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刘仲长河叙事诗《在河之洲》
刘晓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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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部诗歌的辨识度而言，“现实主义”、“叙事”和“长诗”形而上概括了刘仲的9万行长诗《在河之洲》。这部长诗酝酿起笔于上世纪70年代末，持续写作跨越近30年，于2011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三十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三十年，是中国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三十年，也是中国诗歌界喧嚣繁闹的三十年。这三十年，隐匿于川中丘陵腹地深处的刘仲，默默地描绘着波澜壮阔的历史风暴，令人震惊地以诗歌的语言艺术重建了二十世纪百年时空。叙事诗，早在19世纪就被别林斯基宣判死刑。刘仲不仅要复活它，更赋予了这种古老的文学形式一种新的文体意义。
《在河之洲》得益于中国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和中西合璧文化，境界高阔，气派宏大，语言优美，故事精彩，人物鲜活，它不仅仅是百科全书式、令人信服地表现着历史的演进，更成功地用诗歌艺术的方式传承着优秀的民族文化，凝结出思想的珍珠。本文将从叙事架构、人物塑造、文本意义、哲学思想四个方面对这部长诗展开探讨，以抛砖引玉。
一、叙事架构
长诗从一幅川中农村的美丽的原生态景象开场，人物、场景、时代在不断切换的多维度叙事中轮番登场，川中丘陵自然和社会的全息影像、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从容不迫逐渐展开。纵横交错的叙事巨网中，命运的罗盘忙碌地旋转，生存、爱恨、情仇相互交织、相互撞击，散发着川中丘陵这块土地的气息，奏响了轰隆隆的历史回声。在叙事构架上，《在河之洲》不仅不同于古典叙事诗的简单线性结构，采用了复合型的开放式网状叙事架构，呈现出广阔复杂的社会关系。
第一卷《赌命汉》中，刘根娃以“爆焉小伙”的形象率先出场，他生活在清末川中丘陵的沱江之滨，由于从城隍庙会骚乱中偶拾一块银元，加入一场传奇豪赌，赢下地头蛇赌徒，又戏剧性输光家产，招致母亲自杀，卖身为奴，成为大东亚圣战能源基地——“天宝地光”炭厂的底层苦力。隐匿在川的朝鲜抗日义士——郑奉玺（根娃的表姨夫）前往搭救。根娃却因表姨夫身份暴露，不得不与赌场宿敌再次狭路相逢，家仇国恨引爆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抗日戏码。最终，郑奉玺带领煤黑子与“天宝地光”同归于尽。根娃幸免于难，同郑奉玺之女玉姬成亲，为刘氏传下了后代。
《赌命汉》引人入胜的视听盛宴还未及回味。第二卷《乱世人生》紧接着又奉献出一个“高能”的续集故事。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刘根娃之子刘老幺，替人顶罪坐牢，意外结识父亲赌场宿敌骆二爷之子——黑道首领“下山虎骆彪”，并由他引荐，成为军阀赖心辉门生。1925年7月，杨森在吴佩孚支持下发动的上川东战争进入高潮。刘老幺从陆军军官速成学堂赶赴隆昌前线，参加战斗，却发现自己仅是诱饵和炮灰。他幻灭悲愤，厌倦战争的虚伪和残酷，劫后余生回到川中县甘家坳混迹江湖，赶马帮、当土匪、开烟馆、除恶霸，成就英雄名声，登上袍哥龙头总舵爷的宝座。然而，社会沉沦，袍哥无可救药，他试图将袍哥改造成政党以失败告终。绝望之余，他沉沦“五毒”，31岁便匆匆离世。
