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韵： 百年安徽诗歌回眸 ：《中国新诗百年大系·安徽卷》序

肖振中

王明韵 ：百年安徽诗歌回眸 ：《中国新诗百年大系·安徽卷》序


　　　　　一

　　学术界关于中国第一首白话新诗的起源时间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甚至对胡适是否为白话诗第一人也有质疑。胡适在其《〈尝试集〉自序》中已明确说了：“我的《尝试集》起于民国五年七月，到了民国六年九月我在北京时，已成为一小册子了。这一年中，白话诗的实验室里只有我一个人。”从胡适这段话可以厘清对白话诗从何时开始、何人开端的一些争议和争论。

　　说起胡适和新文化运动，绕不开陈独秀。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白话诗八首》均最早于1917年发表于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胡适与陈独秀同为安徽人，由于陈独秀与胡适等人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的催生，民国政府教育部先后于1920年1月和4月通令全国，从该年起小学“国文科”一律改为“国语科”，教学白话文、“国音”和“注音字母”。

　　基于以上，说安徽是中国第一首白话诗的源头也不为冒失和过错。在新诗进入百年之际，我们编选《中国新诗百年大系·安徽卷》也就显得必要和紧迫了。就地理位置而言，安徽地跨黄河（已改道）、长江、淮河南北，地形地貌由淮北平原、江淮丘陵和皖南山区组成。不同的水系（黄河、淮河、长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碰撞和交融；不同的地形地貌形成了不同的民俗和文化特征，因此，安徽没有形成如巴蜀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秦晋文化而趋于统一的地域文化特性。有学者认为徽州文化和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形成了安徽三大文化圈，三大文化圈合而为一，总称安徽文化、皖文化。笔者认为这种归类和划分也不够严谨，淮河文化不为安徽独有，“皖江”只是一个被命名的新词，与徽州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不足以代表整体的安徽文化。安徽文化应该是中华文化的大融合大集中大体现，这才是安徽文化的优势所在。







　　　　二

　　安徽地处东南西北中的中心位置，集中华文明优秀精髓于一体，千百年来，人才辈出，文化视野、文化胸襟和文化兼容性让安徽文化人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素养，担当性、悲悯性和先锋性表现为安徽诗人的主要特征。先锋性几乎是安徽主要诗人的主要文化表现特征，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对旧文化的颠覆运动，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和《尝试集》不仅动摇了汉民族的语法体系、语言组织层面，还深刻动摇了由旧文化形成的种种意识形态和精神领域的樊笼。今天我们指摘胡适的白话诗有着幼稚状态、洋味和古味相杂，实为一种苛刻的要求，任何语言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一个成熟的语法规范体系。我们将目光放回新文化运动的时间来考量，“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确实是一个“破”的语言和思想解放过程，新文化运动有着其必然兴起的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文化方面等历史背景。从新诗的角度研判，“破”更是一个“立”的开始。新诗社1920年1月出版的《新诗集》第一编在《吾们为什么要印新诗集》一文中说道：“第一，自从胡适之先生提倡‘新诗’以来，一天发达一天；现在几乎通行全国了！”胡适能在砸烂旧的枷锁的同时，建立起新诗，并把新诗强有力地推广开来，这是我们谈论新诗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提及他的原因。

　　在胡适推行新诗的阶段，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播至中国。胡适只完成现代汉语的雏形及白话诗的草创，相比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西方在当时是各种思潮并存，特别在语言研究、诗歌形式、诗歌理论已经远远把白话诗抛在后面，如：索绪尔的划时代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在1916年出版，他将语言视为一个符号系统；1917年之前的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自身有特定规律、结构和手段。尽管白话诗之后有象征主义诗歌（李金发）、现实主义诗歌（田间）等模仿西方的诗歌流派，西方的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理论、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等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影响到中国诗人。在白话诗发轫之际，一批安徽诗人也相继投入新诗写作，并取得了很大的影响，如“小诗派殿军”宗白华、“普罗诗人”蒋光慈、“新月派”朱湘、“湖畔派”汪静之等。宗白华于1923年出版了诗集《流云的小诗》（正风出版社），蒋光慈于1925年1月出版了诗集《新梦》（上海书店），朱湘于1925年出版了诗集《夏天》（商务印书馆），汪静之于1927年9月出版了诗集《寂寞的国》（开明书店），田间于1938年7月出版了诗集《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生活书店）……从白话诗开始到1949年，安徽诗人已经是新诗写作的主要力量，这也是继胡适之后，安徽诗歌地位在宗白华、蒋光慈、朱湘、汪静之等诗人身上得以体现和延伸。

