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经》是我国网络时代微博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的所有优秀诗人,妄想把《新诗经》编辑成目前网络最重要的诗人档案。《新诗经》不只是为了经典,而是为了一个全民参与的盛典。榜单里亦不全是榜样,记载与见证于此,评说与取舍在人。《新诗经》分三个榜:致敬榜,封神榜,新锐榜,每日三个榜推三个诗人,2012年计推1000多个诗人,给中国诗人在微博来个集中的巡礼。
高世现#手抄新诗经#001期:【@杨克】《人民》。抄写:何氏璧。即日起,所有上榜《新诗经》的诗人,我们都将邀请钢笔书法爱好者进行抄写一份,原味原汁,呈现给大家。我们将按《新诗经》原上榜的排序进行抄写,编选,不定期推出。敬请留意。也欢迎诗人存有手稿的照成图片发我邮箱,我们后期制作成辑。
何氏壁原稿
杨克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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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经:
#新诗经##封神榜#001期:【@杨克】《人民》。选2012年2月12日杜甫1300周年诞辰这一天推杨克的《人民》,是一件偶然为之的事情。这首曾被标为“禁忌”的诗,“反动”的文本,也曾被无数诗评家反复评论的作品,如今,我也把它递给了历史,不着一言。能流传下去的诗,100年后,1000年后,还在,才是好诗。
《人民》
杨克
那些讨薪的民工。那些从大平煤窑里伸出的
148双残损的手掌。
卖血染上艾滋的李爱叶。
黄土高坡放羊的光棍。
沾着口水数钱的长舌妇。
发廊妹,不合法的性工作者。
跟城管打游击战的小贩。
需要桑拿的
小老板。
那些骑自行车的上班族。
无所事事的溜达者。
那些酒吧里的浪荡子。边喝茶
边逗鸟的老翁。
让人一头雾水的学者。
那臭烘烘的酒鬼、赌徒、挑夫
推销员、庄稼汉、教师、士兵
公子哥儿、乞丐、医生、秘书(以及小蜜)
单位里头的丑角或
配角。
从长安街到广州大道
这个冬天我从未遇到过“人民”
只看见无数卑微地说话的身体
每天坐在公共汽车上
互相取暖。
就像肮脏的零钱
使用的人,皱着眉头,把他们递给了,社会
2004.12
穿着后现代外衣的现代性——杨克《人民》 ■方文竹
按照政治学观点,“人民”应为经过一番清理、洗过或亮化后的“好国民”或“好公民”。当然,“人民”也不是“人”,“人”有“自然人”的意思,而按照福科的意见,“人”却是知识——权力的产物,即人的诞生是一个知识事件。对于杨克的《人民》来说,这些都不是!他的“人民”是及物的,具体可感的,是“这一个”,是“平民”甚至“贱民”,是现实社会场景的片断呈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无疑它是政治监禁之后的一场民意审美释放,所以这首诗广受欢迎。这里,我还大胆猜测:杨克通过制造“人民”这个总体语码来表达某种深层次的动力模型,从而实行心理功能的个体与社会的想象对接。换句话,诗人杨克找到了“人民”这件工具,而事实上“人民”却可以不是人民。因此,《人民》甚至可以不是写“人民”,而是别的什么替代语码,也可以当作民间立场的异样文本或说第三代诗人的变形写真或宣言。它的跨越路线是:具象→意象→心象→形而上意味或存在的高度。 作为历史的产物,“人民”是构成性的概念。像对一台机器拆解开来而重新组装,杨克挥舞起仿佛尼采进行哲学思考的“锤子”,对“人民”进行解构、改写、重写及重新激活带来了革命性的意义。将“宏大叙事”改为“小叙事”(在暗处又归于“宏大”),将流行的重大题材做“小”做“细”,将“虚”做“实”,将广场写作转变为个人写作,并以反诗性达到诗性,将诗性的“人民”还原当下,对“人民”重做自己的诗性定义。杨克的“人民”写作,既现思想的锋芒,也握艺术的制胜之灵珠。 这首诗的写作时期既使不标明2004年,也会通过“症候阅读”把握其社会转型期的脉搏,诗里有市场经济、社会伦理、个人命运等等的纠结与翻卷,因而它隐含着一种“隐形时间”。可见诗人表现现实的能力。作为一位坚守民间立场的诗人,《人民》在杨克的诗歌谱系中具有代表性的确证,杨克说,“我觉得一开始我的写作就是回到大地、民间视角的”,“它们(指杨克的某类作品)开启了消费时代和都市符号的一种写作向度”(《杨克:现时代诗意切片的在场者》,载《山花B》2011年第11期)。 《人民》第一节描写了7种∕个“人民”求生挣扎的悲剧,前列7种人物类似于福科知识考古学所关注的边缘问题和卑微现象,而“需要桑拿的∕小老板”则要求低微层次的“发展”了,这里有“李爱叶”,直接将人民变成了“人名”;而“小老板”是靠劳动发家致富、混得好一点的“人民”,但是,显然他还没有取得一定的社会身份。“不合法的性工作者”暗示“人民”与体制、文明的排斥倾向,因而,杨克的“人民”与体制的“人民”多有貌合神离之处。性的说服力让我想起福科喜欢在性欲的网络中谈论他的权力主题。我认为,第一节最敏感的是开头“民工”,这似乎是一个中性词,祛魅化,去“人民”之累,这就为全诗定了基调。 由混得好一点的“需要桑拿的∕小老板”转换到第二节,描写解决了温饱的人民(包括“乞丐”,他还被插在“公子哥儿、乞丐、医生、秘书(以及小蜜)中间呢),甚至还有所休闲、剩余,显然比第一节的“人民”活得滋润一点、身份也体面一点。