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重审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派”文学（之一）

宫白云

　重审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派”文学（之一）   张立群

   　回眸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几次高潮，如果说五四文学和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已经离我们过于遥远，那么相对于今天文学的境遇，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无疑是令人缅怀的，尽管80年代文学激情洋溢，潮流迅速更迭，甚至尚未获得理性的深入便已成为“历史”。从近年来“80年代文学”一度成为研究热点的现象可知：“80年代文学”作为中国当代现代派文学的起点，对其进行理性重审既可以在澄清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寻求学术的生长点，同时，也可以在承前启后的过程中完成对“新时期文学”、“改革开放30年文学”乃至“新世纪文学”中现代主义一脉的整体性把握。对80年代文学的重审从属于“重写文学史”的过程，而这种“重审”绝不仅仅致力于求得一种结论式的评价，面对80年代文学遗留的众多“线索”，本文期待由此出发，进而在对80年代现代派文学的生成、发展逻辑及历史定位等方面进行重审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价值重估。

　　一、“现代”的出场

　　尽管我们今天回望80年代的现代派文学时，仍会为其蔚为壮观的理论和创作而惊叹不已，尽管以往的文学史早已习惯了用“雨后春笋”、“创作大潮”等词语来形容80年代现代派文学的繁盛之势，但种种“激动人心”退却之后，当我们以理性精神重新审视80年代现代文学的时候，不难发现，在疯长的文学藤蔓背后并无坚实的历史积淀作为支撑，甚至可以说从现代派一出场，就注定了其终将昙花一现的命运。

　　“现代”及其相关语汇，比如：“现代化”、“现代派”、“现代主义”、“现代性”等，在今天已由于过度的使用而显得司空见惯，但如果将时间向前推移30年，却是一个需要甄别使用的词语。由于当代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意识形态的领域对文学创作方法加以“设定”，所以，现代文学范畴内“现代主义”和“现代派”的创作与翻译、介绍，基本呈现了“中止”的态势。鉴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在“文革”结束之后，文学上“现代派”的出场就显得小心翼翼而又身份“暧昧”。1978年5月，作家徐迟在中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文艺和现代化》的发言，引起很多人的注意；1979年3月，徐迟又将不久前完成的《新诗与现代化》的发言发表在是年《诗刊》3月号上[1]。上述文章关于“现代化”的提法，虽与后来的现代派有很大出入，但就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一提法是使“现代”可以以混淆的方式获得合法性：由于实现现代化已经成为社会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方向，所以，在“现代化”的纲领下[2]，现代主义的译介和论述也可以成为一种潜流，并推动、拓展文学意义上的“现代性”[3]。1980年，由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开始陆续出版。大约与此同时，谢冕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也逐渐引发了“朦胧诗”的论争（即后来“三个崛起”的论争）。1981年9月，高行健在紧密联系当时创作界情况的背景下出版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与翻译、理论界的景象相比，一批在此前后诞生的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也不甘落后。以1978年9月创刊的《外国文学研究》为例，该刊于1980年10期开辟专栏、展开“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至1982年，共计发表文章30余篇，而于1982年1月发表的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本是期待由此结束该刊持续近两年的关于现代派问题的讨论，不想文章在发表之后却引起轩然大波，在文学界激发了一场更大的“现代化与现代派”的问题讨论；至同年8月，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得到了部分“知情者”的支持[4]，1982年8期《上海文学》发表了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关于“现代派”的通信》，被称为“三只小风筝”，其“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的醒目主张，逐步将后来“中国要不要现代主义”的争论引向高潮。

　　在80年代初期围绕“现代派”而产生的讨论中，其焦点逐渐集中在西方现代派产生的根源以及对现代派的价值重估等问题上。鉴于已有的“历史背景”，现代派的推进者一方虽在“辨证分析”之后对其表露支持的态度，但这一态度更多是通过曲折迂回的表述完成的。“现代小说中的时空观念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当然是有关系的，同时也直接受到现代绘画和电影艺术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恐怕还是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分不开”[5]；“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并且到时候将出现我们现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学艺术。前两年里，现代化的呼声较高，我们的现代派也露出了一点儿抽象画、朦胧诗与意识流小说的锋芒。随着责难声和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提出来，眼看它已到了尾声了……不久将来我国必然要出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最终仍将给我们带来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基础上的现代派文艺。”[6]高行健和徐迟的说法，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可以存在的“行文策略”。“现代派”讨论后期最为引人注目的大事是徐敬亚1983年《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一文的发表及遭致批判，这一“事件”的出现及其解决方式表明所谓“现代派”之争依然是一个“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但显然，随着争鸣的日趋深入，“现代派”的观念及其创作已经深入人心，而此后的历史已不可逆转。

　　与理论研讨和翻译介绍的局面相比，更多作家对于“现代派”采取了言论上的旁观者姿态。这种在理论和创作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使“现代派”的指认是从批评的角度获得的。从“文革”结束之后“反思”一度成为80年代文学前期的主潮大致可知：如何突破题材的禁区，在文学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找寻与挖掘上，实现文学与现实的重新对话，依然占据更高的“位置”。上述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学创作手法上的变化和借鉴更多服务于“主题”和“思想”的衬里，这不但使后来的“现代派”浪潮姗姗来迟，同时，也使得它在急速膨胀的过程中呈现出“立体的景象”——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主义虽同样具有挑战性，但它却不似西方现代主义那样将人道主义、理性精神作为自己的反叛对象。在“文革”后特殊的语境中，现代主义曾一度与人道主义“同路”，并以矛盾互动的方式体现在批评家、作家的话语策略之中。这种后来成为影响80年代文学走向的重要“话语力量”，反映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以现代性追求为目标的启蒙语境中，现代主义无法排斥理性因素，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主义的独特形态。”[7]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现代派与人道主义“共谋”虽适时地推动了文学的探索，但却因此而背上了理性的负担，从而限制了探索过程中文学的自由边界并由此产生了被更为激进话语策略超越的契机。当然，上述现象就历史的角度进行解读或许会获得更为直接的呈现，相对于西方现代派线性发展的历史，新时期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派自其生成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基础薄弱的倾向，而其内部遍布张力并无法获得稳定沉积的历史，迅速就被年轻一代新潮作家置于“身后”也印证了这一特点。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4e8d2f0101ayf1.html

韩庆成

重要的总结。

书剑飘零

问候白云，辛苦。{:soso_e181:}

何均

谢谢zt.

庐州男人

男人学习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