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江西诗派的节义审美和风格遗墨的时空反刍
作者:彭林家 2017年10月14日 12:32 中国诗歌网
诗歌是情感的象形符号,充盈着灵性的时空问话。自从“关关雉鸠”的啼鸣, 到新诗一百周年的对唱,让《诗经》的红冰裂开着爱情、农事与风俗的意韵,把浅显的文字气浪着漩涡的笔花,激起一个个赣江流域的掠影;或者任君子与淑女的性情和鸣,隔着红尘的心波,一次次地将艄公眼里的过客,从生灵的原始状态中醒来,为时代,掀开了诗歌语言第一页。然而,不管是古老的歌笑歌哭,溅湿时光的记忆;还是现代的语境流向反刍潜意识的信息,其水波的涟漪举起的浪涛,一一泛动在诗人眼里的长江;那时常九曲回肠,浮光在荆江河段的《楚辞》倒语;那时常曲水流觞,伴随着赣江河边的谷雨诗会;缘来缘去,终究是一种人的本性内核所折射的时间轨迹和空间幻象;从先秦到今天,为诗歌文化的历史演绎,沉甸甸地,陈情着生灵本性的内涵。
江西,长江以西地区为右,又称江右。那么,作为长江支流的赣江,沿江两岸领域的诗歌风韵,如传说屈原女儿纬英嫁于修水,续成了端午文化的关联,致使“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自小濡沫于屈原文章气节。千百年来,无论是 “隐逸诗人之宗”的东晋,引领道家无为的风骚;还是魏晋时期的道教和佛教的广泛传播,直接冲击儒家核心的价值地位,淹没着有为诗风的比兴;导致宋朝以前,江西文人在历史的天空上,几乎没有一颗耀眼的星星;然而,当人杰地灵的豫章视野,对接着“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空色,聚山川的灵气,点化“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远景;当迭兴的唐风蔓延到宋朝的繁荣,赣江大地的风韵,便从才子故乡的临川,吹遍鄱阳湖流域的各个旮旯胡同。从此,众多文化巨子从江右喷薄而出,开宗立派,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朱熹、陆九渊、杨万里、文天祥、姜夔、洪迈、李觏、周必大等文学大家,为中国诗歌文化的精神航标,启悟着一代代诗人的大志妙慧。今天,先哲的遗风重新吹在赣江的彼岸,轮回成一只只生命的《蝴蝶》,自性自渡,盘旋在辽阔的江面,待望现代诗文名家,胡守仁、吕小薇、蔡厚示、胡迎建、熊盛元、谭五昌、程维、滕云、刘晓彬、胡刚毅、李贤平、渭波等新江西诗派代表,在中国云峰的诗坛上,招展着国学与赣文化的复兴旗帜。
一、江西风水地灵的存养,致使“气”和“信”化成文章的节义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从地理位置而言,二十八宿里边的分野,翼星、轸星则属于江西地区。位于十二地支的第六的“巳”位,而“六”处于十二数之中数,中医学上叫做中央土,气也,信”矣。
其一,表现先天“气”的时候,如中国三大才子之乡——临川,南面的赣江、崇江、抚河如扇形十弯九曲;流向北边,汇合流入长江和鄱阳湖,形成聚水口的风水格局;还有武夷山来气之口,源源不绝地入而聚汇,持盈一块风水宝地的大气场。西北有九岭山、连云山、幕阜山铸成层层包围的环形山脉,挡住西北风而裹着不散的气场,而“山环水抱必有气”的气聚,必然构成大发的风水定律,孕育着诗人天性的灵波。其二,表现后天“信”的时候,是一种明心见性的信德,将妄念转化为信念,聚焦成化情还性的唇舌,驱使生命的密码,探微星象之图:圆被分成了12个区间,即12宫位——第六宫为处女座的位置,代表服务和奉献。如信江书院,将道放在首位,注重以德化人,熟成节操的义行,血脉延续,流向道教圣地三清山和龙虎山。
那么,对于左章右贡的赣江而言,先经过九江注入鄱阳湖,后洩入九江的湖口,了望着庐山瀑布,叹息着世人不识庐山真面目。或者说,自唐代以后开始出现的“赣”文化,如同吉水县黄桥镇杨万里的《小池》所言:“小荷才露尖尖角”,使号称“文章节义之邦”的江西,逐渐自北宋中后期迅速崛起,如北宋四大家、唐宋八大家,就分别有三位江西人,并且一直保持到明代中前期,成为古代中国第三个文化大省。
