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诗人比肩莎翁狄更斯 被写进英国文学史

李明利

一位诗人比肩莎翁狄更斯 被写进英国文学史

据星岛环球2016-12-05消息 今天是二十世纪最伟大诗人之一菲利普·拉金的忌日。为了纪念他所继承的英国文学传统，本周五晚间被英国人视为“荣誉的宝塔尖”的西敏寺“诗人角”将迎来刻有拉金诗行地碑的揭幕仪式。

“我们的一丝直觉几近真实：/ 爱，将使我们幸存”  

今天是二十世纪最伟大诗人之一菲利普·拉金的忌日。为了纪念他所继承的英国文学传统，本周五晚间被英国人视为“荣誉的宝塔尖”的西敏寺“诗人角”将迎来刻有拉金诗行地碑的揭幕仪式。

“诗人角”藏有包括乔叟、莎士比亚、狄更斯等英国文学史上的巨匠名家的纪念碑。而长眠于其中的亡灵也并非仅限于文学大家，前来悼念的人们也能寻到包括牛顿、丘吉尔等英国历史上重要人物的墓碑。

菲利普·拉金的地碑，被安放在维多利亚时代最出色的小说家之一安东尼·特洛勒普的下方，离诗坛巨匠拜伦、狄兰·托马斯也仅仅数尺之遥。1974年拉金在西敏寺参加W.H.奥登的地碑揭幕仪式之后也在给母亲的贺卡中写下了“西敏寺已经太过拥挤，但肯定会有留给我的地方”这样的话语。而在离世31年之后的今天，拉金的名字被世人重新提起，并被永远写进了这部位于泰晤士河畔由大理石刻成的英国文学史里。

拉金生于1922年的考文垂，55年到80年代的这三十年间一直工作于赫尔城大学图书馆内，这段时期也可以称得上是他的创作黄金期：1945年发表首部诗集《北方船》，1955年第二部诗集《较少受骗者》的出版让他声名鹊起并逐渐在战后英国诗坛站稳脚跟。随后的两部诗集《降灵节婚礼》和《高窗》更是将他在诗坛的名望推向顶峰。1984年他被询问是否有意接受桂冠诗人的荣誉，由于此刻的拉金正饱受食管癌的折磨并且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发表新诗，他礼貌地拒绝了来自官方的荣誉。

而在拉金的第二故乡赫尔城，如今为了吸引文学爱好者的来访，官方特意设置了一条以拉金命名的城市漫步之旅。游客可以跟随墙上的标识，重走诗人当年走过的路，用《高窗》的诗行也许能形容拉金曾经漫步于赫尔城小路间的思索，

那蓄含阳光的玻璃，

在那之外，是深湛的空气，昭示着

虚无，乌有，无穷无息。

而今晚，西敏寺中仍有诗歌班为宾客唱着圣歌，会有人用近乎神圣的声音再一次念出拉金的诗句，“在历史的碎片上，/ 只有一种姿势保留”。他和他最崇敬的文学偶像托马斯·哈代，已经站在了一起。

菲利普·拉金

（1922—1985）

“运动派”诗歌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城市居民的生存与精神困境，是拉金最常涉及的主题。他一反庞德与艾略特以来晦涩、“学问化”的现代主义路径，使用的是一种有似于散文的语言，质朴、新颖；抛弃诗歌中的总体化视野，着力于描绘现代人生活与精神的细部，开出了一代诗风。

吴永熹/文

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英语诗坛上，菲利普·拉金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位于1922年出生，年仅63岁就因喉癌去世的诗人一生中仅出版了薄薄的四部诗集，除第一本处女作外，每本都大受好评。1984年，在拉金诗歌声誉的顶峰，他曾经拒绝了英国桂冠诗人的头衔。诗人同行尊敬他，诺奖加身的大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曾说过，对于菲利普·拉金，唯一的抱怨是他写的太少了。正因如此，今年年初由诗人舒丹丹毕十年之功译出的拉金诗集《高窗》才如此令人瞩目。


