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诗人，成为你自己
新诗内部存在着危机，在古典诗歌的参照下，新诗在形式等方面的不完善乃是事实，对此应有深刻的、严肃的反省。但新诗的方向是正确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新的经验，它需要诗人给予新的表达。如果我们活在唐朝，会像唐朝诗人那样写诗；如果唐朝诗人活在今天，他们也会像我们这样写诗。
对20世纪初诞生的中国新诗的攻击，一直伴随着新诗的发展。正是这些攻击，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新诗的不容置疑的“革命性”及“独立性”。
在对新诗的攻击中，活跃着两类人。一种是所谓“新诗的叛徒”，他们本来是新诗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后来因为才华的枯竭或没有才华而反戈一击，对新诗一笔抹杀。更多的是诗歌上的复古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他们被唐诗宋词的光芒刺痛了眼睛，但看不到这光芒在明清之际的极度黯淡乃至熄灭，因此对新诗在历史和诗学的双重意义上都不能理解、不能认识，以一种非理性的、盲目的态度，一概地排斥、一概地仇恨、一概地咒骂，有人甚至哗众取宠地称新诗为“世纪之骗”，妄想拉中国诗歌回到根本无法回到的旧的轨道上去。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不具备理论的意义
“成为你自己”，才是最高的目标。也是最困难重重的。否则, 写上一辈子也是浪费生命。每种独特的生活都孕育着一种诗。或者说，这不同的生活乃是不同诗得以产生的深厚土壤。诗学上的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谁也不能主宰全部真理，谁也在“盲人摸象”，谁也不敢自诩为洞察了宇宙的奥秘。语言的力量是微弱的，每个人都活在自己观念固若金汤的城堡中。圣人说服不了乞丐，烈士遭到叛徒的嘲弄，妓女会蔑视苏格拉底。一个诗人，他必然在美学的意义上同别的诗人构成强有力的对抗，否则他不能成为他自己。我们注意到不同诗人在精神上明显的继承关系、延伸关系，更应该看到他们之间更深刻、更剧烈、也更永恒的疏离、断裂以及叛逆关系。在中国诗歌史上，陶渊明对抗屈原，李白对抗陶渊明，李贺和韩愈又对抗李白。而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对抗精神更是激荡在当代诗人的心中。对抗李白、杜甫们的辉煌写作，是我们写作的语境，是我们写作的前提。同时我们还得对抗来自西方的传统，我们之间也得互相对抗。 在这惊心动魄的精神搏斗中，你能留下光芒四射的不朽之作吗?
2 合格的读者、不合格的读者
作为一个老问题，“懂”与“不懂”已经纠缠中国诗歌几千年了。李商隐的无题让注释家七嘴八舌，白居易则留下了给不识字的老婆婆念诗的轶事。这个问题不是诗的内部的问题，不涉及诗的价值判断，它更多指向了诗的传播层面、接受层面。而这显然与阅读者的水平有关。诗与生俱来的精神特质、美学特质及诗的先锋性、超越性、纯粹性，注定了诗是一种“少数人的艺术”，它必然高高地凌驾于大众的平庸趣味上，不是大众抛弃了诗，而是诗抛弃了大众 就读者而言，也有合格的读者、不合格的读者。前者不存在“懂与不懂”的问题，后者才迷惘地陷落于这个问题之中。由于他们不能进入诗的奇妙世界，只能在诗的门外茫茫然徘徊、游荡，然后发出了“我看不懂”的凄凉的喊声，并把责任归于诗人。有时我感到非常惊讶，不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是我的愚昧；我也不懂高等数学、医学、天文学和地理学，这是我的无知；但一些人叫喊：“看不懂诗歌”的时候，何以这样理直气壮、咄咄逼人，好像是一种骄傲似的。我也常常被指责：“你的诗我看不懂”，我只能说：“看不懂不要看了，何必苦苦折磨自己，看一看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地摊小报，明星的艳照 ,名人的微博,这些东西大概还能看懂吧!”