遥想东晋当年,生活在九江的陶渊明,隐居田园,自“久在樊笼里”的红尘儒教,“复得返自然”的道教回归,以“性本爱丘山”的精神导向;寄托一个“性”的本源灵动着“情”的使然,一任性情的自然返照,衔接着悠然见南山——地接衡庐,凝结成一种“柔、淡、远”的隐逸文化;渐渐地,魏晋风度的春天,从浔阳江的诗情源头,回流着赣江流域两岸。由此回溯着“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千古佳话,为江西文化的核心,种植着“文、章、节、义”的奥义,也让五百年之后的思想萌芽;在儒教文化复兴大繁荣的宋朝,开始“春风又绿江南岸”;悄悄地,燃烧着思想情感对时代意识的精神反光。试想, 一个“绿”字的蔓延,使一个表颜色的形容词,用在诗中变成了使动用法的动词, 不仅移觉着北宋改革家,临川的王安石,秉性刚正、严己修身的儒道风范;而且表现在诗情的用字工稳,对偶贴切。如:“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丰沛着情感的丰富想象,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那就不用说一代文宗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单说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凛然正气,诗文令人回肠荡气。你读那《正气歌》:“是气所旁薄,凛冽万古存。当其贯日月,死生安足论”。蕴藉着旁薄者的广大、充塞和动荡之义;其正气的浩然,统摄宇宙而贯日月。倘若天问一个“贯”字,其正气上冲斗牛,故有彻过日月之势。假如一个诗人能秉此正气,与大宇长宙为徒,存心养性,内气外信,其精气神贯通的气节,又何尝不理会欧阳修笔下的“惊起沙禽掠岸飞”呢?
二、江西诗人的性情,灵现新旧诗歌在五性五常中的气节表现
孝悌忠信是赣江水土的一方淳朴的情怀,如苏东坡所言:“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 由此,物我同化,天人合一,从性情的渊源上,窥视诗歌与人性的文字契约。
在五行的木﹑火﹑土﹑金﹑水之中,肺为金,表现为“义”,佛家为戒盗 。 肺与大肠相表里而开窍于鼻,让鼻子的性功能嗅闻,转化为调息调气,使诗人的鬼魄转化为气魄胆识。然后打通橐瀹和七轮,唤醒灵量,修复黄道,平衡左右交感神经系统,表现为元情旺盛而元性充盈。诗性上,庚金为阳金者,则人有义气,豪爽果断,活泼灵敏。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胡迎建《有怀屈子》:“离骚求索见刚肠,民族从来有脊梁”。无形中,蕴含着骨节、气节和文章的节操。
在五常的仁、礼、信、义、智之中,脾为土,表现为“信”,佛家为戒妄语。脾与胃相表里而开窍于口,让口的性功能讲话,变成塞兑或劝人为善的布道语,使诗人后天的识神,转化为先天的元神。元神恢复后宛如见到了自己身上的五贼而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心神就会从浊水的泥潭中醒悟而点明心中的觉灯。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刘晓彬《赣江摇篮》:“一根粗大的纤绳,晃动着……摇晃着我的童年青年中年/还有未来的老年”。不经意,从是与非的角度体现出对义气的追本。
江西诗人的气节,也莫过于对传统文化的承袭和发展。一则,儒家的仁义,是以“仁”讲“礼”,而解决权力品质的专制,不然就是“不敬”。 诗法本是无形的心法,则需要有形的语言来表达。如吉安永丰县的欧阳修《六一诗话》:“文以载道、诗言真志、诗重真情、温柔敦厚、至善至美”的思想,贯穿着历代诗歌的性情走向。二则,道家的绝仁弃义,是说“道”在内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而体现出外在的“德”, 天地之间,无所谓仁,也无所谓不仁;不然就是非德而“不静”。 诗法越过有形的桥梁,进入无形的心法来表现。如南丰的曾巩仰慕五柳先生而作的《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忆昔江西别子时……我系一官尚局促”。一种淡泊之心的向往跃然纸上。三则,佛家的了义与不了义,与对应人的根器而言。大乘者大圆满,小乘者小圆满,因为法是平等的圆觉,不了义是通往了义的路径,而了义亦离不开不了义,无有高下。诗法与其同源同理;自然,诗文的优劣只是境界的高低。如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其九》:“一二三四五,有亦何妨事。如火能烧手,要须方便智。若未解传薪,何须学钻燧?”无疑,凡在事数之内,都是世间有为法,即为阴阳二元论。如火既能烧手,又可作饭,虽有为害的可能,却不能弃之不用。故亦应有方便智,既不可执,又不可离。意味着:一是未有定力之前,不要玩火自焚,游戏人间;二是得根本智之后,还须有方便智,先出世,后入世,将佛法与世间法打成一片。语言诙谐有趣,风格变幻多端,以通俗的形式表达了深刻的佛理。
