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百年与现代诗人人格建构
自胡适于1916年率先以“尝试者”的姿态写出了《蝴蝶》等8首“白话诗”，并在1917年2月的《新青年》杂志上集中发表出来，揭开了新诗时代的序幕，经过几代诗人的艰苦努力与探索，新诗取得了不朽的历史成果。概括来说，新诗从创作思想、创作手法、创作语言上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丰富而宝贵的成就。著名学者李泽厚这样评价道：这是“成功的范例，它是现代世界文明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冲撞而融合的一次凯旋，是使传统文化心理接受现代化挑战而走向世界的一次胜利。五四以来的新文体，特别是直接诉诸情感的新文学，所载负、所输入、所表达的，是现代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生活，但它们同时又是中国式的。它们对人们的影响极大，实际是对深层文化心理所作的一种转换性的创造。”⑴他这是对五四白话文和新文学运动的评价，我认为也是对新诗的评价。
在此，我要着重指出的是，李泽厚不仅精辟地概括了新诗文体变化的成就与意义，也指出了新诗人格建构的成就与意义。事实上，百年新诗，在现代诗人人格建构方面，也走过了一段曲折而艰辛的道路，在新诗发展史上也写下了极其珍贵的篇章。
关于人格，历来众说纷纭。我理解所谓的诗人人格是指一个诗人在不断变化中的全体和综合，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持久的诗人自我，是诗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特别是诗歌活动实践中形成的给予诗人特色的身心组织。这里强调的是诗人的全面整体性、持久统一性的自我、有诗人内在规定性的自我，等等。所谓的现代，不应是单纯的时间概念，至少应包含以下现代文明内涵。在中国，现代概念的内涵首先是反封建的，具有比一般人更加强烈的对自由、公平、正义、民主等的追求欲望，对真善美的热爱、向往与呵护，具有强烈的独立批判精神，忠诚诗歌，对诗歌创作怀有宗教般的虔诚，对诗歌艺术执着不懈地探索，等等。（为论述方便，现代诗人人格一下一律简称诗人人格）
中国新诗的发生并不是纯正的诗体革命，诗人只是以诗体革命推动文化革命，以文化革命来促进社会变革。因此，新诗发生之初，对诗人的要求也就并未能着眼于诗人自身的人格建设。从梁启超提出的要开启民智，要“新民”到鲁迅的“立人”王国维的“人间”，都在体现着人的发现和做着“人心之营构”，以及胡适的“深入到群众中去”周作人的“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础”“新诗走向平民化”穆木天要使诗人“自己成为大众的一个”……直到后来，诗人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接受改造，积极做战士诗人，农民诗人，工人诗人，还有后来我们的一些理论家、著名诗人或者杂志编辑泛泛而论的做人，加强道德修养等等。⑵
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历史条件下的诗歌实践会对诗人的人格建构有影响。从正面来说，也可能会促进诗人对诗歌的理解和认识，提高诗人诗歌写作水平，加深诗人的人品修养。但是，由于没有关于诗人人格的认知结构，所以，诗人对上述一切所起的反应只能是机械的顺化过程，是被动的甚至是无意识的人格建构；相反，如果是诗人有了关于诗人人格的认知结构，那么，他关于上述的一切，就会是一种积极的同化的反应，是自主的主动的诗人人格建构。这不仅关系到诗人人格的形成与发展，更关系到他的诗歌创作，甚至关系到他在整个诗歌史上的表现、作为与贡献。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胡风。新中国成立之初，胡风创作了诗《时间开始了》还有《胜利颂》，后来的著名学者林贤治评价道：这种颂诗写得“庞杂的、混乱的、充满矛盾的”。他认为胡风“怀有憧憬、侥幸、焦虑、惊恐不安的复杂心情”。⑶其实，在我理解，这正是胡风作为一个纯真的诗人的人格在左右着他的创作和行为。换句话说，胡风是一个具有强烈诗人人格意识的诗人。他在做与他的诗人人格理想相违背的事就必然出现这样的矛盾和混乱。