离骚》中显现，更是在《天问》中显现。《天问》，是问也不是问，也可以说是问字当头，答在其中。《天问》，透射出中国诗人的探索和担当。读《天问》，仿佛就站在屈原的面前。我好像看见，忧愤和愁悴还是满满地写在他的脸上。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统观《天问》，可谓“天道之问”。中国的天道，是人类宇宙哲学的一部分，也是哲学世界最富自然展现力的一部分。在《天问》中，关于天道的思考是不断进行的。如：对“象气”的究问（“冯翼为象，何以识之？”），对“阴阳”的究问（“阴阳三合，何本何化？”），等等，这都涉及中国道学的本原思维。
屈原问天，就是问道。《天问》，是中国道学的一次诗意集成，也是中国诗意的一次道学传播。研读《天问》，要有对中国道学的景仰。
《天问》，是“天道之问”，也是“人伦之问”。何谓天道？天道是对人伦的照进。我们所追求的人间正道，实是天道，即是人伦顺应天道，人伦通达天道。《天问》，是天道与人伦之关系的一次特别传达。
《天问》之问，有不少已先行深入到天文地理的学科。如：水流入海，海为什么不满？（东流不溢，孰知其故？）；又如：若说地球顺着南北是一个椭圆，那么，南北比东西长多少？（南北顺椭，其衍几何？）
有言称，《天问》是我国的一座神话宝库。凭依神话，传扬神话，这就是一种文化承载。神话传说入题，也极大地拓开了诗情空间。就今日新诗而言，至少在文化传承这一点上令人失望，是有历史负疚的。
《天问》之问，有很多涉及夏商周等史实。屈原问历史，也是问他的当代，也是问他当代的政治。问深远的历史，也担着现实的政治风险。所有的问号都不空泛，都与人世千丝万缕。
一说，诗人可以不问政治，可以回避政治，主张诗人写纯粹之诗。纯粹之诗是什么？歌德把它叫做“纯粹的真理”。从题材而言，例如以自然，或自然科学为题材的，还有一些单纯的艺术领域，会有纯粹性的表现。但是，诗人忌讳政治，怕落入政治，其实，这是诗歌艺术的虚无主义。诗歌与人总产生于一定历史，一定时代。历史也好，时代也好，与政治不可能分离。政治的介入和参合往往阻不住。政治总会侵扰艺术，总会占有历史分量。即说，伟大的诗歌，伟大的诗人不可能产生于虚无主义。
屈原投江了，那些问号并没有飘散于历史烟云之中，迄今，还漂浮于千古浪涛之上，还在发声，还在敲击我们的心灵。
《天问》之问，不在于答，只在于问。再说，屈原为什么投江？在时空中，他最后跃起，又落下的瞬间影像，难道不是一个诗人用生命画出的又一个很大很大的《天问》之问？
二
中国诗人的第二问，则由曹操在一首《短歌行》中问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若说屈原是“问天”，曹操算是“问人”。
历来的解释，一般认为曹操的《短歌行》是一首求贤的诗。求贤若渴，使得他借酒解忧。我以为，固然有“思”，但“思君”，不等于“思贤”。之于曹操，求贤是可能的，若渴不太可能，而过分的忧更不可能。曹操之问，固然由“思”而发，但其心中意思还是在人生意义上的放大。因而，曹操发出的，还是一次充盈人生情怀的“人生之问”。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把人生喻为一粒朝露，很宿命，也很美妙，很悲切动人。那么，他在思念谁呢？好像还没有考证。“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这里借了《诗经》的句子。他肯定知道，在《诗经》里，这是对一位女子的思念。这里不像泛指什么人才，而是有特定思念。他如此思念的会不会是蔡文姬呢？很可能的。他确实花过重金，向匈奴赎回了这位命途多舛的美丽才女。还要注意其中的一句诗：“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场景正是这位美丽才女喜欢的。
思念之切，才有了这一动情之问，才有了这一次酒后的自我释放。要理解曹操的“人生之问”，也不能只限于这一问句本身，要看他的全部诗卷，要看他的人生画卷。这首《短歌行》里，有他的处世观、历史观、政治观、战略观、天下观，更重要的，还是他的人生观。
自古以来，多从反面说，把曹操看作是乱世奸雄、野心家。当然，他是军阀，其暴戾色彩是剔不掉的。但若从正面说，他不仅是一位胸廓广大的政治家，还是一位才情雄奇的大诗人。诗才，显出他的可爱。
曹操之问，是问，也是答，是自问自答。曹操之问，是一道最大的人类考题。他以自己的人生实践回答了自己的考题。
纵观曹操的人生，他的生命文本虽在开合之间，但他几乎没有颓废和沮丧的时刻。他是诗者，又是战士。即使在最失败的时候，他还是笑傲江湖。他有过蛰伏，有过退隐，但他到底是一柄剑，逍遁不了，还是出鞘了。
他有诗。诗，是战斗者的表情。诗，是他的刀光，也是他的剑影。诗，是他的阴谋，也是他的阳谋。
诗，格外增加了他生命的奇伟和壮丽。
三
中国诗人的第三问，则是李白的“大道之问”。
李白在《行路难》及《日出入行》等作品中，有过几次发问。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行路难》（其一）中的那一问：“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为什么说这一发问最具有代表性？这是因为它最代表了诗人的心绪。
