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节期间,经过连场的活动,尽管已经相当疲乏,但在8月23日晚上,奥兹仍然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就像她的诗歌一样,专访中,奥兹的叙述低缓、婉转,但却总能在云淡风轻中让人感受惊人的力量。
1942年11月19日,莎朗·奥兹出生在旧金山一个加尔文主义的清教徒家庭。奥兹的父亲是一个严格的教徒,但同时也是个酒鬼,酗酒后常常辱骂孩子。在奥兹的作品里,她经常提到的一个场景是父亲把她系在一只椅子上。对于这些,母亲因为无力或者恐惧,并不能给予孩子们什么帮助。
严格的宗教坏境使得奥兹的童年充满了限制和约束:她不能看电影,家里也没有电视。她也没办法获得什么像样的文学读物,除了教堂的唱诗文本,就是像《奖赏》那样宣扬儿童为宗教殉道的作品。
这种环境,并没有让奥兹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徒,反而成为了一个“异端”和“泛神论主义者”,甚至用她自己的话说,“在15岁时,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但直到60岁以后,她才能够确信并没有什么人笼罩在她的头上。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她为什么会写出《撒旦说》《教皇的阴茎》这种“离经叛道”的诗歌了。
莎朗·奥兹比较正式地接触诗歌作品,大约是在小学6年级——她从压抑的家庭中挣脱,来到东部麻省的一所女子学校。在那里,奥兹阅读到了大量诗歌作品,其中最喜欢的是莎士比亚、惠特曼、艾米莉·狄金森、埃德娜·文森特·默蕾等人的诗作,但是只有艾伦·金斯堡的《嚎叫》被她放在包里带入了中学。
在过去评论家总是能注意到奥兹继承了惠特曼的诗歌传统,但却很少提及她在金斯堡身上获得的慰藉。实际上,《嚎叫》的意义不仅仅指向了奥兹令人窒息的家庭,同时还指向了她所处的时代——虽然逃离了家庭,但青少年期的奥兹恰好又正赶上了美国“压制女性的时代”。根据奥兹译者远洋的分析,20世纪60年代,欧美的妇女解放运动如暴风骤雨般撞进了奥兹的青春期。这不难与她后来的诗歌中的“大胆”、“出位”建立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