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掉下一茬人
——吉林诗歌四十年
徐敬亚
一、我知道，整整一个时代已经过去
没有想到，2018年成为吉林现代诗寻根问典的伊始。
5月，由苏历铭等中间代诗人策划的吉林大学《崛起的诗群》一书首发，意外地勾连起了多年沉寂的往事与人物。《赤子心》诗社、《北极星》诗社、《眼睛》诗社、《太阳》诗社等民刊兄弟齐聚长春……几十年的妖魔鬼怪在记忆中瞬间复活，惊起了东北现代诗40年回望的目光。首发式上，离散天涯的四大诗社利用短暂的相聚，不失时机地联合授予曲有源先生“终身成就奖”。
那是一个追讨光阴的时刻。苏历铭、王法、宋敏和徐四人煞有介事地齐伸单臂，当四只手整齐地放置在曲有源端托的《崛起的诗群》书上时，曲笑了。这位当年高傲冷俊的青年如最后的结局那样笑了。侧望着他的白发和弯曲的身背，掠过我心中的不是伤感，而是一阵忽然而起、刮过去便再也刮不回来的热风。
我知道，整整一个时代，已经过去。
在激昂、沉重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曲有源的“诗传单”曾遍撒诗坛，并一次次震动中国。作为社会良知的代言人和诗歌斗士，曲有源先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诗歌不会忘记，在这位肩担道义的诗人身上，历史曾奖罚相错，功罪背反。抚痛追昔，我们举手加额并扼腕铭记。
作为吉林、东北，乃至中国新诗潮的第一代、第一流的抒情诗人，曲有源以先行者的姿态引领了东北现代诗歌热潮。正是有了这位诗人的感染、熏陶、提携和精神赞助，吉林的土地才成为崛起诗群的发祥之地与受虐之地。可以说，在诗歌天空，曲有源不止是一只矫健飞舞的蝴蝶，更重要的是，在它沉重的翅膀后面，飞起了无数的更美丽的蝶群。
以“诗痴”、“诗魔”著称的曲有源，几乎为诗歌投入了全部的生命能量。他后期的“白话诗”，洁净、透明、奇绝，继续以灵魂与鲜血清洗乌云和土地。
今天，我们齐聚吉林省会，荣幸地授予曲有源以终身成就奖，以此向本时代命中注定的诗歌英雄致敬。
《赤子心》诗社、《眼睛》诗社
《北极星》诗社、《太阳》诗社
2018年5月19日
那是一场煞有介事的仪式。那是迟到的节日。
数十年的草莽豪杰相聚，抖落了多少刀枪剑戟，省却了几何长歌当哭。
记得我当天说，这个下午注定是短暂的、要被撑破的。
果然，上一件事立刻连起下一件事。
7月，得了首发式病的《崛起的诗群》，将它的首发式迁移至中国南方。在移民汇集的深圳，吉林流人们不厌其烦地再次举行了二发式。会上席间，舞文弄墨几十年的鬓发斑白者们忽然发现，作为“崛起诗群”的发祥地，白山黑水的东北现代诗竟一度引领了中国现代诗的潮流。主力移师南粤，创办了号令全国的现代诗大展，使这片不毛之地一夜间成为中国诗最火热的集散地和火山喷发口。吉林人，多次站在中国现代诗舞台的中心，南南北北，不是一个两个，是整整一茬人……曲有源、赤子心、王法、季平、孙文涛、姚大侠、邵春光、郭力家、张锋、鹿玲、苏历铭、包临轩、伐柯、李占刚……
老年人的回忆是可怕的。因眼前琐事的忘记而愈加彰显的旧痕，在摩擦中不断闪现出昔日没有来得及放出的光彩。东北只有三个省，地理居中且一度建都、且诗风最甚者，某省也。四十年传承有序，一浪连接一浪，自豪感油然而生，某省也。放眼神州诗坛，大有傲视江南湖广、不让京津川蜀之势。在后生们迷离而嫉羡的目光中，诗歌前辈们传奇般的履历变得更加迷人，高大的身影仿佛一直通向遥远的扶余、渤海、高句丽……
在5月的长春，还有另一次聚会。
一本书，点燃了另一本书。
右锁骨上挂着抽血针管的吕贵品，放肆地蔑视着病痛与死亡，冒充寿星老人飞赴长春，竟在透析、开会、民间串访中承担了梳理吉林民刊四十年史记的出版补遗——那是一次失散多年的社团离人聚会……时值满洲盛夏的一个黄昏，高纬度的风清凉而深邃……几大诗群围着他们不远千万里飞返故土的青春老友与诗歌领袖。在吉大莘莘诗集首发的宠惠提示中，大家不约而同地追悼起苦难的《眼睛》与孤独的《太阳》……由吕出资出版一本吉林社团及全国诗友的集大成诗集，以追念吉林新诗潮最后一位终结者邵春光诞辰，成为最终的共识。可惜我当天未能参聚，其时我早已在急切奔赴长白山大森林途中。
上述，正是本书的缘起，也是本文追想的发端。
二、赤子心：诗歌断层中的先行者
整整四十年前，吉林省最初的民间诗歌社团《赤子心》诞生。
灰暗的街道上，一群穿着蓝卡其布的青年低头走过——早晨松林小路跑步的身影，灯下晚自习的奋笔疾书……
几年前，正当《赤子心》记忆恍惚于诗社成立月日、发起人等细节懵懂之际，一封忽然“出土”的大学生间的短信，将《赤子心》诗社创立的时间几乎精确地定格为年月日、时分秒！这封由丁临一童鞋珍藏、使用“肥东县卫生防疫站用笺”、从男宿舍投放于女宿舍326室的《特邀电》，不但证明赤子心诗社的成立早于北京的《今天》，还透露了“七星诗社”最早创立时成员也恰好七位。它的另一个出人意料的功能是，填补了这个从来没有社长的、所有人都早已忘记的诸多创办的细节。正是由于这封信，徐、吕仿佛重新获取了创始人的身份。
特邀电（致326室王）
今有筹备诗歌小组事，发起人：
徐敬亚、吕贵品。
参加者：
张晶、邹进、丁临一、陈晓明。
此特邀：
王君小妮屈驾余有志同者，皆十分欢迎，并
请于今天下午16：00整光临207室，共商大计。
即颂
大安！
1978.9.21.10：53
注：《特邀电》按原书写格式排版
诗，就这样发生了。
一群散落于乡村市镇、屡遭领导白眼的落魄中学生们，在天公忽然抖擞中，瞬间变成了国子监的才子才女。改朝换代般的年月，恰巧出发的人，被幸运地称为先行者。就这么简单。历史注定要挑出一些人，放到追光灯下，就像在羊群中挑出黑羊或白羊。
有了组织和没有组织的人，大不一样。
1978年11月四五运动平反，举国澎湃。
一时，申请入社者一个接一个。诗社由创办时的7人，猛增至最高的24人！诗社首次大型活动有据可查：12月1号晚6时，文科楼三楼。我制作了百余份窄32开的三折节目单，正中用手写黑字刻着“四五精神万岁”。王小妮画了一卷燃烧的火焰，套红，画面惊恐。背面赫然：
光照千秋的四五啊，
你——
新自由的曙光！
新觉醒的曙光！
新民主的曙光！
新幸福的曙光！
那天来了100多人，有很多外系的，气氛悲壮凝重。
朗诵会后，一些人忽然纷纷退社。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三个五个十个……后来才知道组织上背后做了工作……学生干部和写申请书的人都走了。其中几个很有才华的人，退社时恋恋不舍……最难熬的那么几天，每天都有人退。退退退！
我、吕贵品、王小妮三人碰了一次。我问吕：你退不退？吕说：最后只剩我一个人，也不退！王说：我也是！我说：咱们仨个都是！
最后退剩了6人：徐王吕，还有兰亚明、邹进、张晶。