刘仲借鉴现代小说先进的意识流手法，成功塑造了刘老幺矛盾的内心世界。他勇武、忠义和沉沦的复杂性格正是那个乱世的时代症候。诗人在古朴清幽的丘陵中，聆听时代变革的风暴之声，叩问时代，俯瞰历史，以辽阔的视野，唱响了中国千年礼教和农耕文明的最后挽歌。这一卷中，战争卑鄙而残酷的主题异常刺眼。战斗中，受伤半昏迷的刘老幺躺在凤凰山上，迷惘地望着蓝天白云，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正是致敬《战争与和平》。诗歌对战场的描写，没有空洞的华丽辞藻，也没高蹈的悬空概念，有的只是质朴的、现场感的、细节化的线条勾勒、色彩涂抹和音响装置，读者读到这些诗句，体会到的只会是身临其境的“炮声轰隆、硝烟弥漫，弹片穿梭、尘土飞扬、生死厮杀、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等内模仿效果。
第三代主角刘春在第三卷《苦海》登场，他和母亲刘宗氏被 “亲家”吴保长夫妇骗到安岳，“两家合一家当地主经营田庄”，受尽虐待，失去家产。刘宗氏维权无果，无奈改嫁王家。刘春受到王家排挤，逃到谢二爷家零薪酬当了两年放牛娃，因讨要两毛工钱被打聋一只耳朵。父亲的袍哥老部下简大爷指挥兄弟伙“吃大户”，让谢二爷付出了倾家荡产的代价。诗人笔端沉痛，熬制了一锅人生“苦”汤，弹出了人性向兽性蜕变的变奏曲，揭示社会结构性的矛盾必然导致政权更迭。卷首《圣经》中“我见你躺在血中，仍可成活”，就是当时生命处境的真实写照。
若以刘氏的叙事视觉看，第四卷《节妇与烈女》可算插入的一条支线。美妇张月儿嫁到拥有同治皇帝御赐“百世流芳”贞节匾牌的牛海湾翰林院，受尽欺凌。如同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描绘的教会一样，这个“百世流芳”的名门大户是典型的立牌坊当婊子。牛七撞见母亲牛马氏与麻脸小叔子“权叔”乱伦，羞愧绝望之余吸上鸦片。牛马氏为报复儿子，用厨房做他的新房，而婚床是一只竹编的斗筐。牛七死后遗孀张月儿成了奸夫淫妇的眼中钉，遭到百般陷害，最后被卖给穷秀才葛德刚（刘春未来的岳父），却反获幸福，牛马氏却染上梅毒悲惨死去。临死前，她在忏悔中预言张氏的后代中要出文曲星。这一卷的主题是批判腐朽的千年礼教，也是后续故事的重要铺垫。
从《苦海》到第五卷《孽缘》，诗人一步步揭示出极端时代环境造就极端性格。《孽缘》中，刘春先在“找扎铺”当学徒，被师娘勾引痛苦不堪，后转学漆匠，遭师兄李能暗算（第三卷刘春所惩罚谢二爷正是李能的岳父），又与第二任师娘陷入不伦之恋。舅舅宗汉旺参加抗日远征军，独守空房的舅妈文秀也成了刘春情人，还怀上身孕。刘春不得不去自贡投奔师伯，当了共产党交通员。50年参加土改，大搞阶级报复，逼死老东家谢二爷，枪毙了姨娘姨父（吴保长夫妇），报复性地占有表姐。正当他官运亨通准备结婚之时，罪孽败露，逃之夭夭，从此被时代淘汰。刘春的堕落是这一卷的主题，诗人暗示其结局已可用生活的逻辑推断。在历史的狂飙突进中，伴随着更复杂的线索，诗中陆续涌现出的新人物开始成为新的时代主角，这些人物和刘氏家族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的命运是构成那个时代复杂社会关系的重要线索。自此，诗人超越了家族的格局，开始建造更大的时代舞台。他对每个人物命运的演进和还原均全以真实为蓝本，从本质来说属于非虚构写作。
经过第四卷的短暂亮相，葛秀才在第六卷《最后的斯文》开始担任主角，他代表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正是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秘密，他在新社会的遭遇也象征了中华文明传统价值体系在近现代面临的尴尬。由于缺乏谋生技能，满腹经纶的葛秀才一直在绝境中挣扎，儿子葛英自卖壮丁后远赴台湾，地主尤云雅丰年加租只能退佃，爱女葛兰被刘春拐走私奔，次女葛菊为柴米姘上了伙食团的麻脸炊哥。张月儿牛海湾的儿子银国部队转业，怨恨母亲（埋下了张氏性格蜕变的伏笔）。葛秀才哀叹斯文没落，将文曲星之梦寄托于外孙刘吉。