　　安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兼容性也深刻地影响到非皖籍的诗人。我们编选本卷选本有一个宗旨，就是长期生活、工作在安徽，对安徽诗歌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的部分非皖籍的诗人作品一定要体现出来。地域的划分自然有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长期积淀因素，而长期生活、工作在安徽的诗人也带来了其自身的文化优势和文化背景，这种融入、交流对安徽诗歌的健康发展起着文化观念上的补充作用。在安徽诗歌史上，1949~1979年，公刘和严阵代表了安徽在那个特殊阶段的诗歌实力和影响力。公刘为江西南昌人，1939年开始写诗，1954年3月出版了诗集《边地短歌》（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公刘1957年被打成“右派”，直到1977年重新归来，写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作。公刘长期在安徽工作，曾任安徽文学院院长，积极引导和参与安徽的文化建设，扶持大批安徽青年诗人。严阵是山东莱阳人，1949年到安徽从事文学编辑和写作工作，1954年他在《人民文学》发表了《老张的手》而一举成名，1955年12月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淮河上的姑娘》（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11月安徽省文联创办了《诗歌报》，严阵任主编，高举“青年性”“探索性”“公正性”旗帜，一举使安徽成为新时期汉语诗歌的策源地。《诗歌报》同《新青年》一样，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承载着改良汉语言、宣传先进文化的历史使命，对汉语诗歌的发展起着旗帜和导向作用。

　　　　三

　　1979年后，安徽诗歌发展走向复苏阶段。 1979年《安徽文学》10月号以专辑的形式发表了30位青年诗人的作品，这种大版面、专辑形式的尝试给文学界带来冲击和震撼，得益于良好的诗歌土壤，安徽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年轻诗人。 1980年，《诗刊》举办的第一届“青春”诗会，梁小斌和陈所巨入选。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被列为新时期朦胧诗代表诗作。梁小斌为朦胧诗代表诗人之一，是安徽诗人从“文革”僵化语境下突围而出的先行者，他的诗歌有了诘问、反讽意识。朦胧诗一出现就受到诟病和攻击，当时谢冕先生在《历史将证明价值》一文中指出：“诗歌艺术的发展，伴随那业已产生的变异，以新的探寻来扩展、补充，乃至取代原有的艺术积累也是不可避免的。”从白话诗到朦胧诗，安徽诗人均为汉语诗歌进程的推动者，更是革新者。梁小斌和陈所巨的出现，改变了安徽诗歌的呈现格局和彰显方式，“假大空”的政治抒情诗歌、枯燥无味的二元非白即黑的诗歌思维模式得以瓦解。顶住当时“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双重压力，《诗歌报》把版面留给有先锋意识的青年诗人，并在1986年联合《深圳青年报》推出了“中国现代诗群大展”，在诗歌界被誉为“两报一展”，这种先锋性和前卫意识具有强烈的颠覆性，就如同胡适的白话诗一样，当时给整个文学艺术界带来冲击、震荡和惊喜。

