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性书写与文白融合
——简评瓦刀的诗
马启代
汉语新诗要走向哪里？还要走多远？这依然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伪命题”。在心灵物役的背景下，诗人的身份认同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模糊；自媒体时代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网络狂欢加速了精神的瓦解和真正艺术家的孤独。是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新文学迎来百年的时刻，世界在轮回和转化中也恰好行进到一个节点。在所有纷争和热闹都渐成常态的当下，有一批低调、沉潜的写作者逐步显露出自己的面孔，瓦刀当是其中之一。
诗人沈苇在《当诗歌面对“无边的现实主义”》一文中曾做过如此的表述，他说，当下需要有活力、有良知、有方向感的诗人，诗人需要建立起两种联系，即与词语的“幸福的联系”和与无边现实主义的“痛苦的联系”。虽然尚不能说瓦刀已经是一位重要的诗人，但纵观他几年来的创作，作为一个精神坚韧、文本坚实的写作者，他的作品所体现出的知性化书写状态和在诗歌语言上文白融合的倾向应和了百年新诗的某些趋势，具有着“两种联系”的意味和切片分析意义。还是那句老话，所有具有历史向度的诗人必然是回应这个时代的写作者。
先说他诗歌的知性化书写状态。“知性化”作为一个诗学概念在理解上肯定存在歧义，如果从美学形态出发我们可以理解为具有现代人精神特征和情志传统底蕴且散发人文理念和思想的诗化书写。我们知道，中国诗歌一直在“情志”的内在双向规约上演进，且形成了稳固的认知系统和表达方式。《文心雕龙·体性》篇把一个作家所必须具备的主观条件，把一部成功作品所呈现的思想境界和风格文采，概括为：“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转引自史忠义《中西比较诗学新探》），而瓦刀的书写显然突破了传统“情志”的拘囿，在关于《三重门》的推荐语中，我曾认定他的写作是直抵人心深处的写作，“具有烛照人类生命黑洞的作用，是生命探幽中发出的诗意拷问。”（马启代《生命探幽中的诗意拷问》）。再如《苍凉之河》《第三次》《读心术》《有时候》等，瓦刀将自身体验与社会公众经验高度结合，以“虚”写“实”，以“己”达“人”，其所隐形推进的哲思和逆向升腾的诗意构成了新汉诗自足生成的可能性。但仅仅从一般意义上去理解瓦刀的知性是不够的，有的评论者从“气格”的角度解读瓦刀的作品，认为他属于“悲愤之气”一格（参见狄芦《口语诗歌的在场身份及其与意象的融合》）。关于诗之“气”的论述，我曾撰文《诗之“气论”》谈及，在此不做赘述。我之所以肯定“知性化”书写，一则这很可能是汉语新诗书写的一个大方向——肯定是之一，但肯定是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写作方向，因为浅表的抒情和痞气十足的即时性叙事早已远离了汉语新诗的正道。二则因为他不仅来自于书斋，更来自于对现实的切入——也就是说，瓦刀的知性化书写源自他对现实的诗化处理而非以文生文的冥思，也即来自沈苇所言的“痛苦的联系”。事实上，我们多年来所期盼和呼唤的好诗人必然属于这一类，因为他们在精神、美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层面上为这个时代写下证词和答案，他们书写的经验能够为我们处理现实问题提供精神和美学上的借鉴。正是从这两个角度和层面上，我认为瓦刀的诗歌避免了“美学的空洞” （谢默斯·希尼语），使已存在数千年的古老手艺依然散发着神圣的气息。瓦刀的诗歌没有沈苇所批判的“对无边现实主义和批评的双重规避，或者轻易陷入了对灾难的即时的、未经审视的反应和表达，一种娴熟的‘日报式’写作。”相反，瓦刀直面自身和社会顽疾，甚至有着挥刀自戕的果敢和勇毅，张扬着一种茫然无措也孤独求败的决绝意志。在他笔下，有被自己越抱越紧仅剩残余水分的苍凉之河、有天地平行的辽阔忧伤、有隐忍的山羊、有满身败絮的人生、有无限忧郁的壁虎、有不知放置何处的灵魂……这一切构成的意绪世界形成了对现实世界指认和唤醒的艺术力量。