事实上,诗人里外的性情鸿沟,是无法弥补先天的缺失,唯有依赖佛家的修心而禅定,像杜甫、文天祥的慈悲的情怀所承载的社会责任,是实现诗歌大美的渠道。所以,文章气节的维度走向,直接决定了一个诗人向度的境界。
三、江西人文思想的本道探幽,在“气节”的秉性上释放诗歌的元情
诗歌是一种宗教的潜意识诉说,以超自然力量的幻象,凸显一种自我个性的文体;然后,从某种神秘的宇宙能量中,获得一种“原型”的自我观照。从诗歌的本体而言,更接近于道教的精神意义。
天地气交,阴阳化合,天、地、人本源于一气。 气者,人体“自我”器官发挥机能的动力。诗歌借助语言的“超我”载体,抵达同事物的“原我”本根,即为“气”的作用。鲁迅说:“中国文化之根在于道家”。江西是龙虎山道家发源地,东汉张道陵所创的“五斗米道”, 奉持《正一经》为经典。正一者,纯真之一也。乃是有形与无形所组成的一个阴阳平衡体。或曰:太极则为“一”, 或曰一元论。 太极中,阴是无形,阳是有形;但是,到了无极中,则没有阴阳概念,无论阴还是阳,都变成有形的概念了,也就是0的思维则为道。如王安石所说:“有一即有二,有三即有四”。虽然没有直指“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的原理,但是,其艺术的理想模型,用佛家的心法掺入了阴阳相生相克的原理。
事实上,任何宗教都是把“气”归于一统。方法上,用五常之德或五戒之善,养五脏中和之气,去五毒之病根。拨阴取阳,持戒养五元,即元性、元情、元气、元神、元精;然后,和合五行攥簇,一气贯通自然。像儒的宗旨是“气节”的极致;是一种外在行为上的秩序,需要心里的“敬”来平衡而达到“仁”的领域。佛的宗旨是“气节“的匀称,是一种内在生理道妙上的干净循环,需要心里的“净”来维持“佛”的庙宇。道的宗旨是“气节”的和谐,是一种性情由外向内的演化,需要内外的“静”来延续而靠近“道”的境界。雅者,是现实“气节“的美好规范。回眸一望,中华礼仪的“敬、净、静、雅”,就是儒释道在现实生活的折射。表现在诗歌上,犹如某种自觉与不自觉地灵魂歌唱,蕴藉着民族记忆和原始经验的集体潜意识。如吉安县永和镇周家村的周必大说:“蟠桃一绽岁三千,仙传荒唐未必然。”(《安福欧阳绍之奉议桃花石二绝句 》)
传统诗歌是以“言志”和“缘情”的心性观念为积淀,意境的图画都是可见可感的虚实景色。试想,把太极看做宇宙,有轻、重元素,可见可观测。把无极看成黑洞,则无形猜测而不可见。那么,儒家、佛家与道教的临界点,就是意识的阴阳、前意识的太极与潜意识的无极,所灵动的诗性元情。你看,道家思想的清静无为,既有阴阳调和,也有佛教的中道,还有儒家的中庸。换而言之,诗歌就是从这些“本我”天道的原理中,通过合适的载体找到“超我”地道;然后,用个性的语言找到大家认可表达方法,就是自我”人道的诗歌。
譬如,词人宰相,抚州临川县的晏殊闲静平和,崇尚道家,守成忌变,《菩萨蛮·秋花最是黄葵好》:秋花最是黄葵好。天然嫩态迎秋早。染得道家衣。”卜问,晏殊的诗性“气节”所隐现的保守幽怀,就是《宋史·晏殊传》所说:“殊性刚简,奉养清俭”。
然而,其性格孤傲的第七子晏几道,取得道家“几近于道”的名字,却远离宋朝人写诗炼丹长寿的寄托。感情率直而婉约,小令语言清丽盛名。如《临江仙》:“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词中的一枚时针表达了词人处于痛苦的迷惘,想到“两重心字”的“罗衣”和“曾照彩云归”的地方,还有那倾诉相思之情的琵琶声,使小苹的形象字字衔景关情。那么,这种来自于道家的根底又高于道家的诗风,以“自我”的儒释诗道,在出世与入世的“超我”糅合中,笔性化情,获得词风似父而造诣过之的艺术效果,完美着“本我”的原型情节。
四、江西的道德视野,将本土诗歌的走向找到民族血脉的文化同根
道是大宇宙万物最初的源头而为天道,德从道中而来,作为小宇宙生命的本源而为人道。那么,道的本我与德的自我,当祭拜道教的祖庭就会染起诗歌的写作虔诚,即为超我的信土地道。因之而言, “苍茫大地”的辽阔,“万类霜天竞自由” 的自性,在回归自然的故土上,诗歌真善美的根性就会生成一首首无言的花朵。
