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诗人与诗歌侏儒
在沉闷不堪时而又喧嚣无比的诗歌界，我们不难听见两种声音：一是居高临下地悲叹当代大诗人的缺乏，另一种是激情澎湃地呼唤大诗人的出现。其实这两种声音不过是一种声音，通过各种媒体传达给广大读者以及关心诗歌或者不关心诗歌的人们，并经过无数次重复拥有了“结论”：那就是，当代诗歌面临着危机，更没有什么大诗人。
作为一个诗人，我也曾面对许多人直截了当的诘问：“当代有大诗吗？”“谁是大诗人？”这样的问题让我尴尬，让我困惑，也让我思考，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又觉得这个问题本身似乎就排斥着答案，因为它在提问之时就在提问者那里宿命地解决了，对于这些诗歌圈内和诗歌圈外的咄咄逼人的提问者，任何严肃的回答都是无足轻重，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在这些人根深蒂固的意识中，大诗人就是屈原、李白、杜甫，就是莎士比亚、歌德和普希金，雄踞于世界文学史的金字塔上，俯瞰着一代又一代的阅读者、研究者和崇拜者，他们的大诗人的桂冠是当之无愧的，而在当代诗坛，有几个不错的诗人领一时风骚就不错了，谁有资格称得上“大诗人”！因此，当我谈到一个相对陌生的诗人名字时，他们哈哈大笑：“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呢？”
如果把但丁当成绝对的价值尺度，许多世界性的大诗人也得从文学史中悄然离去，艾略特和叶芝又算得了什么？但考虑到诗歌本身价值尺度的时代性与变异性，我们就会对大诗人采取一个相对的、冷静的标准。这并非降低诗歌的美学特质。，当代中国是不是产生了大诗人，我以为最起码存在两种结局：没有或者有。让我沉思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个时代应众多的读者、学者文学教授以及诗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没有？是审美的判断还是随意的猜测，是正确的洞察还是盲目的偏见？也许人们总是厚古薄今，也许人们总是不喜欢承认自己身边的天才，也许文学总是等待着后来者的评价，也许真是需要“水落石出”，反正我们缺乏指出“大诗人”的勇气，哪怕这勇气最后被证明是用错了，也比我们保持阴暗的、有时是险恶的沉默要好。尤其是批评家，如果当代确有一个大诗人但他们视而不见，那只能证明他们审美力的低下良知的匮乏。
大诗人的命运也确实是古怪的，一部诗歌史表明，大诗人被遮蔽、被忽略、被埋没乃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他们因为创造力的充沛和思想意识的超前，注定要忍受一时的冷落和漠视。他们的精神之光要穿过多少时间的迷雾，才能迸射到大众的眼睛里，这时候，我们才窥见那凌驾于小诗人、伪诗人之上不可企及的形象：陶渊明的大诗人位置是在宋代以后才确定的，苏轼和黄庭坚独具慧眼看出陶渊明的价值，而在魏晋时期，他的原创性的田园诗竟处于当时甚嚣尘上的玄言诗的笼罩中不为人知，美国惠特曼《草叶集》的诞生，现在看来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在当时只受到爱默生的赏识，更多的则是恶毒的谩骂和讽刺。《草叶集》被认为不是诗，惠特曼当然也不是诗人，更不是什么伟大的诗人。诗歌史上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如法国的波特莱尔、瑞典的索德格尔……所以，我常常想，也许当代中国的大诗人就是在我们中间，他已写出了一些不朽的作品，只是我们还缺少一双慧眼把他辨认出来罢了，并痛痛快快地，无私地承认——“他是大诗人，那我们是什么？”
目前，我们置身其中的诗歌界处于一片混乱 ，江湖习气的泛滥，宗派意识的膨胀，先锋与“伪先锋”高举同一面旗帜，“民间”与“知识分子”水火不容，诗歌的创新导致了诗的畸形，诗歌的保守又叫嚷着要回到格律和押韵，再加上商业无孔不入的渗透，一些毫无才华的平庸之辈也因金钱的力量而招遥过市，风光无限，在这样一种诗歌审美标准瓦解的“后现代景观”中，诗人的心态也被无形地伤害，许多诗人的创造力早早地萎缩了，但正因为如此才对诗外的“虚名”孜孜以求，利益的抢夺成为最强烈的内在冲动。于是，这些每个时代都非常活跃的诗歌侏儒，结成了浩浩荡荡的同盟军，互相吹捧，互相配合，而一个独立写作的大诗人则可能得到他们粗暴的攻击，因为他对这些不屑一顾！更为可怕的是，对一位大诗人的存在，他们保持沉默，通过这饱含敌意的沉默，一个大诗人的名声将无法广泛传播，作品也渐渐被人们遗忘，被人们忽略。
这就是某些大诗人的存在方式：死后方生。 |
发表于 2016-12-8 11:58
发表于 2016-12-8 13:00
发表于 2016-12-8 1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