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苏雪林为什么半生骂鲁迅？

金川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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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1897—1999），原籍安徽太平，是现代文学史上迄今享年最久的作家。她一生执教五十年，笔耕八十载，创作二千余万字，被阿英称之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苏雪林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后淡出了大陆文坛，并从现代文学史上销声匿迹，这固然有两岸隔绝的政治因素，但究其主要原因不能不提到她早年与鲁迅的恩怨。
    苏雪林于1936年11月12日写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拉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又过了六天，即11月18日，她写了《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苏雪林在该文的《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1949年，苏雪林到台湾后，国共两党处于敌对状态，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便可想而知了。1966年11月，台湾《传记文学》又刊出她的一篇二万七千字的长文《鲁迅传论》（后收入《我论鲁迅》一书中），此时正值鲁迅逝世三十周年之际。
    苏雪林这篇长文中从鲁迅的家世说起，其语言轻蔑而简约。苏雪林分析鲁迅的“性情与思想”，上来就下断语——鲁迅心理是病态的，苏雪林说鲁迅这人多疑，而且“出乎常情地多疑”， 在谈及鲁迅的“思想”时，苏雪林认为“阴暗空虚”，是一个“虚无哲学者”。在苏雪林眼中，鲁迅是一个难以对付的人。“人家无意得罪他老人家，他可以恨你一辈子。恭维呢，也不行，‘是人家公设的巧计’，‘用精神的枷锁来束缚你的言动的’。”苏雪林在“自序”中坦承“我的那几篇反鲁文字，原来从鲁迅学来，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一辈子运用他那支尖酸刻薄的刀笔，叫别人吃他苦头，我现在也叫这位绍兴师爷吃吃我的苦头，不算不公道吧？”
    说起苏雪林与鲁迅的恩怨，不能不提到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胡适。
    胡适是苏雪林尊敬的师长，苏雪林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地攻击鲁迅，与鲁迅对胡适的态度也有直接的关系。鲁迅曾在文章中骂胡适为“高等华人”、“金元博士”， 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向侵略者“出卖灵魂”等等，但胡适对苏雪林的痛骂鲁迅却给予了规劝，他在给苏雪林的信中写到，“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胡适不仅自己一直没有发表过攻击鲁迅的文章，即使在这封私人通信里，他也只用了“狺狺”一个意气词语，而且着重的还是责备苏氏的“恶腔调”，劝她客观地持平论人，不可谓不高明。
    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对于鲁迅的评价有一个革命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解放后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鲁迅被拔高到了空前的程度，文学界人士多是鲁迅的崇拜者，鲁迅之所是必以为是，鲁迅之所非必以为非，鲁迅的人品、人格、道德评价等问题长期以来更是成了禁区。今天重提现当代文学史上苏雪林与鲁迅之间的恩怨，让我们深深感到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有一个超越政治立场的客观的标准。鲁迅诚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小说家，但对于鲁迅的写作风格、对于鲁迅的作品和人格所蕴涵的全部意义，出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往往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定于一尊的看法常常有失历史评价的客观与公允。我们应该在具有独断性质的政治空气中坚持异端言论和异端精神存在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保有健康的文化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历史评价的客观性、公正性与全面性。鲁迅可不可以骂？当然可以，鲁迅自己也是常骂人的。但骂人要有原因。苏雪林骂鲁迅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都看不出，有人说是因为1928年在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举办的宴会上，苏雪林带着崇拜的热情第一次见到了鲁迅，可鲁迅对她却有些冷待。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花半生的气力去骂一个人，这多少也可以看出苏雪林人格中的“小”来。   
    有人认为，苏雪林嫉恨鲁迅，与当年的女师大有关，或是“因爱生恨”吧，这些臆测都是不足为凭的。骂人也是有方法的，苏雪林是怎样骂鲁迅的呢？她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说：“当上海书业景气的时代，鲁迅个人版税，年达万元。其人表面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腰缠则久已累累。”说鲁迅“匿迹内山书店，治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且闻将以扶桑三岛为终老之地。”把这样的臆测琐屑之事作为骂料实在是无聊。胡适也骂过鲁迅，他认为“凡论一人，总须持平”。胡适说苏雪林这是“不成话”，当在意料之中。
    半生骂鲁迅的苏雪林1999年4月21日102岁的时候，在台湾台南成功大学附设医院病逝，死后很是哀荣，大陆媒体《参考消息》对她也有不低的评价，可以看出人们对她的宽容，毕竟大家并不都如她那样地心胸狭小。（据网载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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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在鲁迅面前谦称“学生”，可见其对鲁迅先生是敬重的。1934年，苏雪林曾在《国闻周报》上发表《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对鲁迅的《阿Q正传》等小说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她说：“鲁迅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还说：“谁都知道鲁迅是新文学界的老资格，过去十年内曾执过文坛牛耳……”苏雪林认为：“鲁迅的小说创作并不多，《呐喊》和《彷徨》是他五四时代到于今的收获。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的地位了。”
    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此时的苏雪林，不仅对鲁迅先生尊重而且崇拜的。但在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后，苏雪林对鲁迅先生的态度却忽然转变，从以前的自称为“学生”而变成不择手段地发起对鲁迅的攻击。曾在文章中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
    除此之外，苏雪林还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骂鲁迅“阴险，多疑，善妒”，“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不近人情，睚眦必报”。她还攻击鲁迅的杂文“文笔尖酸刻薄，无以伦比”、“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 当此时，苏雪林投靠了“党国”，为了“党国”利益，只能牺牲她心目中所尊重、所崇拜的鲁迅了。……（文人朝秦暮楚、趋炎附势，据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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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延安组织的文化战线之大将，也叫左派文人联盟。近代中国人中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蔑视，无出鲁迅之左右者！为什么民国那么多的优秀的学者和文人中，人品和道德最为低劣下贱的鲁迅上了“新中国”的教科书？

    正如民国苏雪林女士三评鲁迅所言：三曰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共产主义传播中国已十余年，根柢颇深固。“九一八”后，强敌披猖，政府态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变，赤化宣传如火之乘风，乃更得势，今日之域中，亦几成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近者全国统一成功，政府威权巩固，国人观感大有转移，左派己身大有没落之忧惧，故于鲁迅之死，极力铺张，无蕲此左翼巨头之印象，深入青年脑海，而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

    “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能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心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谁都知道中国花费巨大牺牲的代价，好容易造成今日统一的局面，仅存的元气，绝不容再受斫伤。反动的势力多酝酿一分，则目前局面的动摇性就增加一分，所以‘鲁迅宗教’的宣传，政府方面是似乎不能坐视。”

    苏雪林表示自己“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以史为鉴，从中国近代几十年的经历，现在看来整个民国乃至现代中国论勇气和慧眼、才情，何人能与民国苏雪林女士相提并论者？

    新中国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鲁迅精神继承者，想当然的给鲁迅披上所谓的“国民性”批判之画皮，不就是因为鲁迅言论成功的掩盖了民国新貌和文化与社会真相，其特有的阴暗扭曲的丑陋心态和悖常理、尖酸刻薄的语言，干的都是流氓无产者想干都干不成的事吗？


    上文来源：

   【原创】： 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劣根性之谬论是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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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丽霞：《送给鲁迅的书－－〈绿天〉》

