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三面手与双城记

李明利

梁平：三面手与双城记


       据华西都市报 2016年12月18日报道□吕进 诗人梁平也是一位诗评家。读梁平的诗歌评论集《阅读的姿势》，一位睿智的评论家就站在你的面前。他接触各色写诗的人，参加各样诗歌活动，观察各种诗歌现象，这种和诗人、诗坛的“零距离”，形成梁平评论的基本特色：接地气，在场感。

       梁平对诗的脂粉气、铜臭气和娱乐化的批评，对名头很大、种类繁多的诗奖的剖析，对纸上的诗和网上的诗的关注，都十分准确。

       梁平对诗人自爱自重、保持内心纯净的呼吁，对诗人在“回暖”的热闹里保持冷静与清醒的提醒，说明他的眼光实在犀利。

       他认为，诗歌不应该成为噱头，炒作诗歌是对诗的伤害，不是社会生了病，就是诗歌自己生了病。同时他坚信：只要血是热的，诗就不会死去。这些言论多么珍贵啊！

       诗论一般有两种：学者的和诗人的，前者如朱光潜的《诗论》，后者如艾青的《诗论》，两部《诗论》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基石。

       梁平是诗人论诗。他的诗论不屑意在概念上绕圈子，摆出一些洋人的语录来吓唬读者。他不是在诗外谈理论，而是钻进诗内去谈诗。

       他用的是诗的语言，抽象里有具象，理论里有美感，令人喜欢阅读，令人亲近。

       然而，在诗人梁平面前，诗刊编辑的智慧，诗评家的光彩，统统被遮蔽了。因为，谈起梁平，他的诗的气场更大。

       梁平从高中开始写诗，但走上诗坛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中国诗歌辉煌的年代，名叫新时期诗歌。

       构成新时期诗歌的诗人，在已成名者中有艾青、穆旦那样的“归来者”群和臧克家、冯至那样的资深诗人群；在年轻人中则有北岛、舒婷那样的朦胧诗人群和雷抒雁、叶延滨那样的“新来者”诗人群。梁平属于“新来者”。

       梁平出的诗集很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拨动诗的琴弦，梁平已出版了多部诗集，有《山风流，人风流》《拒绝温柔》《梁平诗选》《巴与蜀：两个二重奏》，有作为第一个外国诗人写波兰的诗集《琥珀色的波兰》，这个集子在波兰被翻译成《近远近》出版。

       细细数来，还有《诗意什邡》《巴蜀新童谣100首》《家谱》《三十年河东》《汶川故事》《深呼吸》等，已经浩浩12部。

       他的诗是都市生活的韵律、是一个现代人的生存体验，是一个中国人的深层反思。

       见到梁平，第一眼印象是仪表堂堂，男人气概。接触久了，又会感觉到他的细腻秀气的内涵。他的诗也正是这样：大气，又内蕴着一股秀美。

       诗人叶延滨评价说：“他的诗歌有一种精神上的高贵感，带有很深的文化含量和历史智慧。”这是中肯之论。

       梁平诗歌的最大特点是诗人关注时代、表达历史的能力。他是思想者，担当者。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他和我的另一个朋友黄亚洲很相像。

       他的诗歌世界里没有个人秘史，风花雪月，有的是对于大生活的爱恋，对于大时代的倾心。

       他总是快捷地对现实事件做出诗的反应，在汶川地震第二天，他的长诗《默哀：为汶川大地震罹难的生命》就已经现身于《人民日报》《华西都市报》了。

       就在这首诗里，他第一个以诗的名义呼吁共和国国旗为这些普通生命降下了半旗。

       梁平一再告白：诗一定要与社会有瓜葛。他说：“我是希望我的诗歌与社会息息相关，与生命息息相关，与我们身边的人息息相关，成为现代社会的真实版本。”

