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牛道长 于 2016-9-24 10:55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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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断语 第6季
自由诗即以自由追求自由的诗 一牛道长
诗人的心跳是慰籍心灵的音符，更是惊醒梦中人的战鼓 茶花女
一首诗，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你的诗如果没有读者，至多只能算半成品 泯江一苇
战争面前，一首诗与一辆坦克该如何对垒 王海云
诗歌以孤独唤醒空虚，让众多的孤独不再孤独 陈红为
诗歌不是文学，它是文学的娘 老良
一个时代的崛起，以诗歌为始。一个时代的衰落，亦以诗歌为先 启蒙
诗之大成，非技乃气，非字乃意 暗渡
【荐语】：初见的诗有一种特质，它不仅是文字的，更是气质的、情感的。她会不会成为中国未来的狄金森？虽然现在还显稚弱，默默无闻，但我们看到，她在用精血抒写文字，在用灵魂和生命拥抱诗神。徐敬亚和韩庆成先生要找出当代的李白，《P诗七日刊》要为中国的狄金森塑身。诗人不分雌雄——你是狄金森吗？请亮出你的通行证，《P诗七日刊》将成为你的名片。
初见，80后，原名，宋倩倩。天长人。
2013年开始慵懒随性地穿梭于各大文学网站，舞文弄墨。
尤爱诗歌，尤爱关于大写特写女性镜头的诗歌。
初见诗九首
《对不起，我给自吹自擂者道歉》
对不起，我给自吹自擂者道歉
我污染了他们的牛皮
我把他们的牛赶尽杀绝，我绝了草的出人头地
我丰富了我的坟墓，由黄土垒砌
对不起，我给自吹自擂者道歉
我自私，我不识好歹，我臭名远播
我生前死后都被社会拒之门外
我生前死后都是一张嘴的漏网之鱼
我生前死后都不知道我姓甚名谁
我不适合与人为伍
我不适合与人为伍
我适合与我为敌。
那些人用命运论论我的生活，寒碜
我用无所谓论我的一败涂地。
大地冒出一朵小花，
戈壁滩冒出一片大地
生命，我没有大的出息，
你放弃我，我也放弃咽气
你不放弃我，我也放弃半死不活
《裂变》
我不希望是一个男人抱着我
我希望是爱抱着我
我的贪婪全用来和它耳鬓厮磨
我们从不让别人介入我们的时光
我们油光满面，被人群驱逐，被单个人流放
我们的蛮荒是荒漠从不开口的向往
我们和环境没有任何关于双方都能坐享其成的条件
我们不考虑如何让两个人以外的物质，生火
我们不考究爱升起的炊烟，
是否煮熟了我们的升起的蓝天，云朵
我们拒绝天空的桃李满天下，
我们自食自力更生的恶果
没有人祝福我
没有人祝福你。没有人祝福，
男人和爱的不同，我和爱的一别万年
我都未伤成老妖婆
爱没从眼睛过河
《这就是我的命运》
这就是我的命运
没做到太阳的圆滑
给众人温暖，又不被乌云误会
我和植物的关系仅靠我照射的影子
我和动物的关系仅靠我散发的光明
我和我的关系仅靠我对叛逆的忠诚
还靠我对人心的扶持
我也不是论正的标准，我常常请求月亮，星星
我没做到它们的迷幻，
给众人遐想，又不被太阳厌烦，唾弃
我和将来手足情深
我和瞎子失之交臂
《能拿的你们都拿去》
能拿的你们都拿去
统统都让你们拿去
我出生的平原，山路十分崎岖
我道谢大山，没有具体的长相
我放过它的软肋
登顶或下山，或困在半山腰
都是我，对生命和命运的笑而不谈
《我还没有信任名利》
我还没有信任名利
我和糊口感情深厚，
我最适合地狱，它不在泥里
它安营扎寨，一颗又一颗的心脏
乞讨多年，我衣衫褴褛的形象
天天给它开庆功会
我最温暖，这时，我能令风搜刮我的骨头
我能令雨抽干我的骨髓
我能令幸福的人，又把幸福的外围
扩展至一张地上掉的馅饼
《我并非想跳入龙门》
我并非想跳入龙门
我，只想每天每天都有鲤鱼跳进去
鲤鱼个个都幸福
人们吃它们，先吃它们的眼泪
人们吃它们，先是感到犯罪
人们吃它们，先是撒下一把米
人们吃它们，先吐出个自己
《堂妹的手指》
堂妹的手指比我小
堂妹的手指家中排行老大
堂妹的手指住两间茅草房
堂妹的手指会洗衣，做饭，挑水
会跳沟威胁我大叔，不准他偷鸡摸狗
不准他打我大婶子，不准他赌钱
也会拿砖头和我打架
堂妹的手指没上几天学
堂妹的手指去店口镇打工，死于冲床
被笤帚草草埋掉
堂妹的手指长头发
堂妹的手指上下班都爱穿双红拖鞋
堂妹的手指情窦初开，我知道，我没讲
堂妹的手指埋掉了就埋掉了
我没把它挖出来，带回家厚葬
老板没给它买条席子，让它入土为安
让堂妹节哀顺变
《隐形人》
所有的和盘托出都是枉费心机
灰溜溜的大街，尚未逃出我的审问，
你用了多少时间埋伏我的孕期
我的安全被你拎着，拜访了多少陌生人的平安
我的平安终日人气爆棚
我抓不到你这个窃贼远道而来，专门盗窃自己。
两个多月未见的道路
没有更新环卫工。苍老还在发挥余热，
冷却我无所畏惧的年轻。
我从不打拼口红，睫毛膏，防晒霜，眉笔。
为你夸赞我百里挑一
两头的花坛，换上了菊花
不是祭奠夏天的功不可没
是迎接国庆。为我们每天都和乌云哄抬物价
一不留神我们就比雨先和人着急
作者 初见 荐稿 王法
《读秋》
一片叶子
背负三个季节的沉重
乘秋风起时
向下。去赴四季的团圆冷宴
是谁，将吃剩的月饼
丢弃在夜空
留守大山深处的孩童
伸出小手，完成了探月工程
作者 暗渡 荐稿 草山
《黄昏恐惧症》
为了评上国家级文明县城
县里举全县之力
进行了大清洗，大扫除
一个好友的二伯
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
强行捉上一辆货车
连同几十个乞丐
拉到数百公里外的深山老林甩了
他沿途乞讨
走了二十来天
走得精疲力竭一瘸一拐
终于走了回来
从此，他得了黄昏恐惧症
每到夜晚
就整死也不敢出门‥‥‥
《哭泣的冤魂》
最高法副院长奚晓明被双规了
专案组在他儿子家里抄出了三亿元现金