     提到苏雪林，人们常会想到她对鲁迅的诋毁和辱骂。但少有人知道她曾推崇鲁迅的创作“很合我理想的标准”。尤其少有人知道她还曾把她创作的第一部作品《绿天》赠送给鲁迅。   
    散文集《绿天》1928年3月由北新书局出版。苏雪林说此书的写作是受了章廷谦《月夜》的启发。“我那时也在新婚，便也学着川岛用美文写婚后生活。成了一本书，题名《绿天》。”   
    难怪鲁迅在1928年3月14日写给川岛的信中，提到这本书：“中国文人的私德，实在是好的多，所以公德，也是好的多，一动也不敢动。白璧德…亚诺德，方兴未艾，苏夫人殊不必有杞天之虑也。该女士我大约见过一回，盖即将出‘结婚纪念册’者欤？”“苏夫人”即苏雪林。信中提到的“结婚纪念册”则指《绿天》，该书首页就印有“给建中――我们结婚的纪念”的字样。   
    《绿天》一出版，苏雪林很快就送给了鲁迅。在扉页上用黑色钢笔写了：“鲁迅先生校正学生苏雪林谨赠七、四、一九二八”。版权页的留印处还加盖了“绿漪”朱红印章。不过现在鲁迅博物馆的这部“鲁迅藏书”，毛边，却没有裁开，似乎鲁迅没有读过。实际上“鲁迅藏书”中另有一本，也是毛边，却裁开了，翻过了。是鲁迅特意为保存赠书的原貌，另买来一部阅读呢，还是在苏雪林赠书前就买了一本来阅读了？如果是前者，可见鲁迅对这本书的珍重；是后者，又可见鲁迅关注这本书的热情，因为从书的出版到苏雪林赠书，时间不到一个月。   
    “鲁迅藏书”中还有苏雪林另外两部专著：1927年由北新书局初版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这书出版在《绿天》之前；和1934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的《唐诗概论》，离《绿天》的出版已经七个年头了。足见鲁迅一直关注着《绿天》作者的创作。但这两本书没有作者的题词，鲁迅书账也不见记载。   
    《绿天》出版4个月后，《鲁迅日记》1928年7月7日记有：“午得小峰柬招饮于悦宾楼，同席矛尘、钦文、苏梅、达夫、映霞、玉堂及其夫人并女及侄、小峰及其夫人并侄等。”这至少是他们两人的第二次会面。这一次会面，苏雪林一直记在心里，94岁高龄写《自传》时还写了一笔：“鲁迅对我神情傲慢，我也仅对他点了一下头。”短短一句，苏雪林的感受与心态，却是情见乎词，她一直没能忘怀。   
    鲁迅生前，苏雪林是推崇鲁迅的。1934年11月5日在《国闻周报》上发表《〈阿Ｑ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从思想、艺术各个方面分析了鲁迅的作品。她相当早地概括了阿Ｑ性格的几个鲜明特征：“我以为《阿Ｑ正传》所影射中国民族的劣根性，种类虽多，荦荦大端，则有下列数种：1、卑怯……2、精神胜利法……3、善于投机……4、夸大狂与自尊癖性……”，“此外则‘色情狂’、‘萨满教式的卫道精神’、‘多忌讳’、‘狡猾’、‘愚蠢’、‘贪小利’、‘富幸得心’、‘喜欢凑热闹’、‘糊涂昏暗’、‘麻木不仁’，都切中中国民族的病根，作者以嬉笑之笔出之，其沉痛逾于怒骂”。她分析鲁迅的文字特征：“他文字的异常冷隽，他文字的富于幽默，好像楝果似的愈咀嚼愈有回味，都非寻常作家所能及”，“鲁迅作品用字造句都经过千锤百炼，故具有简洁短峭的特点。”她分析鲁迅的文体：“鲁迅作小说更有一种习惯，当事项进行到极紧张时，他就完全采用旧小说简单的笔调。”“像鲁迅这类文字以旧式小说质朴有力的文体做骨子，又能神而明之加以变化，我觉得很合我理想的标准。”   
    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表白：“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Stylist。”这个人是谁呢？巴人在《鲁迅的创作方法》一文说：“有一位批评家，大概是苏雪林女士吧［？］说鲁迅先生是一位Stylist，鲁迅先生也承认有部分理由”。巴人的推测如果出于苏雪林这篇论文的话，它发表在鲁迅文章一年以后，因而是不确的。是不是还有我没有读到，而巴人见过的文章？1981年版《鲁迅全集》注释说“所指似为黎锦明”，也不能肯定。   
    鲁迅一死，苏雪林就辱骂鲁迅“阴贼，谗刻，多疑，善妒，气量褊狭，复仇心强烈坚韧”。先前表示鲁迅的创作“很合我理想的标准”，现在却变成了“其文笔尖酸刻毒，无与伦比，且回旋缴绕，百变而不穷”，“似此褊狭阴险，多疑善妒之天性，睚眦必报，不近人情之行为，岂唯士林之所寡闻，亦人类之所罕睹”，“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乃至诋毁鲁迅为汉奸。三十年后作《鲁迅传论》更加以扩大和系统化。   
    苏雪林在鲁迅生前死后态度的巨大反差，我想原因大概是：   
    1、政治立场不同。苏雪林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左翼，担心对鲁迅的宣传会动摇国民党的政治根基：“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她在鲁迅去世三十周年所做的《我论鲁迅》一书自序中写到：“人家想必知道苏雪林是反对鲁迅的。‘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事业。但为什么要反，究竟是怎样反法？则好像还没有人能知道清楚。”她旗帜鲜明地表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就是因为忽略了“反鲁”，从而导致共产主义的蔓延。她说：“鲁迅偶像一入台湾，我敢保证：半年内文风丕变，一二年内，全台的知识阶级的心灵，均将屈服于共产主义之下，共匪武力尚未到达台湾，文化战先就奏了极大胜利。假如共匪对台发动攻击，台湾还能保得住吗？”   
    2、矛盾的性格。苏雪林是非常矛盾的人。她与张宝龄的婚姻一直令她不满，但她却能写下《绿天》这样的美文来纪念他们的新婚。到了晚年回忆此事，她也发出许多感慨：“譬如他有事赴北京月余，竟半个字也不给我，我却写了《鸽儿的通信》十余篇。”她与鲁迅的关系也是这样。她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鲁迅作品震撼读者心灵的力量，又惧怕鲁迅的文字会动摇她所极力维护的政府的根基。随着鲁迅的逝世，随着各种纪念活动的展开，她的担忧愈重，以至走向极致，采用恶意攻击的手段，不再具有理性。对她来说这才是最具理性的吧？   
    3、以自我为中心。从《绿天》我们也可看出，苏雪林是一个重自我感受的人。她写爱情，却很少写对方，更多的是她自己的感受，她写景物、写幻象、写寂寞、写思念，围绕的都是自己。像她这样一个敏感的人，鲁迅对她的“傲慢”，是否也构成了她日后“反鲁”的一个因素呢？

