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人应展开更丰富的自我 | | ——第六届“诗歌人间”夏季活动与会诗人专访 |
伊沙：
《饿死诗人》适合放声朗诵
伊沙既是诗人，又是翻译家，还是小说家。“我过去听说过一个词语，叫做‘正值创作盛年’，我终于可以说：现在我就是。”昨日，伊沙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说。
伊沙，1966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现于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任教，已经出版的著作非常多，主要有：诗集《饿死诗人》、《野种之歌》、《我终于理解了你的拒绝》，长诗《唐》《蓝灯》，散文随笔集《一个都不放过》、《被迫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中短篇小说集《俗人理解不了的幸福》《谁痛谁知道》，长篇小说《江山美人》《狂欢》等；编著有《世纪诗典》《现代诗经》等。
先从翻译谈起。“从去年冬天开始，我翻译成瘾。先是译了美国诗人布考斯基100首，以前就译过100首，接着横向翻译了几十首世界名作，然后应出版之约重点翻译了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安魂曲》等100首，目前也正应出版之约重译泰戈尔三大名篇《飞鸟集》《新月集》《吉檀迦利》。后两位诗人的诗集，都会在今年之内公开出版。”伊沙说，不到一年时间，竟然译了这么多篇目，连自己都为之咋舌！
创作方面，伊沙说自己每月至少写10首诗，这样的状态从1988年一直延续到现在。另外，伊沙去年3月开始写小说《曹操》，这是他的第7部长篇和第2部历史题材小说，预计年内完稿。
这次“诗歌人间”活动，伊沙会朗诵自己的重要诗作：《饿死诗人》和《春天的乳房劫》。《饿死诗人》，这首1990年创作的诗，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预言。伊沙说：“该诗是我的三大名作之一，也是我所有诗中最适合放声朗诵的篇目，适合在大场合朗诵，所以我选了它。”
总结自己多年的诗歌创作，伊沙说：“我似乎被公认为一个不讲技术的诗人。这真是一件让我经常暗中偷乐的事情，就让他们坚持这么认为好了。我当然不会告诉任何一个人，我是怎么在语感上做文章，而让他们读来如此舒服的，也不会说我进入一首诗的角度为什么如此与众不同，更不会写类似的自解文章。我的技术不留痕迹，花招使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在这一点上我确实有点得意洋洋。”
(深圳特区报记者 钟润生)
编者按
由深圳特区报承办、深圳海关协办的第六届“诗歌人间”夏季活动主题定为“大海关情”，今夜，被邀请的6位诗人伊沙、陈先发、梁晓明、唐不遇、林馥娜、谭畅等将在海关大厦登台朗诵各自的代表诗作。在这炎炎夏夜，他们的激情吟咏，相信能给深圳读者带来清凉的韵味，让我们再一次享受到诗歌的飞扬姿态和清新气息。
日前，来自西安、合肥、杭州、广州、珠海等不同城市的6位诗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他们从各自的创作体会出发，对诗歌给予不同角度诠释和理解，并对诗歌人间活动给予很高评价。
今天，本报以两个版的篇幅来刊发参加本届“诗歌人间”夏季活动的专题，其中B1版为本报记者对6位诗人的专访，B2版为6位诗人作品选登，以满足广大读者阅读之需。
陈先发：
最好的写作状态是“相对孤立”
面对近年来越来越热闹的诗坛，诗人、“首届中国海南诗歌双年奖”得主陈先发并不以为是“喜事”。他认为，诗人最好的写作状态应是相对孤立的。“对我而言，从未有过什么诗坛。我看到的，只是一个个孤立的诗人。”陈先发说，“孤立而完成各自的发现。从这个角度观察，当下网络带来的诗歌热有不幸的一面。”
陈先发的诗性萌芽很早。幼年，就在他“孤立”地学习玩耍时，诗就在他的心间开出了第一朵花。“那是在小学四五年级吧。当时在乡村小学，老师搞些命题作文，有不少我是以诗歌格式完成的，常被老师斥为不安分。”陈先发说，“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复旦读书时，在《萌芽》、《飞天》这些刊物上发了不少。”
在陈先发看来，写诗是一个辩证自我的过程，用的是语言手段。因此，首先要有一颗对万事万物的好奇心、有一颗力图“致良知”的心。“我有时把诗歌称作‘致良知术’，既是术，必有技艺的成分在内，所以对语言的控制能力是重要的。能否形成一套有强烈个人烙印的语言系统，算是判别诗人之重要性的标志之一。”
除了诗人，陈先发还有一个“著名身份”——新华社记者。多年的记者生涯对他的诗歌创作有何影响？对此，陈先发表示，媒体工作经历与他的诗歌创作关系不大。在他看来，写作过程是跟自然、社会及自我间的一场对话，每个人都会有些区别于他人的气息。“这跟个人的身世、性格及学养都有关，可能你感受到些悲天悯人的味道，可我从未把这种味道作为写作的前置目标来对待。”
