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姜诗元 于 2018-1-9 01:28 编辑
诗坛大事件：姜诗元自导自演反“左”大论战
——记一段被遮蔽了的诗歌史
姜诗元
许多事物可以分为左中右，这本来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但是，当“左”一旦形成霸权，剿灭了“右”，奴役了“中”，一家独大，唯我独尊，就必然成为这个世界的最大祸害，是为“左祸”。
左祸，发端于祖辈，盛行于父辈，横行于当下，祸害于子孙。已经成为几代人共有的原罪。
左祸，是东西方文化变异的基因，在错误的时空下交合的杂种。又是独立于东西方文化两股清流之外的一个怪胎，是人类文明史的一股逆流。
左祸，是科技病、教育病、文化病、艺术病、文学病、学术病、思想病、社会病等等万病之源。
左祸，上演了一场又一场闹剧、荒诞剧，演绎着谎言、欺诈、权谋、暴力、杀戮，充斥着精神的买卖和灵魂的交易。
左祸，意味着巧言令色、拍马逢迎，意味着唱红用黑、横行乡里，意味着卖身投靠、升官发财，意味着唯我独尊、万马齐喑，意味着好勇斗狠、滥杀无辜，意味着假丑恶取代真善美，偷奸耍滑、浅陋粗痞、风雅灭绝、斯文扫地。
左祸，丧失的是良知，败坏的是道德，淹灭的是公义，摧毁的是文明。
左祸不除，国无宁日，族无未来。
天不灭左祸，漫漫长如夜。
反对左祸，是我一生的事业。我的诗歌生涯，自反对左祸起，必将以反对左祸终。
我在1985年初自导自演了一场反左（本文的左即左祸，下同）的大戏，推动了一场反左大论战，彻底动摇了左倾势力在诗歌界的权威地位，清理
了左倾思潮的恶劣影响，至少在《诗歌报》内部扫清了左倾思潮的障碍，统一了认识，让诗歌艺术恢复了常态。
可以说，1985年初的反左大论战，是被当代诗歌史遮蔽了的一个重大事件。大家没有认识到，如果没有1985年初的反左大论战，中国诗歌就很难摆脱左倾思潮的干扰，就很难有《诗歌报》后来的辉煌，也很难有1986年的诗歌高潮。
1984年的暑假，是我人生的最后一个暑假，由于我的长篇论文《现代诗与通感》，被正在筹办《诗歌报》的著名诗人刘祖慈先生看中，由他推荐，经严阵先生同意，我得以从巢湖市第一中学（原巢县一中）调入安徽省文联，参与《诗歌报》的筹办工作，我的这篇文章也得以从《诗歌报》第一期开始连载。正是这篇文章表现出的理论素养和现代意识，报社最初把我定位为理论编辑，让我主要分管诗歌理论和诗歌作品评论，具体负责第二版，兼顾第一版的诗论诗评，我主持的主要栏目有“创世纪”，“青年诗人谈诗”，“半月诗谈”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报社内部分工就越来越不明晰了，我越来越多地编发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几乎包揽了探索性现代性先锋性的全部诗歌作品，我主持或参与的影响较大的诗歌作品栏目有“崛起的诗群”、“诗探索”“巴蜀诗页”“全国诗社作品交流中心”“校园诗社”等。
《诗歌报》创办于1984年夏天，当时的中国诗坛保守势力、左倾思潮即所谓的革命文艺思想一统天下，年轻人有思想有创新意识的现代诗歌作品很难发表，严重压抑了年轻人的创作热情，制约着诗歌的求变创新。诗歌创作要进一步探索发展，必须对左倾思潮来一次彻底的清算。由于我从70年代末接触诗歌开始，就亲眼目睹了左倾思潮干扰诗歌创作的危害性，加上我的工作是分管诗论诗评，反左就成了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使命。
1984年10月20号，诗歌报创刊第2期,发表了著名诗人刘湛秋的文章《对最近诗歌创作与评论的一点浅见》。文章指出，当时的诗歌界存在着“左”的框框，有些人还在用五六十年代的标准看待诗歌，奉行“工农兵文学”，排斥市场经济，维护计划经济，为“大锅饭”唱赞歌。刘湛秋是一位思想活跃，才华横溢的诗人，他对当时出现的朦胧诗和现代派诗歌创作，持有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自己也是《诗刊》一位编辑，他的文章之所以拿到《诗歌报》发表，而没有在他工作的《诗刊》发表，也是因为当时的《诗刊》被左倾思潮把控着，反左的言论很难发表。
受刘湛秋文章的启发，我就想仿照30年代刘半农等人的“双簧戏”，自导自演一场诗歌反左大讨论。思路就是先把左倾思潮的思想观点亮出来，然后再撰稿或组织文章对其进行批判。
刘半农在新文学运动之初，为掀起文艺论战与争鸣，在《新青年》上与钱玄同等人上演了一场“双簧戏”，钱玄同把旧文人攻击新文学的意见集中起来，以《王敬轩来信》发表，然后再由刘半农逐一进行批驳，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参与和强烈的反响，积极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我把我的想法向时任《诗歌报》主编严阵先生，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刘祖慈先生作了汇报。他们都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和支持。他们认为这件事在主观上清理了左倾思潮，在客观上也吸引了社会关注，能够扩大《诗歌报》的影响。
