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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困境与出路：对当前新诗的思考”
——与邓程先生商榷
本文原载《作家》2008、1 文\张无为
一、诗坛奇怪的缩影 我曾为诗痴迷过……可以说不亚于热恋中的情人；后来不知为什么就平静了，冷却了，那是1980年代末……最近有一天，我突发感慨：“诗找不见我了”。 ——这可能是很多诗歌参与者或关注者，尤其是“八十年代新一辈”们相似的文学心理走向吧。事实是，近些年触目盈耳的似乎都是“诗”，可你当真去欣赏时，却又无觅处。作为诗的国度，诗为什么这样呢？…… 于是，我赶紧从报刊中搜寻有关诗的信息，结果还是大失所望：网络上，诗歌圈之间动辄口水交加发泄，圈子内部有无限的语言抚摩或暴力；报刊中有关诗的话题却寥寥，偶尔见之大多也或玄谈或粗鄙。突然我又想到《文学评论》，因为这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权威刊物。可是，我翻遍手头的2007年前五期之后发现，真正的当代诗论不过三篇，包括：第2期载有耿占春的《失去象征的日常世界》，第4期有吴思敬的《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和第3期邓程的《谈困境与出路：对当前新诗的思考》（以下简称“邓文”）。 我阅读这三篇文章之后的总体印象是：耿占春对王小妮近作诗中——消解传统的、革命的象征意义，转而从事物的日常和自然中发现新的寓意——的阐释是到位的，因其视点已抵达文化的当前高度，故具有引领力和启示性。虽然，耿先生文中“去象征化”的观点有太依赖西方话语的嫌疑；对新寓意与隐喻、象征等关系也应进一步明确。 吴思敬对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以及“中生代”的命名都是严谨的，但这实际是对已经有名的动态现象的再命名，而且以没有时间坐标的术语，肯定也是费力不讨好的。所以虽不无学理意义，却难有实际价值。至于邓程面对当前新诗的困境，企图通过“新白话文运动”找到出路的思考，简直是贻笑大方了。 不要笑我将这三篇原本没有关系的文章硬是扯在一起。由于这三篇文章刊发的园地、时间以及其各自的质量、价值等，使我联想和感受到的实际却是——当下诗坛的现状竟然与这“三篇”有一种奇妙的对位关系！具体就是：从创作上来看，诗作参差，诗也日益被泛化，诗本体的阙如也日益严重，她似乎正在被车裂着；从研究上看，诗论可怜，偶有正向的引导，又常有无意义的关照，而有末流的七嘴八舌乃甚至可怕的“野狐禅暴力语言”或“混混儿妄论”。 诗论中的这种末流乃至可怕的“野狐禅”暴力语言就集中体现在邓文中。我感到，邓程所痛斥的诗坛上的某些弊端确实存在，但同时，邓文本身也问题很严重。我甚至认为，邓文中有关新诗的走向、朦胧诗和“先锋诗”的传承与评价以及新诗出路的设想等都是不值得商榷的无稽之谈！不过，他的这些乱弹琴却可能对本来就岌岌可危的诗造成更恶劣的影响。类似的言论在末流小报上固然屡见不鲜，在权威刊物上也殊难绝迹。所以在这里纠正谬误，澄清事实，因势利导诗归正路是十分必要的。我之所以选择这篇 虽然如今，报刊杂志的读者越来越少了，再有价值的文章也不会一石激起千层浪了。但是，学术最起码需要正确、扎实、严谨。在这里，我绝无攻击邓先生本人之意，只是就事论事，不足之处，期待方家教导，也诚请邓程先生反批评。 二、 邓文“混混论”举隅 那么，就从我阅读《谈困境与出路：对当前新诗的思考》的心理反应说起： 从标题看，邓文确能显示出作者对新诗的忧患意识，更有指点江山的战略取向；浏览分标题，感觉观点鲜明果断，或有新颖，语气毋庸质疑。 读开篇第一句——“新诗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中国古诗，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新诗。”——（“新诗”应是当前的新诗，但二字虽无定语，标题有之，也算过得去）所以仍然能用起笔不凡、高屋建瓴来形容。 第二句写道：“中国古诗简洁典雅，意境深远，神形兼备。”三个短语均系中国古诗的共性特征，有意或无意改变语词顺序或习惯也成。然而，读到第三句却发现，邓文对新诗另一个“传统”的概括有问题。 （一）邓文说“新诗开创时期的风格是明朗俭朴（是“简朴的”吧——引者注；着重号亦然），虽然三四十年代的现代诗也号称晦涩，但一直到80年代为止，新诗的总体风格还是明快的。” 首先，其中“三四十年代的现代诗”指的是什么？