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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诗潮》杂志“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现状考察”问
赵卫峰
1、如何看待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语言表达方式？
新旧只是时空类概念，新世纪的诗歌行进当然并不能与旧世纪一刀两断，终究是老路上的延伸，永无止境的拓宽改造、粉饰妆点，以求在过程中的可能的变化。不科学地说，新世纪来诗歌语言表达倾向相对更为“多样化”、“中国化”。
“多样化”，是说 “口语体”、“诗化语体”（散文诗、散文化的诗、）、“翻译体”和传统写意的概念化诗歌等均呈枝叶纷披状，各自继续。说到“中国化”，可以是以口语为标志（工具？）的更“写实”的倾向在其中明显茁壮；其问题也越来越多。并且，对它的赞成与反对和种种分歧都时常因大众性传媒的介入而溢出诗歌的边界。
总体看，新世纪前十年仍然只是当代诗歌行进的一个纷乱而自然的过渡段。
2、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美学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情感的变化，是语言表达方式的深化与变化之基础，反过来后者也促进了情感的丰富多彩与变化。情感的多样与多维，又与物质环境的情况息息相关，具体如城市化、数字化等，它们是相依为命的。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美学变化也与此相映和相互影响。
当代诗歌越过以往的表面、正面、外面和假面迂回行进，假恶丑作为审美的范畴或主题亦逐步呈现，它们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们也不影响诗歌继续对探索可能的真善美，或许还相得益彰，互为提醒与参照，这使诗歌审美的触角有时插入更深，也更靠近真实的、未知的人性褶皱；有时更从整体的树，到具体的枝节，诗歌的镜头随心所欲地呈现动态，如从心理的委婉表达到生理的直接诉求，从房间到身体，或穿越古今中外……从积极的方面也可说，情色与准情色和对意识形态有多维表达的（新非非、下半身、低诗歌、垃圾派）存在是应该与正常的，它体现诗歌建筑本该的复杂与丰富，提醒经验中，尚有曾被忽略或压抑的部分——它本来对诗歌有应该的影响与作用力。
但在审美观更加自由自在，人的意识更加突出的同时，审美价值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这个随时随地都存在的问题仍不能有标准清晰的答案。如此看，新世纪十年来当代诗歌的美学变化主要体现于“变”，但而未达到“化”。所以也形成了诗界现象层叠、众声喧哗而目标仍然不明。
3、诗歌创作如何应对网络时代？
中国诗歌自世纪末以来进入到了一个传媒时代，其时诗歌的写作与传播、阅读与交流、批评与反馈、媒介经营以及诗人情况、诗歌的相关外部或社会性活动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其中，诗歌网络的发达是一个明显表征。网络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然是当代诗歌重要和有效的新媒体。
是诗歌需要它！它也并非诗歌的对立面而更是一个巨大的有效的参照系，二者其实是一个共同体，相辅相成，谈不上要去特别“应对”它。
多年来，诗歌一直希望有更多的受者更大普及，网络正帮助着这一愿望的实现，这过程中的指责、忧虑与不安纯属正常。事物总是复杂多维的，无非是有人抓住的是大象的尾巴，有人抓的是耳朵。我们也看到了，经过十年来的诗歌网络热潮，诗歌的网络时代前期的芜杂混乱、扭捏作秀、变态失常情况有所改善——诗歌本身就有自洁或漂白粉功能，而人们也在网络的环境中同步递增了有关“信息”的辨识和免疫力。
另者，如果说传统媒介是对于受者有一种消费与市场的潜在关系的话，网络则轻松地打破了这种纸质传媒占主动位置的局面，使诗歌的“市场”变成了共享、自在与双向或多向选择的“广场”。
4、一个诗人如何实现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
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其的价值体现必然是诗来表现和实现的，那么反过来，如果其文本基本反映不了、或欠缺至少的有启动作用的价值观念，是否就能说他作为诗人是没有价值的呢。
这个问题貌似空泛却恰好直抵这个时代的诗歌的遗传病、内科病。
