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李明利 于 2017-5-17 14:48 编辑
《阿赫玛托娃诗全集》出版,她的诗传达出了人类的心声
据澎湃新闻2017-05-17消息 今年4月,99读书人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阿赫玛托娃诗全集》。全集共分三卷,收录了从1904年到1965年间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创作的所有诗歌。全集译者是诗人晴朗李寒,翻译时间长达二十年。他的翻译底本来自他多年的收集,包括“中心—100”出版社出版的阿赫玛托娃诗集《灰眼睛国王》,文艺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的两卷本《阿赫玛托娃作品集》,“阿尔法图书”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的《阿赫玛托娃诗文全集》,“艾克斯莫”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的两卷本《阿赫玛托娃诗文集》,“艾里斯·拉克”出版社1998-2008年出版的六卷九本《阿赫玛托娃全集》等。
三卷封面来自三位画家谢列布里亚科娃、韦列斯基、米哈伊尔·沃尔夫维奇·梁戈列本为阿赫玛托娃创作的青年、中年、老年时期的三幅肖像画,并配以阿赫玛托娃标志性的手写签名“A”。
阿赫玛托娃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原姓高连科 ,11岁开始写诗,却有一个不同意女儿以文化为职业,不愿诗歌“辱没”这个高贵姓氏的海军工程师父亲。
于是她以鞑靼血统的外曾祖母的姓氏“阿赫玛托娃”为笔名,这个姓后来成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
阿赫玛托娃的诗分为两部分——1912年至1925年,1936年至1966年她去世为止。
高大,苗条,乌黑的头发,灰蓝色的深邃眼睛,永远渴望爱情,阿赫玛托娃本人就是美的化身。
她的美丽持续至中年以后,56岁时仍有年轻人为她倾倒。艺术家们为她绘画、塑像、拍照仿佛集体着魔,诗人们为她而作的诗也许比她本人的更多。
然而她并非是徒有其表而爱慕虚荣的圈内宠儿。和她战神般的外表一样,阿赫玛托娃的诗语句简洁、意识敏锐,发乎自然,和当时诗坛流行的印象主义、神秘主义和各种诗歌实验毫不相同。
1910年,她与后来成为第一任丈夫的古米廖夫、戈罗杰茨基等一批诗人举起“阿克梅主义”(希腊语里“高峰”、“顶点”的意思)的旗帜,主张诗歌需清晰、原创、客观、阳刚。
循阿赫玛托娃的创作脚步前行,仿佛看到一个小女孩长大,在爱情和生活里磨砺,遭遇苦难的时候咬紧牙关誓要目睹和亲历这一切。
在“恐惧和缪斯轮流值班”的时代,她仍然爱她的故土,因为“我们大家都将在其中躺下”。她珍重她的缪斯,将之描述为“手持短笛的贵宾”。在缪斯面前,“荣誉、青春、自由都不值一提”。
惟有爱情她从不抛弃。尝遍爱的百味,她有时感叹“没有爱情我甚至更加快乐”,却总是继续地坠入情网。
阿赫玛托娃(右)与丈夫和儿子。
1913年的彼得堡“野狗俱乐部”时代是阿赫玛托娃的最好时光。她在这里朗诵自己的作品,与流浪艺术家和诗人们交游。
1917年“十月革命”后,阿赫玛托娃坚决不离开俄国。她的知识分子和诗人朋友们逐渐离散(去国或遭厄运),1921年她离异的丈夫古米廖夫被枪决。
那段时期,诗人们仿佛回到口授心传的时代,把诗歌写在小纸片上在极小的范围流传然后烧毁。阿赫玛托娃的组诗《安魂曲》和《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秘密地完成。
1925年,苏共的机关刊物以非正式的决定禁止发表阿赫玛托娃的所有作品。在此期间,她与文艺理论家尼古拉·普宁同居,开始研究普希金的诗歌。
1946年,阿赫玛托娃被定下了“妓女”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尽管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她创作了一系列爱国主义诗篇且反响巨大,但战后,她的寓所还是被没收,并被开除出作协剥夺了生活来源。
她的独子列夫·古米廖夫被发配到西伯利亚长达19年,1956年被释放的时候已不认这个妈妈。他把自己的苦难归罪于这个太过清醒而强大的母亲。
阿赫玛托娃1966年死于突发心肌梗塞,去世前不久才解禁。
晚年,阿赫玛托娃在随笔中回忆早年的巴黎岁月和21岁的她对画家莫迪利阿尼的爱慕。“也许,我们两个人,不理解一个根本的东西:所发生的一切,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乃是我们一生的历史前奏,他的一生很短暂,我的一生极为漫长。艺术的气息还没有烧焦,没有改变这两个存在,这应当是明朗的、轻柔的黎明前的时刻。可是未来呢?大家知道,它老早就在这之前投下了阴影……”
以下部分是澎湃新闻记者与晴朗李寒的对话。
“面对她的一首诗,就像她说出的一段记忆”
澎湃新闻:这套《阿赫玛托娃全集》是你花费最大心力、最长时间的翻译作品吗?