退社风波丝毫未能减少诗社锐气。1979年春天，大二第一个新学期开学立即创办诗刊。请公木先生提辞时，我拿了两个名字：一个“赤子心”，另一个“崛起”。大家拿不准。一个太狠太硬，另一个太平太稳。最后取回来的，是三个灵秀毛笔字：赤子心。出刊时间1979年5月，我写的发刊辞《心之歌》落款5月9号。
白光入社很偶然。那时班里一周换一次座位。不知怎么我和白光同了桌。一次看见他本子上有诗。记得一首是《猫》，写得心惊肉跳，字都是斜乱在本子上。我说你入诗社吧。他说行。当时一问一答，手续就这样简便。
后来，张晶要考研，诗社又剩6人。
1979年寒假，我为了修改《复苏的缪斯》留在学校没回家，一个人住204寝室。而刘住隔壁203也没回家。寝室全都空空荡荡，只剩我们两人。每天各自看书写字，吃饭时聚一下。因我的寝室离饭堂近，每次他都把饭端到我屋，两个人隔桌面对面。一边吃一边海阔天空聊，甚是投机。刘说他也写诗，我说你入社吧。1980年春开学后，刘立即加盟。至此，从《赤子心》第四期起最后定格为7名成员。1-9期的排列顺序一直没有变：兰、王、徐、吕、白、邹、刘。
之后，《赤子心》基本以每个学期1.5期的频率刊出，至毕业共印九期，出刊数碰巧也与《今天》相同。每一期诗稿，都经过反复传阅、反复校对。印刷一般在下午或晚自习。油印机被几个人围成一圈。贴蜡纸的，调油墨的，推油滚儿的，添纸计数的……办刊物很好玩，那是一种美妙游戏，像办《挺进报》……别人都在老老实实自习，只有我们几个满手满脸油墨的人在飞翔……最好玩的是装订——印好的诗集散页，按页码一叠叠摆放于桌。诗社七名成员一个一个排队，边走边拿，走完一圈，一本诗集就已在手上了……最有成就感的，是用自行车从印刷厂驮回诗刊。最豪气的，是往信封上写那些全国著名诗人名字。催索回信时，最狂妄的，是在信纸上只写几个大字喝问：“来而不往非礼也”！当时诗人公刘接到我们刊物，马上回了信，没怎么夸，却批评我们狂妄。
《赤子心》存在的准确时间，其实是整三年。头一个学期空白，最后一个学期一班人已无心恋战。1981年冬，我写《崛起的诗群》时，《赤子心》活动基本休止。以至于那篇文章除王小妮外，他们几个在学校时都没读过。
在特殊的年代，一个人写诗，和许多人同时写诗不一样。
那不是一个平静的年代。一个国家剧烈变化着……人和人如此切近交流着……每天每时，一首诗和一首诗随时碰撞着……在觉察不出的脱胎中，每个人都在时刻蜕变换骨……老师讲课中传递着诗的纸条。路过某人课桌时，随手丢下的一迭诗稿。在传阅中的诗句中放肆地涂改，或吹捧，或恶毒攻击……敏感多疑的大学生活，迅速抹平着每一处微小的差异。青春期疯狂的汲取力，使任何一个人的优点迅速变成全体的优势。一个六七个人的小团体就这样稳步地一天天升起……
谢天谢地，我那首挺长的诗《早春之歌》在1979的第6期《诗刊》上发表，而且头题。记得稿费32元，几乎相当于一个大学生2个月的生活费。立刻宴请诗社全体大餐一顿。在身边每天可见的一个人、姓名同印在一本油印刊物的人，竟然登上了高不可攀的《诗刊》。这突然而降的范进中举，为诗社所有人都带来了一种莫名的自信，仿佛一夜间都成了诗刊的亲戚。
1979，几乎整整一年，“今天”的诗最开始在大学里流行，后来迅速传遍全国。它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一场诗歌革命。传统的诗学迅速坍塌，后来者们以全新的视角观察世界，导致昔日的诗歌教头瞬间退场——幸运的是，赤子心在大学摇篮里迅速填补了宝贵的理论与学术。当然还有他们的好学、敏感、集约化的碰撞，以及较高的起点，甚至如果缺少了大人物公木先生的映射与点拨，历史可能都会有不同结局！——于是，在全民的诗歌转折关头，赤子心在集体传阅、研读《今天》诗派中，由一般的“阅读者”飞快地上升为“解读者”！意外地领率了潮流和全局。我的第一篇评论《奇异的光》最早印在系办民刊《红叶》上，后来被北岛选中，发在《今天》第九期。这次小小的民间发表，又给了整个诗社更大的自信。自此，这群人终于鼓起勇气，迈步站到了与全国诗歌最高点对话的平台上。
女排在里约奥运会拿金牌后，郎平接受采访时说了三个字：蒙上了。
赤子心，这个后来被越捧越高的诗歌小圈子，也是蒙上了——这种既卑谦又宿命的表述，只是准确地告诉人们两个字：幸运！赤子心，只是一个成立有点早的诗歌小组。当然，幸运的前提是，当幸运降临到你的头上时，你不辱没机会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你早已储足了姿势与力量。诗的最高境界就是感动。在一场全国性的、几乎万人同时起步的阅读中，他们获得了最高水准的感动，又把这种感动传达给了更多的人，就这么简单。
《赤子心》过于幸运。他们不但受惠于大赦天下般的时局，由生活底层一步登上了殿堂，而后又在各大学中较早地结社集群，领了风气之先。这种“领先”不断地被后人谈及，甚至被研究者们称为中国高校中第一诗社——前几天中国汉诗馆的世中人跟我说他要撰文了，是写1978年中国最早的三大诗社：北京的《今天》11月成立，贵州的《启蒙》10月成立，吉大《赤子心》9月成立，三者中最早！（这背后的依据是：那一年最大的事件“四五运动”平反，成为众多社团的催生剂，平反公布是11月14日。而赤子心的成立之所以早了两个月，是由于那一年上半年刚解禁的《现代文学史》在各大学同时恢复开课。“风起云涌的“五四”文学社团”这一被长期遮蔽的历史被正面宣讲后，像示范性烈火。下学期一开学，77、78级文学结社突然大范围兴起！赤子心仅是其中之一而已）。
一般来说，历史的总的形象，大致是一个罪人。它既是裁赃陷害的老手，更是落井下石的惯犯。即使它偶尔派送的好运气和善意，也常常滑稽得发昏，它总是莫名地把首领或者国王的桂冠随便扣在某个傻帽的头上。
只有充当过先行者的人们才知道自己是怎么冒名顶替般地走到了最前面。一个正常人的眼前，怎么会空无一人。恰在那个时候，道路在他的脚下一瞬间断裂。前面的人忽然全部“消失”，于是他便一下子变到了最前面——这就是改朝换代的艺术流转，这就是我说过的“当历史的总价值假定为零的时刻”。赤子心恰好站在这样撕裂时代的夹隙中。
就漫长的人生来说，大学时期的“赤子心”只是一个简短的文学开端。当年的徐、王风头较早，诗社大多数成员那时仍然潜伏着。几十年过去了，赤子心花怒放，七人诗风呈现着不同的走向与风格：
王小妮最终进入中国最好诗人的阵列，创作几乎涉猎散文、小说等文学全领域；
八十年代中期，吕贵品勃然中兴。近年五卷本文集煌然出笼，近期更是持续写诗高峰；
新世纪后，邹进的一连几部诗集，越来越飘逸、洒脱、释然；
兰亚明随着人生的超越与豁达，诗风越来越沉郁、真切、质朴；
而与之相反，白光的诗却越来越单纯，越来越轻松，越来越俏皮；
徐的诗虽未降落，但多年只向前走了一小步；
刘毕业后的诗读到不多，早期大多处于朦胧诗整体框架中。最后期的刘诗，疼痛、沉重、昭然。他的诗具有另外的力量。
三、《眼睛》：吉林脸上的一滴眼泪
最能代表吉林现代诗成就的，似乎是《赤子心》，假设我们以所谓的文学史为准。