土改、肃反、“打老虎”、反右、大跃进，赋予了第七卷标题“新时代”这个词尖锐的讽刺意义。“政治”开始当起主角。诗人创造性化“官语”为充满喜感的韵文。前几卷悠扬的丘陵小调变成了檄文式的诗句，各色人物挤满了时代舞台，演绎着起伏的民族命运：资本家廖汉臣被族人以土改为名用私刑处死；刘春因堕落再次入狱，葛兰陷入了苦海，秀才气急而亡；刘春的师兄李能官运亨通，却因敬业祸害一方；茶馆伙计火幺叔“打老虎”反被“老虎”咬成“老虎”；云氏家族油坊在时代浪潮中沉浮；火幺叔之子沈建强在“三面红旗”下提起了诗笔；飞扬跋扈的支书马世勋进京朝圣，却不敢当大官；刘春和葛兰的非法婚姻为刘吉埋下原罪。这一卷叙事的线索多达10多条，直抵高层人物展开春秋评说。诗人探究着命运的“蝴蝶效应”，从卑微的生命个体中揭示历史成因和走向，在生活的因果律中印证佛家偈语“缘起缘灭、种豆得豆”。
第八卷以“阶级”这个标志性的时代词汇概括了族群走向迷狂时价值观的整体风貌，从修辞上赋予“荣耀”这个光辉的字眼，加重反讽。葛菊远嫁重庆的搬运工丈夫赵洪顺的几次婚姻，构成了另一条重要支线，重庆的生活场景是这部丘陵史诗少有的城市风光；甑子沟生产队长何友顺是张月儿的女婿，和刘氏家族关系微妙，他在的淳朴和忠义令他在“四清”运动中遍体鳞伤；刘春的无止境堕落让葛兰绝望，她挣扎在生存线，和倾慕者伍少清却有缘无分；刘吉步入青少年，友谊、初恋、歧视、理想、学习、侠义以及穷困奏响了他生命的华彩。彼时，狗也具有阶级属性。沉闷的政治空气热到沸点，族群正在撕裂，风暴即将来临。
狠刮十年的“红色风暴”引爆了中华民族积淀已久的政治能量。这一卷，诗人熟练掌控着“文革”的宽镜头，由高到低、由远及近，全方位、无死角聚焦和剪辑，从中央、省、县，到村社，敏锐捕捉到政治风暴卷起的每一颗砂砾。在中央，刘少奇为自己与毛泽东的分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基层，潘华、沈建强、顾铁匠、万司令等人物粉墨登场，带着派别的标签展开厮杀。中国社会乾坤颠倒、秩序瓦解、疯狂造神，社会倒退，民族濒临崩溃。本卷绝对是中国疯狂痉挛年代的详尽病历。浩劫过后，政治灰尘纷纷坠落，文革中的红卫兵，被发配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
风暴过后，知青们开始品尝“大地恩情”的原浆烈酒。热血青年刘吉义无反顾响应号召，成为弥陀乡大石坝大队的一名“新农民”。他卷入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也怀着理想主义信念，陶醉于自然的美色，天真地想凭自己的双手改变农村。这段时期，刘吉收获了爱情（云芝，云氏家族云老四的女儿成为刘吉的感情归宿），邂逅缪斯，结识文学启蒙老师——文革风云人物沈建强，叩响诗国大门。政治小人物王光烈、马世勋、辜正红们还在上演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情仇。农村残酷的现实消耗了刘吉的浪漫，幻灭之余，他开始反思历史审视现实，自信自强又自我批判。时代正在酝酿新的变革，未来的诗人褪去浮躁。读书、学习、思索、生活，重建人生坐标——他要用诗句为历史作证，昭示未来。
改革开放，中国加入了全球化、工业化浪潮。社会再一次发生剧烈的“裂变”。最后一卷中，川中丘陵大戏台活跃了半个世纪的风云人物们随着“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破产，演完悲喜剧纷纷退场。沈建强放弃桂冠梦，成为银行领导，不经意间浇灌了另一颗诗树（刘吉）；辜正红、林馨、马玲、万成、康复等人继续被时代浪潮推挤着前行；科学家牟曦向刘吉预示了民族复兴的前景，自己却因风暴余波误伤而死；顾大军由“武斗司令”变身为“企业家”，文化基因却注定他以失败收场；政治投机分子邵振华，凭英俊的长相攀上首长千金，却因品质穿帮被迫转业，遭遇婚姻和仕途上双重失败，堕落成同性恋，上吊自杀。此时，命运加诸于刘吉的磨难仍未结束。清贫中，他坚守理想，独自在世俗中孤军奋战。生活现实、时代发展、文坛喧嚣，无不捶打着他的理性。他“行侠仗义”，干预同学婚事，教训农村“土皇帝”，反制恶领导。青年诗人在狂谬和无奈中承受着社会转型时期的阵痛。学潮后，刘吉信念濒临崩溃，同学马玲帮助他回到现实走进城市。于是，诗人重新起航，赴新疆、下广西、上北京，见证国企改革（和廖汉臣的女儿廖贞在新疆的最后命运交汇），直面传销邪教等社会问题，再次和时代的脉搏共振。这一卷，诗人将准心聚焦于文学、哲学和历史的思辨，扎入生活现场，关注社会民生，思考“裂变”后的中国社会该向何方，主人公的形象愈加丰满和复杂。直到他病发身亡。全诗升起了超越了生死和苦难的维度：“心随缪斯飞呀，飞呀，飞向天边 灿烂的星河……”