晴朗李寒:是的。从1995年译下她的第一首诗,到2015年译完最后一首,前后差不多20年时间。其间时断时续,比较集中的翻译她,是在2012年辞职以后,除了和妻子打理自己的书店,其余时间几乎都是在翻译和修订她的作品,这是多年前为自己制定的理想。有些诗歌曾译出两三个版本,进行 对比,更多的是反复琢磨、修改,仍觉不满意。这个过程既痛苦又快乐,愉悦多于痛苦。
澎湃新闻:为什么是阿赫玛托娃?
晴朗李寒:阿赫玛托娃无疑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她不仅属于20世纪,也属于现在和将来;她不仅属于俄罗斯,也属于世界。她的作品将个人的命运与家国的命运紧紧维系在一起。无论时代如何急剧变幻,她都坚守了作为一名诗人的良知,清醒地观察、客观地记录、冷静地思考、深刻地写作。
在不到80年的人生岁月中,她写下了近千首诗作,既有优美抒情的爱情短诗,又有悲痛哀伤的长篇叙事诗。在被禁止发表作品的年代,她还从事普希金学术研究,翻译了大量世界各国诗人的诗歌。
她的丈夫、儿子和亲近的友人或被枪决,或被收监、流放、服苦役,也有的离开国土,远走他乡,而她留了下来,为拯救诗人曼德里施塔姆、布罗茨基而奔走呼号,用饱含血泪的文字忠实地记录下这一切。可以说,是她柔韧、倔强、执着的人格魅力和丰富、博大、深厚的艺术魅力吸引了我。我从她的身上获得了生活和写作的精神力量。
澎湃新闻:在翻译她的全集的过程中,你对她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晴朗李寒:最初接触她原作的资源有限,我只有她的一本小诗册,其中所收入的是她早期作品,大多与爱情有关。最先打动我的,是作品纯净的语言,细腻的抒情,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戏剧般的场景。对于一个正青春年少、独在异国的译者来说,这无疑会引起身心的共鸣。于是,尝试着译下一首,两首……只是为了打发无聊的业余时光,排遣心中的寂寞。后来有了网络,可以搜索到她的许多作品,阅读了她的生平传记,手头收集的资料也越来越丰富。她真实的形象、作品的价值,慢慢地,犹如显影剂下的底片,渐渐有了血肉和气息。有时,在翻译一首诗时,我甚至能够感到她的心跳和呼吸了,随着那些诗句,或快慰,或忧伤,或忧愤……这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凭她的作品和人格,都无愧于这个称呼。
澎湃新闻:透过她的诗你能够深入她的内心吗?长时间地与一位诗人“对谈”是什么感受?