然而，最能代表这一草莽诗群悲剧命运与伤感性格的，却是《眼睛》。这一点，甚至在野史中都缺少记录。
《赤子心》过于幸运。《眼睛》太过不幸。
白的雪。黑的夜。灰暗的街道。
一群穿着蓝卡其布的青年……这个画面，何止是赤子心，不正是《眼睛》吗。如果再加上“伊通河在旁边流过”，便恰是《眼睛》在南关大桥畔成立时的画面。在《眼睛》创刊号的封面上，王法提议在眼角增加一滴眼泪。也许正是这滴泪，注定了这个诗社悲摧的命运。
苦闷的九十年代，街道凸凹而漫长……自行车后座上不是驮着煤气罐，就是驮着孩子和书包……散伙后的《眼睛》的兄弟们怎样渡过了那无望、无聊的时光。
最忧郁的，是“眼睛”代表诗人孙文涛。这位深受普希金及俄罗斯文学影响的诗人，其忧郁甚至属于深秋的雨雪交集。他骨子里的不快活，源于对命运的天然不信任。记得他说：唉，写诗与世间一切一样悲哀……他曾行走中国，遍访诗人，成为“眼睛诗群”中最具全国影响力的代表。他后期的诗，以平静的口吻叙述日常生活，在“眼睛”中最先走出了八十年代的浮躁与生硬。
1984年某日，在我湖西路的家中最先看到季平时，我忽然产生一种错觉。眼前这位局促木纳的青年，几乎与梁小斌重合。我没有想到，在之后几十年中，季平与我的友谊与交往贯穿了南北经历。而他的下面几句诗，几乎让我记忆了一生：
一个人太少
两个人太多
这，就是生活。
……一代代的鲜花
一茬茬的苦果
从组织上，季平可能从未加入《眼睛》。但在我心中，他是“眼睛诗群”中的梁与顾城，代表着某种特质与逆向思维。姚大侠曾经深情回忆过季平的《撒满诗歌阳光的红瓦小屋》——小屋偶尔也有“大人物”造访，如芦萍、曲有源等老师，还有从几千里以外的天府之国坐硬座火车到达长春、直奔小屋以诗会友的万夏、唐亚平等……不知不觉的大家把红瓦小屋当成了聚首的中心，不仅仅是由于其地理位置优势，更主要是继平性情友善与谦和。就连“怪人”邵春光在下半夜敲门找他辩论诗，用偏激过火的言辞刺他，他都回馈宽容。继平每次应着敲门声给我们开门，脸上都如拨云见日般灿烂：“我去开门/我就去开门/打开早春之门/播种太阳/春雷为我鼓掌”。
按照王法的记录，《眼睛》诗社主要成员是：王法、于克、孙文涛、周然、姚大侠、桑成荫、孙生、赵刚。后期程晓刚、于世夫、曹野峰等人加入。由于年代久远，对于其余诗人恕我无法更多评价。王法近年在网络上的复活，为“眼睛”描长了生命延长线。姚大侠的诗歌评论突然发力，也让人看到了“眼睛”的后功。成名很早的知青诗人程晓刚远走海南，近年来声震网络小说。这些都让人看到了这个诗歌群体的艺术底力。
我忽然想起“贵族”司机余世夫一件小事。
1984年4月，单位让余开人货车送几袋黄豆到北戴河。我和刚分配到《长春日报》的同学宫瑞华一起欣然应邀“蹭车”同往。返回路上偶然看到河北早春的韭菜惊人便宜！我与宫竟然动起了贩一贩韭菜的粗野念头。而余则在一边摆出了一派不屑的神情，被我与宫嘲笑为“贵族”。其实我与宫也经历了一个艰难转变。一开始完全无脸无面，卖得羞羞嗒嗒……后来临近长春时，我与宫已经老练得站在车上放肆地高声叫卖了！我清楚记得，当我们喝卖韭菜之际，余贵族怕人笑话，不敢近前，远远地瞄在一边儿，卖完了才一步步凑回来……此例足见“眼睛”诗人们的内心比吉大学子还要高贵。当然，那一次我们成功地挣回了所购海鲜及一路上全部成本，贵族自然也有一份。
历史上，《眼睛》诗社和《赤子心》诗社有过一次阵容整齐的聚集。经我查证日记，时间确认为1980年7月13日，青春诗会一周前。星期天。地点南湖西侧大草坪。赤子心全体出席，“眼睛”方面据王法记载有：王法、孙文涛、于克、周然、姚大侠、桑成荫、孙生、赵刚等。那次历史聚会是由曲有源一手策划，聚会原因只有曲及我与王小妮三人知道。青春诗会确定7月20号召开，当时我俩已提前接到通知，但只告诉了公木先生。没想到公木把此事通知了吉林作协，作协称要为我们报销往返火车票。老曲由此得知并张罗聚会。那些年，曲几乎是吉林青年诗界公认的惟一领袖。会晤中我们三个都没提青春诗会的事。说实话，当时谁也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可见，比起人人手里攥着一部手机、信息过度流畅的今天，当年的人们还是相当收敛的。
那是一次历史性的集结。具体往事都已淡忘，惟有那一日诞生的几张湖边照片，以清晰的画面凝固了年轻岁月与面容，坚硬地支撑起往事。赤子心七人与曲那张著名的合影，以及两个诗社的全体照，成为后世人们窥视八十年代诗群的黑白窗口。今年5月19号，有人指着照片说：倒下的真的已经倒下，站立的尚且站立……
看过王法回忆说，由于腊纸报废原因，《眼睛》创刊号仅印刷108册。我忽然想起了我们赤子心的印刷小屋，内心里涌出一阵小工匠般的自豪。由于徐与吕二人多次实施的技术革新，赤子心每张腊纸可以印到200-250张！因此我们每期的成品刊物一般不少于200册，而且封面套红，内文也加套红插页。但如今回看《赤子心》，仍感到印得模模糊糊。人们今天的视觉已经太习惯真切的电子字形了。
《眼睛》悲摧的命运，似乎是由其下层出身注定。用当年的话说，那是一个“由工人组成的组织”。而《赤子心》则是一个天之娇子的社团。哎呀，人和人之间被贴了多少年不平等标签啊。1975年我和孙文涛同年同月进入同一食品工业系统上班。我去了豆制品厂，他去了酿造厂。他正是没有考取大学的徐，我即是忽然受惠的孙。比较一下这两个诗社很有意思。即使我今天不比，后人也会比吧（史料据王法）：
成立时间：相近。《赤子心》1978年9月成立。《眼睛》成立于一年后的1979年末；
出刊周期：至1981年3月被封，《眼睛》出刊四期，历时一年，平均3个月一期，超过《赤子心》5.3个月的出刊频率，如其不被终止，影响很难估量；
运作方式：《眼睛》完全自费，创刊号每人集资5元，自费购买油印机、油墨、订书器……并且包括赵刚从造纸厂顺纸……而《赤子心》则半官半民，校团委供纸，中文系供油印机，校印刷厂协助装订裁切。其中第二期由校方打字机打刻腊纸；
写作风格：将两家诗刊同期的作品比较，可见两刊物诗风相似，其写作内容均以民族苦难与自我抒发为基本主题，修辞风格亦模仿今天体。其次，代表诗人创作期亦一直延续至今。
上述比较，可以一目了然地告诉后人，从民刊角度，《眼睛》几乎具有与《赤子心》相似地位与历史价值。它当年惨遭停刊的际遇令人凝噎。这不仅是东北与吉林的创伤，也是这一代人的疮痕，甚至是民族文字狱史的悲哀……唉，还能说些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能畅所欲言评价往事。
我想，四大诗社2018年春对曲有源表达的敬意，也包含着对同命相怜《眼睛》的追悼。
最后我愿意借眼睛这个小标题，怀忆当年吉林青年诗群那群雄并起的年代——比《眼睛》稍晚的，还有东北师大成立于 1980年的《北方六友》诗社，出刊达八期。成员有郑道远、邓万鹏、孟繁华、史秀图等。由章平、徐国静等创办的《北方》诗刊也始于1980年，记得还邀请我到师大谈过一次诗。四平师院的诗社先有薛卫民、于耀江等，后有宗仁发。四平还有个雷恩奇。当年一汽的诗风很盛，有王维君、姜维青、逯庚福等。在遥远的延边，当年抱团写诗的，是著名的延边四友：李广义、贾志坚、张伟、张洪波。当时大家在内心里都是遥相呼应的。