翻开历史,你读,祖籍为吉水县八都镇的毛泽东主席笔下的《沁园春·长沙》,“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就是巧妙化用《庄子·田子方》中“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显然,这种大气豪迈的文彩,隐约着庄子豁达的人生观。因此说,大部分旷世奇才都是道家人物,如婺源的朱熹就是“道学家中间的大诗人”(钱锺书《宋诗选注》)。还有铅山的蒋士铨、南昌的傅抱石等,尤其是临川县汤家山的汤显祖,其戏剧作品《牡丹亭》等创作的心法,从灵魂深处的呼唤,均是以庄子的“一汝神,端而虚”的境界, 作为对演员的演出要求。
“诗无达诂“是道与德的差异,而“境生于象外”则又是这种差异的补充。从思想的本源来看,道家的无为以其独有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佛教传入我国后,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像“看山还是山”的三层境界。由此,道家承载着中华文明发展进步,如四大发明、中医武术、酿造技术、物理学和化学(炼丹术)等,均是精通阴阳辩证思维的人所创造的成果,恰好应验了阴阳五行在宇宙中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成为万物变化的基本法则和一切运动变化的源泉动力。如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就是这种力量的体现。尽管在现实中,容易引起社会秩序的不稳定。譬如,王安石笔下的《汉文帝》:“浅恩施一时,长患被九州。”明了激进的作风,抨击刘恒过分仁厚,间接导致后来“七王之乱”。事实上,儒家学者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及隋唐科举制度的完善,儒生成了专制政治的仆从,从而导致了文人醉心于功名利禄;尤其唐代中后期,韩愈率先反对道教和佛教,提出了儒家的仁义是最高的道,一直延续到宋朝以后程朱理学兴起,即为新儒学的义理,将儒家的忠、孝、节、义提升到了“天理”的高度,独立的道家思想由此而消失,但根基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如朱熹《造访白鹿洞书院》:“雅歌有余韵,绝学何能忘”。
“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庄子·天道》)那么,作为南宋集大成的理学家——朱熹,提出“敬畏”、“虚静”、“入境”三个步骤来追求“唯本文本意是求”,也就是诗歌的本质方向。为此,在道与儒之间的矛盾追问里,用说理诗化理学思想,融合着诗致与理趣的完美。如《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为有源头活水来。”一目了然,当宇宙以自然界的载体呈现给灵性动物的生命,还是希望生命能够返回到宇宙中去,即为从无到有的虚静。从诗法的角度,虚静是诗人的脉络,活跃着作品的血液,最后还要还原心灵的殿堂。尽管心学的开拓者——南宋思想家,金溪的陆九渊,以“心即理”为核心,与“神”的交流,变化着心与神的磁场感应;反过来,宇宙即是吾心,也就是“神”的显象,即为和“神”对话的妙诗。倘或宇宙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充天塞地中间。那么,诗人所承载的社会责任,就是一种被人们永远无法忘记的良知。如陆九渊的《和杨廷秀送行》:“学粗知方耻为人,敢崇凶貌蚀诚真。”后来,鹅湖书院的辩论,就是调和“理学”和“心学”之间的分歧,形成不同角度的诗道觉悟。
道,是在承载一切无形运动;德,是昭示道的一切具体实例,所谓的“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德者,乃是众人奉行的最高准则。自古以来,文章与节义并重,承袭着道德与气象的魏晋风流;修水的徐俯《咏史》:“楚汉分争辩士忧,东归那复割鸿沟?”弘扬着民族气节的骨格;从而使江西诗风如黄帝时代的土德一样,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的民族仁德,洋溢着赣江之风。