                    菲利普·拉金诗集《高窗》

牛津诗篇

——给莫尼卡

我们共享一座城市却浑然不知，

在灯火管制、黄油匮乏的日子，

直到我们离开，愉快地离去

（不同于那些留下来的马屁精），

它是否钻进我们的头脑，像一块

学问和礼仪的试金石？

因为老地方已没有太多格调，

我们所知的另外两个也变得更少。

……

三十年就这样过去，当买蛋糕的队伍

和咖啡店随着招牌消失，

新实验室里的新人完成突破，

古老的房子被清扫重又修复，

学生们不辜负黑皮册子里的

评语，甚至超出，

它抓住了我们，正像我们读过的《跳蚤》，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处。

视角疏离 不想打动任何人

阅读拉金之前，有必要知晓一些他的生平。这位深受读者欢迎的诗人，不仅写得少，惜墨如金，与文坛的关系也相当疏离。尽管以一等荣誉从牛津大学毕业，拉金却终其一生都在英国小城的图书馆工作，甚少公开露面，保持了近乎隐士的身份。他终身未婚，曾长期寓居出租公寓，直到晚年才买下了自己的房子。

这位生活中的隐士在写作上也常被视作传统与保守的象征。在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二十世纪中期，拉金却坚持以传统英诗的格律写作，坚持用韵。他对二十世纪英美诗坛流派纷纭的演变与争吵向来漠不关心，对复杂、玄虚、足以显示诗人语言与智力优势的修辞手段毫无兴趣，而是坚持用直接而清晰的口语化语言写作。他的诗题材有限、取材普通，对战争、政治等宏大主题绕道而行，所及之处无非是家庭、工作、普通人的生活和对生老病死的感悟。沃尔科特曾称拉金是“写平凡的大师”，并曾说过，“平凡的面孔，平凡的声音，平凡的生活——直到拉金出现，它们在英诗中才获得了非常精确的定义。”

拉金关心的是普通人的生活，而且是大英帝国终结后，远离繁华大都市伦敦的、普通英国外省小城的普通人的生活。诗集里有为数不少的人物诗，他们的身份是去世的前任租客（《布里尼先生》）、平凡的家庭主妇（《下午》）、早逝的同学或熟人（《多瑞克和儿子》、《哀悼怀特·梅杰》）、和农夫打交道的乡下生意人（《生活》）、火车旅行途中见到的参加婚礼的人（《降临节婚礼》）。

如果说普通的人物诗多少都带“歌咏”的情调与感伤意味，拉金的人物诗却是冷静疏离的。在这些诗里，拉金想要以一个冷峻的观察者的身份，向我们描述一些人生的侧面：

父亲们外套下系着粗粗的皮带，

额上满布皱纹；母亲们响亮又臃肿；

某个舅舅嚷着脏话；接着是电烫的头发，

尼龙手套和珠宝仿制品，

柠檬黄，紫红，和橄榄赭。

（《降临节婚礼》）

口语式的语气，陈述式的语调，普通的细节是这些诗句最直接的特色。拉金似乎并不想在这些诗中打动任何人，在他的眼中，昔日湖畔诗人笔下那个恬静丰美的英格兰是一个“野草一样模糊的国度”。

他乐于记叙的是那些最为普通的、常常昭示着某种旅行视角的地方——车站，酒店，酒店里的小酒馆，没有名字的商店——以及旅途中的散漫所见。在拉金的笔下，不管是出于公务或是其他目的的旅行，旅途都是几乎剔除了一切浪漫色彩的：车窗外望出去的是“浮着工业泡沫的运河”，在星期五晚上的皇家车站酒店，“所有的销售员都已返回利兹，留下满满的烟灰缸在会议室”。如果说这些诗里有什么深沉的感情，大约就是一种行旅的孤寂和与环境的粗俗丑陋相对应的淡淡的悲哀。

反抒情性 挣脱浪漫主义传统

翻译家、英诗专家王佐良先生是最早向国内译介拉金诗歌的译者之一。他曾经疑问平淡、低调、嘲讽的拉金诗歌读头何在——“华兹华斯的恬淡何在？雪莱的激情何在？济慈的乐歌何在？整个英国诗的优美的抒情传统又何在？”但他当然知道，拉金的成功正在于他的反抒情性。