文学的发生、聚集与传播，是一件不可琢磨的气体行为。经过四十年，我们早已越过了那种以文学史为宠辱的古老圭臬。文学有先有后，但无尊无卑。
诗是一种生命的形态，它是神，我们不过烧过几柱香而已。
四、《北极星》：连绵十三年的北方上帝
1982赤子心毕业。众人纷纷离去。诗只留给吉林一粒未来的种籽——留校任教的吕贵品老师，成为吉大的诗歌中心。在《男人吕贵品》一文中，我曾这样描述毕业后的吕：
毕业后，我们有一两年分离少聚。“东方好人”留校当起了“吕老师”。谁也没料到你的世界在短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变！再一次见面时，我已无法熟识你。我指的是你深深的内部。你的眼里放出了从未属于你的光。滔滔不绝地向我讲“三论”，讲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讲弗雷泽和胡塞尔。消息从四面八方描述你，消息往往更神。人们说《人民文学》、《青春》、《萌芽》上“到处”撒满了你的诗。你昼夜不停地读书、涂诗，无数大学生和工人包围向你。你的宿舍成了诗歌俱乐部。于是你就成了吉林大学彼年度的诗歌权威。强烈的烘托，包括恭维，终于使你潜伏的意识一天天外向了。你连续两三小时地当众讲演，手臂翻飞。带领大学生们卖面包、办咖啡厅、搞洗衣厂，你要领导大学生文化与商业运动的新潮流了。
……你熊熊燃烧。过去的吕死了。就是在那一年，你高兴地同你妻子结了婚。你的腰开始膨胀，肌肉四溢。你多年火热的地下恋爱可以光天化日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激情，在你的周身日夜散发。你毫无忌讳地当众谈女人，谈作爱……你疯啦，热度灼人。在每一个人面前变成一股风。不听，你也吹。我回学校看你，在你那个小屋里，我一次次被你淹没。你已经能够大口饮酒，在地上走来走去，和你的小哥儿们用怪调干嗓大声嚎诵你的诗。送朋友去新疆，你喝醉了飞盘子，然后哭，爬树，也是那时候。万夏从四川来，把吉它埋在大胡子下，什么节奏都能弹。你体内的那种东西，使你坐立不安。你又傻又艺术地笑，眉眼都很放纵。大家对着你一起喊：里此多！里此多！
这是我1986年的描述。今天，事隔三十多年，我已经写不出那种热乎乎的现场感，如同黑白电影一样的疯狂青年找到了一间疯狂的房间。是的，1982年春，吉大七舍一楼东侧一间小屋，由于搬进了一对青年夫妇，而载入当代诗歌史，成为吉林省界内又一座诗歌小屋。那里时常进出无数长发怪脸的青年，那里经常发出常人无法听懂的呐喊与嚎叫。
那是一个小小的诗歌王国。那里发出的梵高一样的火光一直映亮了这个偏远省份九十年代的夜空……忽然逃避开了徐王四年的遮蔽，潜藏的诗歌老虎斑斓出笼……对于吕，那是一次迟来的爆发。对于身边的仰望者，那更是一次疯狂的诗歌狂犬症的培训与传染。正是在那里，吕以吉大诗歌盟主的名义，把赤子心的接力棒，不知不觉传到了下一批少男少女手中。那里几乎成为郭力家忽然狂妄起来的诗歌温床。那里也成功地屏蔽了张锋诗歌处男一样的沉默与羞涩。那里岂止启动了两位全国著名的第三代诗人。它简直就是一个诗歌烤箱。它发出的诗歌热浪，甚至穿越了中文系，以全东北最热烈的温度，烘烤着苏历铭、包临轩等中间代诗人体内的温度计，致使吉大的诗歌摄氏指针从八十年代一直恒温到九十年代中期。
对于《北极星》，我大致只是耳闻。
远离吉林后，断续知道它绵延13年的历史……青春四溢的校园里，一代代幼稚的大学生们，依然写着不咸不淡的诗。不耐烦的读者无法记住这个诗社一茬又一茬长长的名单，远远地，我们只注意到它13年中仿佛小岛总督一样行云流水般轮转的领袖名录：
苏历铭、包临轩，这对黑、吉混血双星，在赤子心后恰当升起，成为《北极星》的创始人，也成为八九十年代吉林诗歌的衔接点与中继站。1983年秋《北极星》创刊号完成。据董志晨《诗歌，永远不老》一文介绍，《北极星》之后的历届首领如下：
1984年-1985年：安春海。
1985-1986年：主编于维东、社长丁宗皓。
1986年：社长李富根。
1987-1989年：杜占明、李怀今。
1989年：考古系伐柯接任北极星社长。
1990年：马大勇、白玮。
1995年后北极星诗社宣告终结。
1998年，吉大中文系创办朔风文学社。
2006年，匡亚明人文实验班创办荒岛诗社……这是我看到吉大最后的诗歌背影。
从全国范围看，八十年代的诗歌热潮，在各大学中普遍延续着。几十年的时间内，虽然南方偏强、北方稍弱，但热潮一直没有中断。因此，吉大诗社13年的延续，算不了太独特。
独特的是，北极星为中国现代诗贡献了苏历铭、包临轩、安春海、丁宗皓、李富根、伐柯等一个具有全国声誉的北方大学生诗人阵列。
如果张锋、鹿玲等当年不远走海南，这个诗社的名单里一定会有他们的名字。张锋的诗歌地位很奇怪。他在全国第三代诗人中的名声，似乎比在吉林大学的名声还要大。我曾说：张锋属于鬼才。他恶毒的幽默，可以致某些读者死地。
记得1990年，我曾收到伐柯关于纪念“北极星十周年”的消息。我给他写了“世界极小极小，吉大极大极大”。
最能表现吉大极大极大的，是《白沙岛》与《北方没有上帝》两部诗集，它们是苏历铭、包临轩的发家史。两本大学生自编自印之作，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力。
极大极大的，还有李富根主编的《审判东方》。
最极大极大的，是《边缘》诗刊。那是伐柯的大手笔。九十年代初他联合北大、复旦、川大等，并邀请了全国12所大学的诗社社长做编委，形成了一份全国性的诗歌刊物——《边缘》诗刊，并由吉大承办创刊号。此举了不起，这是吉大独有的诗歌精神与霸王气魄，直接继承了当年《红叶》与全国14所高校联合创办《这一代》的“丐帮”传统，也暗中露出了一股东北人征讨四方的响马流寇之气。
五、《太阳》：一代诗潮的终结者
东北出了个邵春光——在中国现代诗界，并不是一个新消息。
这位活蹦乱跳的满洲人物，全中国的诗人们早都知道。人们只是没想到，他诗的后面悄悄尾随了那么多跟从者。多少年过去了，人们一天天看到，整个生活与诗，正一步步朝着这个人孤独的方向移动。十多年的时间，足够蒙蔽我们视野。荷兰那个缺少一只耳朵、生前一幅画出卖不出去的梵高，再次从我们面前走过。做着鬼脸的东方拜伦，以毅然离去的方式，默默表达对我们的轻蔑。当空旷的满洲失去了那一根哈哈大笑的荒草，人们才感到无比空洞。
我说过，假如中国现代诗是一个明事理之人，他会感到对邵氏有某种亏憾。
