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中的诗学,及其标杆
——兼谈商丘本土诗歌的高度
班琳丽
在有着丰厚传统文化的故国,商丘既有文以载道中的儒学滋养,又有庄周《逍遥游》想象力的开启,以及汉朝“三百里梁苑”强大的文学气场,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追求与树立商丘诗歌的高度,或者说,要寻找本土诗歌中的高度似乎是一种理所当然。而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已经拥有了让人瞩目的诗歌标高。高适以及李白的“居地性”写作是我们可以追溯的第一个诗歌高度。据史料记载,高适虽然出生于沧州(今河北省景县),而据历史学者李可亭研究“21岁至46岁的青壮年岁,客居宋州(今商丘)达20多年,在宋州创作的诗歌多达69首”。江淹以及后来侯方域等“雪苑诗社”诗人群体的本土性写作的浸染,也给后代商丘诗歌提供一片文化与诗学的沃土。而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杰出的诗人之一苏金伞先生,以其“宽广、厚实、永恒”的精神与诗学品格已经成为现、当代商丘诗人的骄傲。其后,耿占春、蒋一谈、夏汉,已然成为河南乃至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的高度与引领。
耿占春
耿占春出生于柘城,恢复高考后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现为大理大学教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来,致力观念的核心位置的是‘想象力’与‘隐喻’。关于想象力,耿占春将它赋予一个远远超出文学创作、诗歌批评与诗学理论的研究,先后出版了《隐喻》《失去象征的世界》等多部专著,其理论贡献被写进权威的《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一书,称他“在早期的写作中间,占据其理论创作的心理肌能与诗歌文体的突出特征的地位。”
同时,他还写下为数不少的诗歌文本,那种成熟心智催生下的诗行里透出一种经典气息,在当代中国诗歌界独树一帜。他自己说,诗歌仅仅是他感悟世界的一份“负资产”,是一个人在内心中为这个时代的“配音”与“旁白”。他在《不期而至的救赎》这篇文章里说:“我几乎是在听,听一个智慧的老人在低语,他的语调令我信赖。我听出他的苦恼、他的焦虑,但他并不说这些,他说的是信心,和自我宽慰,他出示的是证据,因此我得以知道他隐蔽着的不轻易出口的痛苦。这就是一个人的德性。”他的诗也几乎就是如此,或者说这就是开启他的诗的一把钥匙!在《是的,开封》里,有这样的句子:“比如开封,一个只有郊区的城是存在的//不是我常常忘记了不幸的时辰/只因游梁祠胡同破败的窗台上开着月季/再把这里的生活说成不幸就是不道德”,在这首诗里,诗人只是出示着证据,透露着他的苦恼、他的焦虑,但他并不轻易说出。他在这里依然寻找着信心和自我宽慰。他的诗拥有思想的睿智,在诗行里埋有更深刻的东西。他有一种冷静而深沉的述说——情愫与知性融汇于练达的语言之中。诗人在雾中的小树林里,拥有了“清晨的思想”,像“神话和宗教之梦”带来难以理喻的宏大的慰藉,从而“提升着生存的尊严”;在“岁月就这样流失了”的夜晚,“灵魂”在后半夜醒来,检讨着“日渐衰老的羞耻心”“……没有/为众生承受苦痛的美德,也没有/肆无忌惮地为自身抓获肉身宗教的/骄奢淫逸。”这是一颗良心犹存的灵魂的忏悔,在这个世界实在是弥足珍贵的了!而《在午后,断续地》,你又可以窥见诗人参悟人的生命的“虚无”与“试图纠正造物的荒谬”的图景:数不清的逝者造成的“午后的寂静”,还有“爱”——仿佛就是那看不见的“给予我的怜悯”;同样,在《当一个人老了》这首诗里,诗人给我们揭示了“当一个人老了,才发现/他是自己的赝品。他模仿了/一个镜中人”,“才发现/他的自我还没诞生”的悖谬感。诗人对底层民众有一种深深的同情。他有一首诗就记述了在那个人为的灾荒年代,活人吃死人甚至于吃自己孩子的悲惨情境!读来让人不寒而栗。