五、江西诗派的新旧交替,衔接的底蕴凸现地灵的时代风韵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远望清明的快阁,赣江岸边意脉洗练贯通,节奏行云流水,一扫律诗的拘谨,使洒脱的襟怀更显得地灵别韵。然而,修水的黄庭坚,主张“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无论是吟咏书斋生活,还是推敲文字,诗法的森严,务求以故为新而出奇。如《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支》“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诗中借用《洛神赋》的冷僻典故意象,并以生新瘦硬见长,成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鼻祖。
《清平乐·春归何处》:“春无踪迹谁知”。诗派的性质只是观念性的社集,以风格和师承为判断的依据,而非地域之划分,并掺入政局的元祐学术。元祐后,随着文字狱的增多,诗派远离“非强谏争于庭”而以“学仙”、参禅” 敦厚的情性,经世致用,强调循规矩而主变化,倡活法而主悟入,把 “宁心养气” 的修养作为学文之根本,孕育着“学然后悟”的心性,反对标榜李商隐的西昆派,代表着北宋诗风向南宋诗风的转变。由此,在铁马胡笳的啼声中,诗派由宁静的诗风变成了沉郁悲壮的心声。如南昌的洪炎的《次韵公实雷雨》:“田园荆棘漫流水,河洛腥膻今几年?”表达了对沦陷山河的忧虑。
到了宋末,诗派成员多学杜甫而称其江西诗派之“祖”,黄庭坚等三人称为“宗”,即“一祖三宗”。由于杜甫是“善陈时事”的现实主义,审美取向多体现出“忠义之气”,如《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 “千古事非存史笔, 百年忠义寄江花”。诗法上,以“无一字无来处”、“平淡而山高水深”的片面追求,却无法体现源头的创新,幸亏还有“自成一家”的理论支撑,以“不烦绳削而自合”的意念,摆脱技巧的束缚而达到“无斧凿痕”的境界,致使重要作家的诗作风格朴拙、明畅和趋向活泼雄浑。但自南渡以来,愈变愈粗犷而乏细润,生硬而乏圆熟,枯涩而乏丰腴。朱熹从取长补短的角度,把“清淡之宗”的陶渊明和“自变法度”的杜甫奉为两大诗圣,提出了“平淡自然”的诗歌美学标准,来反对江西诗派的奇峭雕锼,揉成“一拗一淡”的对立:如“向来灭迹东山东,闭门不问乌雌雄”。 为南宋诗坛竖起了一面独特的诗歌旗帜。
鄱阳的姜夔说: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从气推血走的人体循环中,窥视性动为阳气的波动,情静为阴气的凝静,凸映诗歌的淳信气象。那么,诗歌作为性情的展示,借用物象接应五行之气,让教化民众的道心,疏导为天乐的圣人心,顺成一种内敛外张的造极之世。
江西诗派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其源头可远溯屈原,像杨万里、姜夔等都曾在艺术上受到熏陶,影响遍及南宋诗坛,一直波及同光体士大夫的气节;后来,杨万里等南宋四大家,一反江西诗派的生硬槎桠,创立了活泼自然的诚斋体,代表了宋代诗歌第二个最繁荣的时期。
“沿着赣江散步,水的气息/与我须臾不离/一根干净的鱼骨,仿佛秋深的河床/谁剔去了它肉,天空是心疼的……”新江西诗派于2002年成立,如程维这首《藏品:赣江》的诗文语境,以“鱼骨”的取象,比兴着母亲河的纯美象征,反刍着集体潜意识的原型;由此,禀承和保留“江西诗派”的遗墨而借故解说,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点铁成金;尔后,又以新的语言形式审美社会的功能,夺胎换骨着道德功利的内容;从而构建一种流派的合法性、承袭性和可通约性,徐徐引唱赣江流域的诗群,合成着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第三个诸子百家的争鸣;恰如著名评论家刘晓彬所说,当用灵魂维持诗歌所需的亢奋与陶醉的时刻,必然要拿出好作品的涌动暗流,才能构成新江西诗派文化的主角。故此,在诗歌审美的变化中,撑开的时空却踏着同一条河流,沉沉地,翻滚着遥呼相应的赣江巨浪,一刹那地回望,也许沿岸信土厚德养育的炊烟,早已袅袅升起着时代变幻的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