还有道貌岸然的自慰习惯。比如一种常见现象是，反复强调“口语”、“日常性”概念之大功显效的，恰好多是些寄身于“学院”、文学体制内的组织与报刊又自以为“民间”的、自以为真与诗歌有关的人，以及由此“走红”的“著名”诗人。一个诗人以平常心、用心写诗就可以了，有必要常把“平民”、“草根”、“人民”总挂在嘴边，这类立场可疑而可叹，作为事实上的实践者的他们，不用说与标榜的对象有实际距离，他们至少在精神上仍然是非平民的，他们有意的所谓平民主义只是一种诗人个体身份的自慰，这与乡土文学的写作者与读者往往并非农民一样。如果这是诗人欲体现个人价值不得不尴尬地介入现时环境的不得已的策略，先让自己“混入”大众，诗歌写作与诗人的的去知识分子化，祛贵除雅，其实际结果是，打破神话后重新制造神话？！
作为网络时代的附属物，诗歌的脱离实际的部分的传播正为诗歌蒙尘。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每一大众化的所谓“热点”“视点”都因网络的助推而嘈杂不已，诗人也因此不断“被命名”、“被著名”，而在诸如“梨花、羊羔、诗歌大省、80后诗歌第一人”等等“名称”之后，我们能真正看到什么？如果网络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虚构，诗人在其中像什么？
这个时代让一个叫做“真相”词不断突出，何为真？何为相？我们是否忽略了“相”也有省视、自律之意？如果一个诗人不逼真、不求真、不去伪存真，他作为诗人的身份与价值肯定就瘪了大半。
显然的是，新世纪以来诗人的价值观念及实现途径、过程、效果……这些并不只是暂无法定论的“紊乱”，而是虚荣、功利与游戏心理的急速拥堵带来的烦躁与盲目。当太多的诗歌自行抹除了基本的真伪、是非、善恶、美丑……那么在花样翻新的传播带来的成就感、知名度除了继续怂恿这些叫做“诗人”的怪物或神经病人继续烦躁和盲目外，不用奢求会在这种“人”和他们的 “语言和情感和知识”——即他们的“诗”中得到曾经的关于世界、关于人、关于信仰等等的可参考的东西了。
这些东西为什么渐渐就不在了？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诗人”，无论如何至少在当前，至少在语言艺术与思想观念方面，至少在约定俗成的社会印象中，它仍然是一种有代表性、象征性和参照意义的称谓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至少在目前基本无解，问题本身看来就很悲观。包括我们的这几代人，其本能的生命轨迹、生存体验、成长经验与智慧，一开始就限制于社会与政治、教育、生活、情感与消费等等环境，我们其实根本就不能真正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似乎也与“先锋”在中国的处境类似）。
不能解决不是说就落荒而避。总有人在认真进行。虽然努力写作不一定会有好的写作成果，我们的写作到最后或许也达不到期望的效果，但求新的态度、创新的精神、更新的观念——这本身就蕴含了对自由、责任的具体实践和对“时尚、流行、主流”不妥协的独立意识，其作用当然已不仅限于诗歌、诗人了。
如果一个诗人，是以一个非诗人的身份进入并欲实现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那上述自然可以忽略。感慨的是，“诗”人们的社会价值实现（与否），在当代其实与“诗”的关连确实是越来越小甚至无关紧要了。
5、新世纪以来国际诗歌交流频繁，中国诗歌如何借鉴国外诗艺、体现民族性与世界性？
既然“交流”就应体现于具体的语言文字，现阶段做好翻译就基本足够了。翻译不“发展”，“借鉴”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并且国际诗歌交流“活动”仍然将继续沦为“新闻”式的活动。作为“借鉴”的重要环节，越来越好的“翻译”已让后来的我们体会到了参照比较和提醒的必要，让我们继续审视和探究“国外”如何与我们的语言传统、我们的身心环境发生反应与关系。那么“借鉴”的作用与意义，应该是，在看到优点的同时，自觉反省和自查不足、发现并解决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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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17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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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18 06:50
发表于 2012-9-24 1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