晴朗李寒:一位译者,只有深入作家的内心,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她的作品。在翻译她的一首诗时,我会了解这首诗创作的年代,时代背景,她的生活环境,她经历了什么事,遇到了哪些人。
每一首诗都是作者身心经历的记录。诗的语言会隐晦,会委婉,会抽象,译者应该读懂掩藏在字面后的那些深意,尽量深入作者的内心世界。作者和译者,相依相存,他们要成为友好的交谈者,平等的对话者。面对她的一首诗,就像她说出的一段记忆,有待破解的一首谜题。
这么多年,总的来说,我们的交谈是愉悦的,但也有个别时候,因了我的学识,违背、误解或无法明白她的意思,而令双方都感觉不快。她的清高、孤傲的个性,她偶尔的狡黠、尖刻,当然还有她的虚荣、自恋,我都需要理解。在与她“对谈”过程中,我都在努力,使她相信,我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对话者。
我热爱她,尊敬她,但是不会盲目地崇拜她。她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但她也是有各种缺陷的活生生的人,一个女人,妻子,母亲,一位公民。为了拯救几次被捕的儿子,听从朋友建议,她也曾违心地写下歌颂领袖的诗歌,但这并不损害她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当然,这样的诗在她生前都没有选入她的任何一本诗集。
“翻译过程中不会加入过多个人情感”
澎湃新闻:你最喜欢她哪个时期的作品?或者说最喜欢哪一首?为什么?
晴朗李寒:喜欢她的诗很多,每个时期都有出色的作品。比如说,她晚年写的爱情诗并不比她年轻时写的爱情诗逊色。我想以后有了时间,会精选出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诗歌,编辑出版一本她的诗选。
澎湃新闻:“在那个以众多的诗歌技术实验为标志的时代,她是一位醒目的非先锋派。”(布罗茨基语)阿赫玛托娃在她的时代是诗坛的另类吗?当时的诗坛状况是什么样的?她对俄罗斯诗歌,对同代和后代诗人产生了什么影响?
晴朗李寒:俄罗斯文化史上,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那段时期被称为“白银时代”,以区别于十九世纪以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等为代表的“黄金时代”。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在俄国喷薄般涌现出众多诗人、作家、艺术家,流派林立,旗号纷呈。
阿赫玛托娃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好友曼德里施塔姆属于“阿克梅派”,他们反对使用隐喻和象征手法,提倡“返回”人世,“返回”物质世界,赋予诗歌语言以明确的含义。而据后来的研究者发现,实际上阿赫玛托娃应该算是最坚定的阿克梅主义者,是她用自己的创造践行了“阿克梅主义”的一些创作主张。她23岁时第一本诗集《黄昏》甫一问世,就得到了众多诗人、评论家的好评。以清新的语言,娴熟的技艺,热烈的抒情,追求爱情、渴望独立的鲜明的女性特征赢得了读者的喜爱。这在俄国文学史上的是少有的。
她的作品自从问世以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许多人,尤其是一些女诗人,像她之后的阿赫玛杜琳娜、丽斯年斯卡娅作品中都或多或少有她的影子。就连我国的一些诗人受她作品影响的人也不在少数。
澎湃新闻:“她的韵脚不武断,格律也不勉强。有时,在一节诗的最后一行和倒数第二行上,她会略去一个或两个音节,以造成一种哽着喉头的效果,或是一种情绪亢奋所导致的不觉中的尴尬。但这也许就是她最极端的举动了……”(布罗茨基语)这些微妙的、只有母语才能实现的效果,如何在翻译中最大限度地保留?在翻译过程中失掉了她诗中的哪些特质吗?有没有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加入?