二、人物塑造
对于文学的贡献，除了精彩绝伦的故事，《在河之洲》更是在人物塑造是展现了一个诗人在大地为生存寻找可靠见证的野心，当你认识诗歌中塑造的上百个人物的时候，他们都复活了。
第一卷线索简单，人物相对较少，满姨、郑奉玺、郑玉姬、麻福寿、蒋聚财甚至从未露面的族长大老爷和根娃他爹，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根娃从小痴迷赌博，在赌桌上经历了大喜大悲后，蜕变成真正的英雄；赌徒蒋聚财卑劣却存人性，在接受爱的洗礼后，由坏人逆转成好人；败家子麻福寿沉迷嫖赌，因讨厌“膀子客”憎恨自己民族的劣根性，羡慕日本的成功，当了汉奸。每一个人物的思想言行都有来龙去脉——这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生命意识，也是本诗人物塑造的基本原则。
刘根娃之子刘老幺是第二卷的主人公。他命运坎坷，大起大落，堪称时代的缩影。从替主坐牢的放牛娃，到川军上校，再到马帮主、土匪、袍哥龙头舵爷，强悍一世，终究无法跨越命运的藩篱。老革命党人、川军高级将领、四川省长赖心辉、黑社会头“跛脚虎”骆彪同样如此，貌似强大，实质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诗中对刘文辉、刘湘、杨森等历史人物的描写也都基本符合史实，令人信服。
第三卷主角刘春是刘老幺之子。母亲刘宗氏长相丑陋、懦弱无能却淳朴善良。贪婪狠毒的姨孃、姨夫、夏师爷，卑鄙龌龊的王家湾老小、谢二爷、找扎匠夫妇构成了他的“苦海”。袍哥简大爷是黑恶势力和人间正义的混合体。有毒的土壤预示了刘春性格和命运的悲剧性。
第四卷不仅是家族及礼教衰败的悲剧，更是中国近代人的信仰悲剧。张月儿、牛七、太婆牛马氏、权叔、候补道台、秀才葛德刚姐弟及其牛海湾翰林院牛氏子孙等的命运共同构成了时代的悲剧。张月儿及其牛七的信仰崩溃的不是个人的悲剧，其讽刺性在于真正的礼教信徒必然被披着礼教外衣的无耻之徒逼得走投无路。太婆牛马氏的临终忏悔与张月儿由弱变强的性格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刘春在第五卷里已是一个少年。他先受找扎匠夫妇的诱惑，后又周旋在小姑兼师娘刘凤楼和舅妈文秀之间，堕落、造业，为后来的命运埋下伏笔。他在土改镇反中的表现，是时代的缩影。母亲刘宗氏、恩人简大爷和仇敌谢二爷也走向了自己的宿命；师兄李能是一个心机深沉呲厓必报的小人。张土漆除了性无能，却心地善良厚道。落魄王孙宗汉旺过去是内江城里赌场欢场的滥帐瘪三，国仇家恨激励他加入了远征军，在滇西抗战中他成了英雄，并以对妻子和外甥的宽恕，把他镶蓝旗贵族高贵的品格保持到了生命的尽头。
秀才葛德刚是第六卷的核心人物。他代表旧文化，更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斯文。坎坷的命运、酸儒的德性让他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进入新社会后，他被彻底边缘化，却没有绝望，而是寄望外孙刘吉成为斯文的传承人。秀才娘子张月儿愚蠢地怀念牛海湾翰林院的贞节牌坊，迫于贫困和血脉，不惜转变为一名恶妇。混血儿廖文斌融入秀才家庭，反而诠释了亲情不仅是血脉。葛菊葛兰姐妹及地主尤云雅、廖汉臣的所作所为也完全符合时代背景下的人物身份和性格。尤云雅“救急不救穷”的哲学与葛秀才的诚信原则相冲突；廖汉臣试图兼并家族土地资产来振兴廖氏，丛林法则的西方价值观在东方家族观念的文化惯性中水土不服，导致他的死亡。葛兰的私奔和葛菊的堕落，是斯文立命的葛秀才家庭产生的异化。这一卷，陡岩山寨“反共救国军”司令高占文的形象与真实原型基本相符。从他的命运可以看到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必然。