古人云：“一将功成万骨枯”
我没有能力换算
一个执法犯法的巨贪
二十一顿重的人民币
像碾压蚂蚁一样
碾压死了多少公平正义
多少不散的冤魂在天安门广场游荡
围绕着天安门城楼哭泣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长跪不起......
作者 泯江一苇 荐稿 魅力向日葵
《100年了，你还未看到我的诗》
100年了，你还没看到我的诗
我的诗在杂草里，在野花里
在路边的蝴蝶里，在蜜蜂的嗡嗡里
在甜蜜的蜂蜜里，也在荆棘里
我的尸骨已寒，我的颅骨散落何处
我的蜗居，哦，居无定所的处所
也不需要你来吊唁，如果路过荒塚
在白骨露出的野外，请勿为我闭目沉思
100年了，你还未读过我的诗
我也从未为你写诗，我的诗为草木而写
写过即焚，我的主题像我的脚步
像时间，永恒，宿命，灵魂一样漂浮
100年了，看不到我的诗也无需悲伤
我的诗早已融入大地，融入天空
我的诗是在四月的黎明出走的太阳
我的诗是在无数个夜晚里孤独的月亮
作者 四顾 荐稿 小陶
《中秋夜》
雨来了，独自听
耳朵一遍一遍，抚摸这潮湿
心情也开始，淅淅沥沥
淤积越来越多的蛙鸣
房间有棱有角
像忠实门卫，守着一块
磨旧的石头
记忆，正被风一点点往外掏
月亮，已被雨掩埋
而这雨 ，它好像
为天下，阖家团圆和孤独的人
定做的合唱
歌的大意是：好好活着啊
好好活着 -------
翻来覆去，只唱这一句
作者 马蹄 荐稿 孩子的游戏
《合葬》笑吾
他躺在冰冷的炕上
她躺在冰冷的棺材里
她将要被埋葬
他想看看她最后一面
可这不争气的双腿呀，使不出一点力气
他只能趴在窗户上，看儿子们给她把棺材板钉上
她得了癌症，他瘫痪在炕上
她拖着病体伺候他，等待着死亡
想起这些，他羞愧难当
他想呼喊，呼喊不出看病的巨款
呼喊不活死去的婆娘
阴阳先生拣好了日子，明天
黄道吉日，宜婚丧
他欲言又止，想问问
今晚宜不宜死亡
天亮了，他瞪大眼睛看着苍天
儿子们把他们合葬在那片山坡上
那里，没有病痛和哀伤
他们，已是保佑儿孙的祖先
作者 笑吾 荐稿 孩子的游戏
《我为什么不写美好的诗句》
很多人说我
心理是灰色的
常常写些负能量的东西
在这里
我一并回答他们
我心里美好的诗篇
有千万首
而且
我每天都在写
只是
在黑暗里拿出来
大多数人
看不到罢了
他们希望看到的
只是如何适应
在黑暗里
苟活的文字而已
《面对一个即将死亡的人》
他是一个将死之人
怕治疗
什么苦口良药都拒绝
怕见陌生人
想方设法隐藏财产
怕见阳光
在黑暗中东躲西藏
怕听到不同声音
不让别人说话
不过
他临死前
一定喜欢别人
对他高呼万岁
这种人
他在死亡前
出现的精神错乱行为
一直影响其他人的生活
别人越厌恶
他越疯狂
今天
面对一个即将死亡的人
我们除了及时制止
他非正常行为外
还要做什么呢
作者 哑柳 荐稿 气化散人
《往事如烟》
再一次写到猫
我没有尖叫
没有在谁的背上留下爪痕
养了一池鱼
时不时眯着眼看看
我可能是用飞刀的小李
喝酒，咳嗽，不杀人
作者 看风景的人 荐稿 等待飘落的树
《花事》
江水像一个苦行者
而梅树上，一根湿润的枝条
钟情于你臂弯勾画的阴影
灰色山峦是更早的时辰
花朵醒来。石兽的脖子仿佛
变长了
伸进春天，索要水
作者 胡弦 荐稿 醉生梦死
《向日葵的自白》
秋风一起
我金黄色的茸毛、触须
开始枯萎、黯淡
不自觉地坠落
露出沉甸甸
黑色的籽
这是我追随太阳一生的收获
它使我抬不起头来
无力再向往光明
十月 我惨遭杀戮
我的头就是用来砍的
如果不砍
将毫无价值
作者 白希群 荐稿 一牛道长
《1983年大事记》
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34年
也是人民站起来的第34年
他们手挽着手，在春节晚会直播上
歌唱祖国
很多村庄只有村支书家有电视
人们挤在院中，端着白瓷碗
站累了就蹲在地上继续看
这一年，先驱者10号飞出太阳系
飞进了黑暗未知的宇宙深处
远离阳光，告别美国
不再和人类打招呼
这一年，安康代替武汉和襄阳
接受了洪水
干部和人民子弟兵接受了灾难的检阅
人民子弟兵还是抗美援朝的子弟兵
还是98年抗洪抢险的子弟兵
干部还是同样的干部呵
这一年，开始严打
监狱开始扩容
我的舅舅因为抢了一个卖菜老汉三元钱
被判了七年刑
劳改期间累坏了身体
无人愿嫁，现在靠吃低保为生
这一年的大事不多也不少
一个诗友说，1983年金正恩和我出生
这一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
他一出生就违了法
作者 行顺 荐稿 李青
《余下的三十年》
余下的三十年
我要教一棵野草
如何在低处谦卑地活着
如何熟练使用内心的火焰
如何保持应有的畏惧而不是恐慌
如何俯下身，安于根部的宁静
余下的三十年
我要进入一杯茶的内部
看茶叶翻滚，舞蹈
在疼痛里转身，上下浮沉
渐渐张开，渐渐舒展
最后稳坐杯底，散发苦涩的香气
余下的三十年
我要在一首诗中找到草原
我的草原阔大，简单而美
我放牧羊群和白云
跟随着的光阴
因为它们的脚步而放慢
余下的三十年
我要用一块秋风的砂纸
锉掉身体里的锈斑
不为磨出刀锋
只为磨出一面锃亮的镜子
作者 辽东天赖 荐稿 四月薇
《137路公交车》
我进去的时候
特别粗鲁
它没有拒绝，没有反抗，也没有提出
要带安全套
它只是不动声色的，把风的压马路声
秋虫的打斗声、头上星星的呼吸声、以及
桥下垂钓者的垂钓声
都当成了润滑剂
我强行在夜色的一条血管里游荡
它有一颗包容的心
包着包着，就把疲软的我，排泄了出来
作者 七丫头 荐稿 老远
诗歌理论
气化散人《绝望的深渊》
这是一首批判现实的诗作，作者以质朴的语言，简洁的笔墨，隐喻的手法，以甘肃杨改兰事件为焦点，巧妙捕捉了自然物象的特质与社会现实弊病的相似性，表达了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以及社会贫富分化的批判。文似看山不喜平，该诗在修辞的运用和诗歌的布局上都把握了这一点。