        附：苏雪林《绿天》

   亚当和夏娃的地上乐园，真是太令人神往了，数千年来，有着不少口碑来传述它，不少诗歌来咏叹它，不少散文来铺张它，连学习工科，平日对于《圣经》素少寓目的石心，也常常对我说：“我想寻找一区隔绝市嚣，水木清华的地方，建筑一所屋子，不和俗人接见。在那儿，你做夏娃，我便做亚当，岂不好吗？”
    石心的性格原是很孤僻的，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我却颇爱热闹，虽也不喜交际，却爱有几个知心的朋友，互相往还，但对于尘嚣，也同他一样厌恶。因为我的祖父，都是由山野出来的，我也曾在乡村生活过多少时候，我原完全是个自然的孩子啊！
    石心因为职务的关系，住在上海。他每天到远在二三十里外的工厂去工作。早晨六点钟动身，晚上六点钟才得回家，只有星期日方能自由。
    他上工去后，我就把自己关闭在一个又深又窄的天井底，沉沉寂寂，度过我水样的年华。偶然出门在马路上散散步，眼睛里所见的无非工厂烟囱袅袅上升的黑烟，耳朵里所听的无非是隆隆轧轧的电车和摩托卡。我渴想着我从前所爱的花、鸟、云、阳光、绿野……但这些事物不但闪躲着，不和我的实际相接触，连我的梦境里都不来现一现，于是我的心灵，便渐渐陷于枯寂和烦闷之中了。
    我曾读过都德《磨房书札》，最爱《西简先生的小羊》那一篇。咳，现在我也变成这小白羊了，它虽然被系在芳草芊芊的圈子里，受着主人百端爱抚，却永远翘望着那边的崇山峻岭，幻想着那垂枝的青松，清香的野桐花，银色的瀑布，晚风染紫了的秋山，鼻子向着遥天，“咩！”“咩”发出一声声悠长的叫唤。
    某年，即上海为五十年所未有的酷热所燃烧之一年；某月，即秋声和鸿雁同来之一月，我们由上海搬到苏州城里来了。
    起先，石心接着苏州东吴大学的聘书，请他为该大学理科主任，并允许由学校赁给我们屋子一所。那时我们并不知新屋是怎样一个形式，想象那或是几间平房，有一个数丈长宽的庭院，庭中或者还有一二株树，少许的花草；不过这样于我已经很好，我只要不再做天井底的蛙，耳畔不再听见喧闹的车马声，于愿已足，住宅就说狭小一点，外边旷阔清美的景物，是可以补偿这个缺点的。吴城这个文化古城环境的幽静，我也算闻名已久了，所以石心接到聘书之后，心里尚在踌躇不决，我却极力的怂恿。啊，西简先生的小羊已经厌倦了栅和圈，它要毅然投向大自然的怀抱里去了！
    于是石心决定了赴苏州教书的计划。
    我们的行李运去之后，石心先去布置房子，我于第二天带了些零杂用品离开了上海。
    我虽然已在苏州生活过，但对于东吴大学许给我们居住的屋子所在，却弄不明白，我便到景海女师，请校长洛宾孙女士引导我去。
    洛女士是美国人，性情极为和蔼，见我来很高兴；听见石心也来苏州教书，更为欢喜。她请我坐了，请出她朋友沙女士来陪我，又倒给我一杯冰柠檬水。两个钟头在火车里所受的暑热，正使我焦渴呢，喝了那杯水，真感到甘露沁心般的爽快。
    我谈起请她引导去看新居的话，她说：“那屋子很好，我常想住而不可得，你们能够得到这样住所，运气真不错呀！”
    “她们住在这样精雅的屋子里，还羡慕我们的住所，那末，那屋子一定不怎样坏吧。”我心里这样想着。
    喝完冰水后，她和沙女士引我走出学校，逆着刚才我走来的道路，沿着天赐庄河走了十分钟，进了一堵墙，我们便落在一片大空场之中，场中只有一个小茅舍，余无别物。我正在疑惑，洛女士指着屋后一道矮墙和一丛森森的树木对我说：“你们的屋子在这墙里。”
    推开板扉，里面竟有一园，园里有一座虽不精致而极适宜于居住的双幢屋子。
    呀，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走到屋前，石心听见我们的声音，含笑由屋中走出。洛女士和他寒暄了几句话，便作别去了。
    等她出了板扉，我就牵着石心的手，快乐得直跳起来，说道：“有这样一个好园庭给我们住，我简直做梦也没有想到！”
    我们牵着手在园里团团走了一转，这园的景物便都了然在心了。
    园的面积，约有四亩大小，一座坐北朝南，半中半西的屋子，位置于园的后边。屋之前面及左右，长廊团绕，夏季可以招纳凉风，而冬天则可以在廊子上躺着软椅负暄，这一点，可说是最中我意了。
    这园的地势颇低，而且园中杂树蒙密，日光不易穿漏，地上常觉潮湿，所以屋子是架空的。它离地约有六七尺高，看去似乎是楼，其实并不是楼。屋子下面不能住人，只好堆煤，积柴，或者放置不用的家具。
    园中尚有一个丈许高的土墩，登其上，可以眺望墙外广场中青青的草色，和东吴大学附近的那一双秀丽的塔影。
    园中的草似乎多时没人来刈除了，高下杂乱地生长着。草里缠纠着许多牵牛花和茑萝花，猩红万点，映掩浅黄浓绿间，画出新秋的诗意。还有白的雏菊，黄的红的大理花，繁星似的金钱菊，丹砂似的鸡冠，都在荒园里争妍斗艳。秋花不似春花：桃李的○华，牡丹芍药的富丽，不过给人以温馨之感，你想于温馨之外，更领略一种清健的韵致，幽峭的情绪么？那末，你应当认识秋花。
    讲到树，最可爱的莫如那几株榆树了，树干臃肿丑怪，大皆合抱，有如图画中所画的古木。青苔覆足，长春藤密密蒙盖了一身，测其高寿，至少都在一两百岁以上。西边一株榆树已经枯死了，紫藤花一株，攀附其根，蜿蜒而上，到了树巅，忽又倒挂下来，变成渴蛟饮涧的姿势。可惜未到春天，藤花还没有开，不然，绿云堆里，香雪霏霏，手执一卷，坐于树下，真如置身华严世界中呢。
    有一株双叉的榆树最高。天空里闲荡的白云，结着伴儿常在树梢头游来游去，树儿伸出带瘿的突兀的瘦臂，向空奋�迹�似乎想攫住它们，云儿却也乖巧，只不即不离地在树顶上游行，不和它的指端相触；这样撩拨得树儿更加愤怒：臂伸得更长，好像要把青天抓破！
    春风带了新绿来，阳光又抱着树枝接吻，老树的心也温柔了。它抛开了那些顽皮讨厌的云儿，也来和自然嬉戏了。你看，它有时童心发作，将清风招来密叶里，整天缥缈地奏出仙乐般声音。它又拼命使自己叶儿茂盛，苍翠的颜色，好像一层层的绿波，我们的屋子便完全浸在空翠之中。在树下仰头一望，那一片明净如雨后湖光的秋天，也几乎看不见了。呀，天也给它们涂绿了。绿天深处，我们真个在绿天深处！
    “这园子虽荒凉，却富有野趣”，石心笑着对我说道，“要是隔壁没有别人搬来，便也可以算做我们俩的地上乐园了啦！”
    我没回答他的话，只注视着那些大榆树，眼前仿佛涌现了一个幻象。
    杲杲秋阳，忽然变得眩目地强烈，似乎是赤道一带的日光。满园的树木，也像经了魔杖的指点，全改了模样：梧桐亭亭直上，变成热带的棕榈，扇形大叶，动摇微风中，筛下满地的日影。榆树也化成参天拔地的大香木，满树缀着大朵的红花，垂着累累如宝石如珊瑚的果实。空气中香气蓊勃，非檀非麝，闻之只令人陶然欲醉而已。
    长尾的猴儿，在树梢头窜来窜去，轻捷如飞。有时用臂钩着树枝，将身子悬在空中，晃晃荡荡地打秋千顽耍。骄傲的孔雀，展开它们锦屏风般的大尾，带着催眠的节拍，徐徐打旋，在向它们的情侣献着殷勤。红嘴绿毛的鹦鹉和各色各样的珍禽异鸟，穿梭般在树叶间飞来飞去，悠扬宛转的歌声使整个静穆空间为之震颤。
    树下还有许多野兽呢，但它们都驯扰不惊，亲睦无猜，像是一个家庭里长大的。毛鬣壮丽的狮子却抱着小绵羊睡觉。长颈鹿静悄悄地在数丈高的树梢，摘食新鲜叶儿，摆出一副哲学家的神气。金钱豹和梅花鹿在林中竞走。白象用鼻子汲取河水，仰天喷射，做出一股奇异的喷泉，引得河马们，张开阔口，哈哈大笑。
    这里没有所谓害人的东西，凶恶的鳄鱼懒洋洋地躺在河边，在做着它们的沙漠之梦。一条条红绿斑斓的蛇，并不想噬人，也不想劝人偷吃什么智慧之果，只悠闲地蟠绕树上，有时也吱吱地唱着它们蛇的曲儿。那声音悠长、幽抑，如洞箫之咽风。响尾蛇则摇着尾巴，发出咚咚的鼓声，像是按和着节拍。
    这里的空气，是鸿镑开辟以来的清气。它尚未经过闹市红尘的溷浊，也没有经过潘都拉箱中虫翅的扰乱，所以是这样新鲜，这样澄洁，包孕着永久的和平、快乐、和壮严灿烂的将来。
    树木深处，瀑布像月光般静静地泻下。小溪儿带着沿途野花野草的新消息，不知流到什么地方去。朝阴夕晖，气象变化，林中的光景，也就时刻不同：时而包裹在七色的虹霓光中，时而隐现于银纱的薄雾里……
    流泉之畔，隐约有一男一女在那里闲步。这就是人类的元祖，天主用黄土抟成的人，地上乐园的管领者。…………………………………
    “你又痴痴儿地在想什么呢？我们的屋子还没有收拾妥帖，进去吧。”石心用手在我肩上一拍，啊，一切的幻象都消失了，我们依然置身于这红尘世界里！
    但是，世上哪有什么真的幸福，我们又何妨就把这个庭院当做我们的地上乐园呢？
    一切我们过去心灵上的创痕，一切时代的烦闷，一切将来世途上不可避免的苦恼，都请不要闯进这个乐园来，让我们暂时做个和和平平的好梦。这不是什么过奢的愿望，我想命运之神是可以垂允的吧？
    乌鸦，休吐你的不祥之言，画眉快奏你的新婚之曲。
    祝福，地上的乐园。祝福，园中的万物。祝福，这绿天深处的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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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邦良：苏雪林攻击鲁迅的背后