第七卷，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是历史大背景。李能主导了几场运动，把“打老虎”的火幺叔打成了老虎；把胡正行这样的“右派”和刘春这样的“新资产阶级分子”送进了监狱；把十万甘家坳人送进了饿乡。他鼓着焦裕禄的干劲却缺乏焦裕禄的人文情怀，他崇拜领袖，虔诚地投入运动，越卖力人民越惨。榨油匠云老爷子、云老二、云二嫂、云老四以及军阀幕僚卓必春等人物也很鲜活。李能的门徒马世勋、农业社生产队长何友顺、转业军人粮站职工牛银国、农村干部王光烈、康富的性格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却又相互各异。火幺叔的儿子沈建强的成长一开始就具有异常突出的复杂性。他的感恩情结决定了他思想的自由度。
第八卷的背景是可称之为狂飙序曲的时代。主要角色有由老实人到赌棍再到老实人的赵洪顺，及其他的三次婚姻和一个女儿；还有被非剥削阶级拒之门外的廖文斌、少年刘吉；有痴情的年轻木匠伍少清，有乘人之危的汤木匠，有何友顺一家和挤掉他队长宝座的魏队长父子及其名叫红勇和富贵的两条狗，以及刘吉学校的校长于承松、老师欧欣兰和同学张文、占志良、钟万禄。这些人物（包括狗）都有血有肉，没有一个是脸谱化概念化的角色。
刘家第四代的刘吉开始在第九卷中成为主角。这是诗人着墨最多的人物，也是旧文化和新文化结合产出的一枚蛋。葛兰、沈建强、辜正红、吕传银、潘华、万成、桑建、顾大军、陈亮、曹六哥及其老婆儿子是这一卷的重要人物。这些人物的思想言行无不带着文革的烙印。
第十卷《大地的恩情》主要描写了刘吉的知青生活。山城姑娘沙莎帮助他选择了文学事业，同学云芝及其乡下的人文自然环境塑造了他的诗人性质。除了家人，沈建强、辜正红、谢翠花、马世勋、王光烈、汪学凤、仇忍之、禾香、龙四爷、杨菊香、张小惠、康富、柴俊、任光国、周组长、县委何副书记等人是刘吉人生戏剧这一阶段的重要参与者。
在第十一卷中，刘吉已是一位趋于成熟的诗人。他身边的沈建强、胡正行、牟曦、万成、顾大军、赵淑芳、占志良、张文、马玲、廖贞、马世勋、邵振华、康富、侯子清、汪学凤等人一个个迎来命运的结局。
长诗中的各色人物性格具备相当的典型性，无一雷同，人物性格始终符合逻辑的发展和变化。我们从人物和场景能观照真实的时代生活及其发展趋势——这是对黑格尔“情致”美学思想的成功实践，也是本诗主要的文学和美学价值。
三、文本意义
尤里·别林斯基断言，19世纪以后的史诗只能是长篇小说。这不仅是基于早期工业化时代神话的终结，日益复杂的人际社会关系也是史诗这种文学形式难以承受之重。不管是故事线条、环境描绘、心理刻画，还是时空转换、意象捕捉，对韵文诗体语言都是巨大的挑战。蚁蛭仙人的《罗摩衍那》、广博仙人的《摩诃婆罗多》、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是故事套故事，其手法只适合于人类的童年；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奥维德的《变形记》、但丁的《神曲》、卡蒙斯的《卢基亚人之歌》、日耳曼民族史诗《尼伯龙根之歌》、法兰西民族史诗《罗兰之歌》、卢斯达维里的《虎皮武士》、歌德的《浮士德》、丁尼生的《国王的人马》、拜伦的《唐璜》、雪莱的《麦布女王》、密茨凯维支的《先人祭》、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等史诗大型叙事诗都是单线或复线结构。
诚如别林斯基所言：自《叶甫盖尼奥涅金》以降，经典史诗巨著都是长篇小说。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亨利希·曼的《亨利四世》、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马丁·杜加尔的《蒂博一家》、显克微支的《洪流》、约卡伊·莫尔的《铁石心肠人的儿女》、汉姆生的《大地的成长》等等。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史诗降格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凡有一定历史内容和神话内容的长篇小说都被尊称为“史诗”。有的“史诗”真实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生活内容被彻底抽空，只留下神话和寓言来图解自己抽象的主题。尽管遵循了史诗从中间往前后两端写的格式，其思想内容与史诗品质相去甚远。把这样的作品称为“史诗”是对史诗的亵渎。