胡风自己就说过：“一个诗人在人生的祭坛上所保有的弱点和污点，即使他主观上有着忠于艺术的心，但那些弱点或污点也要变形为一种力量附着在他的艺术道路上面。”⑷在胡风理解，诗人的创作首要的基本原则就是“克服”的过程，“你克服着材料，也克服着你本身。”⑸一个作家或诗人“在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里面，对象的生命被作家的精神所拥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但在‘拥入’的当中，作家的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经过这样的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的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是艺术创造的源泉。”⑹有着这样的诗人人格，在违背着自己的艺术良心创作时，胡风不可能不“混乱”和“充满矛盾”。这也反证了胡风诗人人格的诚实。而正是这样的伟大的诗人人格促使胡风在有关方面已将他的问题作为政治问题，要以专政的手段解决他的问题时，他还在为当时文艺界言不由衷的标语口号倾向和冷冰冰的客观主义倾向忧心忡忡，为探索文艺工作乃至诗歌创作的规律而倾尽心血撰写《三十万言书》。由此可见其诗人人格的单纯与善良。不独胡风这样有着独立诗人人格的诗人遭到批判，还有穆旦、流沙河、艾青以及后来的林昭、叶文福等一大批有着鲜明诗人人格意识的优秀诗人遭到批判。这是他们的不幸，却也是中国新诗殉道者的光荣。林贤治在写道这里的时，有意引用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说是“正是这一文学传统拯救了其中的一些作家和诗人，使得他们得以保持应有的独立姿态。”对此，林贤治悲叹道：“中国新诗恰恰缺乏这样一个诗与人相结合的伟大传统。”⑺这从反面证明了新诗发展过程中，对诗人人格建构漠视、缺席、扭曲直至压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悬空地高谈诗人的人格，甚至给诗人披上各种政治的标签与革命的外衣，就极容易将诗人和诗歌引入政治漩涡，被政客和政治运动所裹挟和利用，变成打人的工具，或成为被打的对象。不仅伤害了诗歌，也使得了国家民族的整体事业蒙受巨大的损失。
这里，我也想指出，林贤治未免太悲观了。事实是，中国是有类似俄罗斯这样的诗与人结合的传统的。古代就不说了，就是新诗百年，也已经有着这样的光荣而伟大的传统。的确，新诗百年，现代诗人人格建构并没有专门作为诗歌美学命题提出，但我们的新诗创作者中从不缺乏有现代诗人人格的诗人在，他们身上闪耀着璀璨夺目的高贵的现代诗人人格的光辉，为百年新诗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感人的魅力。在前三十余年，诗人生存环境相对宽松，诗人自觉继承了传统诗人人格思想，加上对西方人文思想的影响，一些优秀诗人在诗歌生涯中自觉地炼铸自己的现代诗人人格。像胡适、鲁迅、闻一多以及七月派、现代派、象征派等一些诗人就具有着独立的诗人人格，他们身上很好地延续着中国的诗与人的传统，在不自觉中，他们已经具备了一些现代诗人人格的品质，珍爱并坚守着这些品质，这也是前三十年新诗出现相对繁荣局面的一个关键原因。中间三十多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诗人的思想与创作受到诸多钳制与管控，完全无法提及诗人现代人格建构。尽管如此，诗人的天性，传统的诗人人格理念以及西方人文思想也仍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诗人，使得诗人自觉不自觉地加强修养，坚守捍卫着自己的诗人人格。正是因为如此，即使在那样艰难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有着一大批诗人在地下状态坚持着对独立而自由的诗歌写作的向往和追求，比如像白洋淀诗群、《今天》诗群等一批诗人，从而才有了后来的朦胧诗的出现以及三个“崛起”的诞生。进入新时期的三十余年，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清算了极左思潮，加上改革开放，引进西方人文思想，诗人们的主体意识不断觉醒，诗人人格意识也不断获得加强和高扬，可以说塑造、拥有并坚守现代诗人人格已经成了优秀诗人诗歌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他们诗歌审美人生的自觉追求。