最初，他隐迹于长春市工人文化宫由周长智领导的著名诗歌黄埔。不管那个学习班后来出现了多少著名诗人，也不管当年的邵多么一文不名。我相信，那时的他一定是班里内心最高傲的一个。这个天生孤傲的弱足者，地位越是低微内心越是狂妄，诗越是陷入细节口气越是俏皮。我相信，他不会死心塌地佩服任何人。他仿佛天然地不合群体，甚至能无端地产生自傲与放肆。当八十年代诗歌大潮撤退之际，这个命中注定的、才华横溢的孤独灵魂，决定一个人甩手大干了。
于是，《太阳》诞生。
在诗歌江湖上，《太阳》几乎成为邵氏的代名词。
而这个民刊，却是吕贵品诗歌辐射的衍生品，并成为邵一个人独自继承的遗产。据辛欣回忆：1984年，四川诗人万夏、贵州女诗人唐亚平来长春，在邵春光家中，一致通过了编一本诗歌民刊的动议。当年在场的人不少：邵春光、郭力家和吕贵品、女诗人方子和宋敏。邵建议刊物的名字叫《太阳》，大家一致同意。
《太阳》一编就是20年。
宋敏回忆说……那年冬天，常常停电……刚刚结婚的她，在昏暗的蜡烛光里，在腊纸与钢板之间一笔一划地刻写着《太阳》……从1985年至2005年，20年间《太阳》断断续续出刊12期，成为中国现代诗一座北方的市场。其中，最了不起、可载入中国民刊史的是《太阳》第11期的书脊（2003年邵春光、宋敏编辑）。在那一条窄窄的地方，醒目印着八个字：
民间交流 官刊禁载
这是义正辞严的江湖声明。这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民间独立。这是我决不攀附你、你也别高攀我的草莽骄傲。这就是不在乎天高地厚的公民意识之光！这就是邵氏著名的外交路线。
九十年代灰暗、平庸的生活，为东北浪子诗人邵春光提供了恰如其分的出场背景。
战场好像突然被一扫而空。
英雄般的朦胧诗早已远去，集团军一样兴起的第三代诗人在生存诱惑下忽然一哄而散。像一个刚刚弯腰从菜窖里爬上来的人，邵深深地呼吸着新日子那沉闷而庸俗的空气，他要仰天长啸了。这个已经憋了多年的人，这个看不惯一切的人，这个讨厌所有一本正经的人，就要发出他平凡、细碎、无聊、但自认为无比高尚的声音了。
邵的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他于是既不缺少悲伤，更不缺少愤怒，但他最喜欢展示的表情却是鄙视，再之后，是自恋——逻辑关系是这样的：身边的堕落激起了内心的高傲，内部的高傲引发了对外部的俯视。一个人厌恶世界的结果，只剩下深情的自我抚摸。
自恋与尴尬，是邵诗的两极。虽然他的高级军官的父亲早已在文革中不明而亡，但邵仍然顽强地保持着半高干子弟的生活姿态，并且努力把它们变成日常习惯。这个出身如此重要。它不仅作为邵自我设定的精神起点，更成为这位诗人内心贵族情怀的惟一依据。他甚至凭借着这一主角过早离场的遗传，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的诗偷偷向俄罗斯文学沙龙亲戚般地靠拢。同时，他在放肆、无耻地诋毁世界时，潜意识中悄悄认定只有如此高贵的血统才有资格裸露与放肆。
这就是自恋，及由此产生的尴尬。
尴尬，是诗的一个多么好的生命诱因。
整个东北，没有一位诗人亲自卖过小百货、亲自喂过鸡、亲自开小店卖、亲自在“下岗一条街”卖袜子、亲自在“地下商城”租赁柜台，并且亲自饲养过在诗中金子般华贵、在现实中无比肮脏而亏钱破产的黄牛……尽管我也曾经羞愧地和余世夫一起贩过韭菜。
然而，整个东北没有一个人像邵那样大量输出着平凡、琐碎的日常经验，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轻松而无聊地玩弄着诗如同玩弄生活。他使尴尬在诗中发出了扭曲的光。他用诗歌明亮的调料遮蔽了沉重生命的苦涩之味。
说到底，不管多么高贵的、卑微的出身，都只不过是一种煞有介事的心理假设。正是这种血统与生存的小小错位，使邵的平民诗中透出了一种高贵之光。这种天然形成的矛盾嫁接，几乎不可模仿：因为任何一位官二代都无法“强说愁”地伪装庸俗的平民生存。相反，一个真正的贫民怎么敢轻易地发出傲视天下的莫名嚣张。
这正是邵氏诗歌的价值所在。平民意识中的诗歌之光，这伟大的价值，甚至已经超出了诗与文学的范畴，涉及到了中国当代诗意的社会类型转变。好多年前，这家伙走在了生活的前面。
连我们这一代人自己可能都没有发觉，大约从2000年起，随着网络生活的蔓延与强化，现代的“公民意识”开始在中国不断增强。一种平等的、高贵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意识一天天浮现。当最普通的民众们也在内心里涌出了贵族般的傲气，他们似乎才接近了当年邵氏诗人孤军奋战的高度。然而，在遥远的年代，人们怎么可能向着这个单枪匹马者欢呼，我们只是把他当成了装疯卖傻的“牛逼诗人”。
这是天才与先行者们的悲哀。也是我们今天向邵氏发出迟慰的致敬荣光之所在。
在正式刊物上一生也没有发表几首诗的、走投无路的邵，一点也不寂寞。他是一个会玩儿的诗人，他以另一种文字方式向全天下表演着不分行的诗——名片。
八十年代，我曾收到过邵第一张低微而高大的名片。只印四个字：
力工 邵揶
请记住，那恰是一个中国遍地经理的年代。
那是1985年3月，第2期《太阳》问世（1月5日《太阳》创刊），邵春光第一次公布的别名“邵揶”。据孙文涛记载，他曾这样解释自己名字：邵揶的揶，不是爷爷的爷，也不是椰子树的椰。一阵哄笑后，他顿了顿说，对了，就是揶揄的揶（从听说这个名字的第一秒我就不喜欢。当年的邵还没有到份儿，这个一贯反对文化的人，却既想称雄又想故作文化）。
力工，多么卑微下贱、却富有洋洋肌肉感的名字。
这不是游戏。这是真实生活中邵每天发放的、像户口本一样的名帖！
全天下人模狗样的诗人们，有谁像这个人那样把诗与生存牢牢焊接在一起。在日日夜夜的大庭广众面前，像当年曲啸之流面对全场喝问“你敢说出你的名字吗”后，当年的蛇口淘金青年大摇大摆地递上名片一样，邵缓缓掏出了自己变形的心——这是诗对于生活的侵入，这也是生活温顺地接受了诗歌驯化的一例证据。
又几年，我收到他的第二张贴子，多了一字，相当于多了一头牛：
纳税人 邵揶
那是他煞有介事地饲养黄牛、开办“皇牛养殖场”的年代。不管如何亏损与破产，他终于可以向这个比他更缺少金钱的国家签署可怜的支票了。这个纳税人开办的实业，规模的确太宏大了：
“太阳诗业有限公司皇牛养殖场”日前已定位于吉林省德惠市万宝乡东升村，现有牛仔八头，牛栏 116平方米，牛棚三间，玉米秸及酒糟若干。青年诗人辛欣出任该公司经理。饲养总监一职，由邵揶担当。”
这个傻小子，硬把形而下的养牛与形而上的诗歌扯在一起。
早在100年前，卡夫卡把平凡的日常生活与文学写作连在一起。但是，那位现代文学的先行者，不管在深夜如何以文字征服世界，白天却像老实厚道的三孙子一样在上司面前点头哈腰。而了不起的邵，却把玩笑开成了生活。使用诗歌，放牧全世界的牛羊与白云。
大概世纪之交，邵出品了第三张名片。那是一片充满了主权与性感的长方形白纸，我曾收藏了很久。纸上四字：
机主 邵揶