首先，该诗避免了就事论事，而是比较成功地借助了“深渊”这个自然物象，隐喻社会贫富差距之巨大，以及自身如临深渊的恐惧，最终于无声处释放极度义愤的情绪，同时淋漓地表达了对现实尖锐的批判；
其次，该诗在布局上避免了平铺直叙，通过场景转换，提升了批判现实的效果。“现在，我站在东海岸的繁华都市”之前的写景为后半段的批判现实作了厚实的铺垫，在自然景观的深渊与现实贫富差距的对照中，让读者去思考目前社会两极分化的典型——城乡差别之巨大，最后，用甘肃杨改兰事件的悲惨结局，使整首诗要表达的批判思想得以完全显示，要宣泄的悲愤情绪得以完全释放。
这是一首情怀之作，作者没有深究个案成因的复杂性，而是把这个沉重的问题留给了读者，言不尽意，也是该诗的魅力所在。
《我见过深渊》
我见过深渊，在湘西大峡谷
在云贵高原，在数不清的摄影图片里
我想象着，站在千仞之上的孤独
和目不能及的虚无之间
应该填满了沉坠的恐惧
现在，我站在东海岸的繁华都市
面向甘肃一个叫阿姑村的大山深处
我看见一双穷困潦倒的父母，领着四个年幼的孩子
以一瓶农药抚平了内心的绝望
赵思运《一枚用生命锻造的金牌》
在里约奥运会期间，在欣赏一次又一次生命激情绽放的时候，我同时在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叫兽的长诗《安贞：一个人的手术史》。一边是激情的狂欢，一边是生命的沉思，乃至于饮泣。我不断地在生命的坚韧与脆弱之间穿越。叫兽的诗让我的内心沉下来，去谛听喧嚣世界遮蔽了的一颗真实的灵魂的搏动。
《安贞》是叫兽本人的自叙传，写了一段生死决绝的生命历程。叫兽患了极其少见的一种叫做先天性主动脉缩窄的病。据说：“50%的人会在20岁前消失，15%的人会在40岁之前消失，还有25%人会在60岁之前消失，还有10%的人不知活多久。”特别是做支架，如果不成功，10秒之内就会结束生命。惊心动魄的10秒，积压着多少情感体验！作为一个凡人，面对生命的绝境，叫兽坦诚地表达了“怕”，害怕再也见不到10个月的女儿菲菲，年轻的爱人丝丝，还有那些温暖的友人。诗歌写的貌似波澜不惊，其实呢，骨子里是极其压抑的。“早上我会溜出去晨跑，看着太阳在河面上升起来。傍晚我会呆在河边，看着太阳落进河里。”“ 我不想呆在病房，我整天泡在河边和树林里。”我发现，诗中出现了5次“静”：
“42 .安静极了。”
“50. 一切安静下来。”
“66. 我已经没有了任何感觉，很平静。”
“93. 没什么高兴的，也没什么不高兴的。出奇的平静。”
“115. 手术后的日子，在家静养。”
但是，诗的深处流动着如泉的血脉之力，隐忍着摇滚一般的无法抑制的奔腾力。在第一次做支架的时候，诗人两次写到血液像泉水喷涌：
“43. 大腿被刀划了一下，血象喷涌的泉水向上，医生用纱布轻轻一按，我感觉腿上很热。”
“49. 好象有好多血在流，泉一样的血。”
在如此严峻的时刻，他表现出一个凡人的恐惧，又有穿越凡人的达观；他有凡人的深情，又有超越凡人的哲思。他从梭罗那里获得了智慧：“梭罗说：有时生病是有益于健康的。”在这严峻的时刻，远离了一些喧嚣，专注于活给自己、活给家人、活给朋友，才能做回最真实的自己，最原初的自己。 他用三天读完《瓦尔登湖》，发现“ 梭罗是个棵巨大的树，精神枝繁叶茂。”他从这里获得了纯粹的生命存在，成为一个隐居在安贞医院的纯粹之人。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不健全者。幸亏有文学、艺术、哲学，来拯救我们。就像叫兽在诗中所说：“想起一句话：当上帝关闭了所有的门，他还会留一扇窗给你。”因此说，叫兽的这首《安贞》，也是他的灵魂为我们打开的一扇窗户。
昨天看到一个消息，俄罗斯残疾运动员被禁止参加里约残奥会，俄罗斯为此决定组织一场专门的“残奥会”，让俄罗斯残疾运动员展示自己生命的精彩。《安贞：一个人的手术史》是叫兽非常珍视的一首诗。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叫兽在属于他自己的运动场上打造的一枚异常珍贵的金牌，叫兽生命史上的独一无二金牌。
叫兽在《安贞》的开篇写道：“ 我住进了安贞医院，那儿有一条河，河边上有很多树，我记住了海棠，还有开满了黄花的槐树。”我以为这么有诗意的开头，更应该放在结尾，它带给我们的记忆，是一种永远绽放的生命的花香，永远那么绵密，悠长……
2016年8月30日于G20封闭中的杭州城
中国新诗之“新”与新诗文化建设
吴投文
摘要：中国新诗作为一个“事实”存在的同时，也似乎一直是作为一个“问题”而存在的，“事实”与“问题”的纠缠始终是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一个解不开的扭结。新诗的困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困境。呼唤一种成熟的新诗文化，是我们在回顾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时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新诗标准的确立、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相对完备和成熟的新诗教育体系三个因素息息相关，是形成新诗文化的前提性条件。建设成熟的新诗文化既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经之途，又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新诗之“新”；新诗文化；新诗标准；新诗教育；艺术原创性
一、新诗解说