一


　　厉梅先生〈苏雪林的两种姿态〉（刊《书屋》2005年第六期），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分析苏雪林的扬胡抑鲁，立意颇新。但我认为，由于文中几个关键材料不可靠，该文的观点不能令人信服。


　　该文说：“苏雪林的童年是一很好的体现，她像男孩子一样淘气好动，讨厌憎恨祖母，和父亲关系淡漠，唯一的温暖来自任劳任怨的母亲。”据我所知，苏雪林和父亲的关系并不淡漠。


　　在此文的另一处，厉梅写道：


　　“按照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理论来看，男孩和女孩在俄狄浦斯阶段前期对母亲都有一种眷恋和占为己有的欲望。但随着父亲角色的介入，男孩会压抑下自己的欲望，认同父亲所代表的符号秩序，女孩一般也会倾向于父亲一边，或者把兴趣投向与父亲一样的男子，也就是形成她们对异性的爱恋。对苏雪林来说，在父亲膝下承欢的记忆几乎没有，如她所说，甚至一听到父亲的声音，就会躲藏起来。她父亲不近人情的形象，首先割断了她向这个父亲秩序的靠拢，其次使她对这个秩序的冷漠、灰暗、堕落、萎靡产生畏惧和反感。


　　而鲁迅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父亲，他在文学界和青年群体之间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在此前，苏雪林是想把鲁迅当作一位父亲来尊重的，但没有想到受到了后者的冷遇，只好将此事压抑下来，但不平之心总是潜伏的。”


　　首先，我认为，苏雪林的父亲并非如厉梅所说那样“不近人情”，苏雪林确实说过“我们只觉得父亲威严可畏，从来不敢和他亲近，甚至一听见他的声音，便躲藏起来”的话，但那是指苏雪林的幼年，待她“稍懂人事”开始读书后，父亲对她的态度已经完全变了。


　　“父亲自山东回来，闲住祖父县署约一年，对我始渐加注意。他见我受私塾教育不及二年，居然能读《聊斋志异》和当时风行的林译小说，并且能胡诌一些五七言绝句，大为惊异，想加意培植。他每日拨出一二点钟的光阴，亲教大姐和我的书。古文用的是《古文观止》，诗歌用的《唐诗三百首》，后又加《古诗源》。他见我好读林译，凡有林译出版，便买了给我。记得《红礁画桨录》、《橡湖仙影》、《迦茵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录》、《十字军英雄记》都是那时读的。他见我好画，又买了若干珂罗版的名家山水，后来还买了一部吴友如的画谱。他对我益处最大的是，给我买了一部附有注解的《小仓山房诗集》。以后他又替我买了《杜诗镜诠》以及唐宋各名家诗集，我之为诗乃渐有进境。”【1】


　　这样的父亲难道是“不近人情的形象”？事实上，如果没有父亲的理解和支持，苏雪林既不可能去安庆女子师范读书，更不可能出国留学。当苏雪林准备留洋时，连母亲都不敢告诉，却告诉了父亲，而父亲尽管不放心她远行，但对她的求学要求给予了理解和支持。


　　父亲在他每天坐的太师椅子上坐了下去，轻声地说：“我没有怪罪你的意思。只是感到有些突然，不知第一年的学膳费加上旅费要多少钱？”


　　“爸，我知道家里经济不宽裕，这让你为难了，我刚说过，我可以放弃这次机会，等我工作后慢慢积蓄，再考虑留学的事。”


　　“你今年二十五岁了，年龄不饶人哪！再等你工作几年，不就成老姑娘了。你夫婿已留学美国，过两年他就要回来，你却又要出去，你们何时才能成家呦？这可是终生大事，你既然考上了，就得去，我不会让你放弃的。表叔说得对，考上留洋，可是个大喜事，小妹，你就别乱想了，你只用告诉我，这一年的学费膳食费加旅费，六百块大洋够不够？”【2】


　　即使放在当代，这样的父亲也算开明的吧。这个开明父亲的形象绝不可能如厉梅所说“首先割断了她向这个父亲秩序的靠拢，其次使她对这个秩序的冷漠、灰暗、堕落、萎靡产生畏惧和反感。”事实上，在苏雪林的文章里，她一再写出了父亲的慈爱，吐露了对父亲的深切的怀念。“父亲对儿女，慈爱日深。他见我能诌几首诗，能画几笔划，更另眼相看，常说：‘小梅是我家的不栉进士，她似禀有异才，前途不可限量。’于是逢人即夸，竟把我说成道蕴复出，清照第二，这也不过是他老人家‘誉儿癖’太强，实际我又何尝能如他称许之万一？”【3】


　　其次，即便情况真如厉梅所说的那样，苏雪林因幼年缺少父爱，成年后想找一位合适的对象“当作一位父亲来尊重”，那她显然会选择温和的胡适，而不会选择激进的鲁迅。我们知道，胡适是苏雪林的大学老师，且苏雪林对这位老师十分崇敬。