我的天哪，这是自曝落魄呢，这是贫穷的自白。可怜的人，你还有别的身份与财产么——叮当乱响的贫穷已一无所有，只剩了一台连捡垃圾的人也怀揣着的传呼机——奥，明白了没有，在另一个语言层面，邵巧妙地向自己颁发了一枚巨大的偏正词组，巨无霸般地成为了拥有全人类所有机器、机械、机关、机构的无比富裕的超级主人！那个缺少地位的“力工”、“纳税人”，多么神圣地把自己的名字戴上了“主子”的王冠，从而在臆念中成为了一切的主、主的一切……用郭沫若《女神》的话说，就是“一切的一，一的一切”……
更有意思的，并不是前面，而是名片背后印着的4行诗不诗的字：
红尘多娇
中铁酒屋扒二吧
长春烤
先露后捂三个腰
幸好，孙文涛留下了翻译记录：这首有点“色情”之嫌的打油文字，译成汉语的意思是：
中铁95828
扣长春
61115
一个多么闹挺的诗人啊，庄重而笑嘻嘻地为我们留下了永塑于中国暴发户年代、洒满了苦味、甜味、骚味的三尊雕像。
如果聚焦东北，找一个绵延四十年的东北现代诗最后的终结者，没有比邵春光更合适了。
这个精力充沛的人，个人作品印行过二三十本之多。
他干劲十足地站在格外空旷的平原上，隔着长城，把一本又一本的《太阳》扔遍了大江南北。以一颗摇摇晃晃的倦怠太阳，为这一茬从天而降的满洲人画上了句号。
我有幸在邵的生前为他写过一段话。如果他知道他身后又再次发出光芒，这个一生都在拒绝名声、实则渴望名声的诗人听了该多么过瘾。
在现代诗近30年的历史中，邵春光一直横亘在中国东北……他的口语诗，语言干净、透明。情感质朴、诙谐。语感坚决、硬朗……多年来，他以粗俗而直率的平民思想嘲讽文化贵族们的优雅与做作，以最原初的心理冲动与底层生存活力傲对世界，并独自一人与之对抗……从八十年代初起，他那种点射的语感、跑步的节奏、幽默的自恋、恶毒的口气，对第三代后的中国现代诗人们产生了谁也不愿承认的影响……邵春光诗歌的存在，使中国现代诗保留了一种最可贵的、不羁的原始野性。
邵春光的可爱，在于他是永远的民间，真正的民间！……他的直露，他的天真，甚至他的下流与无耻，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能公开发表……这不是邵春光的墮落，而是人类诗歌与艺术的墮落。
以上文字别人看到时，请不要修改邵春光这个名字。我认识的诗人永远叫邵春光。
——引自徐《这家伙才是真正的民间》2004/12/12深圳
如我14年前所说，其主体价值在于他无意间引领了中国现代诗新世纪的口语方向。邵诗中饱含着一种与日常生活极为相似的懒散、轻松与不屑。正是这种松弛的姿态，为中国诗歌中专制意识的消破、坚硬意象的解放、日常经验的出场，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穿透后果。邵是东北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民族唱法》。
他天资执拗，刁钻刻薄。他坦率，他粗鲁，他既毫不退让地秉持着尖锐、鲜明、不屈服的民间立场，又善于在质朴、明快、幽默、辛辣中对世俗流风进行诙谐的反讽。他使用着前人从没有用过的最通俗口语，那些口语几乎把汉语稀释到了清水+白菜的地步，甚至和街头流氓们的某些用语极为相似。
我想到了中国几千年的流民文化，也想到了东北的流窜文化。甚至想到了赵本山。
在东北几代诗人中，惟有邵把剽悍、幽默、富于野性的塞外流民精神与现代青年的蛮不在乎交揉在一起。惟有他大量、纯熟地驾驭着粉末一样的日常经验。正是这些和生存血肉相连的因素，使邵春光的诗在真实生存中找到了支点。他无疑一生都在标榜着现代意识，虽然他本人可能断然拒绝东北的乡野文化，但他骨子里的不羁、放浪+诙谐+嘲讽，却把闯关东之后形成的少得可怜的底层市民文化发挥到了极致，甚至与二人转、小品有某些远亲的关联。
一个丰产的诗人，一世也没有几首诗被供上殿堂。
这令他的名声大为缩水。
同时，过于孤独与过度的散漫，也使他没有进入诗更复杂的奥妙空间，因此邵缺少足够的代表作与名篇。这个结局，至少有一半是这小子自己投票选举的结果。没人像邵那样，断然地、决绝地、当了真地，一刀砍断了与官方、与民间、与外界一切的发表、出版瓜葛。
“谁发表我就×谁妈！”——这无耻而恶毒的咒骂，不是一堵撞死所有敌人与朋友的铁壁吗。什么叫自食恶果，一个自绝于任何出版的诗人，这结局岂不是一个多么令人渴求、多么痛快淋漓的拍手称快的恶果啊。
把生存与诗百分百混淆的诗人，多么不好当啊。
“马裤列维奇”，是他在同伴中的谑戏绰号……他是一个善创记录者……是一个有着“俄式贵族”优雅举止、墙上总挂着大幅布鲁东的《阿图瓦的冬夜》油画的人……是东北最早自行录制吉它伴奏诗歌朗诵磁带的人……是不断宣告经商破产，有时一连三天不吃饭，不出门不说话，也不睡，围着一床被子在床上盲无目的看电视，每天只喝一瓶啤酒，像蝴蝶冬眠的人……这个倜傥、高贵，一副不屑、不羁的桀骜不驯的样子——如果再送他一只手杖，一个单望镜，简直是18世纪英国绅士诗人啊（孙文涛语）……对，这个“泪水没流到腮边就冻成冰”（邵诗）的诗人……这个发明了口头禅“为了幸福故意不幸”的诗人（李磊语）……
诗人过于自我，因此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友谊成本很高。
我在一首诗里面说过：我不是没有伸出手，但我最后握着的，仍然是自己的全部手指……在我与邵几次为数不多的接触中，邵对我对于敬重，使我实在没有感受到期望中本应出现却没有出现的、同类间的快感。他的表情中似乎总是显出一种局促与不安。而举止中过份的谦和，也使人们对他诗中的野性感到互为虚假与恐怖。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他的眼神一点也不配合他内心的诚实，总是忽然从一个地方溜到另一个地方。奇怪的是，我今天上述不够尊敬的回忆，反而转化成了对邵的一种温暖的敬意。套用法律术语讲，这绝不是邵的主观故意。只能说，上帝为他安装了一套完全失败的外观配置。他极不善于把表情深处的那个邵表现出来。一个写过那么多趣味横生、杀伤凌厉的诗的人，他最擅长在自己内心不断扭曲、冲撞，久而久之忘却了身边的一切……也许上述举止只是他在陌生人面前的变形……也许他临近晚年才能自如地统领多种精神与性格元素……也许正由于他内心过于强悍、复杂、阴暗、冲突，现实版中他反而因过度撕裂而不知所措、只好保持呆板与笨拙……也许恰好相反、二者互为相反的因果……
并不是没有人夸邵，也并不是夸得不邪乎。
郁郁夸，称其为“叙事”高手。凡日常用语，包括俚语、土话，乃至切口、脏话，极为干净、鲜活……说邵是“与生俱来的妖怪和天才”……冰释之用诗夸：老邵是东北诗坛的一面旗帜，老邵骨子里是南方人，老邵练摊养奶牛开饭馆，老邵积极地热爱生活，老邵苦练民族唱法……伊甸夸：“他玩世不恭的外表后面隐藏着的善良和柔情，他伪装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道出世界和秘密和真相的独特方式，在中国当代诗歌界有着一种无法替代的地位和意义。”