一般说来，史诗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1、必须是以艺术形象来构建具有一定长度的历史故事。
2、必须以百科全书般的内容承载民族文化，表现时代精神。
3、必须是民族语言的集大成者和标杆。
4、必须具有诗歌代言正义、意象跳跃、充满激情、富于理想、形象和想象空间、文字洗练的特质。
在所有号称“史诗”的长篇小说中，最好的也只具备前三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长篇小说已超过10多万部，而且现在每年正以上千部的速度在增加。批评家们发现，20世纪的法朗士、莫洛亚、莫里亚克、罗曼·罗兰、玛·杜拉斯、高尔斯华绥、高尔基、肖洛霍夫、阿·托尔斯泰、托马斯·曼、亨利希·曼、希孚格万特、显克微支、索尔·贝娄、米切尔、福克纳、海明威、阿斯图里亚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亚马多、帕慕克、卡赞扎基斯、三岛由纪夫等大师已把长篇小说写到极致，叙事文学似乎已再无多少创新空间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近乎诗体小说，却仍未达到《静静的顿河》的艺术高度。甚至连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因时空过于碎片化为普通读者带来阅读障碍也受到非议。
《在河之洲》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既富于诗歌特质，又达到了长篇小说叙事的最高境界，兼容了众多言说异质，不仅是一种跨文体写作的成功尝试，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文体革命。全诗激情充沛、意象跳跃、语言极富乐感，和精彩的故事、鲜活的人物、思辨的哲理以及丰富的民俗文化百科相得益彰。正如霍俊明所言，本诗并没有盲目地模仿西方现代派的手法，更多时候借鉴西洋经典时期的文学语言，并巧妙融合了古代汉语、白话文、唱词评、戏文对白、民歌、方言俚语，还原了汉语的精美洗练，又通俗易懂，更奇妙地把川中乡间的土的掉渣风土人情化成了典雅高贵的诗歌语言。特别是那些传承民族文化的典型中国元素，是国人最期待的中国风味，阅读《在河之洲》还能感受强烈的画面感和音乐感，会觉得是在听音乐、看电影。而诗句在人物意识流、抒情状物、时政评述、戏说对白等之间自然切换，融为一体，其洗练的文体超越了一般散文式叙述，又展现了更多画面不能表现的诗歌意境，奠定了全诗既叙事、又抒情、兼评论、且状物的艺术基调，真正达到了以诗歌承载文化的境界。
相比长篇小说中那些独立于故事的冗长议论，《在河之洲》对叙事性和主体议论的切换显得更为高明，不仅让长诗中的议论不见冗长，更起到了增色添花的效果，凸显了诗歌区别于小说的本质特征。《在河之洲》另一个难度在于，诗人不但要一边讲述跌宕起伏的故事，还要一边刻画描写丰富多彩的自然和社会场景。这种叙述维度的不断转换不仅要达到不能使读者感到累赘、反而还要进一步增强长诗的阅读吸引力的效果。不管是清末民初川中乡下的竹林茅舍、城隍庙会上的江湖卖艺、川剧演出、赌场烟馆、炭厂焦场，还是“文革”中的武斗场面和改革开放为国企转型带来的阵痛，密集的信息和地方文化元素，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根娃家挑梁上吊下的那只蜘蛛和烟馆正梁上那只“免费吸鸦片”的老鼠、剧场里酒后观戏的藩台大人，以及土地下户前竹林里的社员大会上老魏屁股下破了面子的板凳和那只啄他脚背的母鸡，都让叙事文学的精细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显然，诗人深受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当诗中主人公怀着善心以己度人时，诗人甚至像古希腊悲剧中的歌队那样，亲自出面告诫剧中人。