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王西平，1980年生，诗人，记者，《核》诗歌主编。
【遥想与记忆】
问：2007年，关于“出生地”热炒过一段时间，这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了“写作和自我，自身对大地的联系”，诚然，每个诗人都有属于他的“出生地”，包括你，老巢，杨义巢，从你的名字里，我联想到了故乡巢湖——那么你的“出生地”，与你的成长、诗歌以及大地是一种什么样的隐秘关系？ 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故乡”了。世界再大，以后的日子我们走得多远，故乡，都将和我们在一起，以乡音、以亲人的呼喊、以家乡土菜的味道，和我们在一起。我姓杨，名义巢，我不止一次地讲过，我是一个把故乡扛在肩上行走的人。很多人因为认识我而知道了巢湖。作为五大淡水湖之一，它曾经出现在教科书上，但知道它的人甚至比知道我的人还少。我意识到我的责任。让我的故乡通过我和我的文字和影像，传遍普天下，这是我活着的目的之一。在我的诗歌中，不止一次出现我的故乡，我诞生的地方离县城很近的放王岗，据说是商汤流放夏桀的地方。很小我就说我是有来历的，这句话即使今天来看也很实在。“巢”是一种宿命，它让我永远在路上，无家可归。我因此感谢我的故乡，它让我的生命处在永远的行走中，而事实上我是一个多么懒散的人。有巢氏让人们从树上走下来；巢父洗耳、牵牛巷、卧牛山，这些悠久而充满象征意味的汉词，让我不敢不活得非凡些。我认命。
问：你的家族，最让你值得荣耀的是什么？ 答：我的家族起码到目前为止，还很难有让我觉得荣耀的人物。但我很享受这份朴实和平凡。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我是一个被前辈们指定的人，我希望我的后人们从我开始讲述一个家族的故事。我所有的荣耀来自于我的姓氏，从道家第一人杨朱，到满门忠烈的天波府，我为姓氏中的一脉相传而自觉。
问：90年代初，你踏上了苦难的旅途，来到了北京。这应该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吧？好多人成名后，都会隐瞒自己的过去，甚至编制一套辉煌的家族史。而你时常谈起过去，却显得津津乐道甚至很享受，这是为什么？你觉得你是“文化暴发户”吗？尤其在贫穷的诗人群里。 答：说来北京是“苦难的旅程”，有点夸张了。事实上它也不是一件完全被动的事，1993年的春天，我受邀参加“全国探索诗研讨会”，那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第一眼我就爱上了这个城市。宽阔的长安街让我有种走进去就消失的感觉，这很符合我当时所希望的“混进人间”的生命定位。几乎从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属于这个城市了。转眼在北京十几年过去了，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热爱着这座城市。我现在把它看成是我的城市。真的，丝毫没有外地人的感觉。我在这里过着一种我喜欢的与这个时代匆忙脚步不一致的“慢生活”，这种生活让我有时间喝酒、做梦和写诗。我不认为我已经成名，现在所拥有的一点点名声与我对自己的期望，相去甚远。“辉煌的家族史”就留给别人去编吧，我的任务只是让它“辉煌”起来。我谈论我的过去不是回忆，是感恩。我知道自己这样一路走来有多么困难，而那些帮助我渡过这些困难的朋友，是我生命中的重要收获。谈过去，就是向他们致敬！我讨厌“暴发户”这个词就像讨厌暴发户一样。其实在今天的诗人群里，我也仅仅是一个努力做事，能养活自己的人而已。也许有一天我会真的发达起来，但依然不会是“暴发户”式的，一步一个脚印是家长和老师们在我们少儿时要求做到的，我不很听话，但这句话我听进去了，并要求自己的每一步走得扎实，和特别。