这也为今天新诗的大繁荣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故此，距胡风事件二十年后，有北岛出。做为朦胧诗的“首席人物”北岛，是一个有着健全诗人人格的诗人。评论家陈超这样评价他：“北岛的诗以其冷峻的怀疑主义和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深刻的悲剧风格与荒诞感的扭结，精审的措辞和独立的要点，既使思想上比较开朗的知识分子又使庸众和权力主义者震惊。”⑻他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成为了当今社会乃至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民族孽根性的最精辟的命名。实际上，据陈超先生考证，这两句诗最初是这样的：“卑鄙是卑鄙者的护心镜，高尚是高尚人的墓志铭。”诗的结尾是“我会说：不想杀人/请记住：但我有刀柄”。陈超先生认为这里的诗人对疯狂的时代的怀疑反抗，是从个体出发的，诗是写在1973年3月15日，题目是《告诉你吧，世界》。而当1976年4月发生天安门事件，诗人在哀恸与义愤中将诗句改成了后来命为《回答》的样子，明显增强了诗的社会批判色彩而淡化了个人色彩。⑼显然，这里的对政治的介入，我们说是有着诗人人格在起主导作用的。试想，在这样的事关民族国家大义的情形下，还守着个人的“诗到语言为止”，还奢谈什么诗人人格呢？那样的所谓诗人人格岂不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笑话吗？因此说这样的改写是一种深入灵魂的书写，是“在绝望中开出的语言之花”（陈超语）。而在写出《回答》等一系列诗作后，北岛被当做了英雄，著名评论家罗振亚、刘波等在著作中就是这样称道北岛的。但北岛自己却对《回答》持否定态度，他说“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他又说：“不涉及（政治）是不可能的……政治毕竟是过眼云烟，只有艺术才是永恒。”⑽当国内外已经习惯了北岛英雄的话语时，北岛随着流亡国外，诗歌毅然决然地转向了。他不顾举世对英雄诗人的期待，否定成名作，从政治格言式的意象诗写退出，转而开始更艰辛地象征诗写探索，在陌生的孤僻的语境里重新开始艺术的跋涉，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以为这也是诗人人格在支撑。正像他在诗歌里写的那样：“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他的写作首先和根本上是出于对诗歌的忠诚，无论是写《回答》，还是后来去国之后诗风大变。这样的艺术与名利的取舍，没有诗人坚定的人格，没有对诗歌艺术的忠诚与坚守，是很难做到的。我们说诗人人格，就具有着这种纯粹性与执着性。正如北岛自己所说的：“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⑾
与此同时，与北岛南北呼应的，安徽有梁小斌出。梁小斌先生是人们极为敬重的诗人。我们读他的朦胧诗的代表作，以及他的几本随笔，都能感受到他诗人人格的温暖、明润、深厚，感受到他对诗歌的忠诚与执着。正如杨四平先生所说的：“梁小斌是一贯的，他始终对生活怀有着美好的期待比并对它进行着雅致的诗艺处理；还有反叛精神，也是梁小斌一贯姿态，他连自己的过去也时时反叛着，目的是通过反叛来认清真实的自己并对新诗写作作出切实的贡献。梁小斌的诗歌写作，对当时来说具有现实意义，而对当下来说则具有指向意义。它们是当下诗歌写作的‘词根’、源头。”⑿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无疑是中肯的，准确的。由此可以看见，梁小斌的写作背后是有着健全而坚挺的诗人人格做支撑的。不仅如此，梁小斌在日常生活里，更表现出耿介、坚毅的诗人人格。梁小斌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北京领取过全国新诗创作奖，走过红地毯，受到过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可是，他最终却成了个无业游民。这背后发生了什么？