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顾城，我的海子

肖振中

我的顾城，我的海子                                                                     刘 春

插图：潘喜良 ◎ 刘 春 摘要               真正关注海子，是2004年左右的事了。那一年，海子突然唤醒了我的感觉，我对他的诗产生了重新阅读的愿望，于是，我找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海子的诗》，慢慢翻看，然后把自己的零星感受记录下来。这些感受和几年前对海子作品入选教材的讨论文章一起，后来成为我关于海子的长文的基础。现在想来，也许这20年间我对海子的“盲目崇拜—冷落—关注”的态度变化，与自己心理成熟的过程有关，也与个性的变化密切相关。年少时喜欢从众、随大流，看到一样东西被很多人追捧，便也跑上去凑热闹，实际上并不了解那件物品价值何在；随着年龄增长，阅历稍微丰富，便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盲目，于是抽身出来；长时间的冷静思考之后，终于看到了对方的特殊之处，至此有了深度介入的兴趣。 1 对于顾城与海子，相信即使平时不读书的人也不会陌生。他们“寻找光明”的“黑眼睛”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已经成为广为流传的关键词。他们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天才，英年早逝，诗歌广泛流传，重要性日益凸显并巩固……他们活着的时候，夹杂在芸芸众生之中，始终无法适应生活与现实的规则。无论曾经辉煌还是长久寂寞，最终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如果写一本书，涂抹了诗人生活中的卑微与梦想、诗歌中的伟大与辉煌，澄清诗歌史上的一些误解和偏见，同时顺便回顾一下自己的读诗历程，会不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2 尽管顾城诗龄和年龄长于海子，成名也较早，但对于我来说，这两个诗人是同时进入阅读视野的。 1990年秋天，我初中毕业，到位于都江堰的一所中专学校读书，来自各方面的因缘让我由一个对诗歌怀有好感的小青年迅速变成狂热的诗歌爱好者。在那个时期，与全国大多数同龄诗人一样，安徽《诗歌报》对我的启蒙最大，这份由对开的报纸变为24开、再变为16开的月刊，她的很多重要栏目至今我仍能脱口而出——挑战者：第一千零一个、探索诗之页、创世纪：青年诗人谈诗、柯大夫诊所、现代诗歌技巧十二讲……直到今天，我都认为当年的《诗歌报》是我看到的最好的文学刊物。我对朦胧诗的了解主要依靠阎月君等人编选的《朦胧诗选》和一些个人诗集，朦胧诗以后涌现的大部分诗人和评论家都是《诗歌报》“推荐”给我，并在《诗神》、《星星》和一些优秀民刊中得到互证和巩固。如果说上述诗人是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偶像，哈尔盖、德令哈、尚义街六号是新时期诗歌的名址，那么《诗歌报》编辑部联系地址合肥市宿州路9号绝对是青年诗人们心目中当仁不让的诗坛地标。源于这难得的“革命感情”，在后来的20年里，我多次搬家，扔掉了许多曾以为会收藏一辈子的图书和杂志，但朋友赠送给我的诗集和当年保存的一箱《诗歌报》一直保留着。 仅就对海子诗歌价值的认识这个角度来说，《诗歌报》最大的遗憾和最大的功劳都与海子有关。在海子创造力最旺盛的1987年到1989年，当时风行全国的《诗歌报》却没有发表过海子的任何作品，甚至1986年秋天《诗歌报》等举办的现代诗大展，展示了大量令人读了不知所云的“现代诗”，也没有海子的一席之地，只是后来在同济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诗坛红皮书”《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里，才补上了海子的三首诗。但《诗歌报》对海子诗风的推广却功不可没——海子去世不到一个月，《诗歌报》就以最快的速度发表了海子的短诗《九月》，然后陆续大量发表类似于海子风格的作品，掀起长达数年的“麦地诗潮”。 对《诗歌报》的阅读一度让我“轻视”北岛，认为北岛过时了。很多年后才醒悟，“Pass北岛”只不过是后来者谋求上位的一个手段而已。正如我在2008年出版的《朦胧诗以后》里所写的：我愿意把“Pass北岛”理解为更年轻的一代在表达他们渴望超越前人而出人头地的良好愿望，至于是否能够真正的超越，我持保留态度——你可以在嘴皮子上“Pass”，但你在诗艺上“Pass”不了；你可以在诗艺上“Pass”，但你的灵魂还不够强大。 而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编的“文学国刊”《诗刊》，则告诉我有一个活动叫“青春诗会”。说实话，我很不喜欢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诗刊》，但一年一度的“青春诗会专号”是个例外，每年的“青春诗会专号”都让我如获至宝，大解、蓝蓝、张执浩、伊沙、叶舟、马永波、白连春等诗人，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却完全没有想到十年后，自己也有幸参加了这个盛会，成为他们的“学弟”。 