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到一个公园里去翻阅历史,不仅需要眼睛,更需要用自己的内心。这是我和在公园树梢不懈唱着情歌的鸟雀,差异最大的地方。
在松柏和香樟成荫的鲁迅公园里,千万别只读懂了鲁迅的外貌,包括高耸的前额以及那一对浓眉——那是从万国公墓迁来之后,特意在新墓前放置的半身铜像。
说一声尊敬和崇拜是容易的,精神却如此难以效仿。当一支毛笔可以化为投枪,夹在信封里寄回的,必然是致命的子弹。
鲁迅先生走得很安详,当年送别的时候,据说万人空巷。
他还是走得太早了一些,既看不到从朋友的阵营里,向他背脊所发射的冷箭;更看不到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先生在写完《龙须沟》之后,竟然会自沉在挚爱家乡的湖底。
如果鲁迅先生活到了今天,他会继续写尖锐的杂文,还是去写脍炙人口的小说,或是写一些专供回忆的散文?
这个悬念,是我解不开的死结。
2
把原先的“虹口公园”改为“鲁迅公园”,本意也许很好。这是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别忘了身边长眠着上个世纪的一位伟人。
鲁迅先生可能不会这样想。
他也许更愿意让自己的魂,空闲的时候再走一走不远处的山阴路、四川北路、甜爱路,这些路没有因为他从前走过而改名。
与公园只隔几步路的地方,是鲁迅先生在上海的故居。红砖、红瓦的三层小楼房,此后八十年的风雨,竟然没有摧毁或腐蚀它活着的意志。
与过分喧闹的园区相比,楼房外攀援的爬山虎,已经习惯了人去楼空的场景。
标有大陆新村9号门牌的房间里,许多发黄手稿依然还在倔强地呼吸,但只是心灵相通的人才能觉察。
鲁迅先生好像还在翻译果戈里的“死魂灵”,因为他们听得见彼此的声音。所钟爱的木刻版画还在,珂勒惠支的署名仿佛墨迹未干。为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的整理,还尚未完成。
先生遗憾地说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笔放下了,就不再举起。
天堂没有出版社。
3
我也许有些自私,因为出生地的缘故,更愿意让公园牢记它原来的姓名——虹口。
不是所有的记忆都可用作为珍贵的史料,虹口公园一定例外。
从1905年的建成开放,它曾有的乳名“新靶子场公园”,我很陌生。
八十五年前的四月,人们没有沉醉于莺飞草长,而听见了震动世界的爆炸之声。
那是向侵略者的宣战之声,那是不甘被奴役的民族,胸腔里发出的最初吼声。
来自朝鲜的抗日义士尹奉吉,向正在公园里的主席台上端坐的日本高官们,投去了炸弹。
占领军司令白川、日本侨民居留团团长河端,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驻沪领事村井、占领军军舰队长野村、师团长植田纷纷倒在了血泊之中。
一场大型战役,都难以消灭这么多位高权重的侵略者,手无寸铁的虹口公园做到了。
即使在1937年上海沦陷之后,日本侨民暂时占据的时刻,忍辱负重的公园啊,它比上海的任何一座公园都清楚记得,必定有回归人民怀抱的那一天。
我佩服它以始终不渝的爱憎,为自己亲笔写下的篇章。
每个诅咒战争并呼唤和平的人,别忘了在这座公园的“梅亭”之前默哀肃立,为了这一次以生命为代价的抗争,也为了不再叹息几十万生灵,在高举白旗时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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