只有高出身边一截、趣味横生的人走后，人们才突然会发现他留下来的大面积寂寞。
喂，你听着——
那个站在远处偷偷窃听的邵，听着：不就是写了一堆歪诗嘛，知足吧。
问一问东北：还会出第二个邵吗。
这个总是自夸其德的人，很早已在诗里奉告乡亲：
那是一支多好的笔呀
太空里不会再有第二支了
六、特例：特立独行特种兵郭力家
郭力家，横空出世。
在空旷的满洲，在早已无《心》、无《眼》、无《阳光》的大地边缘。这个孤独滴血的兰博，浑身冒着蓝色的火焰与凌乱的骄傲。他用内心的邪剑劈开字典，拆开一封封古老的习惯，蹲在小树林的湿地上，像炼金士一样无聊地研磨着汉语……忽然，他大喝一声，把那只无法奔跑的腿，架上了高高的树杈，然后扭过头去，曲颈仰望天空……无数的镁光灯闪耀，可惜，那仅仅是他的想象和手机自拍的斑驳像素……
哥们，爆发来得太晚了点。
这位东北现代诗档案上瑞金时代的老干部，读书时便成为朦胧诗的追逐者。但他最后追上的、是离他最近的邻居与导师吕。吕当年散发出的光芒，几乎一滴不漏地落在了他的身上。这个混迹于两所大学之间、不姓究竟姓吉还是姓师的、面目不清的家伙，混杂于父辈深厚的古文与身边浅薄无聊的文二代，却有着一颗古怪的心。诗不诗的，再说。即使在最坚硬的年代，郭也仍然闪烁着假冒金刚石的性格。1986年大展，我竟然把他编到了第一辑的显赫阵容。很可能是他虎拉虎拉的大话震动了我。他不知天高地厚地说：“相信世界少不了他”！……他说：“不一定非得低下头来才能走过所有的天空……”他说：“每一份虚荣心都有理由冒充一回英雄”……他的那首后来成为其代号的《特种兵》中写出了他的野心：“灵魂是块越长越大的石头/这一局我他妈的就是懒得服输”！……
连他自己也在诗中感叹“一生玩笑得空前残忍”。他不停在草丛中搜寻自己：“我是时代的哪一个心事”？
他的心事，很晚才出现在别人的心事之中。
进入网络时代后，现代汉语遭受了从来没有的破坏。正是这种千万人大面积的、无法挽回的重组与重建，极大地恢复了这古老语言的弹性与空间，再次打开裹脚布，如同英语在美洲大陆遭到过的戏弄与再生。郭，大大提了一口气，仿佛忽然顿悟。
那片小树林成为他四面出击的阵地。他回忆往事，他新闻联播，他胡言乱语，他满口戏词剧语……然而，在貌似现代公民的句子中，人们总是闻到一股生硬的、莫名的、前朝遗老遗少的陈旧味道……趁英雄们远去之际，郭似乎成为了最后的现世魔头——他悄悄地暴露了徐敬亚当年藏住的那一部分胆量……他变种变态了吕贵品另一类迷幻……他接过了邵春光一少半的嘻皮笑脸与日常经验……他太不精细，他对孙文涛的忧伤既不屑又不能……他总是缺少张锋的阴暗低沉和季平的乖张平淡……他离曲老师互相隔得太远，于是在某次酒席中他一边仰望一边拱手揶揄道：先生，先生，泰斗，太陡！
对郭的另一次记忆是在黄山。好像是2003年冬，第三代诗人的黟县集聚，欧洲民宿般的猪栏酒吧。主办人周强与李亚伟隆重请出了当晚的主持人，当然是最能代表第三代妖魔鬼怪诗人的活宝：野夫与郭力家。果然最佳双簧出彩，那种穿行在神圣诗歌与阴暗生存之间的、混淆于庄严声明与恶毒咒语边缘的、似是而非的梦话，笑翻了在场的全部魔鬼。在这个稍显一本正经的国家，假如缺少了活脱脱的东北人，不管是小品还是诗歌，该多么乏味。
不管怎样，他终于活到了非诗即诗的年代，赶上了中国人把诗、把汉字撕成粉末的最后一班车。在以乌云冒充硝烟的阵地上，郭野兽般地奔突在空无一人的战壕里。
对于他生硬而多产的幽默，郭的真正朋友不是不喜欢。朋友们只是希望他这座火苗日夜翻飞的小高炉，如同当年在七舍门前矗立的旧红砖窑一样，能炼出一块又一块普天公认的好钢。
七、满洲：现代诗四十年
曲有源，是今天青年诗人们望到的遥远前方最后一个背影。
曲老先生写过一首《北方无竹》。他说：北方无竹，月亮挂在哪儿都不合适……无竹，风的来访有点敷衍了事……无竹，藤椅显得尴尬……紫砂壶时时刻刻都在愁闷……显然，曲叹息的不是北方植物的单一，他是假借江南才子的角度痛感北方闲适风雅文化的缺失。
在新诗百年史上的前60年，吉林省几乎空白。这个毫无文化传统的边疆省份凭什么忽然一次次成为中国现代诗的重镇。这个问题需要再写三篇文章才能回答。
从扶余国、渤海国、高句丽……几千年的渔猎文明，连一条鱼也没有给东北人留下。
真正有文化的，是从天上掉下来清代东北流人。但是他们连一个值得模仿的字也没有留下。对于那些悲惨得不能再悲惨的诗，有些文章称其“开创了吉林诗歌文学创作先河”。说实话，那些诗我一首也没读过。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几乎为零。
东北最大的文化是二人转。这种农民文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萨满教的萨满舞和祭词、神歌。但是，这些带着骚味的民间小曲，在东北现代诗人眼里甚至不如走饭临死前在电脑上敲出的几段告白。
说来说去，其实就是没有什么文化。
当我想寻找一茬人的文化根源的时候，发现《赤子心》仍然是接受外来文化最多最成功的群体。而在当下，离我们最近的诗人中，只有任白是一位思维缜密的知识分子。
受东北本土文化影响较多的，恰恰是上一辈东北诗人：王肯、丁耶、胡昭、任彦芳、芦萍、万忆萱……等等。还有四平的李占学、张常信，包括我喜欢的网络达人王小山的父亲范峥嵘等。在我刚刚起步写诗的时候，与曲有源同期的诗人顾笑言、曹积三、戚积广、杨子忱等正活跃在吉林诗坛。虽然本文不承担对上述前辈诗人的评价，但在书写本土诗歌断史的时候，心中仍怀着某种惯性的敬意。既然本序不得不由一个七旬老人来写，他的眼前不得不浮现并写出那些当年曾经震撼过这片土地的名字。
我们这块土地，并非不能产生东西方意义的大诗人，比如我的妻子王小妮。但东北人似乎更善于搅事儿，如一拨人打架时站在一边的指手划脚者与撮合者，即评论与编辑。比如本人，比如宗仁发。
很多人说，东北是一个出大编辑之地。
1985年，宗仁发接手《关东文学》时，那是一个濒临夭折的刊物。宗在妙手回春般地把它办成一本发行量达70万份大刊的同时，使这一无名之刊，成为八十年代中国现代诗一处呼啸山林的集散地与中心。当“辽源”成为“燎原”后，朱大可说它“在通俗与先锋诗之间进行了奇妙的跳宕”。从1986年的《第三代诗会》到1988年的《中国第三代诗专号》，彼时代最活跃的中国第三代诗人中坚们，尤其是四川现代诗人群体在偏僻的满洲得到最时髦的展现！逶迤数年，其总规模与气势不亚于深圳1986年大展。
1988年起，宗仁发主持的《作家》杂志，三十年来一直雄踞东北。
办一个好刊物不容易，并不是每个酒店都天天爆棚。你愿意玩并且玩得好的秘密，是大家都愿意跟你玩。