后来我写诗歌史，当年这份阅读和交往所形成的营养开始呈现出来，很多读者说我写的书能够读得下去，我想，那是因为我写下的都是带有体温的文字，所涉及的都是多年以来反复阅读的诗人，都是我的交往、我的温暖或狂热的记忆。 3 接触作品的先后，直接影响了我对诗人的整体印象。比如北岛，我在最热爱读书的年龄读到的是《雨夜》、《结束与开始》，而不是《回答》，于是我根深蒂固地把北岛当做一个内心温暖而坚定的诗人，而不是高喊“我不相信”、“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斗士。在作者的姿态上，相比《回答》的慷慨激昂，我更喜欢《雨夜》和《结束与开始》中的那份委婉、冷静与坚决；在语言的弹性上，我也更喜欢后者的舒缓与开阔，而不喜欢前者的紧张和直接，尽管前者比后者著名得多。 再如顾城，我最早对他产生深刻印象的不是《一代人》，而是《等待黎明》、《风之梦》、《早晨的花》。这几首诗和北岛的《雨夜》、《结束与开始》似乎都是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1985-1986青年诗选》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探索诗集》里读到的，当我读到钢琴旋律般优美的文字，内心的触动远远不能用“震撼”来概括，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似乎一个混沌中的人突然受到了天启，似乎一个浑身泥泞的人突然干净起来，似乎有一种无法描述的清香飘逸而至……总之，自己的情绪和身边的环境变化了。这几首诗，在书中，是那么独特，那么明净，那么切合一个青春少年的浪漫情怀。源于这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后来我再读顾城的其他作品，哪怕是他最著名的《一代人》和备受争议的《弧线》、《感觉》，都不能淡化《早晨的花》的美感。那真是一首诗就能影响一生的年代！ 对海子的接受过程也有些类似。在我稍微比较正式地接触现代诗时，海子刚刚卧轨自杀不久，因此，最初我不知道海子生前的落寞，只知道海子是一个生前很落寞死后很红火的诗人，诗歌界涌动的“麦地诗潮”，海子是源头。当时大量青年诗人在模仿海子的风格，“麦子”、“王”、“黑暗”、“土地”在几家青年诗歌刊物随处可见。作为初学写诗、正处于“为赋新词强说愁”年龄的我自然也不例外，我的诗歌笔记本上涂满了海子般的忧伤与绝望。幸运的是我没有长期沉溺其中，这也许与前面提及的我对北岛、顾城的最初印象相似，我最初接触到海子作品不是那些情绪化、唯美化的篇章，而是《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这种有点怪异的作品。紧接着读到的是《亚洲铜》，我也不是特别喜欢，觉得它风格有点怪，句子忽长忽短的，而词汇像顾城。我还在《探索诗集》里读到了一组海子的“探索诗”，也不甚喜欢。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海子仅仅是我关注的一部分，那一代诗人中，除了海子，还有很多风格迥异的优秀诗人，更不要说艾略特、布罗茨基等外国诗人的冲击了。2001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入选高中课本后，一个媒体朋友请我撰文发表意见，我表达了谨慎的肯定态度，既赞成它的入选，也为其他诗人的诗歌没入选而遗憾。 真正关注海子，是2004年左右的事了。那一年，海子突然唤醒了我的感觉，我对他的诗产生了重新阅读的愿望，于是，我找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海子的诗》，慢慢翻看，然后把自己的零星感受记录下来。这些感受和几年前对海子作品入选教材的讨论文章一起，后来成为我关于海子的长文的基础。现在想来，也许这20年间我对海子的“盲目崇拜—冷落—关注”的态度变化，与自己心理成熟的过程有关，也与个性的变化密切相关。年少时喜欢从众、随大流，看到一样东西被很多人追捧，便也跑上去凑热闹，实际上并不了解那件物品价值何在；随着年龄增长，阅历稍微丰富，便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盲目，于是抽身出来；长时间的冷静思考之后，终于看到了对方的特殊之处，至此有了深度介入的兴趣。 4 作为后来者，我没能亲身经历朦胧诗地火蔓延般的崛起和第三代诗歌风起云涌的浪潮，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运动对我来说，都是同一时间段目睹的纸上文字，这令我在时时产生“晚生了几年”的慨叹的同时，也摆脱了局中人的盲目与主观。对这段历史，我没有过多地局限于某些流行论点。 我对顾城的印象，一开始就不是“朦胧诗人”，相反，他是一个被“朦胧诗”的招牌遮蔽了的“清新诗人”。在朦胧诗盛行的年代，顾城符合标准的作品其实很少，人们将他列为朦胧诗的代表，只能说明历史常常发生误会，以及学者们过于懒惰与草率。倒是朦胧诗式微后，顾城反倒逐渐“朦胧”起来，很多作品都变得生涩、难以进入。用顾城的说法是，他的写作达到了“文化”和“无我”的境界，可是，诗歌是语言和心灵的艺术，必须依据诗人丰富的感知，如果诗歌是在展示一个“无我”的“文化”，其灵性就会大打折扣，语言飞不起来，就会缺乏鲜活的气息，不再荡气回肠。因此，对于顾城8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除了《墓床》等有限几首，其它的我只能寄希望于自己好好调整角度，尝试去接受。 