新诗的标准何在？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尽管对新诗的历史合理性至今仍不乏质疑的声音，但新诗在新文学格局中的确立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新诗作为一个“事实”存在的同时，也似乎一直是作为一个“问题”而存在的，“事实”与“问题”的纠缠始终是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一个解不开的扭结。中国新诗至今所面临的强势敌对显然与这一扭结的无法化解直接相关，新诗的困境就是这种强势敌对所滋生的产物。自1918年1月胡适的《鸽子》、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沈尹默的《月夜》等第一批新诗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以来，这种敌对始终存在，新诗近百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在内外交困中强行突围的历史。在一般读者那里，新诗素养的普遍缺失是触目惊心的，对新诗的嘲笑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嘲笑者对新诗的无知，同时由于文化传统的惰性，一般读者对新诗的阅读很难唤起真正出自内心的激动。在诗歌创作界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新诗写作的闯入者普遍准备不足，尤其对新诗写作的难度缺乏必要的认识，过于随意的写作充斥当下诗坛，乃至出现低俗的娱乐化倾向，新诗作为诗的尊严无法得到有效的维护和张扬。可以说，新诗的困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困境。新诗至今还没有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化，对新诗近百年的历史来说，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总是具有悲剧性意味的。呼唤一种成熟的新诗文化，是我们在回顾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时似乎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新诗标准的确立、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相对完备和成熟的新诗教育体系三个因素息息相关，是形成新诗文化的前提性条件，这也是我们在回顾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时需要反思的问题。
“新诗”是一个具有相对性意义的概念，是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古典诗词比较而言的，因此，这一概念的成立离不开我们固有的文学传统，其参照系是“旧体诗词”。“新诗”一词其实古已有之，东晋陶渊明诗《移居》中有“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句。到唐代，“新诗”一词被大量使用，杜甫的诗中就出现过十多次，几乎全是指新写的诗。在1919年前，包括胡适在内，都把当时的新诗叫做“白话诗”，或称“白话韵文”、“新体诗”、“国语的韵文”、“国语诗”等，大多不叫“新诗”。细究起来，这些叫法在内涵上还是有些差异，表明在新诗初起时，人们对这一新的文体在认识上的莫衷一是。直到胡适在1919年10月10日的《星期评论》上发表《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一文，“新诗”这个名词才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被普遍采用[①]。但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新诗”这一名词到现在还被质疑，有学者主张用“现代汉诗”这一名称取代之[②]。“新诗”之“新”，一是语言载体的新变，由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形成“千年一奇变”的崩溃性大变局，同时是在废墟上的重新崛起，中国诗歌因之获得重新生长，形成一种新的文学传统；二是艺术运思方式的变化，诗歌语言的变化说到底是头脑的变化，同时也是嘴巴和耳朵的变化，原来吟哦旧体诗词的嘴巴、倾听旧体诗词的耳朵，如果没有头脑的变化，是不会适应新诗的。古来的文人骚客在高兴或失意时，可以随时随地“口占一绝”，但要“口占”一首像模像样的新诗出来，恐怕有神助亦不可能，新诗自身的难度是与现代人的心理深度和艺术运思方式相适应的；三是适合现代人的情感表达需要，现代人的歌哭笑苦实在是旧体诗词传达不出来的，李白如果活到现在，他的苦闷用新诗表达出来才会觉得痛快，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可能再显“斗酒诗百篇”的神人风采。这样看来，“中国新诗”在身份上是中国的，在性质上是“新”的，是现代中国人以现代中国语言为载体，运用现代艺术运思方式表达情感与思想的诗歌。