从全诗的内容看，应该是李白在天宝三载（744年）离开长安时所写，也就是他的政治梦想破灭的时候。本以为受诏入京，可以得到唐玄宗的重用，却没想到被“赐金还山”。什么“赐金”啊？等于是向他扔了一块石头——赶他出门。
李白之问的意义在于，一个诗人对现实社会的诘问。为什么“行路难”？为什么“多歧路”？为什么“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李白之问，不仅表明了他怀才不遇，也表明了他恃才而骄；不仅表明了他的茫然和失落，也表明了他强大的精神内驱力。
相比屈原，李白的发问虽也忧愤，但更具有个人意气。他一边指大道发问，一边凭沧海明志。他不是一个在忧愤中轻易倒下的诗人，他总是飘然于诗的光辉里。对于李白，有诗就好，诗大于问；诗就是人生，诗大于人生；诗，化生于生命。
不是说，一个人只要写诗了，就是化生于生命了。一个人的写作，有一个重要的考察点，就是其生命的融合度怎样？很多人在性情之外写作，在作品中融合不了自己，完全不见自己。写了很多诗歌，却不见自己“提命以赴”。个性的融合度不够，艺术就折扣了。不过，也有另一个问题，即诗人的个性融合度越高，他与社会或就不那么融合了，就越生矛盾，而且难以调和。
若说，李白之问是一次发泄，一次对抗，那么，就可以说，每一首诗的产生，则意味着他完成了一次发泄和对抗。
李白这位“谪仙人”为何被“谪”？这是值得思考的。他说，“天生我材必有用”，而现实似乎在说，不是“必有用”，是“偏不用”。“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才是他面对的现实。他终没能成为政治明星，只因他终归是一颗悬于历史苍穹的太白诗星。这不但说明了天才诗星与政治明星之间的分隔，也说明了“诗仙”与俗世之间的分隔。
“仙气”萦绕，呈现了李白的人生景象。
李白之问的答案不在诗外，而在诗内。他的诗是长风，是云帆，是舟楫。诗，即是他对“大道之问”的回答。
表面看，李白并没有给出大道在哪儿，但可以说，每一行诗，都是他的大道；每一首诗，都有他的大道。
诗，铺就了他的大道。
四
中国诗人的第四问，当属杜甫了。
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一发问虽然是为“天下寒士”而问，但它的社会内涵是广义的。因而，杜甫之问，可概括为“苍生之问”。如果回到艺术形象上，也可以叫做“茅屋之问”，或“广厦之问”。
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人民诗人”。“安得广厦千万间？”“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这确实表明了杜甫的天下情怀和人民意识。他的悲悯感是超越时空的。
我们应该回到诗境中去，去深切感受一下诗人杜甫的境况。“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不愧为杜甫，诗中展现了他极高的写实功力。每一字，都成为激情的推力；每一句，都在实处使力。写实，而不止于实。每一句，都在指向一个丧乱的时代，都在指向一颗凄凉而悲悯的诗心。
他写自己，更写苍生；他写他的茅屋，更写他的天下。“茅屋为秋风所破”，其寓意不限于一间茅屋，不限于一场秋风。他写实，是写诗人的生活之实，是写他的时代之实，天下之实。
杜甫之问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就是人类的良心，他就是一个民族最率真的孩子，他就是一个时代最能发出庄严声音的器官。反思之，我们应以怎样的襟怀和见地，来看待这样的“良心”，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器官”？一个民族能否真正认识和善待自己的诗人，这是一个关涉文明人类的大问题。
杜甫之问，是代言“天下寒士”之问。他就是寒士，所以，他这一问也可以叫做“寒士之问”。
他的诗，就是一个窗口，一个历史的窗口，一个寒士的窗口，一个人民的窗口。这个窗口所在，是一个诗人的立场、信念和情感所在。
什么是忧国忧民？什么是民族的情怀？在杜甫这里，我们感受的是一种真。——一种不可抽离、不可剥离的真。真的艺术没有过去时。真在哪里？当然在民族这里，在民众这里，在民心这里。真，就是历史写真，民族写真，人民写真。真，是一杆大旗，立在时空中，飘在时空中。