从诗人的角度来说，他最高的要求是用诗来充分地表达自己。带着这最内部的欲望，一个诗人让自己潜伏进深不可测的精神之海。容纳口语但反对口语的狭隘单调平淡，容纳书面语但抵抗书面语的优雅光滑僵化与苍白，一切语言的形态构成诗人写作的资源，“语言杂交”才能孕育现代诗这伟大的怪胎。 此刻读者的“懂与不懂”应该在他的写作理想之外。要求自己的诗被所有人读懂，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媚俗；更是白日梦, 而诗人故弄玄虚，也是诗人对诗的不真诚 。
3 诗的形式
新诗与古典诗歌的断裂是诗歌内部规律的驱使，它击破传统又缔造了新的传统，新诗必然会在对自身的不断探索中走向完善，一些人认为新诗不能算诗，只不过是分行排列的散文，这从总体上否定了新诗；产生分歧的焦点是：诗的形式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诗的形式。在我看来，诗的形式不能孤立存在，它必然和诗的内容，诗的实质和谐地联结在一起。诗永远是、注定是“有内容的形式”或者“有形式的内容”，古往今来，诗的一切杰作都是这种结合的完美统一，以至我们无法看得见、分得清什么是内容，什么是形式。把诗的内容和诗的形式截然分开或者单独强调，实际肢解了诗歌活生生的肌体，这本身就是对诗的误解。 我不认为新诗的关键问题只是“形式”，它涉及到更深、更广、更复杂的精神现象、时代氛围、社会环境、诗人的信念、诗人的知识结构、人文精神的背景等等 另外，对诗歌形式的理解不该狭隘和机械。诗歌的形式当然 应该包括和谐的声韵，精炼的语言。格律是诗歌存在的保证和依托。一些诗歌具备了这样的基本要素——如中国的绝、律，但在浩如烟海的中外诗歌中，还有更多优秀之作突破了这些要素，表现出一种自由奔放的气魄。这就是“自由体”的诗歌，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金斯伯格的《嚎叫》，法国诗人圣琼·佩斯的《远征》，李白的许多杰作也属于此类。至于说到精炼的语言，不能抽象地判断，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日本的俳句是精炼的，泰戈尔的小诗是精炼的， 但丁的《神曲》也是精炼的，只有用这样宏伟的结构，才能揭示出一个人从地狱到炼狱到天堂的生命历程。格律诗里有好诗，自由诗里也有好诗，用格律来规范所有的诗歌，这违背了诗歌发展的规律，必将使诗的疆域越来越小，沦落为弹丸之地。
归根到底，诗的形式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更重要的，对诗的认识应该从一首具体的诗开始。只有在面对一首具体的诗时，不同的审美观才得以真正地、深刻地交锋。
4 这年头傻瓜才写诗吗
“这年头傻瓜才写诗”，一些鼠目寸光的市侩总是这样说，而在我这个诗人的眼光中，连傻瓜都写诗，那么不读诗是不是最大的弱智!
弱智就弱智吧，弱智是一种不幸不是一种罪过，但用不着这样对诗人及其诗人愤愤不平，好像不读诗、不懂诗是自己的光荣似的。茫茫宇宙奥妙无穷，我们不懂的事情多着呢，又何止是诗，诗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小点罢了。而且，我们生活的这个“一切向钱看”的时代，只有美元让浑浊的小眼睛闪闪发光，只有权力让软绵绵的双腿长跪不起，豪华轿车是真实的，灯红酒绿的大酒店是真实的，涂脂抹粉的女人搂在怀抱里是真实的，和这些真实的、必不可少的东西相比，诗又是什么?顶多是一些虚无飘渺的词句的组合罢了。它能带来什么?它能留下什么?因此在目前浩浩荡荡的功利主义者的大军里，诗人像古代的先知一样被放逐，诗人早已被排斥到世界的另一边。诗人的这种“存在”状态，本身构成了对物质世界的某种叛逆、某种挑战、某种蔑视，因此遭到世俗的“围剿”。任何头脑简单四肢也不发达的家伙都要对诗人和诗歌冷言冷语说上几句，还有比诅咒诗歌更容易、更简单同时也更无聊的事情吗?
然而，诗最终和我们的生命血肉相联。诗的光芒穿透于平庸的生活，诗的诱惑凌驾于低级的诱惑之上。当然，对于蝇蝇苟苟于功利富贵的人来说，诗是无用的，诗是不存在的。他们沉溺于世俗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囚禁于物质的监狱中呼吸艰难，在辩证法的意义上，不是他们抛弃了诗，而是诗抛弃了他们，就像一道闪电抛弃了盲人的眼睛，就像一阵波涛抛弃了僵死的小岛。确实，人的精神的品位不知不觉降低了，“顺口溜”在少男少女的心中开花结果，琼瑶和三毛的爱情故事，让喜欢做白日梦的小青年泪流满面。当越来越多的人迷恋于明星轶事政治秘闻和下流笑话的时候，当他们呆在电视机前为又臭又长的“泡沫电视剧”打发光阴的时候，诗只能冷冷地远离他们，诗回到了真正的、够格的读者——诗人那里。
也用不着以牙还牙：“不读诗才是弱智”，除了上帝，谁又能改变谁呢?时代的潮流滚而来滚滚而去，谁都是一闪而逝的渺小的浪花。我看着这一切，我领悟着这一切，我宽恕着这一切。我说：“诗人也许是傻瓜，但他只要坚持自己的愚蠢，就会变得无比聪明，而不读诗的人们，也会在自己的生活中获得幸福与安宁。”
5 大诗人与诗歌侏儒
在沉闷不堪时而又喧嚣无比的诗歌界，我们不难听见两种声音：一是居高临下地悲叹当代大诗人的缺乏，另一种是激情澎湃地呼唤大诗人的出现。其实这两种声音不过是一种声音，通过各种媒体传达给广大读者以及关心诗歌或者不关心诗歌的人们，并经过无数次重复拥有了“结论”：那就是，当代诗歌面临着危机，更没有什么大诗人。