“新诗”又是一个姑且名之的说法，在新诗刚出现时，这个名称似乎暗含着身份的不确定性和一种正在进行中的状态。这种不确定性现在仍然存在，中国新诗之“新”至今仍然处在一种正在进行中的状态，对于新诗成熟的期待仍然是一种普遍的焦虑。至今还有人提出“‘中国新诗’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就是这种焦虑心态的表现。另一方面是期待出现成熟而理性的新诗读者和有利于新诗健康发展的整体性文化氛围。其实，中国新诗的发展状况是值得乐观的，不到一个百年的新诗发展历程就是新诗不断自我证明的历程。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新诗”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但要给出一个公认的所谓“科学”定义，那恐怕是未来文学史家的任务。“新诗”这一概念内涵的凝定，可能还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新诗文化沉淀在我们深层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过程。
“新诗”之“新”现在似乎已经成为诗人们心头的隐痛，在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中潜藏着一种顽固的拒“新”能量，“新”意味着与传统文化的隔膜，意味着尚未融入传统文化血脉。“新诗”之“新”意味着新诗还没有得到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广泛认同，在中国的固有文学体系中属于“外来者”，处于边缘的位置。因此，在一般读者那里，新诗似乎永远是“新”的，缺少发自内心的文化认同感。即使在大学中文系，绝大多数学生也不喜爱新诗，新诗的阅读量非常有限，缺乏基本的新诗鉴赏和写作能力。对于新诗缺乏血脉相依的深层文化心理认同感，这才是新诗面临的最大危机，也是新诗发展到现在之所以还“新”，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仍然会“新”的根源。中国人夸张式的追新逐异往往只停留于感官和物质享受的层面上，而在文化层面上则潜藏着根深蒂固的恋旧情结。对新诗怀着近乎本能的拒斥心理，在一般的文学读者中并不少见，这大概可以溯源到中国人非常单一的诗歌启蒙模式，孩童的诗歌启蒙几乎一无例外是从传统诗词开始的。这种由童幼年时期阅读传统诗词所形成的审美文化心理定势，包含着某种消极意义上的文化积淀，如果在成年以后得不到有效的文化调节和文化人格的重塑，就会转化为对新诗艺术的深刻隔膜。当下新诗的严重边缘化，诚然有其他许多因素，但这种深层文化心理的内在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是新诗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多有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对于新诗前途的悲观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似乎总有人在预言新诗的末路，然而这样的预言最终总要落空，有时新诗的声誉简直落到谷底，却总能收拾危局，重新生长，随之出现一个或大或小的诗歌高峰。这其中的原因恐怕也还得归之于新诗之“新”上，相对于旧体诗词堕入形式的凝固与主题内涵的僵化，新诗拥有无限开阔的艺术空间。当代人的旧体诗词写作往往有一套极具操作性的技术程序，实质上是一种以传统经典诗词为摹本，由技术主义出发的封闭性写作，由此导致诗意的极度弱化和严重老化，呈现出艺术创造力的整体性匮乏。当代作者在旧体诗词中的自我形象或者全然不见，或者以程式化的面具出现，作者的创造意识和个性追求往往完全被传统经典诗词的巨大“倒影”所遮蔽和取代。旧体诗词在当代情境中的“复活”是文化惰性的一种重要表现，是以牺牲艺术原创性作为代价，把诗歌艺术降低到复古主义的依附性写作和纯粹趣味主义的自恋式写作。相对而言，中国新诗之“新”还没有遭遇到艺术体制性的障碍，“新”仍然是诗人内发性的创造动力，仍然是诗人心中作为法度的创造性标尺，代表他们对于诗歌理想的一种基本理解；“新”也是有见识的读者对于创造性艺术的内在渴望，是读者心目中用来判断新诗艺术身份歧义丛生却又实在无疑的一个标准。在诗人那里，新诗之“新”意味着艺术原创性的重新唤醒，意味着反抗文化惰性的创造精神；在读者那里，则意味着对艺术之美的新奇体验，也意味着对文化惰性的疏离和超越。实际上，新诗之“新”并不只是意味着一个历史过程，同时意味着以隐形的艺术方式和力量重塑诗人和读者的文化心理结构，意味着在一个历史过程中推进诗歌文化的再造。
经过自五四新诗运动以来数代诗人的努力和近百年新诗文化的积淀，中国新诗之“新”已经从最初的出发点跋涉到艺术原创性的一个制高点，新诗之“新”的身份印记已经作为一种文化标志被固定下来。新诗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肌体上的孕育和生长既是内生性的，也是裂变性的，内生性决定着中国新诗对传统诗性血脉的延伸和传统诗歌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裂变性则决定着新诗作者对新诗艺术的探索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也决定着读者对新诗的接受处于一个相对疏离的文化语境。内生性与裂变性的纠结和融合构成中国新诗内部异常复杂的张力结构状态，联结着新诗写作与接受的各个重要方面，这促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中国新诗文化建设的一些前提性问题。
二、新诗标准的确立