问：“成名学”中讲到，一个人在成名的过程中，确定社会角色是很重要的一步。这种社会角色是向目标观众表现自己的角色。你认为自己成名的标志是什么？（请通过某一事件来说明）。这个时候，所面对的“目标观众”想必是读者或观众，那么当初你在他们面前，是如何表现自己的角色的？你自己认可“先是诗人，然后才是导演”这样的观点吗？ 答：上面已经说过，我不认为自己已经成名，起码与我对成名的界定有很大差距。40岁之前我认为我有的是时间，想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直到40岁生日的那一天，我把自己锁在家里想了整整一天，若有若无的音乐和灯光里，我不得不承认，许多事已经来不及做了，生命已经到了删繁就简的阶段。这种“承认”，谈不上悲壮，但确实有几分伤感。做文字和影像的创作者，是我给自己后半生的一个定位。我开始做工作室，办杂志，拍电视剧，而我的第一部电视剧的确给我带来了一时间的“名声”，就像你所知道的那样，那名声是他们的，是娱乐圈的，与诗歌，与诗人老巢无关。我用一个诗人的方式回应了一个娱乐圈的绯闻事件，我承认，我是多么地缺乏经验，又是多么地鲁莽，但我因此更喜欢自己了。诗人，是生命的本色；导演，是我表达生命的方式，更多的时候仅仅是一项工作。所以我说，我是诗人，然后才是导演。现在，更多的媒体在我名字前面加上了“诗人导演”这个词，很准确，我准备在这样的定位里完成我后面的人生。我相信自己不会辜负人们对这个词的全部期待。
问：科拉普在其所著的《英雄˙恶棍和蠢才》中指出：在美国社会和全世界，都能找出几百种人物角色。科拉普将这几百种角色归为三大类：英雄（胜利者，具独立的精神、迷人的青年）、恶棍（反叛者、流浪汉、小偷）和蠢才（无能者、牛皮匠、懦夫）。从这张社会角色名单中，请挑出自己曾经经历和扮演过的角色，并陈述一下每个角色对应着什么样的个人背景？ 答：我不知道把几百种角色归为三大类是否准确，但还是可以从中挑选自己曾经经历过或扮演的角色。比如“反叛者”，我一直都站在时尚和主流的对立面，这需要我拥有“独立的精神”，具体的事情留给回忆录去说吧。面对强大的社会体制和时代压迫，我很“无能”，我甚至不能给底层人民以丝毫的帮助，而我的内心是多么地渴望让他们过上美好的生活。也许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世俗意义上的“胜利者”，即使面对命运我也只能顺从，常常地束手无策，但我并不认为这就是“懦夫”。曾经是个“迷人的青年”吗？这需要别人去说，我自己倒是一直认为“流浪汉”是我区别于所谓成功人士的角色判断。无家可归，起码到目前为止还不想回家，我希望我后面的人生一直在路上。像真正的流浪汉一样，艰苦，惊险，无所畏惧。前面的风景是我以前所没有遇见的，包括爱情，也是那样的陌生，充满悬念。
问：狄兰·托马斯是你的启蒙吗？在那些激情的青春年月，你是不是从他那里汲取到了一股“催动花朵的力”？包括人性顽劣的一面。 答：1993年的夏天，当我离开故乡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时，我的背包里除了一套换洗衣服，就是一本狄兰·托马斯的诗集。他英年早逝，死于酒精中毒，从看到这样的文字介绍开始我就控制不住地把我的生命和他，联系到了一起。挥霍和摧毁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需要勇气，也需要才华，起码在那个岁月我认为自己是个不可多得的天才，这就是人性顽劣的一面吧？但那样的认为具有多么强大的吸引力，直到今天，我还被其蛊惑。每当我被生活推向绝境，四面楚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狄兰·托马斯，他告诉我，即使生命此刻结束，也并不可怕，因为我一直以一种天才的方式，把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在这个过于平庸的时代，我，像天才一样生活过，这足够了。
【诗歌与观点】