杨四平先生这样告诉我们：“由于对上司反复‘召唤’置若罔闻，由于从根本上鄙视、厌恶‘深深地蹲在那里，半醒半睡’的，‘已经不知道再想什么了’的所谓的本职工作（《本职工作》）又由于反对‘专制时代的劳动美学’的原则，还由于从本质上反对世俗型的物质追求，他被合肥制药厂以‘红头文件’的‘隆重’形式除名后，就频繁地更换工作，比如绿化厂、电台编辑、计划生育干部、广告公司策划等。他像赶场子似的不断地找工作，随后又不断地被辞退，然后又不断地再去找工作……梁小斌说：‘我想扫一辈子地，然后安顿下来’。在梁小斌心目中只有一个岗位，那就是他是一个始终不忘写作的人，在生活中始终保持着‘作家的姿态’。凡是与他的这个理念相抵触的，凡是旨在改变他的这种人生姿态的，梁小斌一概拒绝并坚决地不服从。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的人格，一个纯粹的诗人人格。写道这里，我想起一些名诗人或编辑，动辄规劝年轻诗人，说是写诗首先要学会生活，作诗首先要学会做人……我真不知道这究竟在教年轻诗人们什么？对于诗人而言，什么叫学会生活？什么又叫学会做人？而当今诗坛上，究竟有几个编辑或者名诗人有资格教育别人生活或做人呢？梁小斌说过：“我的哲学就是服从”。那么，梁小斌服从的是什么呢？杨四平先生这样评论道：“梁小斌服从的是他的内心生活及其对庸常事物的‘屠杀’（见梁小斌《对屠杀的研究》）”。梁小斌自己则说：“我骨子里不能接受旨在摧毁人的任何理论或者逻辑——这是我的孤独所在”“绝望，的确是照亮我人生的唯一太阳。”⒀ 这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心目中的对生活和做人。由此想到，梁小斌2007年对《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忏悔。这在当年引起诗坛震动。就连著名的诗歌评论家陈仲义先生也说梁小斌“犯糊涂”，认为‘丢了钥匙’“所代表的特定历史时期，民意对‘失落’（时间、青春、理想、财富失落）的寻找，完全是真实反映时代多数人的心声，何谓虚假?用历史主义眼光看，诗歌的意识形态化是不可逃避的职责，无需自戕。”⒁可梁小斌先生对自己却严酷得多。他是这样忏悔的：“一个诗人必须对他写的诗承担责任，这是我心头的沉重石头，我在讴歌那个暴戾时代的时候，因为早有《理想之歌》在我的头顶，我在那个理想主义的诗坛上，没有哄抢到‘暴风雨中的海燕’那顶桂冠。没有抢到并不说明就没有抢夺的愿望……当我听到外面在敲锣打鼓地欢庆‘十月的胜利’(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我为什么能在一昼夜之间(顶多过了几个礼拜)，立即把我过的那种“卷着红旗到食堂去吃饭”的质朴生活，重新说成是一个‘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呢？我曾经见过，有作家将农民吃的糠菜窝头拿到人民大会堂会议厅，让作家们轮流品尝的情景，糠菜生活本来是我们艰苦生活的象征，怎么在开了几天会后，又变幻成一个苦难生活的象征呢？原来，包括我在内，均是阐释政治生活的写手。所谓‘写手’，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系，揭露为阶级斗争关系，或者又依据新的时代要求，把它又还原为友爱关系，犹如那个糠菜窝头。因为它是文学的，它是以感人的面貌出现，它的基本模式是控诉。在我的诗歌那里，两种互相矛盾的声音，被乔装成为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蒙昧或者被迫，是掩护诗人过关的辩护词……在我们的文学里，作家全是好人，因为作家太狡猾，他躲在了坏思想的里面，把一个坏人坏事的积极参与者，偷偷摸摸演绎成坏思想的受害者，改装成仅仅是活着的被压迫者形象，改装成在外面明明玩得那么疯，最后竟委屈地发现钥匙丢了的人。”⒂原来，在梁小斌的眼里，当年的成名作，那首被称为启蒙、反思与批判的诗作之所以应该忏悔，是因为在一场民族大灾难里，自己也曾经是同谋，怎么能以“丢失钥匙”那种纯洁无辜者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呢？这是怎样深刻的反思与警醒？这是怎样的自我解剖与批判？这样的对诗歌对历史对自我的反思与批判所达到的深度，可以说是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这样的对诗歌的忠诚与敬畏，更是成为诗歌史上的一根标杆。而这一切与梁小斌对真实而高贵的诗人人格的坚守与守护密不可分的。