新诗标准的确立是新诗文化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标准失范会导致认同危机，这是中国新诗面临的一个最大困扰。新诗标准的极端多元化和无序化已经严重危及新诗的生存和发展，使当下的诗歌生态不断趋向恶化。新诗标准的这种多元化和无序化现象有几个主要症候，一是仍用传统经典诗词的“意境”和“意象”规约和评价新诗，乃至从中发展出一整套理论，试图作为评价新诗的唯一标准，由此造成评价标准的偏颇和失效。这种标准看起来是从传统诗词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实际上包含着对传统诗词文化的扭曲性理解，是把古典主义的审美标准在现代性语境下扩张为一种审美主导权。二是一种可以命名为“拿来主义”的标准，强调新诗写作的国际性视野，要求新诗标准与国际“接轨”。这导致新诗写作的“移植化”倾向，这种“移植化”失去节制的放大就是“中国化”的流失，由此造成中国新诗之“新”始终停留于被西方诗歌塑造和改写的文化殖民层面。这是在“拿来主义”和“接轨”的旗帜下，用所谓的国际标准取代本土标准，用艺术衍生性机制抑制艺术原创性的殖民性写作，这实质上是在全球化语境下西方文化霸权转化为审美霸权的一种扩张形式。三是新诗标准的极端圈子化和极端个人化，认为艺术标准不过是纯粹出于自我体认的产物，不仅否认艺术标准的普遍性尺度，而且否认艺术标准确立的必要性，把艺术标准的相对性扩张为纯粹的自我标准和圈子化标准。这是一种从个人本位主义出发的趣味性审美霸权，同样危及到新诗的发展。新诗标准的多元化和无序化自然并不限于这三种主要形式，还有一些更为稀奇古怪的现象，不仅读者对此深感困惑，就是诗人自己也深感困惑和无奈。这表明新诗标准还远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普及性的文化常识，这是阻碍新诗文化走向成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新诗标准的确立不仅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需要转化为实践动力的现实问题。在我看来，新诗标准的确立要能有效地回答这两个关键性问题：“新诗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新诗才是好诗？”归根到底，这需要以诗人和读者取得基本的共识作为前提，在创作环节和接受环节的共通性视野中确立一种常识性尺度。在优秀的诗人那里，他们按照自己理想中的新诗标准进行创作，当这些诗人的创作从不同的维度和层面构成一种综合性的创造合力时，新诗的“普遍”标准就会以模糊的面貌浮现出来。这种模糊的新诗标准在读者的接受中同样是模糊的，却在模糊中包含着艺术自身发展的逻辑和对艺术尊严的确证，读者的接受之维构成确立新诗标准的另一个动力系统。因此，新诗标准的确立是诗人和读者共同参与和建构的结果，需要以普遍的认同和常识性理解作为前提。新诗标准由模糊到相对清晰的转变，实际上是诗人作为创造之维的新诗标准和读者作为接受之维的新诗标准在互生互动的张力性结构中趋向平衡和协调的结果。任何排斥读者的单方行为都不可能确立真正有效的新诗标准，同样，读者的参与限度也要求包容诗人对新诗标准的创造性理解。也许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新诗问题的一个症结所在，由此达成对新诗之“新”文化身份的确认，形成对新诗标准的基本理解。
三、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
新诗艺术的生命线说到底还是一个原创性问题，缺乏原创性内涵的诗歌是不会有艺术生命力的。中国新诗饱受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艺术原创性的缺失，似乎至今仍然没有形成基本稳定的民族化风格，新诗的艺术思维方式还没有完全融入到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去。新诗的写作者往往承受多重迷误的困扰，一是在创作理念上对中西固有诗歌知识的依附性，没有形成自己对新诗的独特理解，新诗也没有形成相对完备的现代诗学体系，没有形成能够对新诗进行有效阐释且充满民族元素的理论话语；二是在创作实践上迷失在移植性的复制中，要么停留于用中国语言写西方化的诗歌，要么迷恋于用现代白话写古典化的诗歌，艺术原创性没有在中西汇合的共通性视野下被充分激活，造成新诗创新空间的过于逼仄和挤压，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没有被充分唤醒。三是另一种极端的倾向，那就是新诗写作中的“无根性”文化虚无主义，一些诗人的文化素养严重欠缺，既缺乏中国传统诗词常识，也对西方诗歌茫然无知，这些诗人往往过于迷信天才和灵感，迷恋自己的艺术感觉，依靠单纯的激情推动进行写作，并形成一种盲从与狂妄混合的狭隘心态，这种现象在诗人中并不少见，造成一些诗人创新意识的贫弱和艺术理想的失落。诗歌向来被誉为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属于高端艺术，需要写作者有高度的艺术自觉，但新诗写作的介入者普遍艺术准备不足，在新诗写作的技艺层面上缺少应有的训练，对新诗写作的难度存在误解，甚或把新诗写作降低到信手涂鸦的地步。这样的写作不可能有明确的艺术目标和创新意识，而且造成对新诗艺术尊严的冒犯，后果极其严重，直接导致读者对新诗的疏离和拒绝。要扭转新诗生存和发展的困境，首先应该在新诗写作的主体因素上寻找原因，应该凸显新诗艺术的创造标高，充分激活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诗人在写作时往往面临一个无形的陷阱，那就是如何在巨大的中西诗歌资源面前实现创造性的超越，没有坚定的艺术目标和清醒的创造意识，一个诗人很难克服因自我迷失而产生的艺术惰性，他的创作就会陷入到诗歌传统的固有思维模式之中，无法摆脱那种无形却强有力的艺术体制性约束，由此导致艺术原创性的缺失。