是现代派诗吗？如果是，还能部分贴谱。不过，现代派诗从20年代就影响很大了，而且，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导言”中认为，李金发“有‘诗怪’之称……他的诗没有寻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许多人抱怨看不懂，许多人模仿着。他的诗不缺乏想象力，但不知创造新语言的心太切，还是母舌太生疏，句法过分欧化，教人像读着翻译。”“后期创造社三个诗人，也是倾向于法国象征派的。但王独清氏……自认仿象征派的诗，也似乎豪胜于幽，显胜于晦。穆木天氏托情于幽微远渺之中，音节也颇求整剂，却不致力于表现色彩感。冯乃超氏利用铿锵的音节，得到催眠一般的力量，歌咏的是颓废，阴影，梦幻，仙乡。他诗中的色彩感是丰富的。”“戴望舒氏也取法象征派……也找一点朦胧的气氛，但让人可以看得懂也有颜色，但不像冯乃超氏那样浓。”可见，即使是现代派也并非用“晦涩”能盖全的。 其次，新诗从开创时到80年代为止，为什么由“明朗俭朴”变成“明快”了？二者有什么不同？如果有，是怎么演变的？是以建国为界限吗？更重要的是，新诗从产生到80年代为止由“明朗俭朴”变成“明快”是最基本的特征吗？譬如五六十年代，特别是新民歌运动中的诗，尤其是文革十年的诗歌大多更是“激越”甚至“狂热”吧，那么，用“明快”来褒奖它们至少是严重不妥当的。 （二）接着，邓文说：“从80年代开始，新诗开始背离这两个传统的雅洁、明白的风格，” ——“雅洁、明白”是新诗两个传统的共同风格吗？从邓文开篇第二句“中国古诗简洁典雅”可知，“雅洁”应该是简洁典雅（这样缩写也有问题），然而，新诗另一个“传统”怎么又由“明朗俭朴”先是变成“明快”，在这里又转而变成“明白”了？用“明白”即能让人理解清楚，但用它来说明风格通吗？“明白晓畅”和“俭朴”都可以属于某种风格，而重在语言特色方面；“明朗”与含蓄相对应，可显示语言及其表现蕴涵的个性化；“明快”在语言特色上又加入了基调的因素。如果说某某作家作品的风格是“明白”，却总觉得别扭。 另外，“从80年代开始，新诗开始背离这两个传统”——首先，结合邓文分标题一的内容，最初背离传统的应该是“朦胧诗”，但一方面朦胧诗是从70年代后期就崛起了（北岛〈回答〉1979年9月公开发表；1978年〈今天〉有轰动；食指的诗影响更早……），所以并非始自80年代；另一方面，朦胧诗与中国古诗传统的关系，能说是背离的吗？用“简洁典雅，意境深远，神形兼备”等古诗的尺度衡量朦胧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适合的，这至少说明，朦胧诗与古诗的内在传承和精神相通。 （三）随之，邓文的下半句是：“从而在90年代以后走向了两个极端：病句诗与薛蟠体。” ——把这半句话与邓文分标题一的某些具体内容对照阅读，就会发现严重问题。在分标题一里，作者有这样的话语：“朦胧诗及其以后的先锋诗歌可不管这些，他们冲决一切罗网、高歌猛进，继续坚决地弃绝传统，继续与传统决裂向西方最新现象学习，移植西方的一切，终于进入极端晦涩的病句诗与极端粗鄙的薛蟠体并存的时代。”——首先，这里的意思是，无论是开始背离传统，或者继续弃绝传统，还是“走进”极端都是朦胧诗与后来的先锋诗歌共同进行的。但问题是，朦胧诗是活跃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诗歌群体，随后分化的；“先锋诗歌”（邓文指的应该是“第三代诗歌”）则是80年代中到末期尽显其阵容的。且不说朦胧诗从何时“冲决一切罗网”的，单说“先锋诗歌”的“冲决一切”也必然在80年代。否则，到90年代以后才“走向”极端——病句诗与薛蟠体——的就已经不是他们了。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共同“背叛”云云，因为他们各自的矛头大有不同。 其次，文中的“冲决一切”、“移植西方的一切”、“极端晦涩”“极端粗鄙”等用语才是真正极端化；而“高歌猛进”、“向西方最新现象学习”等则又失去了立场和态度。 （四）邓文临末写道：“而最近发生的所谓‘梨花诗’更是让新诗陷入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 ——不知他所说的新诗的尴尬究竟指的是什么？因为他在最后的分标题下集中正面立论的内容是“倡议发起新白话文运动”并借用1917年胡适先生的“八事”（只改造了一条半）作为基本尺度，为“必须坚决地毫不留情地把病句这个毒瘤切除”，特别强调“新诗语言必须符合语法”（邓文中所强调的一条和改造胡适的两条均用黑体字加以突出的），而且“写诗者不是神，没有权力改变语法”，也“不可能改变人类有史以来的交流方式”。