又十年，安徽有陈先发出。这是安徽人的荣耀。陈先发先生是我国当代最优秀的先锋诗人之一。就我个人来说，对陈先发的偏爱，除了他的诗歌作品之外，还因为他身上体现出的纯粹而健全的诗人人格。陈先发的诗歌一直广为诗歌界所关注，为诗歌爱好者所喜爱。，只要他愿意，他每年都可以出集子或者每月都可以有新作问世。但是，我们看到，长期以来，陈先发一直是极为的低调。他每年写的作品数量一直控制很严，而且，他从不炒作自己。很少在媒体或一些大型活动中抛头露面。他对自己的作品发表和出版也是控制很严。陈先发这是出于对诗歌的敬畏之心，出于对诗歌创作的慎重与严谨，出于一个诗人人格的自律。这是极为难得的。可以这样说，从诗人人格角度来说，陈先发对诗歌的理解认识与把握，是深刻而成熟的，因而是自信而清醒的。现在我们有许多诗人，要么是自信过度却不够清醒，结果，膨胀起来，缺乏对自己的反思与省察，每年创作毫无节制，却又不接受批评，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或者是清醒而不自信，有着对诗歌比较独到的理解与认识，却局限在这样的理解与认识上，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不愿、不敢进而不能进一步发挥自己的开拓性与独创性，去开阔丰富博大自己的诗歌艺术世界，结果反而使自己陷入比较狭隘的诗写，诗歌路子越走越窄。而陈先发不是这样的。由于他纯粹而健全的诗人人格与他的诗歌创作较完美的结合。他一直走在不断开阔不断丰富与博大的诗歌路子上。首先，陈先发很好地处理了先锋诗人与现实关怀书写之间的关系。正如批评家刘波评论的那样：“陈先发在这方面有着足够的自觉，他告诫自己要在几个本质的方向上恪守住原则，而不是专注于那些无关痛痒的东西。当许多人不再认为诗歌就是抒情时，他在竭力呼唤‘情感抒写’；当不少人认为诗歌写作不需要介入时代和聚焦社会时，诗人提倡并身体力行他的‘关注现实，诗以载道’之理念……他说自己不仅要做到‘诗以载道’，而且还要载更多的道：载批判现实主义的道，也载东方哲学的道；载街头政治的道，也载生存之鸡毛蒜皮的道。”⒃所以，他的笔下出现了“世间的良心在穷人身上生长着/他们涌出眼泪/如同古时候的泉水”这样的句子。陈先发并不像有些诗人那样，为了所谓的纯诗而忌讳谈论现实与苦难，相反，他认为“‘旁观他人之痛’、世界每一个角落中他人受刑的镜像会‘像照片一样攻击我们’时，我在想，这正是‘这里’对‘我’发起的一种攻击。我们何以产生被攻击感？因为我们身上，储存着无比充沛的对普遍性正义法则、良知和美的感受力，对爱的感受力。惟此感受力，才配得上是艺术的源头。”⒄而从诗歌本体角度而言，陈先发之所以将‘诗以载道’作为自己的诗歌美学的重要内容，还在于他认为诗歌应该是丰富的、复杂的、无限的。他说：“对于诗，没有任何准则是必须的。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个排比句式，可以像风中涟漪，无穷地铺展下去，诗所掘取的，也正是不竭的可能性本身——它永不会遭遇一个‘不可以’。”⒅）陈先发这种诗歌艺术观，照米沃什的话说，就是“不是我们见证了诗歌，而是诗歌见证了我们”。正是这样的成熟而健全的诗人人格使得陈先发避免了我们司空见惯的当下盛行的诗学的狭隘与偏激，浅薄与固执，那种流派门户之见和受声名功利之累的自以为是的诗写，开始进入到一种恢弘博大、自由无碍的诗学天地。其次，陈先发在创作时始终以诗人的身份发声，全然不顾其他身份的顾虑与牵绊，显示出诗人独立而傲岸的人格。他不像有些体制内诗人，写起诗左顾右盼，深怕伤及自己的羽毛，更怕被人抓住把柄。写诗如做人，八面玲珑，滴水不漏，独独全然忘记或丢失了一个写诗的人还必须有着诗人人格，忘记自由与独立是诗人创作的生命与根本。陈先发做诗人是义无反顾的。请看他的诗句：“我们的罪行，我们的丧德，我们内心的孽障/哪一件能漏掉？/哪一件能遗忘/哪一件能获得最后的宽恕/星月高耸，播撒清辉/我们逃不出这严厉的、无边的映照”（《看人间》）；还有：“须杀人以谢大雪的孤独/须杀更多的人，从京城操场/到沧州山神庙/需要鲜血点染的梅花绵延不断……”（《陈绘水浒》）；还有：“穆旦啊，北岛，你们在夏季的圩堤冲出缺口/而我恰是个修补圩堤的人”（《天柱山南麓（五）》；还有：“要逃，就干脆逃到蝴蝶的体内去/不必再咬着牙，打翻父母的阴谋和药汁/不必等到血吐尽了/要为敌，就干脆与整个人类为敌”，等等，这些看似是语言的炼金术，是诗语的修辞，实则背后则是诗人高耸的人格，是那自信与清晰，是深刻与成熟。