对于边疆——尤其新疆——的风土人情,他有着特别的爱,因此他写有一组《新疆组诗》。在这组诗里,“作为一个社会学上的‘异族人’,却在生命的感受上,与西部息息相通、水乳交融。他由衷地欣喜和赞叹西部顽强的生命和西部对顽强的生命由衷地赞叹和欣喜”(许道军《用言词留住瞬间》)。或者像纪梅在一篇评论里说的:“耿占春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旅行者对西域的观察以及对自我的改写。诗人描绘出西域历史场景的转换,时间维度的古今意象,和两种共时性存在的交融空间。一个携带着内地生存经验的人来到陌生、异己的空间,走进巴里坤庭院、高昌古城、龟兹渡口,通过对奥依塔克牧民的困苦的感知、对维族青年病痛疾患的感知进行着自身的‘修行’。”我们读他的诗篇总能体会出一种忧郁、凄美的旋律——犹如聆听大提琴的独奏曲;我们总能看到清晰的独有的意象——也许,他在为当代杂乱无章的诗坛挽留着更多的诗的元素?故而让他成为一位诗歌的坚守者。
蒋一谈
蒋一谈六十年代末出生于商丘,著名小说家、诗人、出版人,截句写作理念发起人。2009年伊始专注于短篇小说写作,在《人民文学》、《十月》等国内重大文学期刊发表过作品,出版长篇小说三部,短篇小说集六部。获得首届林斤澜优秀短篇小说作家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百花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短篇小说奖、《上海文学》短篇小说奖等。作家李洱赞他是“短篇小说的鬼才”。批评家李敬泽说他开始在中国做一件孤本的事情,写作和出版上都完成了一个欧美作家所能完成的工作。作家邱华栋认为蒋一谈创造了当代中国短篇小说故事创意和写作技法的新形态。
然而,蒋一谈骨子里却是一位诗人。近年力主于截句的写作与推广,2015年出版诗人北岛予以推荐的诗歌集《截句》,引发轰动,出版后很快再版。“截句”这一诗歌写作理念,在国内外首次正式提出,填补了当代中国短句诗歌写作的空白。诗人臧棣认为,截句概念的确立,可以带动一场向更广泛人群开放的书写运动。诗人树才也认为,将短诗冠之以专有名字“截句”是有必要的,短诗是个大箩筐,而截句的出现,使短诗有了成为一种诗体的可能。蒋一谈创作截句的灵感源泉,来自于中国的古典诗词和现代西方诗歌,结合了截拳道大师李小龙“精简、直接、非传统性”的思考与行动理念,“截天截地截自己”。它“是诗歌,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形式”;“不是俳句,比俳句更具有现代精神和开放姿态”;“是一种绝然和坦然,是自我与他我的对视和深谈,是不瞻前、不顾后的词语舍身,是抵达单纯目标后的悄然安眠”。譬如:“雪卧孤村/满眼尽是/垂老人”,饱含人性的悲悯;“天上有虚云/梦里见长老”、“闭上老眼/钟声即渡船”,流露无限的禅思;“人生充满痛苦/我们有幸来过”,好一副豁达的人生姿态;“鼓楼的钟声响起/鸽子们纷纷起飞/啄食这片声音”,借动物直击现实冷漠、人心浮躁;“孤独的人坐在一起/连眼神都是多余的”,将孤独寂寥之感描绘得淋漓尽致;“得体的媚俗/多么难以抵达”,抒发了对融世的渴望。
2016年,蒋一谈主编出版了“截句诗丛”,于坚、西川、伊沙、树才、臧棣、霍俊明等19位诗人创作的截句诗集都出现在其中。随着这套诗集的到来,截句变得火热起来,很多人都通过微博、微信展示自己的新作。蒋一谈说,他希望这套诗丛的出版至少有三个意义:第一、把中国优秀诗人的诗句集体亮相,然后扩散出去,让读者朋友尽可能多地记住并传播这些诗句;第二、让现在和未来的诗歌爱好者熟悉截句这一文体的写作形式,从而培养自己写作截句的兴趣;第三、让更多的诗人意识到,截句写作本质上是诗意的一次性完成,是不瞻前、不顾后的词语舍身。一首瞬间完成的截句,不存在于先前的诗行里,也不会为以后的诗歌写作留做储备,它是自然自足的,完成了也就完成了。或许可以用一个比喻说明截句要义:诗人是一个母亲,她生了好多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名叫“刹那”,这个孩子刹那间受孕、刹那间长大滑出了子宫,带给她意想不到的体验。
蒋一谈的这一开创性行动表明,一个新的文体在于完成后开创者的胆识与胸怀,他做到了。或许,这就是商丘文化人创造精神的具体体现,这种行动会随着其自身的发展与成熟而愈加显现其光芒。比如近日从台湾传来消息,台湾诗坛的主流——台湾诗学季刊社已经把截句认可为一种诗歌文体,并由《联合报》副刊推助,意欲在全岛发起一场“截句”运动。
夏汉