问：有人认为，手机诗歌成为当代汉语诗歌新的生长点，可有人却对此不屑一顾，称这样的诗歌为“电子零食”。长期以来，你以手机短信写下了大量诗歌，成为了巢式特色之一。我暂且把你称为户外诗人或手机诗人，与之对应的是靠字典中浩如烟海的词汇创作的实验室诗人，在你看来，这两种诗人的写作在本质上有何不同？ 答：我的确在手机上随时随地地捏出过许多我称之为“短信诗”的东西。记得第一首短信诗的创作十分偶然，那是一年的春节，我一个好友回老家，而我在北京，大年三十的早晨，他给我发来短信，问“你不回来，我跟谁玩？”我睡得迷迷糊糊，信手给他回了八句话——“以前我们狼狈为奸 狼还在，狈没了/以前我们衣冠禽兽 衣冠还在，禽兽没了/以前我们酒肉朋友 酒肉还在，朋友没了/以前我们寻欢作乐 我们还在，欢乐没了” 醒来发现，这就是诗啊，于是用手抄写下来。在以后多次的朗诵会和朋友的聚会上，我都读过这首诗，它已经以它的不可复制成为我个人和当代诗歌的代表作之一。前几年在手机上写了不下百首短信诗，那都是灵感和即时情绪的记录，给我带来了一些赞扬，也给我带来了那个众所周知的麻烦。那以后，我很少在手机上写诗了。如果说，自己和那些学院派写作的诗人有什么区别的话，我和我这类的诗人是把生命当成诗歌来书写的，充满诗性和抒情气质的生命状态，随意抽取一瞬间就可以凝结成诗。而另外的那类诗人是把诗当学问来做的，我没有他们那样的理智和韧性，我凭借自己的天赋和放肆与他们划开界限，我尊重他们的写作，但不欣赏。
问：蓝棣之：“杰出的诗人都是病态”。你觉得自己离“病态”有多远？ 答：站在非医学的角度，我同意蓝老师的这一说法，这样的病态是区别于常人的一种状态，它是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样需要天赋和勇气，要敢于病，会病，有才华地病，这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按照安琪刚才的说法，我一直在病态中，没有距离，只有病的程度因时而异。
问：乔伊斯的“流亡美学”是：要想成为一位艺术大师，其先决条件就是过流亡生活。你也曾自称“流亡是我的美学”，那么在你的流亡生活中，“美学”所体现的是一个人的艺术指向，还是一个时代的病案？ 答：我所谓之“流亡”与现实之流亡并不完全吻合。相对于真的流亡，我的流亡更多是精神层面的，是自己对生命的一种放逐和抛掷的态度。即使我活在我所热爱的宋朝，我仍然是一个精神上的流亡者，这一点与时代无关，而决定于我作为一个诗人的自我约束和心灵求索。活着就是在危险中漫步，所以我对各种各样的安全感不屑一顾，既然我们的生命可以随时消失，我们为什么不流亡得更彻底？
问：你说过：“现在的诗人有两种倾向，一种就是把诗写得让人看不懂，纯粹的语言技巧，违背诗的一个基本的品质，还有一种就是网络上正在流行的一种口语诗，就是所谓的口语写作，诗的一些品质给流失了。”你认为自己的诗拥有什么样的品质？在这“两种倾向”中，你的诗属于哪种情况，或哪种情况都不是？ 答：诗歌不应该是一些词语的技术化的排列组合，不应该是人们听不懂的梦呓，也不应该是挂在嘴边上的口水。我的写作一直在与我所反对的这两种倾向中举步维艰。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缺少权威自以为是的年代，想写出一首好的诗歌比谈一场恋爱还要艰难，但不能因为艰难我们就放弃谈恋爱的欲望，就放低爱情的高度。诗歌也是这样，不能因为艰难我们就放弃对它的执着。至于我自己诗歌的品质，有这样一句话叫“文如其人”，我诗歌的品质大概就如同我人的品质吧。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具有草莽气质的英雄，或者一个怀抱英雄情结的绿林，杀富济贫拯民于水火我可能做不到，但并不妨碍我这样去想。梦想是支撑我整个人生当然也是支撑我写作的最珍贵的力量，被梦想的光芒照亮的人生和诗歌当然具有非常的品位与品质。这一点，我很自信。