晴朗李寒:布罗茨基对她诗歌韵律的评价非常准确。她的大部分诗作都是非常讲究韵律的,押韵自然、和谐,注重情感的起伏,声调的节奏把握得当。她从不刻意为了押韵而押韵。
记得好像在一个布罗茨基访谈中,读到过他回忆阿赫玛托娃时有一段话,大概意思是:好像我们天生就掌握了诗歌韵律的秘密……“诗不可译”之说尽管绝对,但可以理解为“诗歌难译”。难就难在将原作的音韵之美在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时,能够完美地保留下来。如果追求那种亦步亦趋地追求原作的韵律,翻译出来的作品必然会刻板、生硬,失去了汉语鲜活的气息。这就需要发挥汉语语汇丰富、语法灵活的特长,尽量首先在形式上保持与原作的统一,其次是尽量选取能传达原作语调、气息的词汇。
我自感学识不足,一边学习,一边摸索。我稍优越的条件是多年来一直进行汉语诗歌的写作,从事过多年的诗歌编辑,从未间断阅读现代诗歌,较为熟悉诗歌这门语言的发展现状。我不会为了押韵,而刻意生造一些词语,或者把我们习惯的词语为了追求押韵而颠倒过来使用。
语言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我的译本必须符合当代人的阅读习惯。打个比方,如果她创作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也相应地用我们民国时代的语言来翻译,那样结果会非常可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依阿赫玛托娃的身份、修养和气质来说,她会问“为何”“怎么样了”,都是恰当的,如果翻译成“为啥”“咋得啦”,就读来觉得很滑稽。在我读过她的一些译诗中,就发现有的文白间杂,或者过于堆砌辞藻,或者过于华丽唯美的,应该说,都是没有读透原作,没有理解她的写作风格。
一些经典重译是有必要的。我赞成用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语言,去重新翻译那些外国经典,而用格律体去翻译《荷马史诗》或者《神曲》,没有什么价值。
翻译界前辈蒋路说过:“世间有不朽的原作,却没有不朽的译文,即使是杰出的翻译家,也只能是过渡性人物。”翻译过程中应该不加入个人的情感因素,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只是我不会加得太多。如果有懂俄语的朋友,可以与原文对照着阅读,你会发现我不会遗漏一个单词,这是对作者最起码的尊重。
澎湃新闻:阿赫玛托娃备受同时代人的推崇和爱慕,却仍然保有深度、孤独和清醒。她是如何做到的?美丽的、有天赋的女性若长时间周游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沙龙里,很容易失去自己作品的深度和活力。
晴朗李寒:清醒的人是痛苦的。她在时代的急流中饱受生活的磨难,有忍耐,有沉默,但始终没有妥协过。这一来与她天生的性格、自身的教养有关,也与她的宗教信仰有关。我反倒觉得,女人越是在男人堆里,自己的女性特征越鲜明。而相反,如果一个男人在女人堆里待久了,却很容易被同化。
澎湃新闻:她众多的朋友和爱人中,你觉得谁真正地理解她?
晴朗李寒:有的喜欢的是她长相的美丽,有的是爱慕她的才华。与她有过婚姻关系的三位,比较来看,都显得过于自私,既欣赏,又妒忌她的才华和美貌,不希望看到她过于出众。
据我的印象,较为理解她的人,其一应该曼德里施塔姆,他们共同在“阿克梅主义”的阵营里,他们都用自己的诗作,实践并维护了“阿克梅主义”提倡的写作宗旨。他们是最亲密的朋友,但由于曼氏于1938年过早的去世,如果他能活下来,读到她后期的作品,他会欣喜若狂的。
另外一位,应该是茨维塔耶娃,她曾经写过一大组献诗给她,其中就有后来广为延用的“哀泣的缪斯”这个称谓。她们有个短暂的会面,彻夜的长谈,但是可能出于女人之间那种说不清的微妙关系,阿赫玛托娃当时并未把她引为知音知己。再有就是曼德里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女作家楚科夫斯卡娅,她们都保持了多年的友谊,并用回忆录和札记的形式,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当然,还有以赛亚·伯林,她的学生,“阿赫玛托娃遗孤”之一的布罗茨基,他们在西方对阿赫玛托娃的介绍和宣传,为其获得世界声誉而功不可没。
澎湃新闻:她的一生有过很多不幸,她对时代浪潮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你觉得在她的精神世界里是什么让她挺过不幸,到最后仍然可以直视和宽容整个民族的不幸?