否则，他是不可能冲破身份心理的阈限，摆脱患得患失的犹疑与彷徨，谨小慎微的束缚与羁绊，实现心灵的自由，言语的轻灵与舒展的狂舞，去实现个我艺术生命的尽情绽放，去抵达艺术创造的物我两忘的境界。再次，陈先发作为一个诗人人格健全的诗人，一直在对自己进行严酷的反思与省察，不断地突破与否定自我，因而也不断地超越着自我。正如陈仲义先生所说的，陈先发“作为桐城才子，受先祖香火承传，陈先发比谁都自觉，用心良苦地融进民族文化中的某些精髓，并有意使之灿然鲜明…..他离庞德所言的‘诗人是种族的触角’就近了。”⒆在他的诗作里，诗人表达了对民族文化中那些珍贵的精髓部分的热爱与迷恋。他说：“我爱着我十世善修的古国”。如果说，早期他的诗歌里过多地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像他所说的“我想活在一个儒俠并举的中国”，他的诗多表达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汉语生命人格，以及“佛看莲花落”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佛家情怀。他稍后的一些诗作则表现出对庄禅的领悟与吸收，如他的一些诗写得灵异瑰丽，跳脱变化，出入无忌，大有“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奇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之妙，那样一种自由纵横，“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宇宙观和生命观。他近期的一些题名为“颂”的诗作则又显露出对诗骚的浓厚兴趣，是一种向民族诗学源头的致敬，一种学习经典的反刍抑或是一种互文或对话，一种向着新的诗歌经典迈进的自信、豪迈、勇毅与担当。诗人、评论家草树是这样论述的：“2010年下半年，陈先发陆续写了九篇“颂”，他对这个古老的词语进行了全新的现代性演绎，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精神性的构建。它没有了《前世》、《丹青见》那种高迈、决绝的姿态，更没有高亢、滥情的浪漫主义腔调，而是以一种低沉而又平和的语调，凝重而又简淡的笔触，书写其一以贯之的悲悯情怀，这样的一种冷静、趋于‘中性’的风格，收敛了锋芒，熔铸了睿智，从日常起身，朝着庄严肃穆之境迈进，至情之细微处，真是令人心下怦然。”⒇至于陈先发对西方诗学、哲学等，更是进行了极其认真、极其深入的思考，这在他的诗学随笔《黑池坝笔记》里随处看见。如：“‘纯在’与‘纯无’是两种需要相互嵌入才‘可能’呈现的不可能状态，而一旦两者间的对立与交织开始形成，海德格尔所谓的‘林中路’便无法遮蔽地出现了，这也是所有词语的生存之路。”又如：“从亚里士多德到维特根斯坦早期的漫长时日，西哲们……认为……在这里，语言是必须及物且附生于物质实义、离而即死的。所幸的是，晚年维特根斯坦彻底否定了早期的观点，创出了语言游戏说。承认语言有不及物而自我演进的能力……而在东哲（老子、龙树）这里，语言一直是与物若即若离的独立存在。”（21）书中充满着这样的注视、沉思、辨析、质疑、反诘与反复置辩。而正是在这样的对中西方思想、智慧与诗学的反复深入地探索研究中，诗人完成着自己的不断否定与超越。诗人自己曾说：“当代诗坛无论从语言学还是从哲学层面，都处在一个浅薄层次上。”我以为这首先是陈先发对自己的痛苦而清醒的反思与警策。据评论家刘波说，在诗集《洗碑之心》出版后，陈先发在博客里留下一句话：“多年深深的自我折磨，尽在这220页中”。（22）这是怎样的“深深折磨”？在我以为，这是他诗艺不断探索、深入与提高的过程，更是他诗人人格不断健全、丰富、成熟与坚定的过程。
回顾百年新诗的历史，特别是百年新诗过程中诗人人格建构的历史，我们看到，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现代诗人人格自觉与不自觉的建构过程。一个健全、理性、成熟、坚定的现代诗人人格，促使诗人成为一个诚实的诗人，执着的诗人，一个勇于探索勇于反思与不断超越与突破的诗人，一个在思想和艺术上不断丰富、深邃、精湛与博大的诗人。一部新诗百年的历史，既是新诗诞生、发展、走向成熟与壮大的历史，也是现代诗人人格不断觉醒、成熟、坚定与高扬的历史。而没有了现代诗人人格的新诗史注定是黯淡无光的，新诗也会失去了诗歌应有的人性的尊严、美好与荣耀，进而失去其诗歌美学的合法性与存在感。
