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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人类历史，曾是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民族向周边扩张的历史，举凡蒙古、突厥、回鹘、女真、俄罗斯和汉民族，都曾经是欧亚大陆上的主导民族，而这个欧亚大陆主导世界的大趋势，直到16世纪才被海洋文明的扩张所取代。正是利用了航海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利用了海洋战争的高度机动性，处于欧亚大陆边缘和“外围”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日本和孤悬大洋之中的美国，才从“边缘”出发，包围并分割了中心，并以“海洋时代”逆转了以欧亚大陆为核心的世界史发展进程。 1904年，英国伟大的历史—地理学家哈·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在《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中提出了一个极具革命性的观点：只要欧亚大陆国家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方式，将广阔的大陆空间重新联系和组织起来，只要大陆国家能够避免来自海洋的攻击，并善用自身丰富的资源，只要科技的进步可以为这种大陆组织方式提供一个创制，那么大陆就可以战胜海洋，陆权就可以击溃海权，海洋支配大陆的时代也就会被终结——而他当时设想的现代科技方法就是铁路。他预言说：无论德国、俄国和中国这三个在欧亚大陆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以什么样的方式真正联系起来，只要它们联系起来，海洋时代就会被终结，海洋国家支配的世界秩序也必将崩溃。而他相信：正如航海技术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一样，铁路技术的革命，也必将开启另一个新时代。 毛泽东乃是这样一位伟人：他找到了一种政治和组织的方法，将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宰割下分崩离析的中国大地重新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使被视为最封闭、最保守、最落后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中国的黄土高原，重新崛起为最具革命性的力量所在。毛泽东的革命把最落后的中国农民组织起来，并将其锻造成为对抗最先进的、来自海洋的帝国主义武力的高度机动的游击队。而毛泽东找到的那种把“即将被海洋淹没了的大陆”拯救出来的政治动员方法，就是“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的思想发源于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土地涨价归公”的民主革命理论，当然，这也就是被列宁赞美的方法，即孙中山提出了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土地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建设现代国家的新战略。列宁说，这种方法是欧洲国家所不能想象的，它表现了亚洲的先进性。 历史已经证明：无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造就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改革开放，都是与土地的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毛泽东关于南水北调、三线建设、铁路建设、十大关系的发展战略，正是毛泽东依托欧亚大陆的外交战略，使得新中国这个“伟大的昆仑”重新崛起于世界。 C.施密特曾分别从空间的革命、国际法、战争模式的变迁这三个角度，论述了西方现代性的“空间基础”。立足于1500年之后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海洋世界观”，在《国家主权与自由海洋》一文中，C.施密特指出了“海洋世界观”带来的“空间革命”意义。他说：“16世纪时所谓的‘现代性’，正是来源于这种空间革命。它并非来源于所谓的文艺复兴对于那种19、20世纪意义上的个体观念的倡导”[②]。当然，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先有美洲的发现，先有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暴行，先有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原始积累”，而后方才有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产生。 其次，“海洋时代”的降临及其所导致的“空间革命”，带来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法”的产生，它仿佛意味着无边自由的海洋淹没了陆地上的有限界限，它意味着海洋的法则支配大陆的法则之奠定。 因此，现代国际法的真正基础就是“海洋法”，其实质在于论证“自由的海洋”攻击和突破“封闭的大陆”之正当性。所谓“海洋文明”优于“陆地文明”、“蓝色文明”优于“黄色文明”，也就是西方列强以“国际法”特别是以“海洋法”的名义侵犯和剥夺其他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背书。 第三，随着“国际法”而发生的，乃是现代战争理论的变化。荷兰、英国和西班牙、葡萄牙之间为争夺“海权”而进行的战争，已不是传统意义上争夺“领土”的战争，而是在宗教战争(基督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面纱下进行的争夺世界市场和贸易垄断权的战争。这尤其意味着，现代海洋战争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陆地战争，这里的核心是：海战具有典型的“游击战争”的高度机动特点，即以环境(海洋)为依托，采用先发制人、封锁、骚扰、制裁和突袭式的“海盗方式”，以小型的、民间的武装采取行动，不以夺取对方领土为目标，而只是以夺取敌方实际财富、夺取市场利益、封锁和垄断海洋贸易商道为目标。 由于海洋战争具有高度机动、灵活的特点，所以，从战争模式变迁的视野看，大兵团陆地作战的方式并不能适应和有效应对海洋战争体制，而英国所采用的具有现代游击战争特征的海战的上述有效性，在掀开中国近代历史第一页的鸦片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在魏源看来，清王朝放弃了林则徐武装沿海渔民、蛋户对抗英军的方式，而是从西北调集大规模陆军兵团奔袭英军，这是鸦片战争战败的主要原因。现代历史学家胡绳在分析鸦片战争英国的战略战术时，不是把清帝国的战败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而是归结为英国所采用的新型的、海洋游击战争的方式，这就是继承了魏源在《圣武记》中对海战与陆战两种不同战争模式之差异的精彩分析。 施密特指出，使得中西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的，说到底就是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理论和土地革命理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将陆地战争的机动灵活发挥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而土地革命理论则把广袤的大地和大地上的农民最有效地组织起来，从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施密特指出：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开天辟地地制定了“大地法”。