在我看来，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应该在这样四个层面上展开：一、真正的本土性，立足于富有民族特色的新诗传统的建构，实现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内在沟通；二、真实的自我性，立足于充分个性化的艺术追求，以我手写我心的真诚态度把诗人的主体独特性转化为一种值得信赖的生命诗学；三、有效的创构性，立足于中西诗歌资源的涵孕与化合，创造新的艺术原质，使之成为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四、无限的艺术生成性，立足于中国新诗之“新”在全球化语境下成为催生艺术创新的内在动力，一方面促成中国新诗艺术原质的与时俱“新”，一方面实现向新诗自身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新诗之“新”潜在地包含着艺术创新与无限生成的可能性，诗人的使命是把艺术生成的无限可能性现实地转化到自己的创作中。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并不限于只在这四个层面上展开，还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展开层面，同时，诗人富有原创性的写作是这些层面的有机结合和综合提升，这是构成新诗文化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四、相对完备和成熟的新诗教育体系
中国新诗经历近百年的发展，至今还没有形成相对稳定形态的新诗文化。新诗在国民中的普及程度还远不及古典诗词，仍然疏离于一般读者的视野，作为一种相对边缘化的文化形式，其塑造民族灵魂和提升国民素质的诗性文化功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与新诗教育的严重缺位密切相关。著名诗人王家新在回应新诗教育这一话题时说：“诗歌的教育不仅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诗歌，更是为了一种语言和文化的未来。”[③]这是对新诗教育的忧虑和期望。在我看来，要形成相对成熟和具有广泛普及性的新诗文化，一个前提性条件是要建立相对完备和具有实践可行性的新诗教育体系，这也是目前新诗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建立这样的新诗教育体系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文化工程，其中涉及到几个关键性的环节：（一）、成熟而理性的新诗读者，这是对新诗接受环节和传播层面上的要求。从新诗教育的现状来看，一般的读者对新诗存在着深刻的审美隔膜，往往用鉴赏传统诗词的眼光来看待新诗，因此造成审美经验上的错位，普遍认为新诗晦涩难解。他们只认同从中国传统诗词中命题取意，化古为今的一路新诗，而对中国新诗之“新”所包含的现代性命题取意和现代诗歌写作技艺抱有根深蒂固的拒斥态度，这样的读者显然是盲从的而非理性的，是幼稚的而非成熟的，这是新诗教育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要改变以往新诗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重意义，轻审美，重教化，轻艺术”的片面化倾向，确立重细读、重感悟、重审美的新诗教育方式，把新诗教育从原来的知识性教育和“德治教化”教育转化为生命教育、情感教育和现代审美教育，营构新诗教育的综合性平台，这样才能塑造出成熟而理性，在文化心理结构上对新诗有深切认同的读者。
（二）、对新诗写作教学的重视，这是对创作环节和创作主体的要求。中国向来有良好的诗教传统，吟诗作赋不仅是士人寻求晋身之阶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人们传情达意、怡情养性的一种重要方式，诗歌写作教学也因此成为一种风行全社会的文化现象。这一传统在新诗取代旧诗之后似乎就不复存在，尤其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教学几乎一直处于“空白期”，这严重地阻碍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研究者认为：“要想恢复和发展我国的诗歌事业，必须先从恢复我国的诗歌写作教学制度开始。”[④]。这一建议所包含的合理性来自对新诗发展困境的清醒认识。新诗写作与旧体诗词写作在艺术思维上有很大的差异，这就要求新诗写作教学采取不同于旧体诗词写作教学的方式和途径。当代人的旧体诗词写作要求以“旧”写“旧”，也就是用传统的艺术思维方式处理与传统文化对接的题材和情感，使用一整套“完全适应于文言语言系统的诗歌形式规范”[⑤]，这样才能写出旧体诗词的神韵和魅力，而在处理当代题材与情感方面，旧体诗词缺乏有效的介入性，显得先天不足，很难把对当代题材的处理提升到艺术原创性层面。新诗写作教学还没有形成旧体诗词写作教学的那种规范化和模式化，这一方面使新诗写作教学面临无“法”可依的局面，可能给教学带来技术操作上的难度，使教学在短期内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表明，新诗写作教学的探索和试验空间很大，对新诗写作的教学者和入门者来说，都意味着主体选择的多样化途径，通过对多种教学方式的尝试和选择，达到因材施教的效果。在我看来，新诗写作教学的一个关键环节是要把握新诗之“新”的诗意生成机制，也就是在现代汉语的诗性视野下，用现代艺术思维方式和艺术技巧处理当代题材和现代人的情感世界。新诗的出路说到底还是由诗人提供方向的，新诗写作教学的目标和理想效果是促进新诗文化和创作氛围的形成，为新诗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同时为民族精神的提升提供一个诗性空间。