　　我之崇敬胡先生并不完全由于同乡关系，所以这一层可以撇开不谈。


　　说到师生关系，也很浅。我只受过胡先生一年的教诲。那便是民国八年秋，我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系的事。胡先生在我们班上教中国哲学，用的课本便是他写的那本《中国哲学史》上卷。……他那时声名正盛，每逢他来上课，别班同学有许多来旁听，连我们的监学、舍监及其它女职员都端只凳子坐在后面。一间教室容纳不下，将毗连图书室的扇塥打开，黑压压地一堂人，鸦雀无声，聚精会神，倾听这位大师沉着有力、音节则潺潺如清泉非常悦耳的演讲，有时说句幽默的话，风趣横生，引起全堂哗然一笑，但立刻又沉寂下去，谁都不忍忽略胡先生的只词词组。因为听胡先生讲话，不但是心灵莫大的享受，也是耳朵莫大的享受。【4】


　　当时的胡适，是留洋博士，北大名师，光彩照人，声名显赫，倘“缺少父爱”的苏雪林想找个合适的对象“当作一位父亲来尊重”，那胡适简直是不二人选。何况胡适对苏雪林（当时还叫苏梅）也青睐有加，曾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帮她打赢了平生第一次笔仗。


　　1921年，还是女高师二年级学生的苏雪林在《女子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狠批北大学生谢楚桢的《白话诗研究集》，由于苏雪林此文“文字厉害得像刀剑一般犀利”，引起了谢楚桢支持者们的极为愤慨。有位支持者化名“右”写了篇〈呜呼苏梅〉刊发在《京报》上，此文语言同样犀利无比，刺得苏雪林不敢做声。后有人指出，“右”即该书编辑之一易家钺，随即又有八位京城名流在《京报》刊发〈启示〉为易家钺开脱。胡适看到了这则启示，很不满，就也给《晨报》写了〈启示〉，要求这八位名流拿出否定作者是易家钺的证据。胡适这则〈启示〉刊出后，同情支持苏雪林的文章多了起来，易家钺在京城待不下去，只得去了上海。胡适的一则〈启示〉，就四两拨千金般让苏雪林反败为胜。近水楼台先得月，有胡适这样的恩师在侧，苏雪林理所当然会将其视为精神之父，又何必舍近求远“想把鲁迅当作一位父亲来尊重”？


　　“在此前，苏雪林是想把鲁迅当作一位父亲来尊重的，但没有想到受到了后者的冷遇，只好将此事压抑下来，但不平之心总是潜伏的。”这里所说的“冷遇”是指1928年7月，在一次宴会上，鲁迅没怎么理睬苏雪林。而厉梅在文章里又写道：“苏雪林和鲁迅的一次很鲜明的冲突还发生在女师大杨荫榆的事件上。鲁迅支持学生运动，对她的学生刘和珍等人在此风波中的牺牲极为悲痛；而从苏雪林的自传中，可以看出她对杨荫榆是非常尊敬的。”我们知道，女师大风潮发生在1924年，也就是说，苏雪林和鲁迅1924年就有了“鲜明的冲突”，那么。1928年的被冷遇不也就很正常了吗？另外，既然苏雪林崇敬胡适，尊敬杨荫榆，敬重陈源，那她怎么可能“想把鲁迅当作一位父亲来尊重”呢？不错，鲁迅确实“在文学界和青年群体之间具有巨大的号召力”，但为鲁迅所感召的往往是来自底层的激进的左翼的文学青年，如萧军、萧红、叶紫、柔石等，而为鲁迅所感召的青年又有谁会尊敬杨荫榆、敬佩陈源？鲁迅和这二人分属两个截然对立的阵营，势同水火，所以，除非苏雪林分身有术，否则决无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阵营中。


　　看来，厉梅太想把苏雪林这只“鸟”塞入弗洛伊德的“笼子”里，所以，不得不对材料做一番手脚，但既然材料不真实，进入笼中的那只“鸟”也就成了虚拟的幻象。


　　二


　　我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苏雪林童年缺少父爱，也没有证据表明苏雪林曾经“想把鲁迅当作一位父亲来尊重”，至于因为一次宴会上被冷遇，就把精神之父视为精神之仇，更是无稽之谈。事实上，苏雪林在晚年也否定了这种说法。著名鲁迅研究家陈漱渝在访问苏雪林时问她：“为什么要对鲁迅取激烈攻击的态度呢？”苏雪林回答：“有人说，我之所以攻击鲁迅，是因为我单相思，爱而不得转为恨。这是没有根据的。”【5】


　　我认为，苏雪林激烈攻击鲁迅与她对胡适的过分崇拜有关。


　　前文说过，苏雪林初出道时就曾得到过胡适的鼎立相助，后来的苏雪林一直视胡适为恩师，而这位恩师也对这位女弟子关爱有加，每每在关键时刻，援之以手。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


　　1958年4月，胡适从美国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59年初，他深感台湾大专院校教授薪水太低，便与政府相商，设立“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给研究科学者以高于教授薪水的津贴，其中有文教组委员十数个名额。苏雪林得知此事后，立即给胡适写信，表示想申请参加文教组的愿望，随信附上近3000字的申报屈赋研究的内容提要。胡适看了这份提要，对苏雪林研究屈赋的方法很不赞成，但他还是帮了苏雪林的忙，使她的研究员申请批准了。


　　“不久她的研究员申请批准了，她交去了一篇25万字的《天问疏证》。看来她的老师虽然也不赞成她研究屈赋的路径，但还是对她的研究表示出了同情和偏袒之心，后来她才知道，胡老师在了解到中院的徐芸书和杨希牧两位老先生赞成她的屈赋新说后，为了她的论文能通过，就把她的论文交给他俩审阅，他曾对她的一位朋友说，徐、杨二人对苏雪林的论文，非常同情，非他二人审阅，恐难得以通过。去年她的论文得以顺利通过，得感谢胡老师。”【6】


　　苏雪林一直把胡适视为恩人，视为命中贵人，久而久之，这个命中贵人就演变成了圣人。


　　“我对于当代学人，其该钦敬者我亦予以适当的钦敬，对于胡大师竟由钦敬而至于崇拜的地步，常称他为‘现代圣人’，其实胡氏生前，他的朋友及学生便背地里喊他为‘胡圣人’了。我们中国人把圣字看得太重大，只有孔子一人称为‘大成至圣’，孟子只好称为‘亚圣’。……我以为程、张、朱、陆及王阳明是可以称为圣人的，称胡适之先生为圣也是丝毫不嫌其过分的。”【7】


　　苏雪林曾经痛骂过胡适的弟子唐德刚，就是因为唐德刚没有把胡适当圣人。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曾说：


　　胡先生是一位十分可爱的老人家。他不是官僚，他更不会摆出什么大师或学者的姿态来装腔作势。他也没有‘荷兰大叔’的怪脾气。他和普通人一样地有喜有怒，其喜怒的对象也不一定正确。一个人喜怒的对象如果太正确，那这个人一定不近人情，而胡先生却是最近人情的“人”。


　　胡适不是什么超人，更不是什么完人或圣人。这“人”字上面的一些形容辞，原都是一批道学先生或性好阿谀的文人杜撰出来的。慈禧太后一个老太婆就占用了十六个字。胡适的伟大，就伟大在他的不伟大。【8】


　　胡适是苏雪林心目中的“圣人”，他当然不能容忍唐德刚说“胡适的伟大，就伟大在他的不伟大”。


　　苏雪林崇拜胡适，是把胡适当恩人而非思想家来崇拜的。胡适的思想，苏雪林不懂所以也就拒不接受。胡适曾给苏雪林上过课，但苏雪林根本听不懂。


　　“胡先生在我们班上教中国哲学，用的课本便是他写的那本《中国哲学史》上卷。我的头脑近文学不近哲学，一听抽象名词便头痛。胡先生那本哲学史所讲孔孟老墨，本为我们所熟知，倒也不觉烦难，不过当他讲到墨经所谓墨辩六篇，我便不大听得进了。再讲到名家坚白同异之辩，又《庄子》天下篇所学二十一例，更似懂非懂了。”