作为一个诗人，我也曾面对许多人直截了当的诘问：“当代有大诗人吗？”“谁是大诗人？”这样的问题让我尴尬，让我困惑，也让我思考，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又觉得这个问题本身似乎就排斥着答案，因为它在提问之时就在提问者那里宿命地解决了，对于这些诗歌圈内和诗歌圈外的咄咄逼人的提问者，任何严肃的回答都是无足轻重，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在这些人根深蒂固的意识中，大诗人就是屈原、李白、杜甫，就是莎士比亚、歌德和普希金，雄踞于世界文学史的金字塔上，俯瞰着一代又一代的阅读者、研究者和崇拜者，他们的大诗人的桂冠是当之无愧的，而在当代诗坛，有几个不错的诗人领一时风骚就不错了，谁有资格称得上“大诗人”！因此，当我谈到一个相对陌生的诗人名字时，他们哈哈大笑：“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呢？”
如果把但丁当成绝对的价值尺度，许多世界性的大诗人也得从文学史中悄然离去，艾略特和叶芝又算得了什么？但考虑到诗歌本身价值尺度的时代性与变异性，我们就会对大诗人采取一个相对的、冷静的标准。这并非降低诗歌的美学特质。，当代中国是不是产生了大诗人，我以为最起码存在两种结局：没有或者有。让我沉思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个时代应众多的读者、学者文学教授以及诗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没有？是审美的判断还是随意的猜测，是正确的洞察还是盲目的偏见？也许人们总是厚古薄今，也许人们总是不喜欢承认自己身边的天才，也许文学总是等待着后来者的评价，也许真是需要“水落石出”，反正我们缺乏指出“大诗人”的勇气，哪怕这勇气最后被证明是用错了，也比我们保持阴暗的、有时是险恶的沉默要好。尤其是批评家，如果当代确有一个大诗人但他们视而不见，那只能证明他们审美力的低下良知的匮乏。
大诗人的命运也确实是古怪的，一部诗歌史表明，大诗人被遮蔽、被忽略、被埋没乃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他们因为创造力的充沛和思想意识的超前，注定要忍受一时的冷落和漠视。他们的精神之光要穿过多少时间的迷雾，才能迸射到大众的眼睛里，这时候，我们才窥见那凌驾于小诗人、伪诗人之上不可企及的形象：陶渊明的大诗人位置是在宋代以后才确定的，苏轼和黄庭坚独具慧眼看出陶渊明的价值，而在魏晋时期，他的原创性的田园诗竟处于当时甚嚣尘上的玄言诗的笼罩中不为人知，美国惠特曼《草叶集》的诞生，现在看来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在当时只受到爱默生的赏识，更多的则是恶毒的谩骂和讽刺。《草叶集》被认为不是诗，惠特曼当然也不是诗人，更不是什么伟大的诗人。诗歌史上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如法国的波特莱尔、瑞典的索德格尔……所以，我常常想，也许当代中国的大诗人就是在我们中间，他已写出了一些不朽的作品，只是我们还缺少一双慧眼把他辨认出来罢了，并痛痛快快地，无私地承认——“他是大诗人，那我们是什么？”
目前，我们置身其中的诗歌界处于一片混乱 ，江湖习气的泛滥，宗派意识的膨胀，先锋与“伪先锋”高举同一面旗帜，“民间”与“知识分子”水火不容，诗歌的创新导致了诗的畸形，诗歌的保守又叫嚷着要回到格律和押韵，再加上商业无孔不入的渗透，一些毫无才华的平庸之辈也因金钱的力量而招遥过市，风光无限，在这样一种诗歌审美标准瓦解的“后现代景观”中，诗人的心态也被无形地伤害，许多诗人的创造力早早地萎缩了，但正因为如此才对诗外的“虚名”孜孜以求，利益的抢夺成为最强烈的内在冲动。于是，这些每个时代都非常活跃的诗歌侏儒，结成了浩浩荡荡的同盟军，互相吹捧，互相配合，而一个独立写作的大诗人则可能得到他们粗暴的攻击，因为他对这些不屑一顾！更为可怕的是，对一位大诗人的存在，他们保持沉默，通过这饱含敌意的沉默，一个大诗人的名声将无法广泛传播，作品也渐渐被人们遗忘，被人们忽略。
这就是某些大诗人的存在方式：死后方生。
博客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df8e0c01017pr4.html?tj=1 金汝平 |
发表于 2016-8-1 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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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1 21:29
楼主
非原创诗都要转。文本上不分行的都要转-----------------有人说分行就是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