否则“打破语法规则的唯一后果，就是私人语言的泛滥。”文章最后的结论是：90年代的一些新诗人，将来“唯一可能被载入史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具有病理学的意义”。 令人费解的是，邓文如此强调语法规则，又如此推崇胡适的“八事”，而所谓“梨花诗”不就是赵丽华以大白话的日常语言书写的诗嘛，所以“梨花诗”的语言应该恰恰是很符合邓文标准和要求的，那又有什么尴尬的呢？是“梨花诗”在网上口碑吗？从邓文来看，作者是能够独排众议、逆风飞扬的学者嘛。还是“梨花诗”的白话也不复合邓先生的“新白话”？那为什么不就“梨花诗”的尴尬做出解释和评价？为什么不就合乎语法规则的具体要求通过实例举隅明白？抑或邓先生尚未真正理解“梨花诗”？ 看来，邓先生也没想透彻，而且停留在这个层次也不会想透。因为，邓文中对语法标准的厘定实在武断、苛刻，也实在缺乏常识了！当然说到底，邓文中并没有把诸如“新白话文运动”新在哪？判断诗的“病句”的标准是什么？何谓“交流方式”？“私人语言”与“言语”有何关系？等这些问题厘定清楚。其实，仅仅就诗的语法而评价诗那是永远不会说清楚的！还有，不仅人类有史以来的交流方式可以改变；任何人也都有权力适当改变语法，即使是强调“把病句这个毒瘤切除”，至少也要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上去思考……不承认这些，一般人都能反过来与你“理论理论”（这样说也不符合邓先生的语法吧？可是，人又常这样说，谁能不承认？），那你除了“闻声兴叹”（不知道在庄子之前，“望洋兴叹”的成语是那位先人最早发明的哦？）还能怎么办！ 以上只是阅读邓文开篇的180多字，就发现若许问题，有些则可以说是致命伤（当然也联系了文中的个别句子），而全文中，这些问题比比皆是，甚至更致命的乱弹琴也不鲜见。归纳如下： 三、 对邓文的综合分析 邓文通篇的问题在于： 一是随便借用概念，不假思索地信口开河。例如：邓文认为朦胧诗“朦胧”的论争有两派，反对派的“理论依据为现实主义理论”；支持派“理论依据则为西方现代派理论”——这样概括既简单又偏颇，因为无论是反对或支持的阵营都是复杂的，反对者的理论依据即使是现实主义也是自以为的。 接着邓文认为，其争论的结果则是“来源于浪漫主义的表现主义理论取代了现实主义理论在诗坛的统治地位”。——且不说现实主义在诗坛的地位并没有被取代，更谈不上什么“浪漫主义的表现主义”。 二是武断行事，不负责任，违反实际。如：邓文认为，朦胧诗“对现实、人生持漠视态度推崇非理性，但在创作方法上采用理性原则”；“从朦胧诗到90年代以来诗歌……往往令人不知所云，是一些大胆的病句的集合。……‘病句诗’与以前的‘标语诗’有一脉相传、异曲同工或殊途同归之处，它们奉行一个共同的理性原则。……只有观念上的差别。这种关系，其实也是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关系，而象征主义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不必解释，有一点文学理论常识，你就知道，这些言论的可笑，漏洞百出。 三是在武断的议论中，对那些所借用的常识性概念只是一知半解甚至完全误解。如：邓文说：“诗人创造出一个形象，比如荒原，读者自然可以把荒原想象成各种对应物，……象征主义仍属于比的范畴，象征其实就是一种隐喻。事实上，比喻的本质仍是理性的。”“中国古诗的所谓朦胧或含蓄呢，则与之迥然有异，归根到底还在一个‘兴’字。……意象取得独立的甚至中心的地位，它的丰富性即在于此。从某种意义上，它是不需要解释的。……由于拒绝理性的直接参与，读者可以直接把握，因而没有了那种猜谜式的晦涩……中国古诗的意义是十分明确而且简单的，李商隐的《无题》诗当然是“晦涩”的，人们不知道他所写的事件、背景，但一点也不妨碍人们欣赏。”——其中的“对应物”（即客观对应物。艾略特语）是物象，它所对应的才是思想情感方面的，在邓文中却被颠倒了；而“兴”在很大程度上才与象征更一致，既不能说它不需要理性，也不能说它“属于比的范畴”。 在这部分的最后，邓文甚至认为，“1980年代的现代化”及“新启蒙思想”的指向都是西方现代派，不仅“为九十年代的诸多弊端埋下了伏笔”，而且其后“二十年的折腾，新诗元气大伤，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新世纪以来，诗的确低靡，主要与市场经济下的大众文化等有关，而并非完全是西化之果。 