在场景刻画方面，则学习荷马、普列阿乌斯、奥维德处甚多，特别借鉴了荷马繁复刻画阿喀琉斯盾牌的手法，使场景凸显立体效果。相比古代社会，由于诗歌取材社会生活更为复杂的当代，在更多借鉴了小说手法，吸收了济慈、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的先进手法，自觉地运用移情、内模仿、联想等审美方式来表现内容。特别是心理意识流的大量运用，用人物自己的语言和心理活动来塑造人物性格，前所未有地拓展了叙事诗歌的表现维度，
《在河之洲》的史诗品质和文本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的多线叙事。赌命汉刘根娃家族、儒生葛秀才家族、资本家廖汉臣家族、榨油世家云氏家族以及简大爷、谢二爷、李能、辜正红、沈建强、万成、顾大军、牟曦、潘华、桑建、邵振华、王光烈、仇忍之、马世勋、康富等人在时代大潮中演绎着恩怨情仇，他们在川中丘陵这个命运磁场中，被千丝万缕的关系绞缠在一起，连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禽一兽、一瓦一梁、一街一巷、一山一水，以致一块从田坎垮塌的泥块、偷吃粮库的老鼠、封住树洞布满露珠的蜘蛛网到浑浊的水田里打滚的老黄牛，都和这个命运的戏台一起自然生长、自然消逝，诗人对丘陵的感情全都倾注在无数宏大的、微小的事物中，为他们烙上诗的印记，并以人物们带着血泪的跌宕命运，演奏了一部宏大的命运交响曲。随着时代进步节奏不断加快，不少人物迅速变换着性格和角色，贯穿数卷，史诗不乏“蒙太奇”和“回闪”镜头，不同的线索随着故事情节推进一一衔接。诗人有条不紊组织着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在命运的自然发展中，揭示出人类无限发展的本质力量和远景。
《在河之洲》昭示着一种新的文本的产生和人类精神在文学中的复活，宣告经典文学的回归，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四、哲学思想
毫无疑问，一部巨型史诗没有思想的支撑只能是没有灵魂的庞然大物。即便作者有着这样那样的观念，那也是灯会上的纸糊花灯。作为用生命写诗的诗人，刘仲的人生阅历决定了其思想的复杂性。
从诗歌塑造的人物命运中，我们可以看到佛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铁律：一切都是宿命，有因必有果。但事物的发展绝非造物赏罚分明那么简单。以周大汉为例：他在那个时间点上受到那种惩罚，与其说是阎王给的报应，不如说是他招惹了刘老幺及其刘老幺背后的骆彪。李能罪孽深重，但他对沈建强这个“老虎”火幺叔的儿子关怀有加，让他成为了社会精英，也成了刘吉的文学启蒙老师；万成先是政治救国、武斗救国，后来实业救国，尽管他精神境界高尚，文化水平不低，人也绝顶聪明，但和顾大军一样，他的失败不可避免。为什么？诗人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刘吉的成功做了反衬。
那么，刘吉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呢 ?是他对他时代的拥抱。他把苦难、挫折都看成引导自身成长的资源。他面对这一切，所有的抗争都是一种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顺应。他乐观、自信，这也是万成所拥有的。但不同的是刘吉的价值观不是成王败寇；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因素；没有无边界的放纵。相反，他具有从刘春教训中得出的克己意识；具有从秀才外公那儿继承得来的对斯文的坚信；具有通过广泛阅读和深刻感悟形成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悲悯情怀。这是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理想主义的胜利，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胜利。