陈先发在最近写的《困境与特例》里这样写道：“诗，本质上只是对‘我在这里’这四个字的展开、追索而已……不仅‘我’与‘这里’可以互相发起攻击，‘我’对‘我’本身也会发起攻击——这才真正是困境的起源，也是艺术的根本”。诗，本质上就是对“我在这里”这四个字的展开、追索——陈先发说得太好了。是的，诗绝不能忘记“我在这里”，因为这是艺术的根本，更是新诗的根本。
注释：
① 李少君《百年新诗的历史意义》，2016年8月17日李少君在首届上海国际诗歌节“世界诗歌论坛”上的发言。
② 参见许霆著：《中国新诗发生论稿》，人民出版社，2012年12月版；杨四平：《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张松建：《现代诗的再出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③ 林贤治：《中国新诗五十年》漓江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35页。
④ 引自《胡风论诗》，花城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页。
⑤ 高文波：《胡风文学批评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8月版189页。
⑥ 胡风：《三十万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0页。
⑦ 林贤治：《中国新诗五十年》漓江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45页。
⑧ 陈超：《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一版，280页。
⑨ 陈超：《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一版，283页。
⑩ 陈超：《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一版,285页。
⑪ 转引自汪剑钊：《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156页。
⑫ 杨四平：《从儿童视角向成人视角转换：笨拙的构思者》引自《1949——2009安徽作家报告》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版，第435页。
⑬ 参见杨四平：《从儿童视角向成人视角转换：笨拙的构思者》。
⑭ 陈仲义:《重读“朦胧诗” 解读食指、芒克等诗人作品》，引自“诗生活”网“诗通社”消息，2008年11月2日。
⑮ 梁小斌：《我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忏悔》，《南方都市报》，2007年2月8日。
⑯ 刘波：《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202页。
⑰ 陈先发：《陈先发谈诗录辑一：困境与特例》，见微信公众号“陈诗三百首”。
⑱ 陈先发：《陈先发谈诗录辑一：困境与特例》，见微信公众号“陈诗三百首”。
⑲ 陈仲义：《中国前沿诗歌聚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304页。
⑳ 草树：《“颂”之漫谈——读陈先发<垮掉颂>等九首》，见微信公众号“陈诗三百首”。
（21）陈先发：《黑池坝笔记》，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9月版，第19—20页.
（22）刘波：《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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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2-10 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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