金川诗歌

胡适在晚年写过一篇〈容忍与自由〉，在此文中，胡适谆谆告诫人们要学会容忍。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上帝自己的说话，还会错吗？为上帝的光荣作战，还会错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我的意见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当然都是“魔鬼的教条”了。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们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9】


　　如果苏雪林能读懂胡适这段话，养成“容忍‘异己’的雅量”，那她还会那么激烈地攻击鲁迅吗？事实上，对于苏雪林的攻击鲁讯，胡适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但她拒不接受，一意孤行，仍变本加厉地攻击鲁迅。


　　另外，对于胡适给予的学术上的指导，苏雪林也不接受。胡适不赞成苏雪林研究屈赋的方法，要她按照王静安的严谨方法来研究，而她对胡适的回答是：她不愿走别人的研究路径，她已经找到了一条正确的研究屈赋之路，不会因为得不到他人的承认而放弃的。苏雪林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在胡适看来更是错漏百出，不堪卒读。出于关心，胡适又给苏雪林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在信里，胡适说：“你依据那部赶忙钞写卖钱而绝未经校勘修改的《庚辰脂砚斋评本》，就下了许多严厉的批评，──我觉得是最不幸的事。曹雪芹残稿的坏钞本，是只可以供我们考据家作‘本子’比堪的数据，不是供我们文学批评眼光来批评咒骂的。我们看了这种残稿劣钞，只应该哀怜曹雪芹的大不幸，他的残稿里无数小疵病都只应该引起素来富有同情心的无限悲哀。雪林，我的话没错吧！你没有做过比勘本子的工夫，你就不适宜做这种文字，你哪有资格说这样武断的话？我劝你不要轻易写谈《红楼梦》的文字了。你就听老师的好心话吧！”【10】


　　为了让苏雪林接受自己的建议，胡适不惜采取哀求的语调，可谓苦口婆心到了极点。苏雪林对胡适的看法仍然不以为然，但她也知道胡适说这番话确实是为她好，所以，才看在恩师的面子上十二万分不情愿地接受了老师的批评，放弃了对《红楼梦》的研究。


　　看来，苏雪林对胡适的崇拜完全是盲目的，她不理解胡适的思想，也不知道胡适的伟大究竟表现在那个方面，她只知道胡适是自己的恩人，是真心对自己好。


　　苏雪林把胡适当作了圣人，她当然不同意唐德刚对胡适的理性而中肯的评价。当她把胡适当神来崇拜时，她当然不愿意看到有另一尊“神”的出现。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鲁迅之死会给苏雪林如此大的刺激，从而使她在文章里忘乎所以毫无顾忌的大骂鲁迅。鲁迅去世后，各界群众自发悼念鲁迅的场面隆重而空前。如此场面使苏雪林悲哀地意识到，在大众心目中，真正的“神”是鲁迅而不是她所崇拜的胡适。不甘服输的苏雪林恼羞成怒之际，只好拿起笔，痛诋他人心目中的“偶像”──鲁迅。


　　鲁迅去世后，苏雪林曾在朋友面前说：“这悲声，这震撼，就像天外突然飞来一颗行星，撞碎了我们的月亮，又好像太平洋一夜间突然干涸见了底那样惊慌不已了吆。”【11】


　　在一篇文章的开头，苏雪林写道：“近来文坛巨匠鲁迅先生死了。报章杂志，这儿也在悼鲁迅，那儿也在哭鲁迅，拉拉杂杂，如火如荼，似乎比什么绥东战讯、华北危急，还来得热闹而紧张。不但害得一般前进的崇拜鲁迅而其实未读鲁迅一行之书的青年，痛哭流涕，如丧考妣；便是我这样落伍的中年也给闹得中心摇摇，不可终日。”【12】


　　大众的“惊慌不已”充分证明了鲁迅在中国文化界、思想界的地位之高是任何人都难以企及的，这对把胡适当神来崇拜的苏雪林显然是致命一击；而大众对鲁迅的爱戴和崇敬更是让苏雪林“中心摇摇，不可终日”。此时，如果她不通过笔，通过骂鲁迅，又如何宣泄内心的愤懑、恼火、屈辱呢？


　　在〈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中，苏雪林也特别提到“关于取缔鲁迅宗教宣传的问题”：


　　第四是关于取缔鲁迅宗教宣传的问题。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


　　本来，不管是鲁迅还是胡适都不应该被捧为“偶像”，都不应该被尊为“神”，但苏雪林反感他人捧鲁迅，却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因为她觉得别人的“偶像”鲁迅之风头盖过了自己的“偶像”胡适，换句话说，既然她把胡适当作神，她又如何能容忍他人把鲁迅当作更大的“神”呢？苏雪林在鲁迅死后开始攻击鲁迅，部分原因在此。


　　三


　　苏雪林从鲁迅去世时开始攻击鲁迅，一直攻击到她死。其攻击鲁迅的文字尖刻、阴毒，往往到了如胡适所云“尤不成话”的地步。如下面这段：


　　叫我来评判鲁迅，很简单，三段话便可概括：鲁迅的人格，是渺小，渺小，第三个渺小；鲁迅的性情是凶恶，凶恶，第三个凶恶；鲁迅的行为是卑劣，卑劣，第三个卑劣。更以一言概括之，是个连起码的“人”的资格都够不着的脚色。【13】


　　苏雪林在攻击鲁迅时往往还显得义正词严。一次，谈及鲁迅的杂文，她说：“又此之外，则为十几个杂感集，没有一篇不骂人，没有一篇不暴露他自己的劣根性，丑嘴脸，我那几篇反鲁文字，原来是从鲁迅学来的，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一辈子运用他那尖酸刻薄的刀笔，叫别人吃他苦头，我现在也叫这位绍兴爷吃吃我的苦头，不算不公道吧？”【14】


　　如果鲁迅活着时，苏雪林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我当然要佩服苏雪林“太岁头上动土”的勇气，而现在鲁迅去世了，苏雪林的文章再刻薄，也只能显示她自己做人的不厚道，却无法使地下的鲁迅吃苦头了。因为文章是给活人看的。


　　其实，苏雪林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她知道连陈源、梁实秋这样显赫一时的名流都不是鲁迅的对手，像她这样羽翼未丰的文学青年，向鲁迅挑战，无异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所以，鲁迅在世时，她不仅没有攻击鲁迅，反而大写肉麻文字吹捧鲁迅。


　　苏雪林曾说，她在女师大风潮中和鲁迅就有冲突，在1928年的一次宴会上因遭到鲁迅的冷遇而改变了对鲁迅的看法。这些都是遮人耳目的自说自话。事实上，就在1928年，苏雪林还赠给鲁迅一本刚出版的散文集《绿天》，上面题款是：“鲁迅先生教正学生苏雪林谨赠7，4，1928年。”【15】迟至1934年，苏雪林还发表一篇文章〈《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对鲁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鲁迅的小说创作并不多，《吶喊》和《彷徨》是他五四时代到于今的收获。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的地位了。……谁都知道鲁迅是新文学界的老资格，过去十年内曾执过文坛牛耳，……好书不厌百回读，好文字也不厌百回评，只要各人有各人自己的意见，就是浅薄，也不妨倾吐一下。”【16】态度诚恳而谦逊，与那个不遗余力攻击鲁迅的苏雪林简直判若两人。


