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子之歌》的设喻
读闻一多的《七子之歌》,我感兴趣的是诗中的设喻。
设喻或曰设譬,即从已知事物出发,说明对新对象的认识、感悟,书写情怀,表达意蕴。无论是借助于寓言、故事,还是选取自然、社会现象,关键是找到它们与新对象的对应点。因此,无论是作为作为一种状物写景的文学比喻或扩展式比喻修辞手法,还是作为类比的形象思维推理形式,都是设喻中常常被应用的方式。虽然设喻是文学中最常见的表达方式,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习以为常中创新。
一
祖国显然是现代汉语词汇。在中国古代,这个词是为“天子”、“社稷”所取代的;相反,将一方土地及其民众分封给谁,或作为赔偿割让给谁,似乎理所当然,当地民众与土地一样,只有纳税、纳粮的份,没有选择或者舍弃的资格,逃亡,也只是寻求能够生存之地,或甘心做稳某某“圣主”的奴隶。所以,效忠是当时人们最高的理想道德规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均历史的见证。
只有进入现代,国家与国民个体的关系才形成,诗文中也派生出相应的喻指对象。
如:19世纪的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写过《祖国》一诗(发表于1841年4月号的《祖国纪事》杂志),“我爱祖国,但用的是奇异的爱情!”,可谓以新的比喻关系表达爱国情怀。
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创作的《炉中煤》(发表在1920年2月《时事新报•学灯》)通过双层设喻,表达对祖国的眷念情绪,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在诗中,一层是将祖国比喻为热恋的对象——“年青的女郎”,另一层是将自己的心情比喻为“炉中煤”,全诗在一系列的比喻中寄托自己的深情和热望,一层深似一层地表现了爱国的衷肠。
闻一多的《七子之歌》进一步验证他的爱国情怀。其设喻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是通过用事,从《诗经•凯风》中获得灵感,即“邶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二是,他将祖国与澳门、香港等7个被外国霸占的地域,设喻为母亲与儿女的关系,并且分别以儿女的口吻向祖国诉说,再以“母亲!我要回来,母亲!”呈复沓结构,铸成组诗的主旋律。
中国国土与国土中被瓜分的各个地域之间,显然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以艺术方式表达,只要把握枝干一体、不容分离即可切题。《七子之歌》即以亲情关系表达中国国土不可分割,如血肉相连,诗中如此设喻熔铸进强烈的爱国情愫,赋予冷冰冰的地理区域以生命与激情,因而进入艺术层面。
二
是的,以当下视野高度考察这组诗,就艺术上似乎显得简单。
主要原因应该是,近现代以来,爱国诗作为主流文化,一向有群体感念的某些共名性特征,甚至在主题上有情感视域的固定性、心理指向的归一性。正因此,爱国诗在建国后的颂歌年代,把祖国比喻为母亲常常是最广泛的设喻。究竟是谁最早把祖国比喻为母亲的已经无从考证,应该说,“祖国阿母亲”的比拟情感流露,就是人们对祖国热爱的一种表现形式,通俗地讲,爱祖国是一种没有政治含义的人性本能主张,然而,当这种比喻一旦泛滥成灾,就显得平庸。相比之下,闻一多这组近百年前的爱国诗,却是可贵的独创,或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诗中第一批爱国诗之一,在设喻方面尤其如此。试回忆一下,几十年来,当代诗歌发展史上,有多少书写爱国情感的作者能够超出《七子之歌》的设喻范畴?
相反,郭沫若“我年青的女郎”的设喻虽然也独特,但并没有被后人效仿,当然,个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也紧密相关,而且也难免有文化局限。但在此,我想说明的是,闻一多在设喻中所感悟到的,已经成为范本,几乎成了诗歌的意象原型。
时至今日,闻一多先生所感怀的“七子”(应该是八子,因为旅顺、大连是“孪生的兄弟”)中,基本都早已“归宁”,台湾也在隔海相望中,与大陆在彼此呼应中渐行渐近。而今,钓鱼岛问题成为中国全民的关注焦点。钓鱼岛是什么?应该是台湾儿女躯体的有机构成吧,不也是祖国的一块肌肉吗?或者是中国版图上的一枚珍珠?……现在,我读到多少诗人以赤子之心的深切抒怀,设喻也更色彩斑斓了。这是诗的当代步履,可喜可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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