“做记者，是谋生。我想谋生与写作间，不应有因果关系吧。可能我做记者，自然地累积了一些有别于其它职业的资源。”陈先发说，“比如，屠夫也会通过杀猪来形成一些心理资源。这种资源，当然会进入诗歌写作，成为一些特别的符号，但它一定不是决定性的东西。”而对于“诗人”这个称号的高尚性，陈先发亦“不同寻常”地发出质疑。他说：“我并不觉得诗人是个高尚的称号。一个诗人与一个修鞋匠，本质上并无分别。如果有分别心，必对其思考、写作造成损害。”
陈先发的诗歌被普遍定义为既保留古典传统又与现代精神深刻融合。他是如何做到呢？陈先发表示，传统从未消失，它经过生活方式的确立、习俗的因袭和个人的阅读经验，仍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我们只要活着事实上就是传统与当下的合体。不过，这种合体，在好的诗人那里是一种批判性的合体、是一种深度的合体，而非一些表象的简单拼接、不是现象的堆砌，这涉及诗人的个人能力问题。”
(深圳特区报记者 刘莎莎)
唐不遇：
向伟大的诗人致敬
来自珠海的青年诗人唐不遇，正好是1980年出生，大学时代开始发表诗歌，《诗刊》、《诗林》、《诗选刊》、《天涯》、《十月》、《星星》等知名文学刊物上都留下了他的诗行。谈及多年诗歌创作，他说：“我既希望自己写出有担当的诗，也希望自己写出有魅力的诗。当然，无论怎么写，最重要的还是现代性、独特性，这是两个大前提。”
“最近一直在创作两个系列的诗歌：‘诗章’系列和‘超绝句’系列。这两个系列打算写成两本诗集，也许书名就叫《诗章》、《超绝句》。我自己对这两个系列诗歌寄予很大期望，可能是我写诗以来最大的收获。”唐不遇告诉记者，“超绝句”的概念是他去年提出的。相对于现在很多诗人以《绝句》为题写的“新绝句”，他认为“超绝句”更自由，没有任何形式的限制，也不局限于四行，注重现代性和独特的诗意发现，讲究精准简洁、出奇制胜，短短几行内获得让人惊讶的效果。“超”是一种混合型的、深入内心的现实。他已经尝试了几十首超绝句，其中有一些较为受人喜爱，如《墓志铭》《阎王的生日》《少女》《致特朗斯特罗姆》等。
比起灵光一闪的“超绝句”， “诗章”系列更复杂，讲究结构性，因此显得更宏大些。唐不遇创作的这个系列包含许多以《××三章》为题的组诗，每组一个主题，如《历史三章》《分娩三章》《草木三章》等，最终整部诗集将会像一部交响曲，包含许多个“三段式”结构，“我认为‘三章’是一种古老的诗歌形式，在我国可以上溯至《诗经》。这是值得深挖的传统资源。值得高兴的是，‘诗章’系列已经获得一些认可，比如不久前为我带来了中国文学现场2012年5月‘月度作家’奖项。”
这次参加“诗歌人间”活动，唐不遇会朗诵三首诗：《杜甫》《索瓦的童年》《分娩三章》。今年是杜甫诞辰1300周年，新作《杜甫》，就是为纪念杜甫诞辰1300周年而作的。“写杜甫很难，因为大家对他太熟悉了。这首诗灌注了我对杜甫一生尤其是晚年的感受。在这样重大的纪念日朗诵这首诗，向这位伟大的诗人致敬，我觉得很有意义。”
(深圳特区报记者 钟润生)
谭畅：
柔软出诗人
不同于许多女性艺术家对于“女性主义”标签的反感，女诗人谭畅乐于谈论关于女性在文艺创作上的一切独特性，比如“柔软”。
受“软现实主义”绘画艺术之启发，谭畅也与诗林众贤编纂了一本《软现实主义诗歌》小集子。“‘软’是和生命的鲜活感、现实的挫折感以及身体真实的抚触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绘画如此，诗歌也是如此。”谭畅说，自己并不反驳“愤怒出诗人”这句热血名言，但她同样不认可诗人“为诗歌移植痛苦”或是读者“为诗歌寻找愤怒”的行为。
“与之相对，软现实主义诗歌以一种低沉的浪漫主义情绪或隐晦的象征主义出场，关注散落于生活各处独立而执着地进行人类心灵钻探的缪斯使者。”谭畅说，好的诗歌不在于对破坏、愤怒、暴力的强调，而在于回归个体人类心灵的追思。
“比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直被教育为豪放派诗歌，但其实豪放的是大江、是时间，而失败的是人类。”谭畅说，渺小的人类在面对无限的时间和空间时产生的这种追思感，恰恰是“柔软”的表现，而由这种软情绪触发书写的正是“人类踽踽前行的爬行史，人类与自然握手的妥协史，人类向时间屈服的失败史”。
除追思感外，谭畅说，爱情、哀悼和赞美都是软现实主义诗歌的来源。“尽管在当今社会，赞美诗很容易沦为庸俗的马屁诗，但好的赞美诗甚至比批判诗更好，比如泰戈尔。”谭畅说，其实好的哀悼诗也不在于催人泪下，而应该低沉与隐晦，“像一个没有爆炸的原子弹，悬在你的心头。”
与“柔软”相似，“诗歌人间”的老朋友上海男诗人默默则更早创立了“撒娇”诗派。谭畅对此也有所耳闻，起初甚至觉得有些“诙谐”。“我理解中的诗人默默与撒娇诗派，更多是从男性角度出发，像是在对女性撒娇，又像是在告诉世界，坚硬的男人也可以来一点点柔软，而这也体现出他的独特性。”
(深圳特区报记者 孟迷)
梁晓明：
“飞翔”的诗歌是最好的
坐下来，看见鸥鸟一只只/斜飞和展翅/ 我膝盖上点手指：抬头望、展翅斜飞、多好的样子——梁晓明在诗歌《以后》中这样写道。他的诗歌是开阔的、颂歌式的，在人的存在中，在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深刻关系中，一个诗人彻底展开他更丰富的自我。