毛泽东并不仅是像列宁那样，用中心—外围的世界视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关系”，毛泽东更以“弱国可以打败强国”、“中国一定可以赶上和超过美国”的革命，倒转了五百年来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地缘政治结构。 然而毛泽东深知，数千年的积习，五百年“西风压倒东风”的历史，绝不可能因为一个人、一场革命而最终改变，而且这场革命空前艰巨复杂，并必然包含着诸多失误、挫折和灾难，但正是因为毛泽东面对失败的不屈不挠，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漫长的革命”已经真正开始并不可逆转。 毛泽东当然希望，自己青年时代“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能够在他身后得以继续，因此，他寄希望于造就“一代新人”。1965年，在一首叫做《七律·洪都》的诗中，他曾豪情万丈地写道：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今天看来，毛泽东的事业是否已经失败，这是任何人都不敢轻易断言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苏联瓦解之后，中国的红旗依然没有倒下，其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毛泽东造就“一代新人”的期盼没有完全落空，即“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培养。因此，如果这些中国人没有彻底失败，毛泽东就没有真正失败;如果新一代年轻人能够在失败中善于总结历史并坚持斗争，毛泽东的事业就依然还在继续。 否定了毛泽东必将杀戮中国的未来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伟大骄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骄傲，邓小平更曾宣示说，中国人民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而这就是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就将丧失“压倒一切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屈服”的民族精神、国家动员能力和组织凝聚力;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就将丧失文化自信和文明的自觉;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就将丧失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附庸;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从民族道义上说，无数革命先烈的血就将白流，新中国的江山社稷就没有了道德基础，而我们伟大的前人们将会在地下感到深深的不安。 否定了毛泽东，不但等于否定了历史，从而必然丧失思想的主体性，陷入知识上的虚无主义，其结果也必将是杀戮了中国的未来。 从毛泽东晚年的偏颇和错误中汲取教训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从一种偏颇走向另外一种偏颇，那就不是纠正错误，而是以新片面代替旧片面。历史证明，毛泽东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中所阐述的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最精彩、精练的总结与发展，特别是，毛泽东反复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就在于她根除了封建士大夫阶级理论脱离实际、生活脱离群众、平日袖手谈心性(尚空谈而鄙视实践)的痼疾，从而，中国共产党方才能够取代士大夫阶级，而成为中国社会重建的中坚力量和政治干部来源。毛泽东一贯主张“科学”而反对儒学，这当然是因为儒学只是少数贵族阶级的无用之学，但是，如果只是从书本上学到了科学，并不能将科学运用于现实并为劳动者的实践所发扬光大，那就不是毛泽东所谓的“科学的态度”，那样的“科学”和学术同样有害无益。如果理论脱离实际、党脱离群众，如果经济的发展不能造福于最广大的劳动者，而是依附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那么，中国广大劳动群众就将在资本的贪得无厌的无情剥夺下，不得不选择再次奋起革命抗争。 邓小平说： 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③] 将20世纪称为“革命的世纪”的霍布斯邦，也把20世纪称为“短促的”。他说：20世纪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推迟开始，又以苏联在1991年的解体提前结束。他还指出，1971年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霸权的确立为标志的世界体系大转变，是“短促的20世纪”陷入危机的标志，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只不过是那场危机的深化和延续。唯一不同的是，今天，面向“新世界”的实践与想象似乎正在逐步丧失，而且，至今还没有20世纪那种革命精神、首创精神大规模复兴的明显迹象，在这个意义上，“短促的20世纪”终结之后，人类似乎退回到了19世纪那种资本无情掠夺世界的黑暗时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抚今追昔，马克思的话是多么令人神往，他说： 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④] 毛泽东曾将中国革命的胜利称为“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抚今追昔，这令人想起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名言： 那个人在斗争中失败了。而他为之而斗争的成果，却在他失败的那一瞬间出现于历史的地平线，只不过是改换了名头而已。于是，后来者们将会根据新的、不同的历史条件，高举起他的旗帜，去继续进行不同形式的斗争。[⑤] [①] 参见[埃及]萨米尔·阿明：《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三大洲的使命》，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8)。 [②] [德]C施密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7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77)》(下)，131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4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⑤] 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Empi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 | 
发表于 2012-9-2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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