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李明利 于 2017-4-10 12:14 编辑
欧阳江河访谈：做只有诗歌能做的事情
■欧阳江河与港大学生交流。
据香港文汇报2017-04-10消息 诗人欧阳江河最近应香港大学中文学院邀请担任驻校作家。在与记者的交谈中，他数次提到诗人的宿命与天命，要用崇高感与大是大非来回应这个喧哗的时代。这位久负盛名的中国诗人这样说：「不写诗，是对自己的辜负。」■采访、整理：香港文汇报记者 尉玮、图：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提供
文：香港文汇 欧阳：欧阳江河
文：您曾经十年不写诗，这十年里，忍得住吗？
欧阳：里尔克写《杜伊诺哀歌》不也停了好多年，那么大一个大师，他等待时机，不是说他要写诗，而是说诗突然来到他的身上。我重新打开写诗的闸门，是《泰姬陵之泪》，那是我去旅游，看到泰姬陵后写的。这是写爱情的一首诗，而这个时代已经不要爱情了。我看到一个君王为了心爱的女人的去世，穷尽一个国家的财富，来建造一个爱情的陵墓。你说这是辉煌还是腐败？是挥霍、权力，还是脆弱？是纯洁、赞美，还是犯罪？这全在里面了，就是一个人他一世要干一件事情，穷尽他的能力，最后变成这件事情的阶下囚。这就是诗歌的本意，是宇宙观意义上的诗歌。把所有来自宇宙深处的东西实体化，变成玉，变成宝石，然后变成时间的对立面，变成爱情和死亡的对立面，用它来建构一个东西，既是一个永久的纪念碑，又是一个陵墓。我当时在那个地方痛哭，然后就开始写这个眼泪，这是时间的眼泪、宗教的眼泪，黄河和恒河的眼泪......这个突然的开关打开了我的写作，从这之后又开始写，包括《大是大非》这本诗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写作。
诗人如何面对新闻
文：您说到《大是大非》，这部诗集以新闻作为素材。新闻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近，您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特意拉近诗歌与现实的距离吗？
欧阳：诗人处理新闻的素材和媒体处理这个素材截然不同。媒体报道新闻里面发生什么事，民意有什么变化，报道过程中引起大家关注，构成意见和观点不同的对立，某种意义上也是消费。大家阅读新闻时不会关注语言本身，而是关注事件。由此形成的叹息、悲哀、愤怒、疯狂和批判、对立都是一种意见的产物，形成不了思想。更新的事件很快又来了，人们依据这些事件形成的讨论和众声喧哗都很难抵达思想，很难抵达沉默，很难抵达万古，也很难构成诗意。我故意让诗歌介入这种处理，我要形成的是历史观，历史的眼光。万古的成分要进来，我要构成诗意，我要离开你说的「近」，我要让人们面对一个特别近的材料，但是不形成表面的快餐般的反应，我拉开，我把历史目光放进来。我们现在大家都形成一个很奇怪的共识，就是认为诗歌只能处理优美的诗意的伤感的东西，所谓诗情画意。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诗歌有没有另外的可能性？就是在处理我们身边的琐事的时候，处理新闻的时候，能不能把诗意带出来？诗歌有这个能力吗？诗歌能不能在处理最没有诗意的日常琐事的时候，也保持诗歌的美感、深度、黑暗？有着特别深的忧郁、时间观和万古？能不能？这是我《大是大非》想要做的事情。而且这里面我把自传性的东西放进去，不是我作为一个诗人我多么优美，而是把我的衰老、疾病、黑暗、忧郁，和新闻糅在一起，看能不能生发、升华或照映出一种诗意的东西。这是对我的才能的考验，也是对我作为一个诗人的根本的一个质问和回答。而且我特别回答美国诗人庞德的那句话：历史是一种永久的新闻。历史是一个新闻。比如杜甫作为新闻，莎士比亚作为新闻，庄子作为新闻，他们身上有永不过时的当代性。
最要警惕的是平庸
文：这种「大是大非」，您有自己的标准吗？
欧阳：不是一个道德、政治的、种族的、实践新闻或认识新闻的大是大非。我指的是诗歌意义上，尤其是崇高意义上的大是大非。我们当代已经不谈论崇高了，认为它是一个古典概念，一个浪漫精神的概念，或者启蒙精神的概念。其实不是的，我认为崇高，按照我的理解，包含在人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一件小事上，都含有这个「道」。现在的诗歌处理的很多优美的东西，从本质上讲都是鸡毛蒜皮、鸡零狗碎。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我特别反感、讨厌和警惕的一个东西是平庸，我特别不能忍受的是，这种鸡零狗碎鸡毛蒜皮的、优美的、抒情的、美文的、小打小闹的、小伤感的、自我怜悯的东西越来越成为一种平庸的平台，和一个展示的风景。这个就很有问题。这种平庸，不光是包括善的平庸、美的平庸，也变成丑的平庸、恶的平庸。这也是阿伦特最讨厌的，她认为人类整个生活方式、精神性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和恶的平庸有关。因为恶都那么平庸了，导致善也平庸，导致对恶的思考与反抗也变得平庸。因为在大恶出现的时候一定会有大善来平衡他和抵消他。没有的时候，极善还有意义吗？所以我在《致鲁米》这首诗里面谈到，极善对善是不感兴趣的。我走到路边看到一个乞丐在乞讨，给他两块钱这也叫善、但这有意义吗。这对大善、极善来讲没有意义。到底是一种怜悯性，还是你钱很多送他一个？没有思考过，这个里面没有一个性质在里面，没有一个诗意的提炼在里面，没有质问和批判，就是一个消费运动，就是把自己的小平庸的善拿来消费一下。或者连消费也不是，连自我安慰也不是，只是一个习惯性的东西。善变成这样了，但这是一个善举，你必须承认。但善举变成所谓的平庸的善，而平庸的善成为了对这个消费政治时代、娱乐时代的一个总的人性水平的衡量。这是有问题的。大善没有了，大是没有了，因为大非没有了，大恶没有了。