读梁晓明的诗歌，会深刻感受到一种大气磅礴和思辨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他对文字的精准把握。他表示，“我希望找到的每一句诗，每一个字都是从艰难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串血，一滴泪，一段梦想，叹息和惊醒，它必然充满沉思，向往，深入人心和现实存在的反映。”
梁晓明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写诗，他坦言美国的惠特曼对他的诗歌影响甚大，“从他的诗歌里我发现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一种正面面对情绪、情感和思考的态度”。当然这种影响并非仅仅是在形式更在乎神思的领悟，落脚在梁晓明的诗歌里，变成一种“飞鹰哲学”。
用“飞翔”来形容梁晓明的诗歌再恰切不过，飞起来的诗歌同时又具备了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对此，梁晓明解释说，“飞翔并非意味着不着边际的抒情，恰恰相反，飞翔是从低处，以大地为基础，经历过生活的苦难和历练变得轻盈，飞起来之后再回望大地，看待事情的角度和感受便更开阔了。”
如果说“飞翔”是梁晓明空中的姿态，那么“坚守”则是他扎根于大地的价值取向。对他而言，写诗是一直在进行的事情，无怨无悔。“其实，从我开始写诗之际便了解，中国是一个具有优秀诗歌传统但却现实的国度。‘写诗无用论’的观点一直都存在，而我是对现实了如指掌的基础上，用一种信念，一种纯粹的热情在写诗。”
酒和诗歌都让人趋于虚幻。在眼下这个崇尚实利的时代，诗歌无疑成了稀缺品。梁晓明说，他更希望看到的每个人，都能心怀对诗歌的修养，“如此人生才能更丰富，这种丰富无关金钱，只是一种心灵的观照。”
(深圳特区报记者 尹春芳)
林馥娜：
让诗歌“飞入寻常百姓家”
什么是诗？“诗的本质即为修心”，这是林馥娜的理解。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著名女诗人林馥娜，她认为诗歌是诗人以真和善的视野去完成审美的过程，诗人写诗应该贴近生活。
林馥娜的诗一直以“理性”著称，她认为，“我们处在一个多元化、个体化的时代，在追求个性之余，也必须建立起诗歌的审美理性。”她有一首很出名的诗《钉子》，是写拆迁的，诗歌把“刁民”与“良民”等词语并置，让人看到“刁民（拆迁户）”并非某种意义上的“坏人”，而“良民”也并非就是“好人”。“诗人应对所处的社会现实保持清醒的独立状态，使创作能起到一个思想层面的启示作用。”她还坦言，“有时现实是丑陋的，我在行文时从来不会刻意地隐藏什么，而会从真和善的角度去切入，达到美的呈现，力求以一种理性的审美给人以启迪。”
作为一名诗人，林馥娜要求自己的诗歌切入现实、关注生活，所以在她笔下，无论是“渔夫”还是“舞者”，是“民工兄弟”还是“小小的婴儿”，是“山里人家”还是“荒漠中的祈祷者”，我们都不难发现她的诗常常饱含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与体悟。林馥娜告诉记者，“诗人在写作中要介入生活，写出更多贴近大众的文本。”同时，她还表示一些诸如“诗歌人间”这样的诗歌活动、诗歌节也应该多举办，这样才能让诗歌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获悉自己被邀请参加本届“诗歌人间”活动后，兴奋的林馥娜表示自己会挑选最好的诗歌朗诵给观众听。“从‘诗歌人间’这个命名和它所铺设起来的平台，我知道这是一个诗歌的大集会，它在更多人中间散播诗歌的种子。”情绪激动的林馥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即兴创作了一副对联“诗歌不避人间舛，俗世犹闻玉殿音”，表达了对本届“诗歌人间”活动的美好愿景。“期待能在活动中有思想碰撞的火花。”
(深圳特区报记者 梁婷 实习生 金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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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4 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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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4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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