刘吉是文革之子，身上背负着祖辈父辈留下的原罪和自己在文革中早下的罪孽。但文革让他学会了反思和批判。这反思和批判是那样的深刻、彻底，以至于那些控制灵魂几十年的带着“真理”光环的观念，在受到反复摔打验证后被毫不吝惜的扬弃干净。这是一个约翰·克里斯朵夫式的生命之美张扬到极致的典型；是灵与肉完美融合的艺术形象。诗人通过他洞见到了美与真之间的必然联系。
李能是出现在第五卷和第七卷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代表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官方话语和斯大林——毛式马列主义的价值。其特点是在无视生命价值上无边界的放纵，其悲剧是历史的必然。史诗对他公正厚道，批判是寓于真实可信的刻画之中。
从《在河之洲》，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20世纪，主要由苦难构成，失序失衡、放纵无边界、贪婪无底线是道德沉沦社会崩解的主要原因。引领我们走出泥淖的正是葛秀才所体现的以“仁爱、诚信、忠孝、礼智、廉耻”为核心价值的斯文。尽管葛秀才不适应他的时代，他却成为激励刘吉反抗黑暗、奔向光明的宝贵正能量。
诗人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和睿智，充当了中国诗歌的良知，强大的批判精神和对人类未来的坚信，体现在对当下的担当及其令人震撼、颤栗、窒息的历史真实中。《在河之洲》没有回避苦难，没有在清理罪孽的时候留下死角，也没有把苦难作为一种刺激官能的消费品来加以展示。它从历史和哲学的高度表达了一种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它由鲜活的生活元素和历史真实所构成的令人信服的史诗品质，雄辩地证明了与时俱进而不可战胜的人类精神将永续不朽。
作为现实主义叙事长诗，取自《新约·旧约全书》的卷首引言，佐证了《在河之洲》的哲学高度。这是一个只有凡人的诗歌世界。《在河之洲》中，超自然超社会的神没有位置，真实是唯一的法宝。诗人深受柏拉图、孔子、刘勰、康德、黑格尔、乔治·卢卡契、朱光潜的影响，将自己的理想寄寓于真实的历史现实之中。对他来说，生活的真实就是诗的真理，就是他所要求的全部。
古希腊哲人德尔斐传达过两大神谕：认识自己，任何事都不要做过头。《在河之洲》通过它浩繁复杂的历史故事印证了这个简单的真理：从诗中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从故事中，我们看到了自由的边界和人类的未来。
未来？怎样走向未来？本诗带来给我如下启示：除了基督教文明的平等博爱，佛教文明的慈悲，伊斯兰文明的服从，道家的自然，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克己和中庸是必由之路。而丛林法则、成王败寇、社会达尔文主义、礼教桎梏、极端个人主义、乌托邦专制、神权政治、贪婪放纵，都已被证明极其有害。
当历史的云翳一天天散去，我们逆时光而上，从高天俯瞰世界：许多大人物和大事件真是荒唐不堪，令人啼笑皆非，又常常披着某一件新衣重新登台表演，成为佛教轮回学说的论据——《在河之洲》似乎就是想以历史运行轨迹来警醒人们，打破魔咒。
描绘一段历史的精神肖像，除了需要深厚的哲学史学修为、巨大的道德勇气和批判精神，诗人的观察力、想像联想力、掌控力和表现力也至关重要。这四种能力来自于他的阅读、悟性及生命体验。《在河之洲》之所以成其为一种创新的文本，是因为我们的民族和时代选择了刘仲这位诗人。别林斯基如在天有灵，一定会欣慰他的理论在150年后终于有了一个成功的反例。 |
发表于 2016-8-4 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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