同样，顾城也远不能用“童话诗人”来概括。所谓“童话诗人”这个称谓，至多只能概括在1983年他结婚之前的创作，此后，顾城的诗歌不再“童话”，或者说在1983年后，顾城的“童话”只对他的生活中的某些行为有效。他是一个复杂的诗人，甚至可以称为当代中国最好的诗人，也是最符合我们传统的“天才”标准的诗人。顾城的作品，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空间；他从寂寞中走向辉煌，又从辉煌中抽身，重归孤独，不仅是一个诗人的选择，更反证了一个剧变的时代对纯粹诗心的冲击和碾压。 顾城在37岁离开人世，已足以令世人唏嘘，海子更甚，刚满25岁就结束了自己，比顾城整整少活了一轮。与顾城不同，海子没有享受过成名的辉煌，也没有理解自己的妻子和女友，他在孤独与郁闷中写作，又在绝望与无助中走向人生终点。当他平静而坚决地躺在冰凉的铁轨上，他肯定不会知道自己的行为昭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拉开了另一个时代的帷幕。海子自杀告诉我们：当今时代更多的是仰慕钢铁的秩序，不再需要古典而温润的心灵。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和顾城一样，海子留下了足以传世的作品，也留下了一个几乎在当代不可能发生的传奇。海子去世后，学院内外对他的研究开始展开并逐渐深入，一代又一代青少年成为海子的粉丝。这是对一个寂寞的诗人迟来的掌声，时间在证明它的公正与公平。 5 我为什么不厌其烦地推荐两个早逝者的诗歌？甚至其中一个还担负着“杀妻”的骂名。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是孤单的个体，而代表着一类人、一种命运，他们的作品也在丰富着一类人、一种命运。在这个任何行为、物品，甚至思想都可以用人民币来衡量的时代，诗歌的荣光早已被世俗的尘埃遮蔽，诗人成为某些人嘴角看似不经意却意味深长的一撇。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些风中的吟唱、雨中的呐喊，那些铁屋里的冥思与彷徨，被判定为不合时宜，备受嘲讽。坐在前排受到追捧的，是整齐划一的步伐、受到蒙蔽的眼睛和被包装出来的偶像。 是的，诗歌的黄金时代逝去了，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庸常的现实生活，哪怕你真的是天才。可是，我们的内心深处，怎么不能保留一份柔软、一份高傲、一种看破尘嚣的自若？顾城说：“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心怀诗意的人可以像蝼蚁般平凡而渺小地活着，但他的内心却必定光芒万丈，在缪斯的眷顾下，美如神灵。而顾城那句“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不正是“生如蚁，美如神”的完美注脚吗？ 同样，我愿意花费大量时间进行这项琐碎的工作，为一首诗的某个意象和词句冥思苦想，夜不能寐，也不仅是为了让人们读懂诗人、普及诗歌。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有的人从技巧上和内容上都掌握了某首诗的意思，但也仅仅停留在“词句”的层面，对于诗人幽微的精神之境，他们永远无法进入。就像有些作家，他写一篇散文，或者一首诗歌，都能一挥而就，不费工夫，而且想象力不错，语言技巧可圈可点，让你一下子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琢磨起来，你会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少了什么？人味。 不管是什么体裁，什么题材，优秀的文学作品书写的都是人生——不仅是语言技巧传达出来的“主人公”人生，还有文字背后时隐时现的作者的人生，更是某个群体的人生。优秀的作品，无一例外在生活的历练与煎熬中炼成。写到一定的层次，每个字都是血泪。如果你读顾城和海子的诗歌，只看到那些欢快的词汇：花朵、露珠、小草、阳光、大海、春天、幸福、温暖、灿烂……你就不能称作一个合格的读者。实际上，文字下面涌动着一条悲伤的河流。这条河流，在诗歌里流过了屈原、李白、杜甫，流过了柳永、李煜、李清照，流过了艾青、穆旦、昌耀，同样，也流过了顾城和海子……不管是创作于哪一个年代，采用哪一种风格，任何一首好诗，都暗含着悲伤的底蕴，都掺入了作者的体温、汗、泪和血。读着它们，能够透过文字看到鲜活而具体的生活细节。所以，欣赏文学作品，最终的目的不是掌握语言技巧这些技术上的东西，而仍然是透视人生和命运，并从中学习怎么生活，怎么做人。 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包括顾城和海子在内的所有诗人的创作，不过是从文字到人生、从“蚁”到“神”过程中的小小努力。 作者简介 刘春，诗人、评论家，著有诗学随笔《一个人的诗歌史》、《朦胧诗以后》，随笔集《博尔赫斯的夜晚》、《或明或暗的关系》、《让时间说话》，诗集《忧伤的月亮》、《运草车穿过城市》、《幸福像花儿开放》等。近年在《花城》、《读库》、《星星》、《名作欣赏》等开设诗学随笔和评论专栏，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居桂林。（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