　　很明显，苏雪林对鲁迅的作品是下过一番工夫的，她对鲁迅作品的分析是十分深入的，如对《阿Q正传》所揭示的民族劣根性，苏雪林就做了颇为精当的概括：“一、卑怯，二、精神胜利法，三、善于投机，四、夸大狂自尊癖性。”不过，我认为，自鲁迅去世后，当苏雪林开始一而再再而三攻击鲁迅时，她恰恰暴露了她身上的“卑怯”、“精神胜利法”、“善于投机”。


　　鲁迅活着时，苏雪林又是赠书，又是大写颂扬文章，其目的当然是希望鲁迅能在文章里稍稍“提携”她一下，这样，她就鲤鱼跳龙门身价倍增了；而鲁迅去世后，她知道鲁迅已无利用价值，便掉转笔头，大加挞伐，这不是“善于投机”又是什么？


　　苏雪林好斗，每每会挑起笔仗；苏雪林又很怯懦，往往第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学生时代，她因为批评谢楚桢的《白话诗研究集》而惹火烧身，当有人以〈呜呼苏梅〉来反击时，她竟惊慌失措，不敢做声，后来是胡适帮她挽回了面子。尽管如此，受到刺激的她还是不敢留在这是非之地，找个借口，溜了。


　　1959年，苏雪林又撰文对台湾象征诗大加批评。文字火药味十足。


　　“新诗园地所选刊的一些青年学生的诗作，其中竟有许多离奇古怪、莫名其妙的作品，害得这些青年趾高气扬，俨然以诗人自命，受人‘挑剔’，便写匿名信来辱骂。青年何足责，实在是操新诗选者害了他们。”“总之，我自论李金发诗起，到敬答覃子豪先生一文止，所抨击的都是充斥各报刊的一些‘不长进’青年的诗作，并没有侵犯覃子豪先生半句，覃先生也承认自己不属于象征诗派，他的误会似乎太多余了吧？那些‘不长进’青年的作品，无论怎样也不能说是诗，用巫婆蛊词、道士咒语、盗匪切口来比喻，原是百分之百的事实，怎么说是漫骂呢？”【17】


　　覃子豪、余光中等人对苏雪林的文章作了有力的回击，而她在挑起笔战后却再也无胆量回应，只得偃旗息鼓、草草收兵。


　　胡适去世后，苏雪林因一篇〈悼大师，话往事〉引爆了她和文史论家、作家刘心皇的笔仗。这一回，苏雪林遇到了劲敌，她出口不逊，对方是满嘴粗口，她有泼妇骂街的本领，对方有青皮无赖的招数。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斗。


　　寒爵、刘心皇与之继续论战，使这场论战经历了从文学意义上的批评，到政治上的揭发和思想意义上的算旧帐，再到政治斗争的总抨击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刘心皇对苏雪林的人品文品进行了极大的污蔑，他在一篇文章中用了〈丑恶的魔鬼〉这样的小标题，在这个小标题下面，列举了她曾在文章中骂过的人，说她毒骂过罗敦伟、易君左、胡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陈独秀、李金发、孟子、曹雪芹、寒爵、刘心皇、作协、青年、国家、祖母、父亲、丈夫。说她是个恶魔，从古骂到今，从政治家骂到文学家，从毒骂祖母、父亲，骂到丈夫，还列举了很多牵强附会的例证，罗织很多罪名。苏雪林也不示弱，在气愤不过时，竟使出泼妇骂街的姿态，对敌破口大骂，揭发敌方隐私，讥讽其人格，语言幽默犀利。他们的目标早已偏离了文学争论的范畴，而是利用学术讨论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上纲上线，都想从政治上击倒对方，维护自己的文坛地位，保住自身的既得利益。


　　当苏雪林得知刘心皇要把与之论战的文章结集出版，题为《文坛往事辩伪》一书发行，她除了到处找文艺界有声望的朋友去力加劝阻，邀请台湾警备司令部的政治部副主任朱介凡去劝告刘心皇罢手，还上告警察部门。可刘心皇就是要一意孤行，不肯接受劝告，决定自费出版发行《文坛往事辩伪》一书，以实现其一心要整倒苏雪林的目的。苏雪林写文以死呼救：“文化舆论界再不有所表示，我生死危在旦夕矣！”她说的死，是指要被刘心皇活活气死，也是说被他骂死。她希望有人出来帮她说话。【18】


　　请警察帮忙，以寻死威胁，除了证明自己的怯懦，自然于事无补。刘心皇出版了他的书，而苏雪林只能再次选择落荒而逃。苏雪林每次挑起笔战，几乎无一例外地铩羽而归，压抑的火气只能发泄在已故的鲁迅身上。尽管苏雪林攻击鲁迅，也遭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回击，但鲁迅到底不能死而复生给苏雪林以致命一击。久而久之，苏雪林渐渐陶醉在一厢情愿、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中难以自拔。发泄的快感是有瘾的，一旦染上，想戒掉谈何容易！这是鲁迅死后，苏雪林一再攻击鲁迅的原因之一。

金川诗歌

苏雪林曾污蔑鲁迅心理变态。“鲁迅心理具有十分病态。他颇像外国一种猎犬，咬住人砍下它的头还不肯放。他最爱说‘复仇’二字……鲁迅骂‘陈源教授’足足骂了十年，一直骂到自己进了棺材才罢。这样不近人情之事，实为古今中外文坛罕有之例。”【19】我认为，鲁迅生前一直骂“陈源教授”，恰恰体现了一种韧的战斗精神。鲁迅骂“陈源教授”时，“陈源教授”活得好好的，只要愿意，他随时可以反戈一击，至于理屈词穷，不敢回应，那自当别论。而苏雪林明知鲁迅无法死而复生，不能以其特有的“匕首”、“投枪”般的文章回击自己，才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攻击鲁迅，才是真正的“不近人情”，才是真正的“心理具有十分病态”。


　　鲁迅在〈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中说：“况且即是笔战，就也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演义》式的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式的战法了。”


　　我想，鲁迅正因为擅长“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而所向披靡，苏雪林的特长是“一味鼓噪”，是“‘阿Q’式的战法”，所以，也能在攻击已故鲁迅时，洋洋自得，“自以为胜利”。


　　苏雪林因为崇拜胡适，而看不得大众把鲁迅当作文化界领袖；又因为在笔仗中屡战屡败，所以不得不把一腔火气发在死者身上；既然死者不能从坟墓里反击自己，苏雪林就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打赢了这次笔仗，于是，便在阿Q式的精神胜利里飘飘欲仙。苏雪林从鲁迅去世后开始攻击鲁迅，且一发不可收的根本原因，就在以上三个方面。


　　苏雪林攻击死后的鲁迅，是她一生凭借一己之力，“打赢”的唯一一次笔战。这是一次耐人寻味的“胜利”。或许可以用海明威的一部小说来概括苏雪林的“胜利”：《胜利者一无所获》。


　　注释


　　【1】 蘇雪林：《蘇雪林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第165、199、202、310頁。


　　【2】 石楠：《另類才女蘇雪林》，東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50、172、291、298-299、318頁。


　　【3】 同注【1】。


　　【4】 同注【1】。


　　【5】 王錫榮：《魯迅生平疑案》，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66-367、369、373、378、381-382頁。