在女真人弯弓射猎之地，在经济萎靡的中满洲，这本刊物一直保持着现代人的男雅女真。使一切小视边塞的人看到了它最敏锐、最前卫的韧性与情怀。几十年来始终关注中国现代诗最高点的宗，曾存有很多呼风唤雨的野心，但最终作结为守住东北最后一个文学高地。当如今孟浪正徘徊于生死之间，在我们纷纷老去之际，我不禁想起，当年曾留着长头发、大胡子的宗仁发，初来省城后，和曲有源，和我，和另一个大胡子孟浪，四人站在南湖的桥头上谋划《中国现代诗年鉴》时踌躇满志的那个已逝黄昏……
民间性，是这块“流民”与“闯人”盛行之地的一个祖宗级别的传统。
于是，东北盛行民刊。
1988年，吉林诗人陈琛主编了民刊《现代诗》，在中国最窄仄的年代，它竟然坚持了整整4年。董辑说它“既是吉林诗歌黄金阶段的最后一次集结，同时也缓缓地关上了吉林诗歌这个辉煌阶段的大门”。
可以作为诗谊美谈的，是由邵春光引发的一场东北与上海诗歌的美妙联姻。
尽管我和上海诗人也一直有着不错的友情。但徐氏哪里比得上邵氏在上海滩获得的大好风光。2004年，吝啬的上海人，为东北人邵春光召开了贺电贺信来自四面八方的“诗歌研讨会”。邵像一位在家乡遭到冷遇的流亡国王一样在异地接受了隆重的封典。其实他们的交往更早。2002年在上海，在默默家，我亲眼看到了邵坐在一群上海人当中那一副东张西望的表情。他如同一块粗糙的大礁石，坐在一堆精细的沙子上。一群嘴里发出嗞嗞唇齿音的上海人，不吝称赞地朝着这块嘻怒笑骂的北方大石笑。这很有趣，论差别，没有比上海滩与塞外满洲落差再大的区域对比了。两类化学元素几乎完全相反的动物，通过诗的连线，竟然相拥一起……这只能说明他们双双地背叛了自己的宏观传统，既显示了上海人梦想中的粗犷，也泄露了东北人骨子里的精致。
东北人的身体里天然蕴藏着江湖之气。结交天下豪杰，是每个东北人暗中的志向与显示豪爽的证据。
于是，东北盛行游走。
九十年代，孙文涛行走大地。他以纯正的交游和一丝不苟的记录，改写了东北人忽忽拉拉的习气……在苦闷的写作、浅淡的贫穷和流离的生存中，孙断断续续地写出了《京华遇诗人》，又不断出版了《大地访诗人》、《大地访诗人续集》……我们每一个人，几乎每天都能看见身边的诗人，但只有一个东北诗人，用他那双平时不高兴的手，高兴地抚摸了他所能抚摸到的每一个呼词唤句的同类。在我的心目中，那是孙代表东北这茬诗人对全国诗界的观察、揣摸与回访。
在我写此文的时候，这茬吉林人依然茁壮在世。
本文中最年尊为首者是曲，年龄编号1千9佰43。最幼者是董（志晨），出生编号1千9佰96，其间横越53年人寿跨度，如同阳光覆盖了大半个东北。
这茬人假定有一千人，时间是整整四十轮光阴，假定每人均诗100首，每人均文10万字——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留下了约10万首诗及一亿个汉字的排列。这，几乎是这块土地上有史以来，写作人数最多、文本产量最大的四十年。
100多年来闯荡关东的滚滚人流不会想到，他们求生避死的生存迁徙最终演变出、分离出一批把玩汉字的文豪写手，天荒地老的满洲，杀出一茬人，竟然在诗词歌赋上与江南才子分庭抗礼。
然而最基本的遗传难以改变。
千里之外的同一茬人，巴蜀自取了一个抽象迷离的之名曰《非非》；细雨霏霏的江南，把诗命名成娇滴滴的《撒娇》；就连朴实无华的中原，写诗的那帮人，也自造了一只神经兮兮的《三角猫》……东北这茬人，还是祖传的大实话：一本正经地自称：《赤子心》、《眼睛》、《北极星》……
正是这种暗自应合了北方游猎民族的耿直秉性，造就了这茬诗人鲜明的人文印记和赤子情怀。把同年代同时期的同一茬人比较一下吧。第一，比一比京城，与幽燕京城的才子们炫耀技巧相比，他们的诗坚硬、执着、沉实。他们看不惯装腔作势和玩弄学问技巧，因此他们的诗率性达观，顶多有点调侃有点俏皮；第二与四川盆地的神秘魔幻相比，他们诗的人情味道充足，内在逻辑刚直。这同样缘于他们不喜欢装神弄鬼，也不习惯迷迷乎乎不可知乎；第三比，与江浙诗人的细腻、缠绵不同，他们的诗简明、粗犷、激情。他们更擅长直来直去、言词简约。这些东北人头脑太清晰，实在容不得糊涂与装傻。他们天然地讨厌琐碎缠绵絮叨不止……应该说，这茬东北人中也有身手不凡、俊俏飘逸的异类，但那只是它的飘出去的毛发与指尖，如果选择一个醒目的标签贴在这茬东北人诗歌的腰肢重心上的话，仍然是三个字：赤-子-心。
这批赤子之心的内心方向，与上一辈北闯满洲前辈的目标恰恰相反，上一辈向北逃亡，而他们更愿意向南方流窜。他们没有赶上九一八，却恰逢朝纲三起三落。他们明明是东北人，却不会唱一句二人转……他们没留过洋学，却满脑子番夷学识数理化……他们并不比上辈人更聪明，却比闯关东者更幸运。他们继承了村子里最不安份、第一批逃荒者的放浪与任性，他们心眼儿灵脑筋活转身快，一夜间全都成了时髦成了先锋成了现代派……
我所说的这茬人的“幸运”是：他们是被半埋进黄土时被挖掘出来的。
其实，那是一次全民族都被推入土坑埋葬的年代。开始挖掘之际，依这茬人的年龄为正比例，深不可测的土层分别埋没了他们的小腹、膝盖、小腿、踝、脚面……以及他们父辈的腰部、髋。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批人后半辈的生命活力，是以他们身体中没有被埋葬部分的长短，即他们复活之后的生命寿度为计量的。我忽然想到了包子，如果历史是个肉包，这茬人的一生，恰恰在最皱褶的部分一层层爬过……人类文明的数百年在他们短短的身体上飞速滑过。因此，这茬人灵魂坐标的X轴Y轴Z轴完全凌乱，这注定了这茬人横空出世时，心高气盛，胆量豪生……然而，转眼间“神童”们也日渐老去，历史以残酷的耐心一天天消化了整整一茬人的骄傲与狂妄。正像一位诗人说过的：他们不是最开始的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他们只是中间的一段——他们，现在正像前辈人一样趴在史书上，一天天匍匐前进……他们正在谢幕，却以为自己的演出刚刚开始……
正当此时，天空布满霞光！
从天而降的整整一茬满洲诗人的魂魄，正缓缓升起……呜呼，终于到了老天将这些混世魔怪统统收回去的时刻。
2018年8月28日
七十生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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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10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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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10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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