重新呼唤崇高
欧阳：这里面，大恶不一定是某种行为，像杀人才是大恶。在我看来，内地很多现象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恶。比如为了攫取金钱而造假，表面上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这就是恶的平庸，他们认识不到。但是这个恶的平庸变成假奶粉、假酒，弄死多少人，这就是大恶。这必须法律、民意来对付它，但诗歌怎么来处理它？造假的人说其实我不想害死人呀，我只是想赚更多的钱。这变成一个资本逻辑了，资本最大的逻辑就是利润的最大化。这个资本逻辑本身没有善恶，但当一个人这样来进入事件-我符合资本逻辑，符合这个时代的逻辑啊-这样就把恶的平庸转化为一个包括受害人、谴责者、惩罚者、法律体系、媒体意识在内的全民的一个大恶。那么诗歌怎么面对这个大恶？怎么用一个更大的「大是」，更大的崇高的衡量来处理这一切？怎么把万古放进去，把人心放进去？把正义感放进去？面对资本-作为一种逻辑、一种语言，诗歌的逻辑怎么和它抗衡、对抗？怎么提出至少是一种say no的勇气和声音？而且是在大是大非，在崇高的意义上来谈这一切，从根本上来面对这种逻辑。这种逻辑，只要你承认赚钱的逻辑高于一切，你就等于部分参与了，哪怕你没有制造这些毒酒，没有拿到这些利润，甚至你是受害者，你都成为了这个逻辑的一部分，大恶的一部分。你为它贡献了一部分，因为对这种资本逻辑，你没有提出批判，没有抗拒，而作为一个诗人，你失职了，你没有认识到这一切。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诗人的宿命和天命，我要提出大是大非，原因就在这里。我要从诗歌逻辑上和这个资本逻辑、商业逻辑、消费逻辑，提出一种对立、对抗、批判和抵制。我要提炼出这个意义上的诗意。
这与新闻也有关，我们同样处理社会上的事件，但是诗人给出的答案截然不同。不是我是一个诗人，我高于一切，我用诗歌来审判你，不是那么简单。我把自己也放进去了，我自己作为这个大恶的参与者和建构者，我的无力感、我的脆弱性，都放进去了。我的诗不是高于这一切，一方面高于，一方面我有置身其中的复杂成分和混合。因为我是这个时代的一分子。没有这种大是大非的提出，是整个这个时代的一代人的巨大的空缺，也是诗人的失职。诗歌面对这一切，不能只是表达一下自己的伤感，表达一下所谓的正义感。那个所谓的正义感你不写诗它也在，那种道德的民意的谴责还用你诗歌来说吗？媒体比你说得还厉害。那你诗歌的批判力量在哪里？诗人到底要做什么事？艾略特有一句话，我觉得是现代主义诗歌最好的遗产：诗歌只做只有诗歌能做的事。如果这种谴责、批判，媒体也能做，政治家也能做，理论家也能做，你诗人去做干什么？人家做得还比你好！但你能不能提取出来只有诗歌能做，其它都不能做的事情？从大家都面对的一件事情中提取出诗歌的大是大非，诗歌的崇高、优美、无力、软弱与局限性，甚至诗歌的混乱和丑。所有这些混合成诗歌的总的大是大非。你能提炼出来就是厉害，是在做只有诗歌能做的事情。
诗歌可以写，也可以忘记
文：您近年来写的长诗越来越长，这是您刻意而为的创作方向吗？
欧阳：长度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建构出来的，写的时候不大知道它有多长。我现在的写作速度渐渐慢下来，不着急，也不写即兴的诗歌。那种靠灵感和天才的创作，我早年做太多了。那时我写得特别快。像《玻璃工厂》这么成熟的诗，我就是坐在那，写在一个烟盒上。那时我和另一位诗人共同看护一个白血病的朋友，灯不能关，也没带书，半夜五点，我没事干，就一下写出来了，用了一个多小时。这种快得立即成形的诗现在我已经不写了。反过来，我的写作可以来得很快，也可以被忘记得很快，有时打开计算机，哇！我什么时候写了这么首诗，然后接着写下去。写、改、忘记，不写，混在一起。我的好几首长诗都是这么写出来的。
在诗集《凤凰》和《大是大非》后，我最近又要出一个长诗集，就叫《欧阳江河长诗集》。这里面有几首长诗，其中有一首叫做《自媒体时代的诗歌碎片》，有500多行。还有一首诗触及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看资本在我们这个时代，作为一种语言和存在方式，它和诗歌，和消费，和人类的批判意识，和公正所构成的关系，也有七八百行。还有一首更长的《今古相接》 ，讲的是过去时代的时间的碎片，进入未来和现在，并没有消失。它们以考古学的方式进入到未来。现代性好像就是不停在建构未来，其实，还有一种当代性是「万古」，所有的时间同时重迭在一起的时间观。把过去、现在、万古，和当下和未来，都当成是这一个瞬间的鲜活的发生，来进入到你的诗歌文本，这是我《今古相接》中的时间观，是不同于现代性的时间观。 |
发表于 2017-4-10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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