　　【6】 同注【2】。


　　【7】 同注【1】。


　　【8】 唐德剛：《胡適雜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12頁。


　　【9】 徐中玉主編：《大學語文》，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67頁。


　　【10】 同注【2】。


　　【11】 同注【2】。


　　【12】 同注【5】。


　　【13】 同注【5】。


　　【14】 同注【5】。


　　【15】 同注【5】。


　　【16】 同注【5】。


　　【17】 同注【2】。


　　【18】 同注【2】。


　　【19】 同注【5】。
  

金川诗歌

苏雪林与鲁迅的“半生缘”

女作家苏雪林一生有两个特别之处：一是高寿，她从1897年一直活到了1999年；二是反鲁，苏雪林素有“骂鲁第一人”之称，她自己也曾说过：“‘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的事业。”

    苏雪林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先后在东吴大学和沪江大学任教，出版了学术专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散文集《绿天》以及长篇自传体小说《棘心》，赢得了许多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注目，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苏雪林与鲁迅有了接触,但也不是很密切，据鲁迅书信和日记记载，两人大概见过两次面。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11月12日，苏雪林写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揭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在致蔡元培的信里，苏雪林对鲁迅颇多指责，言辞之激烈，令人叹为观止：

    鲁迅之为人，又复好谄成癖，依傍门墙者，揣其意旨，争进谀辞，所谓“青年导师”、“思想界权威”、“革命斗士”、“民族解放战士”、“中国肖伯纳”、“中国高尔基”、“东方尼采”各种徽号，不可以屈指数。

    与此同时，苏雪林还给早年的老师胡适写了一封信，要求借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一角，发表批判鲁迅的文字。胡适是个宽厚的人，他给苏雪林复了一封长长的信，对这位昔日的女弟子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和劝诫。但苏雪林没有听进胡适的意见，又相继撰写了一系列批判文章，对鲁迅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

    1949年后，苏雪林先后在台湾师范大学和国立成功大学任教。1966年，苏雪林将自己半生“反鲁”的主要文章结集出版，定名为《我论鲁迅》。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在《我论鲁迅》中得到了最系统、最淋漓尽致的表现，这本书可以说是苏雪林“反鲁”的一个总结。据说该书出版时，苏雪林称这是她“半生的‘反鲁’事业，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

    然而苏雪林最终还是未能停住“反鲁”的脚步。

    1988年，已逾九十高龄的苏雪林又作惊人之语，《香港月刊》第11期发表了她的《大陆刮起反鲁风》。文章爆料说：“据最近的太阳报，有李石城所撰《鲁迅召妓引起轰动》一文，言有人在鲁迅日记发现一则小记事‘某月某日，召妓发泄’，有个读者便惊叫起来，说道：‘原来鲁迅是这样下流！看他外表像孔老二，居然也搞起玩妓女的事。’又有一个读者说：‘鲁迅不是一个完人，因为他生活作风不正派。’”

    苏雪林对鲁迅为什么如此仇恨，以至耗用半生的时光对其进行口诛笔伐？

    说法很多，有人说鲁迅曾经冷落过她，苏雪林自己在《关于我的荣与辱》一文中也证实了此说：

    有一回上海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先生为联欢起见，宴请曾在他书店出书的文人，鲁迅与林语堂先生齐出席，我亦敬陪末座。我对鲁迅固极冷淡，他对我也昂头天外，不屑理睬。

    对于李小峰召集的这次聚会，郁达夫在日记中也有记录：“中午北新书局宴客，有杭州来钦文，川岛等及鲁迅、林语堂夫妇。席间遇绿漪（苏雪林笔名）女士，新自法国来，是一本小品文的著者，文思清新，大有冰心女士的风趣。”

    据说苏雪林到时客人大多到了，当时她的《绿天》刚刚出版，在文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所以大家对她都十分热情，赞美有加。但当主人把苏雪林介绍给鲁迅时，也许是对她的姗姗来迟有些看法，或者出于其他什么原因，鲁迅既没有与她握手，也没有寒暄，只是冷淡地点了点头。这个小插曲让苏雪林非常尴尬，也让大家感到有些意外。

    其实被鲁迅冷落只是个引子，最令苏雪林反感的是鲁迅对杨荫榆（曾任北京女师大校长）、胡适等人的攻击。她与杨、胡两人私谊甚笃，情感上自然就站在他们一边，对鲁迅反感也是必然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苏、鲁结怨的主要原因。

    关于苏雪林反鲁，还有一种比较新奇，也比较有趣的说法，此说出自房向东先生的《鲁迅：最受污蔑的人》一书。现转述于下，供有兴趣者研究、探讨：

    陈漱渝（大陆鲁迅研究学者）采访苏雪林时曾问她，为什么要对鲁迅采取激烈攻击的态度？苏雪林说：“有人说，我之所以攻击鲁迅，是因为我对鲁迅单相思，爱而不得转为恨。这是没有根据的。”苏雪林不说也罢，陈漱渝并没问她是不是爱上了鲁迅，她却先说了。她为什么又性急了呢？她要表白什么？她要洗刷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只有天晓得。

    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最为八卦的一个原因了吧？ （王凯）

金川诗歌

苏雪林为什么用大半辈子反对鲁迅
春上五月，杭州傅国涌兄携全家来我们这座城市旅游。因有着共同话题，且心有所系，在闲聊中，两人竟若"童言无忌"一般，畅言不止。其中谈到了苏雪林这个人，也谈到了她对鲁迅的认知与态度。我告诉国涌说，苏雪林六十七岁时在台湾出版过一本《我论鲁迅》（传记文学出版社），其语尖刻如刀，毫不留情，并直称自己是一个"反鲁迅的人"。国涌兄建议我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当时我不置可否。

其实，胡适先生早就批评过苏雪林的这种偏激态度。1936年12月12日，胡适在回复苏雪林的一封信中就这样说："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我们尽可能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们信仰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胡适的这封信见诸国内多种选本，大凡读过的人都会有深刻印象。实可见胡适先生在论人议事时，始终有着自己的原则。

同样在这封信中，胡适对苏雪林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南京学者邵建感慨胡适先生这个人未必就是如往言似的"深刻"，却处处显得"高明"。以此信为例，确实可见胡适在对待鲁迅的态度上较之苏雪林不知要"高明"了多少，尤其"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一语，更让人慨然系之，直可触摸到胡适那颗宽容、豁达而又善良的心。所谓"高明"，以我个人的陋见，一为高瞻远瞩，二为世事洞明。一个人倘若有了如此"高明"，"深刻"就可退而求其次了。

苏雪林是自认为"深刻"的，不仅在给胡适写信时批评鲁迅，也给主持过鲁迅葬仪的蔡元培先生写信，表示"意欲一论"。当时蔡先生居上海，病重在身，转交者以信中措词过于狂直，"恐伤蔡先生"，故未交达，此信不久即被苏雪林公开发表了。胡适先生则是在二十多天后才读到苏雪林给他的信，随即作复。苏雪林在接到胡适的回信后，一时似有所悟。1937年2月，她在武昌《奔涛》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上撰文说："胡先生信里所有我批评鲁迅的话，系由我致蔡孑民先生信稿中引出，批评鲁迅而牵涉鲁迅的私人格，我亦知其不当……我对胡先生表示钦佩，并愿青年以此为范。"

然而，苏雪林又是一个十分固执的人。若干年后，即1966年11月，台湾《传记文学》刊出她的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长文《鲁迅传论》（后收入《我论鲁迅》一书），其时正值鲁迅逝世三十周年。苏雪林文中声称自己再也不能坐视台湾论坛"近年'捧鲁'有渐成风气之势"，于是又开始投入到"几乎成了我半生事业"（苏自语）的"反鲁"的亢奋之中，试图"以了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