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百年：如何接受、怎样评价？
陈仲义
百年新诗的成就、存在价值及其前景，一直深受各方面的关注与问责。有二十年代于赓虞的挑剔：“自所谓新诗运动以来，我们尚未看到较完整的诗篇……。” 有三十年代鲁迅的低看：“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楣运”。同一时段伺桁的继续数落：“若将诗作为一种艺术看，我们可以说新诗是毫无收获的，二十年的历史没有产生一个十分成功的诗人”。建国初始，有冯雪峰的不满：“现在新诗的各种各样的形式都还不能满意……太不像诗”,“太不像话的作品是相当多的”。即便取得不小业绩的九十年代，尚流传肖鹰的文化悲观论:“关于诗歌的胜利, 一个遥远的祝福”“现实却是，诗歌本身的失败正以不可抵抗的速度到来。”老诗人郑敏同样从源头上做了否定：二十世纪没能出现李白、杜甫，原因是“五四”引入西方文化的末流，割断传统，使得白话诗万劫不复。及至新世纪，时不时还会冒出韩寒式的恶言相加：“现代诗这种体裁是没有意义的”，“既然没有格式了,那有写歌词的人就行了,还要诗人做什么”。更有文化大家季羡林重磅裁决：“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
但是仍有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如于坚)：“中国二十世纪的所有的文学样式，小说、散文、戏剧等等,成就最高的是新诗,被误解最多的也是新诗,被忽略最多的也是新诗, 这正是伟大的迹象。”包括著名汉学家顾彬的“高抬高举”——新诗的当代成就胜于小说。是否“成就最高”另当别论，高下辨析也非本书目的。许多被误解、被忽略、或被强调的东西，恰恰说明新诗是艺术接受领域里的一个“百慕大”。
笔者拟从接受学的视域再做如下补充：诚然新诗自身尚存诸多弱项，但已然出落成一种独立的艺术品类，不可低估。它承担文言诗的“转型”使命，成为能够适配现代人思维、现代人生活、现代人言说的一种高级精神载体，以其独特的光彩照探世道人心；它在处理世界万物与心灵的关系中,提供了一种此前少有的微妙、细腻而复杂的方式，大大提升了及物过程中难以言说的能力，把现代汉语的诗性奥妙刷向一个新界面；建立了一套思、说、写趋于统一自由表达的言说语系，在存在感、个体经验、细节感受、求真意志，自由灵性、陌生化诗意和非诗意诸方面，寻求杂糅美学，特别于晚近时段，将百年新诗朝向更具现代感与现代活力的轨道开放。
那么，为何至今现代新诗的地位还难以“定于一尊”呢，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多数受众依然以古典诗歌的尺度为比照。千百年的熏陶与培育，国人依然不屈不饶拿古诗与新诗一决高下，依然用发展了几千年的古汉语经验来衡量当下。固然，这个强大的参照系在无意识作用下，是绕不过去的：古诗有超稳定的审美规范，极适合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吻合农耕文明的语境，如采用单音单字的“字思维”，充分释放汉诗的弹性蕴藉；推行意境作为最高美学极地，极易滋养、美化人心；平仄间的韵律流转充满内外交融的音乐性；起承转合的结构特别契合自然律等等，千年不变。然而，必须看到一个严酷的事实，这一切堪称优美的诗情画意，已和后起的百年新诗发生了某种离散、脱节、松榫。几年前，笔者曾在一篇论文论证：从差异性出发，从创新性出发，古体诗与现代新诗已然成为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
但是古典诗歌参照系太强大了，公众对新诗的数落与圈内的专业评价很不合拍，普遍不满是：能完整记住新诗名篇的凤毛麟角，经典之作屈指可数；大量作品诗意散漫，诗质杂芜，距世界之林尚有较大差距，世界级诗人难产；新诗语言缺乏出神入化之境，新诗书写缺乏可操作性系统；新诗的教育留有太多空白，所以真正能走进民众生活和内心的，不敢抱有太大奢望。
其实，新诗与古诗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在于，在诗的本体属性上具有与母体同质性的一面，不可比在于，它的挣脱完全走向了一种全面的自洽的生长性。故而提倡“花开两处，各表一枝”的评价接受体系，是更为科学合理的明智之举。虽然新诗处在3000:100的时间劣势下（差了30倍），但新诗、现代诗后天的超速“疯长”所带来的前景不可估量。如果坚持同一性立场，坚持非要“决一雌雄”不可，笔者倒建议不妨翻看一下星象图谱——打个比方，古典诗歌就好比成年期的“红巨星”，在发生学意义上属于高峰期后的“熟透”，能量发生巨大耗散而趋于收缩；而现代新诗则好比时生长期的“主序星”，处于“一生中的氢燃烧阶段”，充满活力、扩张、而趋于不断的膨胀生长。
第二参照是西方谱系。不可否认，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新诗以西洋诗为马首是瞻。早期的译诗一直等同于“创作诗”，表面看是趋之若鹜的横向移植，实际上埋下了 “翻译诗”作为白话诗创作与接受的逻辑起点。受惠于翻译体的欧化语言，在相当程度上承担了由外而内的变革动能（包括最简单的新式标点和分节分行）。客观的说，早期白话诗很像“刷洗过的文言诗”，也像马褂系着领带的奇装异服。大量外来语的“掺和”和新造词涌现，加速了汉语复音化进程，同时改造了部分汉语语法。演进到上世纪90年代，冠名 “翻译体”的推行，表明“影响的焦虑”浓重得难以化解,直到新世纪初叶才逐步出现互文性的“改写”转向。