夏汉六十年代初出生于夏邑,以十年的沉潜与异乎寻常的磨练,完成了中国诗歌界由一个地方官员转换为优秀诗人和诗歌批评家的传奇,被诗友们称为“夏汉现象”。多年来,他致力于诗歌写作与诗歌批评的著述,先后出版了评论集《河南先锋诗歌论》和诗集《冬日的恩典》;即将付梓批评文集《语象的狂欢》、诗集《街头的证词》《寄人》。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刘军坦承,“《河南先锋诗歌论》是河南先锋派诗人夏汉的转型之作,由诗而入诗论,彰显了诗人的勇气和理论自信。该书是一本关于河南先锋诗歌述评的理论著作”,“为河南先锋诗歌发出一次整齐有力的理论呼声”“弥补了旧有的河南文学史所缺失的大项,地缘文化的意义上,《河南先锋诗歌论》有效地拼接了河南文学最后一块版图”。近年来,夏汉一边坚持诗歌写作,一边对国内优秀诗人如多多、孙文波、臧棣等做专题研究,对一些诗学现象比如诗的晦涩、西方诗歌的死亡主题、90后诗人写作等写出了专论,成为当下集优秀先锋诗人和诗歌批评家于一身的诗坛人物。
2015年,夏汉被国内著名诗歌杂志《飞地》列为国内10个优秀诗人批评家之一。同年被河南师范大学聘为华语诗歌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教授、诗人臧棣高度认可夏汉的诗歌批评,他说诗歌批评就应该像这样,从诗歌自身入手,寻找阐释。民族大学教授、诗人批评家敬文东,为夏汉的批评文集《语象的狂欢》所写的序中断言:“夏汉属于不乏战术且胸怀战略的、不甘沦为诗人寄生虫的批评家,少数真正缓慢的、可信的旁观者。他置身现场,没有在故乡小城的某间办公室里闭门造车……始终在规避种种潜规则的挟持。其间的显明证据是:他的批评因发自友谊的意切,而显出坦诚和贴切的情状,却不见交际场上的套话与恭维。”夏汉睿智严谨,具有卓越而深厚的批评功力。他在《回答<飞地>的十个问题》一文中有精彩的自述:“诗学批评是为诗文本寻找知性的支撑,或者说,批评家的职责之一就是寻找诗的发生学缘由与语言形式的外化以及意义的嵌入机理,最终为诗寻觅一个文化、思想与哲学的抽象概括。”
夏汉的诗歌写作亦是如此,因其特殊的官场经历,凸显在场与先锋性的诗性特质。耿占春说:他的出色之处在于他能够将过于琐碎、也过于官僚化的生活转化为他的那些涉及地方官场事务性的诗,这里的秘密在于,一切事务都能够穿过他内心的审视,一切经验都能够在他那里发生一种修辞学的或感知方式的转换。 诗人不能改变看到的一切、已经历的一切,但一种“官僚的诗学”准许一个诗人在内心中为这个时代配音,这是一种有力的旁白,一种自我审判式的旁白。对夏汉来说,所谓现实感即他的社会环境和他的官吏生涯所施加于自身的负面经验。这是一种充满罪感和自赎意识的经验。夏汉使用着“宗教”的和哲学的话语去处理这一经验,并渴望获得内心的自由。
诗人与学者程一身教授高度赞同夏汉的诗歌写作,他在《论夏汉的“深度现实主义”诗歌写作》中如此说:“在此,我愿意把夏汉视为杜甫的继承者,他写出了当代的深度现实主义诗歌。深度现实主义诗歌首先要求诗人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不是滞留于生活的表面。我不知道夏汉何时练就了这种眼光,总觉得和他曾是官场中人有关。夏汉让我意识到,只有那些有正义感的官员才能全面了解中国国情。……作为一个从官场退下的人,夏汉具有了解整个中国国情的经历和经验,这至少保证了他写的中国不是半个。事实上,深度是在广度的基础上生成的,所以视野会成为限制或成就洞察力的首要因素。”夏汉的诗歌已高度摆脱“碎片化写作”,遵循艾略特所说的“化炼”程序,作为深度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经验的集中”,让他耐心沉淀、仔细打磨,并找到了众多异质元素的契合点,凭借想象力在巧妙的远距离跨越中实现经验的凝缩。
考察商丘诗人中的佼佼者,苏金伞、耿占春、蒋一谈、夏汉之外,目前在国内做出影响的仍不乏其人,这体现出一种诗歌亘久的力量,也给我们以诗学的激励与信心。他们都会在故土的牵挂与不断的回望里,写下更多的诗篇,为商丘与汉语诗坛添加华彩。如此,我们商丘诗人群落也会在这丰厚的诗歌土壤里吸取更多的诗学滋养,从而让诗歌之路走得更加踏实和平稳。我们坚信,拥有庞大诗人群体的商丘还会有更多的诗人走向河南,乃至于走向国内诗坛,一展文化故土地灵人杰的动人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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