有趣的是，拉金其实正是从英国诗的抒情传统中生长出来的。而看菲利普·拉金怎样从一个已然僵化、无力的浪漫主义传统中挣脱出来，是深具启发的，因为对浪漫主义的反拨正是现代主义发端的最大动力。不过，拉金却没有走向艾略特、庞德式的缠绕、晦涩、抽象的现代主义，而是发明了一种极为个人化的，直接、清晰、极简的现代风格。他曾经明白无误地表达过对于某些现代诗的不满，因为它们是一些“如果没有参考资料就无法明白的诗歌”。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新的坏诗歌，“不是旧时那种尝试打动读者但却打不动的诗歌，而是一种甚至不去尝试的诗歌。”（《黄灿然译拉金随笔五篇》）

拉金诗歌语言的最大特色之一，在于它不拒方言俗语，大白话甚至是脏话，“当我看见一对年轻人，/猜想他在操她”是他开始一首诗的方式。在此，格律的精致规整恰恰为那些时而粗粝的表达提供了支撑，让它们不致滑向无聊与庸俗。

然而，麻烦的是，生活在拉金眼中似乎本就是无聊与庸俗的，那些写人状物的诗奠定了拉金诗歌的基调——低沉、灰败、悲观。或许在现代诗坛上，没有哪一位大诗人的作品是比拉金的更关乎人生的，而拉金那些最广为传颂的诗，也大多是直接表达人生观的诗。他憎恶工作，写有名句“我为什么要让工作这只癞蛤蟆/蹲伏在我的生活上？”；他怀疑婚姻与家庭，本人终身未婚，并忠告世人“痛苦代代传递/像海滨沙洲越陷越深/趁早跳将出去/可别再养什么孩子”；他陈述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不可沟通性，“说这些，对一些人/毫无意义；对另一些人/无话可说”。他的全部作品，至少从表面上看，的确显示出了一种“憎恶人类”的情绪。对自己作品的流行，拉金本人倒是有过相当简单的分析。1979年，拉金在接受英国的《观察家报》采访时说：“我觉得书写不快乐，可能是我流行的原因。”

写作面具 “书写不快乐”只是策略？

拉金的话，我认为是理解其作品的钥匙之一。怀疑、孤独、不满和无意义无疑是最“正统”的现代情感，拉金所做的，是让它们成为自己的标志。他的自剖也提醒我们去注意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那样热衷于书写不快乐，可能不过是一种写作策略。那些尖锐与绝对的表达，或许不完全是人生的真相，而是出于一种修辞的需要——一种制造现代警句的有效方法。

问题在于，并非所有人都能够看穿拉金的面具，因为文学作品永远是独立于作家本人的，拉金引发争议的地方正在于此。对许多人来说，拉金笔下的世界无疑过于悲观和暗淡了。另一位诺奖诗人谢默斯·希尼就曾撰文比较拉金和叶芝对于死亡的观念。希尼认为，叶芝与拉金的区别在于，叶芝为人类的苦难与生命的虚无提供了超越性力量，是对生的肯定，而尽管拉金作品中有真相和美，却未能提供这种超越。我曾经见过的另一位美国诗人、评论家艾略特·怀温伯格曾尖锐地问：“你喜欢菲利普·拉金？为什么？！”

事实是，我对拉金的感情并不稳定，有时候我被他的怨诉、咒骂、否决所打动，为他对生命严厉与虚无一面清醒所打动，有时候又感到厌烦或无动于衷。或许对文学作品的口味也像对食物一样，与每个人不同时刻的心情和状态有关。但无论何时，我发现我都愿意回到这样的诗句：“日子有什么用？/日子是我们的栖身之所。/它们来了，唤醒我们/一次又一次。”它有如禅诗或俳句般的轻盈明智总是能让人微笑，它轻柔的否定与叹息，是带给我愉悦与抚慰的肯定。（转载自《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