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叙事性”的崛起与泛滥是一大误区
【编者按】今天摘发台湾著名诗人洛夫的访谈片段，他的观点对当下中国新诗也是一个忠告。
洛夫，1928年生，湖南衡南人。1949年随军赴台湾，后毕业于淡江大学英文系。1954年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开创了台湾现代诗歌。1996年迁居加拿大。2001年长诗《漂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著有诗集《石室之死亡》《魔歌》《时间之伤》《洛夫诗选》《洛夫禅诗》《洛夫诗歌全集》等数十部。
沈奇：
语言与形式问题，是新诗百年如影随形的困扰。这几年国内诗界有两个重要的讨论：一是《诗刊.下半月刊》组织的关于“新诗标准问题”的讨论；一是郑敏先生与吴思敬先生“新诗是否已形成自己的传统”的论辩。前一个讨论，以诗评家陈超的理论为旨归，认为“现代诗写作的标准，像一条不断后移的地平线”，并坚持他一贯的看法，将新诗的本质定位于追求“活力、有效性、可能性”这三点。我自己则认为还是要逐步寻求一个典律的生成，不能一味变动不拘。主要观点已在刊于《新诗界》第四卷的《重涉：典律的生成》一文中表述，先生想已看过。后一个讨论，郑敏先生认为新诗并未形成明晰的传统，并对此一直担忧，对任运不拘、惟求新求变是问的积弊提出批评。吴思敬先生则认为新诗已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传统就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状态，以对自由精神的向往和不断的形式探索更新着新诗的面貌。看来，两个讨论的焦点，最终可说是落在了“可能性”与“典律性”这两个关键词上，对此，先生可否依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与观察，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洛夫：
近年来不论是在文章里、讲演或座谈中，我都一直不遗余力地在为失落很久的汉语诗歌之美招魂，把它的纯粹、精致、气势、意境、韵律（非指格律）、象征、隐喻、妙悟、无理而妙、反常合道、言外之意、想象空间、暧昧性、朦胧美等找回来，予以重建。这正是对你“重树典律，再造传统”之说的呼应。你在北京《新诗界》第4卷的《重涉：典律的生成》一文中所提出的意见，深中肯棨，颇获我心，尤其你指出的那些时弊与问题，我读了几乎要拍案而起，譬如你说：“格律淡出后，随即是韵律的放逐；抒情淡出后，随即是意象的放逐。散文化的负面尚未及清理，铺天盖地的叙事又主导了新的潮流，口语化刚化出一点鲜活爽利的气息，又被一大堆口沫的倾泄所淹没。由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继而推为时尚的叙事性与口语化诗歌写作，可以说是自新诗以降，对诗歌艺术本质最大的一次偏离，至此再无边界可守，规律可言，影响之大，前所未有。”这一段一针见血的肺腑之言，正是许多人想说而不便说的。
我对大陆诗界所谓“叙事性”的崛起与泛滥，感受极深，这绝对是当代诗歌的一大误区，吸鸦片上瘾，最初都是以治病为借口的。我发现许多诗人对“叙事诗”本质上的误解甚大。叙事性绝不是诗的本质，只是一种诗歌策略，一种诗歌表现手法，西洋史诗都采用叙事体，我国唐诗中也偶见叙事诗。如李白的《长干行》，杜甫的《兵车行》，韩愈的《石鼓歌》，崔颢的“君家住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都是叙事手法写的诗。不知你同意否，我的那首小诗《窗下》，也应算是一首叙事诗：
当暮色装饰着雨后的窗子
我便从这里探测到远山的深度
在窗玻璃上呵一口气
再用手指画一条长长的小路
以及小路尽头的
一个背影
有人从雨中而去
可时下所读到的叙事诗，只见叙事不见诗，即使叙事也多是婆婆妈妈、琐琐碎碎、满纸口水。我以为，要写好叙事诗，得考虑戏剧手法的穿插，即使胡适主张作诗如作文，追求口语化散文化，他也认为好的诗中都有情节，不过这种情节如未经高明的戏剧手法的处理，也就谈不上什么诗味了。
关于新诗是否已形成自己的传统问题，我较*向吴思敬这一边，他的“还在路上行走”的解释比较接近事实。传统是时间和智慧的累积。实际上传统也就是历史，只不过一种可大可久的传统，并不是由走过来的每一个脚印所堆积而成，而是必须经过历史的梳理和论证的辨析后所形成的共识。最近我为《创世纪周年特辑》写的一篇纪念文章，题目就叫《创世纪的传统》，我认为《创世纪》五十年来所形成的传统可归纳为两项：一是追求诗歌的独创性，重塑诗歌语言的秩序；二是对现代汉诗理论和批评的探索与建构。最后我谈到，《创世纪》五十年来先跋涉过西方现代主义的高原，继而拨开传统的迷雾，重见古典的光辉，并试着以象征、意象和超现实诸多手法来表现中国古典诗歌中那种独特美学，经过多年的实验，我们最终创设了一个诗歌的新纪元——中国现代诗。这不仅是《创世纪》在多元而开放的宏观设计中确立了一个现代汉语诗歌的大传统，而且也是整个台湾现代诗运动中一项不可置疑的傲世的业绩。这里我所说的传统其实也正是一种新典律的建立。新典律最明显的性格是创造性。求新是它的指标之一，但新典律不能只一味地求新，而忽略了求好。当下许多年轻诗人一脑门子的求新求变，写出的诗光怪陆离，在后现代的旗帜下兴风作浪。但“新”并不等于“好”，“新”一夜之间可成，而“好”则非经过长时间的淘洗与锤炼不可。今日诗坛的时弊即只顾求新求变，而忽略了、甚至有意鄙弃了成就一首诗的诸多条件，如抒情性、象征性、意象结构、想象空间等。当年胡适为了使新诗明白易懂，他改革了语言，不幸也革掉了诗，今日民间派追求诗的大众化，拒绝了隐喻，也拒绝了诗。
——非常赞赏兄弟的天分。写诗如同造车。诗写的方向高于技艺。你我兄弟共勉。遥握。冬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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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3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