多年来诗界曾有这么一个共识，新时期的诗歌几乎“浓缩”了西方百年道路。西方现代诗歌旅程无疑为中国新诗、现代诗提供了充足的转型契机，中国新诗、现代诗不是分段实现“蜕变”，而几乎是共时性完成的。换句话说，用二三十年的时光，“几乎走完”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的全部征程。自然有时消化很好，有时消化不良，有时过于贪食——狼吞虎咽、饥不择食，有时反复挑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营养过剩。总之，这一外来的镜照在相当程度上已然化为自身的面影。
必须再插一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外诗歌的评价参照,又陷入一个“怪圈”，人们总是将各国的诗歌菁华与各国际级大师串联起来，组成纵深队列的联合国军团——从20世纪第一个诺奖得主法国普吕多姆、到爱尔兰叶芝、西班牙希梅内斯、英国艾略特、意大利夸西莫多、智利米斯特拉尔、希腊埃里蒂斯、波兰米沃什、捷克塞弗尔特、苏裔美籍布罗茨基、波兰辛波丝卡，再到瑞典特朗斯特罗默……，多国联军团团进逼，使出全部优势，即用世界诗歌的“精粹总和”，就如此轻松把单一国家的百年新诗硬比下去。这种缺乏对等参照的评价谱系无形中变成“自我矮化”，拉大了所谓“追赶”世界诗歌的差距。
第三参照系是自身“小传统”。新诗究竟有没有自家传统？随着时间推移，问题应该看得越来越清楚，百年新诗积累了足够丰厚的正反两面艺术经验，连深植国学的台湾大家龚鹏程也认可新诗是一种综合性独立：原本强调是横的移植之物，要表达的也是现代感，可是发展下来，却似乎在开发中国性上反而较有成就。这种综合的独立凸显为自身的特性与优势：即现代诗通过不断的违规和越界来为自己开拓疆土，创造新的范式，发明和发现新的题材、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语言。
也就是说，百年的探索、实验、挖掘，在无数次争议与沉积中，毕竟涌现一些与古典时期、浪漫时期有别的新质素。除了精神、灵魂、肉身的存在感外，仅就“诗歌思维术”而言，就添补了此前少见的潜意识、意识流、超验、灵视、智性、交感、“诗想”成分；不断渗透或强化隐喻、象征、荒诞，变形、反讽，悖论、戏剧性、魔幻等元素，乃至后现代的拼贴、装置、变体、跨界等等，或多或少都作为不断刺激与催生的激素，参与本土现代诗的同化顺应，尤其在民间、草根、底层、介入的书写与接受中，逐渐形成自身血肉的一部分。略举两个事实：一个是九十年代叙实性全方位铺开，直指事物的褶皱、细部，前所未有地提升诗歌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二个是语感——“抵达本真几近自动的言说”，其妙至毫巅，超越了以往简单化的对语言的感觉，居然成为衡量一首诗优劣的要素。这些都说明新诗自身艺术经验积累已达到一定厚度（包括负面与失败），开始有了可以“自诩”的资本。
在这个意义，新诗的接受参照系应面对更多现代性的挑剔、面对自身小传统——自由、多变、求新的考核，才有利于在行进中继续建功立业。（以郑敏先生为代表的部分人士一直以来坚称“新诗无传统”，本人看法与之相左，具体另文）。一旦接受参照系有所转变，不再固执于诗歌大一统的本质主义观念，不再耿耿于怀新诗必须是古诗的一种分支与延续，那就有可能获得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内做出评价的立足。与此同时，更不要把新诗看成铁板一块。它至少可以分成三大部分：新诗的前端、尖端部分是属于实验、探索的新异追求，其中成功果实会自然沉淀为自身营养，拥有继续分蘖的推进势头；中间的广大地带是属于融汇性的“老少皆宜”，是经过较长时间积累下来容易被接受的基本盘面；而后拖部位则属于那些老化、钝化、固化、僵化的“过去时”，是早期遗留下来的稚嫩、夹生（包括实用工具理性），是需要加以扬弃的平庸残部。只有“分门别类”针对三种具体地带（部位），才能避免在发生学与接受学上重蹈“一刀切”的覆辙。重要的是，三大板块其实还得面对时代\历史\社会\现实\当下\美学\个人化的多种维度的审视。如果不分皂白，继续笼统做“一锅端”的、非黑即白的接受，放弃“分切性”具体分析，新诗的接受光区要么跌落漆黑黯淡，一无是处，要么光芒万丈，异常刺目。
此外，还普遍涉及到对前辈诗人的具体评价问题。当下精英们多数持否定态度，如欧阳江河在“品嚼诗意 流传经典”精读系列首场活动说“用今天的眼光看，穆旦和徐志摩的诗歌写作都是二三流，真的很差。”决绝的断语有相当代表性。他们淡忘了接受评价不能偏离历史主义的特定语境，用已经大大发展了的现时尺度进行审视。设想上帝要是让欧阳江河们早80年前问世，能写出徐氏那样的水平吗？徐氏在新诗青涩期，毕竟把“新月”推向最高水平，可先锋诗人们只管用“今天”的最高水准进行非历史化的“评估”，完全抹去根本无法剥离掉的时代意义——坚持在同一时间范畴、同一语境下对于对象的认知、理解。如果缺失这样的基本立场，很容易走向一个貌似正确，其实是一个粗暴、低级的误导。
原载《人民日报》 2017年4月18日
编者加了如下按语（另对原文略作删压）
从1917年《新青年》杂志刊出胡适的8首白话诗算起，中国现代新诗到今年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百年来新诗的历史怎样梳理又怎样评价，在创作手法、思想内涵和传播接受上有哪些成败得失？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百年之问。在此刊发诗评家陈仲义一文，分享他从诗歌接受与评价角度展开的思考，欢迎继续来稿参与讨论。
——编 者 |
发表于 2017-4-22 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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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22 09:13
发表于 2017-4-22 1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