这里我特别注意“让人一头雾水的学者”,想起了“知识分子”是“劳动者”以及九十年代学术界声势浩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无论有意无意,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学者”明显地参与了意识形态的制作,并在“集体无意识”或原型的构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的作用。而中国古代的“士”则一头牵碰上官场(尽管为下层),一头操持着知识系统的运作。而今,“学者”却插入杨克的“人民”中间,一方面表现出社会转型期的突变与清醒认知,而这样的态度出自一位诗人,不管是民间诗人还是知识分子诗人,都是知识分子,这里可见作为诗人的杨克的立场和视角。如“单位里头的丑角或∕配角”,那么,单位里的头头脑脑(领导)呢,他∕她们就不是“人民”吗?一、二节为“人民”的“冷风景”,呈现,无诗人的评论和态度。但是,长期以来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民”终于经过诗人的笔勾勒出来,有了自身的轮廓甚至血肉。 第一、二节以“那些”起头,蒙太奇式的排列、组合,所选词或人物,具体、典型而精准,有些还是社会(新闻)事件的提炼与影射。在诗意布置上,语气、语调、语态统一,不可分析、拆解,却可以理喻。按说,诗写到这里似乎大功告成。可是诗人意犹未尽,第三节却真正值得道说一番。作为诗人的“我”站出来了,他不能忍受“人民”的暧昧不详,使命使然也,从而揭示了“人民”的复杂性,有了提示,有了概括,比如“从长安街到广州大道”,好懂!但是,我认为,“人民”更多的处在“长安街”与“广州大道”的中间地带。 这个冬天我从未遇到过“人民”
只看见无数卑微地说话的身体
每天坐在公共汽车上 这是对第一、二节的继续与回应、强化,既表明了诗人的视角,也表明了诗人的态度——“人民观”。诗人眼见为实,因而在“长安街”和“广州大道”却“从未遇到过‘人民’”,为何?长期以来政治文化积淀的“人民”与现实之间发生了错位与蒙骗。诗人拥有自己的立场,独立思考、观察、判断,他只将生活的现场当作唯一的依据。“人民”加以引号,而诗人却要使其化抽象为具象,将“人民”从教科书拉回到现实。“无数卑微地说话的身体”,“人民”仅为活物,“公共汽车”暗示普遍、常见的交通工具维持着社会运转的正常态势。“互相取暖”,注意!这里的“取暖”并非相互关照,而是物以类聚,“人民”本身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能。尽管使用了“卑微”“肮脏”,字里行间自然流露出诗人对弱者的同情,否则,诗人“站出来”干啥呢!
就像肮脏的零钱
使用的人,皱着眉头,把他们递给了,社会
“零钱”,且是“肮脏的”,多余的,可有可无的,增值、贬值而已,命运被人掌握、被人使用,但“使用的人,皱着眉头”,分明是,“人民”成了甩不掉的“包袱”吗?其“主人”地位何在?问题恰恰出在真正的主人的身上,是谁在“使用”人民?这是从侧面刻划,不可谓不诧异、震惊。到此,一尊真正的“人民”群雕矗立起来了。 任何经典都有着自身的特异、新鲜元素,并在现有的作品系列中建立新秩序。在泛滥化、主题化、相拟化的“人民”写作中,杨克尽情解构,将一座尽人皆知的大厦推翻得底朝天,创造出一个异样的“人民”文本(“文本”是“历史磋商”,未完成)。试看在一系列对立、对比、差异转移中,《人民》的特质和面貌—— 官方“人民” 杨克“人民” 封闭的形式 分裂、开放的反形式 等级 无序 主从关系 平行关系, 整体化 零散化 崇高 卑琐 缺席 在场 明晰 模糊 隐喻 换喻, 范式语义学 句法修辞学 权威法律化 个人语型 神话 世俗化 时空无限 时空有限 正史 野史 意识形态 原生态 以上这些左右两项我就不一一解释了,聪明的读者会自行领会。更何况毛泽东曾有名言“有比较才有鉴别”,我这样列表也是便于大家理解。它的用意也像我的这篇拙论一样,主要目的是提供思考的契机和开辟可能性,而不是寻找答案和追求圆满,这不愿意那样做也没有那样的本事。 《人民》的经典性还表现在,杨克既革“人民”的命,也革诗自身的命。当第三代诗人将“革命”进行了到底,似乎大功告成。先锋中的先锋却向革命自身革命,再革命似乎是先锋的宿命。杨克不然,他敏锐地意识到,革命远远没有完成!两千年积习难改,人们习蔫不察的常态中本已丛生着革命的对象。革命不是粗线条,而是细部刻划。不是一步到位,而是第一步就存在着许许多多令人生疑之处。关键是革命者自身的自我映照与剖析,在这方面,鲁迅是光辉的榜样。 就《人民》的美学品格来说,它还是第三代诗歌的艺术继续。例如—— 反抒情。全诗似乎剔除了隐喻、意象,而是全写实。但其悲悯、同情的诗人心境很明显地被触摸到,或说它体现的是一种隐抒情,高难度的运作及效果。 运用反知识分子化的口语写作。但由于其语气、语调、语态的统一与流畅,诗的内在形式感很强,诗味未减。 反崇高。《人民》将庄子的“真人”和尼采的“超人”加刮号,还原成凡人,且将法学的人民变为个人视角的审美∕丑的人,甚至难堪的人,但却映射出普通人性的光辉。 《人民》在铺排技法上有明显的后现代性,但是,它的骨架却是现代性。总之,它体现出穿着后现代外衣的现代性。而现代性,正符合中国的国情——不可跨越、饶不过去的发展阶段。更有力的一个证明是,诗人隐含的抒情主体性透过字里行间须臾不离,而主体性正是现代性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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