四、唯死板阅读，却未解诗思。邓文第二、三部分揭示了“病句诗是新诗的癌症”与“新诗的堕落：薛蟠体”。前者如认为欧阳江河的《时装店》“由时装联想到中国的刺绣，从刺绣到江南，再到蓟北……这种联想本身就很牵强”，“写这么多病句，做这么多谜语，却是为了掩饰自己浅薄无聊的‘诗意’” 又对萧开愚《嘀咕》中的“月亮词语诗人虚幻的名声，/它蓝色的光剑刺杀了生活”，认为“这两个病句又是什么意思呢”？甚至认为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张枣的《边缘》、翟永明的《潜水艇的悲伤》、孙文波的《祖国之书》、萧开愚的《安静，安静》……这些诗“无一不是通篇病句，满纸隐喻，寓意简单，毫无美感”。 上世纪80年代后的诗中，的确存在着语病问题，但诗的语言作为个性化最强的言语，至少用固定的语法去苛求乃是削足适履，“推”与“敲”的改换也会使诗境不同。即便是邓文所列举的诸诗，也并非都是“病句诗”，有些诗句当然在于读者的体验与解读，但并不是“作者可以胡言，读者也可以再创造，怎么解释都可以。”邓文如此理解“阐释学”也是可笑的。 对于后者，邓文竟认为：“盘峰诗会实际上就是病句诗与薛蟠体的较量。”知识分子写作实际上就是用病句来表达“哲理”；民间写作和薛蟠的写作没有实质差别，而且是“以神秘主义为特征的浪漫主义披着‘民间’的外衣在再度出现的”；所谓“个人写作”、“后口语写作”等等，都是浪漫主义理论在90年代的种种变体，这也是薛蟠体的由来。“民间”诗人推崇天然、感性，而最“感性”的无疑就是欲望本能即“性”了。 应该说，由知识分子与民间立场引发的盘峰论战固然有缺失，但确有意义，至少不是一无是处。后者也不是浪漫主义的变体；“民间”诗人是推崇天然、感性，而最“感性”的也不能说就是欲望本能即“性”。诗与“性”的问题也不是新问题，对其评判尺度在变化中也有公论，那就是不在于写性，而在于怎样写，即是否透过写性指向更深层的蕴涵。即使是沈浩波的“下半身”理论也是有形而上意义的，所以不能简单地就术语字面上进行褒贬。至于邓文所说的薛蟠体，在创作中也确有现象，那是就诗论诗的问题，但说所有涉性诗都是薛蟠体则是以偏盖全。 四、并非结语 应当说，邓文中面对当下诗坛，不无忧患意识，甚至疾恶如仇；也感受到了新诗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思考诗的出路更是每个学人的职责甚至使命的应有之意。但邓文不能正确诊断新诗的症候，也就更难以找到使新诗走出困境的出口。 导致如上缺憾的原因应该是邓先生对关涉诗的理论很薄弱，对所“拿来”的一些西方现代名词也未进行学理上的过滤，致使邓文最终用上世纪初胡适先生过于朴拙显浅的“八事”来规范人们回到上世纪写当代新诗。当然返朴归真并不坏，但那只是一种精神指向，却不可能靠循规蹈矩地履行“八事”去实现。对此，必须从动态的现实出发，才可能找到解决新诗困境的良策。否则，像邓先生那样，甚至反而会给人们以误导，后果同样很严重。 诗的现实当然并不像邓文所说的那样简单，因为，一向为我们民族所称道和自豪的诗歌，进入当代却错综地持续着多重的悖论，如90年代文学被边缘化以后这种悖论尤甚：一方面，我们只能阿Q式地摆老资格拉唐宋作虎皮；另一方面，我们又煞费苦心争取诗歌时来运转但又万般无奈。一方面，承认诗歌在在文学乃至整个艺术领域是最具上乘境界、最能凸显审美品质的；另一方面，又无力扭转它相对于其它样式更滞后与低靡的趋向。一方面，诗歌的出版萧条冷落，正式付梓确乎勉为其难；另一方面，民间作诗人状或个人自费诗集却如过江之鲫，层出不穷。一方面，诗坛上古诗词与新诗之间各执一辞，断断续续；另一方面，新诗之间也时常形成锋面…… “总是不停地不停地洗刷!/总是匆忙地匆忙地掩埋!” （《哎，大森林!》）公刘的这句诗在此像是谶语，诗歌再一次分别从截然不同的圈子酝酿着维护与反叛、挽救或哗变。圈子与圈子之间的必然交汇，又旋起更为激烈的论争波澜。这样的诗歌现实告诉我们，务必从新的层面去考察，是新的课题。虽然艰难，但我相信，只要情感的钟摆不停，就可以指向任何一颗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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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8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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