　　胡适、公刘和梁小斌是三个不同时期的诗人，每个时期安徽都涌现出优秀的诗人，这三个时期相对来说诗歌的发展受到非诗的因素干扰过多，属于扁平化发展期，诗歌的语言、形式、内容起伏不大，发展轨迹为横向的、线性的，直至海子的卧轨自杀为节点，安徽诗歌重新走向真正现代诗歌意义上的总结和再出发。我们所说的汉语诗歌实际上是一直处在“变化”中的诗歌，《诗经》以降，从晋的南渡到唐开元，汉语诗歌已受到佛教文化的侵蚀，此后契丹、女真、蒙古、满族和西方等文明和汉文明一直处在多层面的交锋与融合状态，自然，汉语诗歌一直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变则通达，新时期30年，安徽诗歌一直处在巨变之中，各种思潮、各种理念和各种文化概念在新一代诗人身上发生激烈的碰撞，安徽诗人进入了一个多向度的写作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诗人，新时期30年可以说是安徽诗人的黄金时代。

　　安徽作为新诗的源头和现代汉语诗歌的策源地，有着先天性的诗歌土壤，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梁小斌、陈所巨之后，沈天鸿、钱叶用、简宁、祝凤鸣、杨子、洪放、俞凌、蓝角、陈先发、余怒、韩新东、王明韵、方文竹等安徽青年诗人以独特的文本活跃于现代诗坛。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一批安徽诗人离开诗歌并没有导致安徽诗歌发展的停滞，相反安徽诗歌进入井喷式爆发阶段，除沈天鸿、祝凤鸣、余怒、陈先发、蓝角等诗人保持旺盛的创作力外，杨键、叶匡政、樊子、罗亮、汪抒、老巢、许敏、莫幼群等诗人受到诗坛的关注。这些诗人的作品在厚度、广度和高度上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态势。进入2000年后，安徽诗歌版图发生深刻的变化，陈先发、余怒和杨键等诗人已经是当代诗歌不可忽视的文本力量，而安徽70后诗人的崛起更显示安徽诗歌力量的后继性，魏克、阿翔、何冰凌、黑光、潘漠子、宋烈毅、张建新、徐春芳、张尔、梁震、杜绿绿等代表着安徽青年诗人在现代诗歌写作上的深入探索与创新。安徽80后诗人的崛起是网络时代的印证，互联网的便捷性、及时性和互动性催生了新生代诗人的快速成长，安徽涌现出新生诗人潮，以李成恩、陈巨飞和夏午为代表的新生代诗人与梁小斌、沈天鸿等50后诗人，陈先发、余怒、杨健、樊子等60后诗人，魏克、阿翔、张建新等70后诗人实现了时空并存、创作互动的局面。笔者主编的《诗歌月刊》（原《诗歌报》）秉承了《诗歌报》的办刊理念，在头条、先锋时刻、现代诗经、女性专号、诗版图和民刊专号等栏目一直致力于推介安徽优秀诗人和青年诗人，《诗歌月刊》“安徽当代诗歌大展特大号”、安徽省诗歌学会和《诗歌月刊》联合举办的安徽诗歌奖以及安徽的民间诗歌社团等不同诗歌平台给安徽新时期诗歌写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新诗的萌芽之始，新诗已有百年历程，诞生、萌芽、发展、成长、壮大，百年新诗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百年历史的一个缩影，从胡适开端至今，众多皖籍诗人，以血为墨，在心言志，发言为声，为现代诗歌的发展，注入了青春与活力；以其卓越的优秀诗歌，引领了汉语诗歌的发展进程，维护了汉语诗歌的价值与尊严。《中国新诗百年大系·安徽卷》编撰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新诗百年的历史性总结和梳理，客观、立体、公正地展现安徽诗人近百年的诗歌成就，突出安徽在新诗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让读者通过安徽诗人的文本了解中国新诗百年的发展进程和发展轨迹。

　　由于编选时间跨度大，本卷难免有遗珠之憾，唯期在工作中加以改进，以俟未来。在此，笔者谨代表编委会对安徽诗人给予编选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





　　王明韵，诗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诗歌月刊》杂志社主编。出版个人作品集18部，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俄、日、韩等文字。


　　作者：王明韵   2016年11月10日  安徽商报

李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