晴朗李寒:阿赫玛托娃一生是经历了许多不幸,但她只是不计其数的遭受苦难的代表之一。同时,她又是幸运的,因为她可以写作,可以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下自己和民族的磨难史。
她或者冷静地观察,或者忠实地记录,或者投身其中。十月革命之后,许多好友离开了俄罗斯,大家都劝说她离开。依她敏锐的预感,她可能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危险,但她还是毅然决然地留下来了。并写诗痛斥他们的背叛。她的诗中写道:“我和我的人民站在一起……”她热爱这片国土和人民,不管经历什么。她在一篇写于1960年代的简短自述中说:“诗歌的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与时代、与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联系。当我写下它们,我就活在了那韵律中,这旋律就喧响在我的国家的英勇的历史之中。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且目睹了那些无与伦比的事件。”
“她的诗歌达到了人类精神的一个高度”
澎湃新闻:诗歌可以重构、抵挡时间吗?
晴朗李寒:这是毋庸质疑的。我坚信,只有要人类存在,就会有诗歌。阿赫玛托娃,因了她的诗歌,她将不朽。
澎湃新闻:阿赫玛托娃之后,你还会继续翻译俄语诗吗?如果会,是谁?
晴朗李寒:这些年,除了把主要精力用在翻译阿赫玛托娃的作品之外,我还翻译了许多俄罗斯诗人的作品,像白银时代的曼德里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当代著名诗人英娜·丽斯年斯卡娅。
另外还翻译了一大批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出生的诗人作品。今后,还会进一步对阿赫玛托娃的诗集进行修订,这将会是持续一生的工作。我还会选取一两位经典作家来进行研究。时间和精力允许的话,还会译介一些有实力、有活力、年轻些的诗人,为中国诗人们提供横向借鉴和学习的参照。
澎湃新闻:国内的俄语诗歌翻译情况目前怎么样?
晴朗李寒:较之于英语、法语诗歌翻译者,目前国内的俄语诗歌翻译者确实不太多。老一代健在的翻译家,像大家耳熟能详的乌兰汗(高莽)、顾蕴璞、飞白、苏杭、智量、戴骢、王守仁、谷羽等几位,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先生了。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俄语翻译家刘文飞、吴笛、汪剑钊、曾思艺、孙越几位先生,热爱俄罗斯(苏联)诗歌的朋友,几乎都受益于他们花费巨大的心血翻译出的经典作品。再年轻些的,我只知道用将近六年时间翻译出《帕斯捷尔纳克传》的王嘎,他翻译的一些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让人感觉耳目一新。
澎湃新闻:阿赫玛托娃一直受到国人的欢迎,这和国人的审美,她的诗歌引进的时机分别有什么关系?
晴朗李寒: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达到了人类精神的一个高度,她诗中的真、善、美、哀痛、忧烦、愤怒,都传达出了人类的心声。优秀的诗作应该能够传达出诗人清醒的生命意识,鲜明的生活态度,深厚的人生经验,超凡脱俗的个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具有担当意识,能深入现实,揭示苦难,有不畏强势的勇气,有敢于冒犯权威的精神。在纷繁的社会洪流中决不随波逐流,冷静的审视,始终把挑战自我,突破樊篱,揭露人性的美与丑作为永恒的主题。
其次才是写作技艺方面的,他们往往能选取独特的视角,把读者引向富有质感和层次的精神世界。
澎湃新闻:俄国诗歌近年的情况你关注吗?有没有优秀的诗人出现?
晴朗李寒:一直在关注着俄罗斯的诗人和诗歌。有时间就会登录一些诗歌网站或杂志网站,搜寻喜欢的诗人和作品,准备有时间译介。
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些实力诗人,还不断有新作问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人,正成为诗歌界的中坚力量。
每个时代在俄罗斯都不乏优秀的诗人,只是我们的眼界有限,俄语译者太少,有不少优秀的诗人还没有来得及被介绍到我国。
(感谢诗人徐萧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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