于是我用化名“唐汉”（古老而陈旧的意思），在1984年11月21日，《诗歌报》第6期头版头条，发表文章《新诗能超越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吗——兼与刘湛秋同志商榷》，把影响诗歌发展的左倾思潮的诸多观点，罗列在一起集中展示，主要观点有：1、诗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2、诗歌要艺术化地宣传赞美歌颂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诗歌要批判和扬弃个人主义，自我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以及贪图享受，自私自利。4、诗歌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发扬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要防止西方物质文明的侵蚀，提高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尊严感。5、要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警惕和批判民族虚无主义，保持民族精神的独立性和纯洁性。6、诗歌要凭借本民族的世界观、美学观、伦理观，立足于世界文明之林。
于是我用化名“唐汉”（古老而陈旧的意思），在1984年11月21日，《诗歌报》第6期头版头条，发表文章《新诗能超越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吗——兼与刘湛秋同志商榷》，把影响诗歌发展的左倾思潮的诸多观点，罗列在一起集中展示，主要观点有：1、诗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2、诗歌要艺术化地宣传赞美歌颂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诗歌要批判和扬弃个人主义，自我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以及贪图享受，自私自利。4、诗歌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发扬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要防止西方物质文明的侵蚀，提高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尊严感。5、要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警惕和批判民族虚无主义，保持民族精神的独立性和纯洁性。6、诗歌要凭借本民族的世界观、美学观、伦理观，立足于世界文明之林。
我的文章发表以后，至1985年4月21日的几期报纸，陆续有多位诗人诗评家参与论战，主要有吴昂《一个根本错误的立论》，吴宗铭的《现实与原则》，赵庆《批评要有的放矢》，谢泳《告别旧的观念吧——给唐汉同志一封信》，刘湛秋《新诗要透露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情感》，王健《关键在艺术思维方式的突破》等等。虽然每篇文章角度不同，观点各异，但针对左倾思潮的批判，大家是一致的。这对于刚诞生的《诗歌报》避免左倾思潮的干扰，甚至对中国诗坛清理左倾意识的影响，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以致后来“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出笼，大家争论的焦点围绕在“真诗”还是“伪诗”，而没有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左”和“右”的争论。然而，在社会其他一些领域，“左”和“右”的争论，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后期，某些方面甚至至今绵延不绝。
从《推倒这堵陈腐的墙》到《生命体验，语言意识》（我的另一篇文章，发表于1986年10月6日《诗歌报》第50期头版），在这一年内，中国新诗理论建设，通过反左，走过了一段艰苦卓绝的发展道路，让诗歌回归人的生命、回归语言、回归诗歌本身，回归自然健康的生存状态。
那么，时至今日，纵观中国诗坛，左倾意识清理了吗？左的影响消除了吗？当然没有，不仅没有消除，这几年左的危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因为产生左倾思潮的根源在于社会意识形态，如果全社会不能统一认识，完成思想领域的深度变革，反左就是一句空话。
2018年，是中国在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下，实行改革开放40周年。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无论别人做出怎样的高大上的解读，我认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价值，也是唯一成果，就是人的解放。正因为认识到人的价值，重视人的生命，尊崇人格尊严，尊重人的个性，维护人的基本权利，承认人的欲望和需求，才得以解放人的生产力，才有后来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如果否定了人的解放，让人重回被奴役被蒙蔽的年代，那就是国将不国，人将不人。
文学是人学，人没有未来，就不可能有诗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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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9 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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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9 11:59
发表于 2018-1-9 13:31
久未见，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