       这正是当年的“新来者”们的审美取向。从大地吸取力量，自然就会强壮健康。

       在中国诗坛上，许多“新来者”获得了更为长久的艺术生命，这正是他们为什么能够“长寿”的秘密。

      30多年的创作道路见证了梁平是多面手。他写抒情诗，又写巴蜀童谣；他写短章，又写长诗。

       在中国诗坛，梁平以善于驾驭长诗著称。他的长诗博大，厚重，视野开阔，文化韵味浓郁。

       长诗《重庆书》是一部有影响之作。在1300多个诗行中，诗人穿行了几千年的重庆：历史的重庆，人文的重庆。诗人迈进了重庆背后的世界——生命，价值，希望，现实。《重庆书》的丰厚与深刻，令人击节赞赏。

       可以说，《重庆书》非梁平莫属。他生于这座浸润着巴文化的古城。

       当他远去成都，从锦官之城回望家乡，有那么多咀嚼，有那么多回味，有那么多漫步，有那么多反思。写作的空间，写作的契机，就自然出现了。

       长诗《三星堆之门》也是—种必然。从巴到蜀，以巴观蜀，神秘的三星堆就跳入了梁平的笔端。中国诗歌对于三星堆的长篇书写，梁平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诗人高洪波说起《汶川故事》，给与了这样的评判：“悲痛与温情交替，宏大与微末纵横，以文化纵深视野，展现大地震灾后重建的现实和历史。”

       我以为，献给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3500行的《三十年河东》是尤其值得注意的作品，它已经再版。

       这首长诗由序诗《东方大国：五千年与三十年》起笔，到跋歌《中国阳光》结尾，7个乐章，气势恢宏，从诗的精神高度全方位地展现了改革开放30年里中国的巨变。

       诗人梁平似小泽征尔，挥动指挥棒，举重若轻，潇洒自如，调动诗句，完成了这个宏大的主题。

       中国诗歌不乏长诗，像《木兰诗》《长恨歌》这样的篇章一直流传不衰。新诗也继承了这一传统。长诗往往增加一位诗人的影响力和在诗歌史上的位置。

       如果没有《火把》，没有《他死在第二次》，没有《吹号者》，艾青的分量就会有所改变吧，至少不能称为“太阳与火把的歌手”了。

       但是，长诗要求于诗人的更多：丰厚的文化积淀，博大的知识结构，以及多样的人生历练。

       当过知青、公社党委书记、国家公务员、刊物总编的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梁平正够资格。

       一首长诗的成败密码是它的构架：诗的前与后、重与轻、密与疏、张与弛的布局。梁平的长诗在这一点上是突出的。

       在时间的长河里，他自由自在地游泳，以各种姿态前行，探寻时间中的人和事，惬意极了。

       有一个现象很有趣：一些人，当他在诗歌界担任什么报什么刊的负责人的时候，就有许多赞誉。发表一点东西，就被吹得不行。甚至没有东西，也被捧得上天。一旦退下，就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了。真是中国式的悲剧。

       梁平不是这种人。他有实力，他是中国诗人的实力派。现在不再兼任《星星》主编了，梁平还是梁平——当代有魅力的诗人梁平。

       梁平到成都以后，自己也说有了两个故乡，他在演双城记。

       我不由想起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这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时代，这是糟得不能再糟的时代；这是一个明智的岁月，这是一个愚昧的岁月；这是一个信心百倍的时期，这是一个疑虑重重的时期；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充满希望的春天，这是令人绝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大家都在升天堂，大家都在下地狱。”

       《双城记》的这段开头和中国当下的时代有些相像。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又是一个正在转型中的复杂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改革与混乱共生，崇高与卑鄙并存，廉洁与腐败同在。在这个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多么需要诗歌啊！

       《梁平诗歌研究》选入的评论，从不同视角打量了诗人梁平。这对于欣赏梁平，研究梁平，都是有价值的。

        过去曾经出版过一本《梁平诗歌评论集》，如今的《梁平诗歌研究》比前一本更丰富。

       我想说的是，对梁平的研究显然还不够，作为当代优秀的诗人、评论家、编辑家，他是一个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对象。

       梁平还在发展，评论应当跟上他的步伐。

        《梁平诗歌研究》吕进、蒋登科主编，四川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