自然，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汉语新诗这一伟大而粗糙的发明（沈奇语）在体式探索实验之外，重要的还赖于语言的相对成熟。我所指的瓦刀文本中所体现出的文白融合的倾向来源于他对多种语言资源的吸收利用，即所谓“幸福的联系”——当然，作为以“字词思维”为质素的汉语诗歌，其文言文的以“句”为长和白话文的以“词”为基决定了母语血脉的复杂传承，将“文”“白”有机融合需要生命经验、艺术蜕变和时间历程的熬炼蒸煮。新诗的诞生与新的社会思潮息息相关，以“新”为上的惯性导致以“破”为尚的流俗。百年以来，不但社会思潮和社会变革不断发生、人们的价值理念和审美趣味受到多方面的误导和侵蚀，而且仅就语言而论，翻译语言、民间语言、文言语言、白话语言、宣传语言、网络语言等不同类的语言系统带着各自的伦理作用于新诗，加上以“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胡适语）的最初“启蒙”，此后，“散文化”（而非散文美）、“口水化”（而非口语化）在“叙事”探索的先锋旗帜下排斥了“抒情”和“意象”这两大汉语的先天优势，诗人们成为诗歌事件的制造者、虚妄无聊的幻想家和陷于艺术幻像的文字自恋狂，特别是自媒体消除了起码的文体门槛之后，汉语新诗在大众层面几乎被彻底世俗化、实用化和娱乐化。但瓦刀这类诗人的写作“是一种置身于一个更大文化语境而又始终关于中国、关于我们自身现实和命运的写作，也是一种在‘西方’与‘本土’、‘传统’与‘现代’的两难境遇中显示出深刻历史意识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感的写作。”（见王家新《从一场蒙蒙细雨开始》）故此，他们首先具有显明的语言自觉。狄芦认为瓦刀的诗歌有着明显的口语化审美追求，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对“意象”的注重，这一点切中肯綮。于坚的智性为汉语新诗拓展了一定的精神边界，伊沙的痞性却助长了市侩或市井之气的蔓延，在他显示了一定的解构天赋后转身成为了解构的牺牲品。而瓦刀的写作虽然起步较晚，却出道就带着显明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精神胎记，尽管“临沂诗群”的诗人们为瓦刀带来了“口语”的表达便利，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接受“快捷”的表达方式。一代人有一代人处理自身和世界关系的宿命，他将俗性、人性和诗性有机地融汇，就像他描述的在地下默默握手的两棵树，他在勤恳的写作中逐渐地将“文”和“白”两类一奶同胞的兄弟结合在一起，并做了有意识的化合。即便像《动物园实习报告》这样的篇章，也做到了朴素而不直白，深刻而不清浅，惊心动魄于诗外，刻骨画魂于字中。在我看来，语言上的文白之辨、意蕴上的厚薄之分、审美上的简繁之别需要诗人的内家功夫和外家功夫全修，而体式上的长短之认、气韵上的急缓之异、性灵上的虚实之差更要借助于内功，而这一切都要达到“语言”的浑然天成。语不修，诗不成，诗不修，语焉在？
毋庸讳言，正如诗人刘以林在谈论惠特曼时所言：一个大诗人的产生除了要有把一个时代的口语转化为成熟书面语的能力，还要有处理当下时代经验的独异禀赋，最重要的，他还应当具有转化和弘扬时代精神的修为。瓦刀是我长期关注的一位诗友，在他时温时火的表现姿态和张弛有度的写作节奏中，不断有新作擦亮我的眼睛。自给《特区文学·读诗》推荐他的《三重门》始，我觉得有必要对他的创作写几段文字，特别是读到他这组沉郁厚重的扛鼎之作，掩卷沉思，竟有不吐不快之感。遂记之！ |
发表于 2017-2-23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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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2-23 19:02
发表于 2017-2-24 17: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