（三）、新诗教育的制度性支撑，这是从影响新诗教育的综合性制度层面提出的要求。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有一句名言：“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两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人们的任何想象。”[⑥]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指出：“伟大的诗人就是本民族的教育家和未来伦理的预言家。”[⑦]新诗教育作为母语教育和新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激活和提升民族精神的一条极为重要的途径，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性支撑才有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这种制度性支撑是综合性的，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因素、文化体制与教育体制等层面，有效的制度性支撑可以形成健康合理的文化艺术格局，形成有利于新诗教育的良好人文环境，这对新诗教育来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首先，新诗教育要从精英化的文学专业性教育转化为全社会的普及性文化教育，这是形成新诗文化的社会基础，需要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协同促进和整体配合，如定期举办全民性或地方性的诗歌文化艺术节和大型诗会等，让新诗回到民间和大众中去。其次，在中小学建立诗歌写作基地，在中小学学生中分层次开展新诗写作的培训，建立分层级的新诗写作教学模式；编写新诗写作教材，对中小学语文教师进行新诗写作教学的培训，将新诗写作纳入中小学的课堂教学，在中考和高考中安排一定的诗歌写作内容。再次，当代诗人一般有大学教育背景，应充分利用大学的教学资源和人文环境，使大学成为培养当代诗人的摇篮；在大学现有的新诗研究中心和研究所之外，设立专门的新诗教育与教学研究中心，推动新诗教育和教学的广泛开展。最后，政府设立专门的诗歌基金，用于扶持和奖励诗歌创作，资助诗歌刊物的出版发行等。已有一些诗人和学者结合国外和中国传统的诗歌教育和教学经验，提出过一些类似的主张，这表明诗歌教育的制度性支撑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中国新诗繁荣时代的到来和新诗文化的成熟，离开有效的制度性支撑恐怕就无从谈起。
新诗之“新”文化性质的复杂性是由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性转型所造成的，新诗的困境本质上是在现代性视野中呈现出来的文化困境，其中纠结着由现代性所引发的复杂文化矛盾。新诗的文化困境需要在文化内部找到解决的途径和方式，这可以归结为新诗文化的建设。建设成熟的新诗文化既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经之途，又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结果。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既是一部新诗“成长”史，也是一部新诗“问题”史，新诗之“新”始终面临着文化身份定位的争议和尴尬。从新诗的“成长”史来看，新诗在一个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段中可谓成就卓著，新诗之“新”是现代中国民族诗歌艺术的创造性标志，也是中国现代诗人文化想象和创造意识的“引爆点”，已经沉淀为与旧体诗词截然两分的现代文化标记；从新诗的“问题”史来看，新诗在近百年的发展和流变中又问题多多，还缺乏广泛而深入的文化认同，远未成为基础读物普及到广大国民的日常阅读视野中，对新诗之“新”的质疑至今仍然是一般读者心中挥之不去的文化阴影，对新诗阅读的拒斥表现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隔膜。新诗的“成长”与“问题”相伴相随，说到底，这还是新诗文化远未成熟的表现。回顾近百年的新诗发展历程，中国新诗之“新”与新诗文化建设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理论课题，对新诗的未来发展具有启示意义，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 |
发表于 2016-9-24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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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24 10:36
了。
发表于 2016-9-24 1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