那么，什么样的真呢？首先是唯情之真。就是沐浴民族文明之光，与大众同甘苦，与庶民同忧乐。民族情怀，大众情怀，不可以来虚的，不可以伪饰，而在字里行间都有呈现。情怀，不是一个虚物。诗意是什么？诗意里一定有情的部分。情真意切，是落笔的出发点。情真意切，才有艺术的光芒。现在，有人主张写诗要除掉情，这实际也除掉了真。再一点，就是唯美之真。美学之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自己文化的理性认同；意味着艺术的最高审美权在民众，在民心，在民间；意味着最高美学不在别处，而在我们自己这里。这不是政治说辞，而是美的坚守，民族的坚守。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自己的民族艺术，都有自己的民族立根，都有自己的最高审美。都有自己的，才构成一个世界；都有自己的，才有资格说，我们属于这个世界。唯美，唯我们自己之美，也是唯世界之美。
谁说的，诗歌艺术一旦归于民族，归于民众，归于民心，就会失真呢？
杜甫的诗歌就是一面神圣的镜子，它可以照出诗艺的高下真伪。
一面神圣的镜子，也让我们看到了：杜甫才是历史之子、人民之子、民族之子，他是伟大的诗歌之子。
杜甫之问，就像长长雨夜中的一道闪电，它劈空抽向那个腐朽没落的年代。时空恍惚，却还听得见一道闪电携带的雷声。
五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是中国诗人的第五问，即毛泽东之问。毛泽东之问，可定义为——“大地之问”。
毛泽东之问出自他的《沁园春•长沙》一词。这首词写于1925年。当年，毛泽东三十二岁。毛泽东多次抄录过这首词的手迹，现在能见到的公开发表的就有六种之多，可见他对这首词的特别钟爱。
毛泽东之问，不愧为一次划时代的天才之问。这一问，足见一位年轻的天才革命家的气魄和才华，也足见他博大的民族情怀，以及超常的历史眼光。在中国诗人的历史之问中，毛泽东之问更具有代表性，更是典范。
苍茫中，他不迷茫。毛泽东一定清晰地看到了什么。一个橘子洲头以及之外的秋色，给了他足够的人生示意。
我到过橘子洲，也是在一个秋色很浓的日子，可我怎么也看不到“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景象？这是我辈之平庸啊！我想过：一个湘江上的“橘子洲头”是平凡的，但毛泽东心中的那个“橘子洲头”可不平凡。他眼中的那片秋色，实是他心中的那片红色。他心中的那一片红色，我们常人是看不到的。那一片红色已完全融会了毛泽东的革命信念。鲁迅先生在《淡淡的血痕中》有一句话：“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天地，因毛泽东而变色。
说到这类“变色”，也真还有耐人寻味的。1933年夏天，毛泽东在《菩萨蛮•大柏地》一词中，开句就是一个问句：“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这“七色彩练”横空出世，炫感十足。纵然在那样一个腥风血雨的年代，毛泽东心中所构画的世界还是那么伟丽动人！
前面有问：“谁主沉浮？”后面再问：“谁持彩练当空舞？”其实，两问的内涵是高度一致的。 后一问，明显是对前一问的加强，是对前一问艺术形象的再次著色。若说，前一问的那个“谁”还是“鸡犬寂无声”，那么，后一问的这个“谁”已是“曙光射寒色”。①到底是谁呢？还能有谁呢？毛泽东啊！毛泽东他们那一代英才啊！他们那一代伟大的战士啊！
毛泽东之问的时空穿越力量无与伦比。
毛泽东之问，只能是毛泽东问出来。很难想象，还有其他什么人能问得出来。若是其他人问出来，那是荒唐，是玩笑，是绝妙讽刺。
这一问，毛泽东没有留给别人回答，他已经用自己的人生信念和实践作出了回答。他将一个巨大的历史问号（？）——拉伸，——拉直成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历史地看，在中国诗人中，他是唯一个真正把自己的问号拉伸，——拉直的。
从一个问号（？）到一个惊叹号（！），就是一条道路的曲折和前程的关系。这其中就有不平凡的坚贞和行进，就有风云和波澜，就有血色与火焰。
毛泽东之问，给出了一些特别重要的启示，那就是说，既然是中国诗人的历史之问，它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独立的问题。是谁之问，那问号里面就定有他的人生密码可寻，也定有某个时代的密码可寻。这样的密码涵盖了诸多方面的内容，如历史烟云、时代背景、思想源泉，以及人的信念和方向等等。
中国诗人之问起于屈原，而止于毛泽东。
毛泽东之问，也定然是中国诗人的绝笔之问了。
从一首诗的历史意义上，以及艺术的至高、至圣、至远意义上认识，自诗人毛泽东之问后，将无以有问。
① “鸡犬寂无声，曙光射寒色”，引自唐彦谦《早行遇雪》一诗。
2016/6/25写于在有书屋
2016/7/23改于在有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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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26 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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