问：被誉为美国60年代广告创作革命代表人物之一李奥贝纳说：如果你要写废话，也要写得像样，不要写得低俗。我曾经在网上看到四川有一位诗人号称创立了疼痛诗学，目的是矫正诗歌低俗化倾向，我觉得有意思。你认为什么样的诗歌才是“像样”的废话诗歌？像杨黎那样的？诗人难道一定要靠制造“疼痛”去抵制“低俗”吗？ 答：我以为这世上没有废话，或者说全是废话。废话与低俗没有必然的联系，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写作是诗人自己的事情，就像你可以排斥形容词，也可以把形容词用得恰到好处。比如梁小斌有一首诗的名字叫《在一条伟大河流的漩涡里》，如果我们去掉“伟大”这个词，这个题目就太一般了。疼痛诗学我不太了解，但我喜欢疼痛这个词，一个具有疼痛感的男人和女人是生动的，起码他们的人生还没有完全被风干。什么样才是像样的废话诗歌？我没考虑过，刚好最近我要去成都参加杨黎的诗歌朗诵会，我可以当面向他请教，但估计他也不能给我一个答案。诗歌需要才华，杨黎是个天才，所以他怎么写都很诗歌，至于模仿他的人，不用我说，死或不死，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可以很正经地说废话，也可以用废话说出生命的真相，和所有的真理。关键是，谁来说。
问：王维是个伟大的空主义者。他的诗歌中有“空”的诗句，不少于20句。且诗中以“空山”或“山空”这样的词居多，有人将这称之为诗歌的空观思想，即自然之“空”和禅意之“空”。你的那首《空着》的长诗里面，“空”的意思表达得更为明显：“时间空着/时间里的时钟空着”，“花朵空着，花朵里的花香空着”等。我想问的是，你的诗中除了王维的“二空”，那么这种《空着》的“空”，它的终极在哪里？你思考过吗？ 答：事实上王维并不是我最钟情的唐代诗人，他的“空”或他的“空主义”与我没用延承上的关系。我只记得我写这首长诗的时间是，一个春节，我一个人，用现在的话说，“宅”在北京临时租住的房里，外面的热闹和节日气氛与我无关。我一心一意地生一场小病，以这场小病为背景，我一口气完成了《空着》。我所谓的‘空“到底是怎样一种空，终极在哪里，我不是思考过再写的，我写出来了，把我的“空”放在这里，让所有看到它的人去伤脑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的生活和我生命的基本形态常常让我感到空。有时候空得我痛不欲生，有时候又空得我如痴如醉，这不是哲学意义上的空，它来自于我对生命自身充满哲学意味的探寻。我往生命的深处走，先是黑暗，更黑暗，然后有一束光，打在我的身上，我的眼睛一时无法适应，什么也看不清楚，那就是空吧。但过一会儿，前面的事物会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有山川有河流，有比大自然还大的自然，这也是空吧。空，作为一个汉字，能让我产生最丰富的联想，甚至可以把我的整个人生包括进去，我愿意这样被包括着，它构成了我对现实一种彻头彻尾的剥离和拒绝，降低我的悲剧性，让我的生活看上去还不错。我喜欢带有“空”字的汉词比如空虚、空洞、空旷、空想……它基本上可以指明我生命或生活的质感、深度、广度，和我发呆时的飞翔状态。具体到这个汉字，我甚至连它的另一个读音也非常喜欢，空，（kong，第四声）空出来的地方，我抽空干一些我想干的事情，别人不会知道。
问：有人称“中间代”的概念，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缺少逻辑学上的准确性。作为“中间代”中的一份子甚至支持者，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质疑？ 答：我不知道诗学上其他的概念是不是都是清晰的具有逻辑学上的准确，我甚至不认为诗学对于一个诗歌概念具有统治力。因为认识安琪所以知道了中间代，在我看来，这就是用一个词把一群被时代忽略的好诗人集结起来的诗歌动作。你可以质疑，可以不屑一顾，但从这群人中走出来的越来越多的诗人正用自己独具一格不可替代的创作展现出他们的不容置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我的朋友，我深知他们的实力，对诗歌的宗教般虔诚，和对历史的承担。我曾经说过，如果当代诗歌出现那种集大成的大师级人物，我更愿意把宝押在我和我的朋友们身上。
问：演员孙海英表示中国电影“离我很远，离我的思维很远，离我的生活方式很远，……百分之百不看”。你也是个“基本不看中国电影”的人，仅仅是没有想象力吗？那么对于电影而言，你的源头在哪里？在国外经典或大师那里？ 答：作为一个影视演员，孙海英迄今为止只给了我们一个”石光荣“的形象，几年过去了，他一直很石光荣，他为什么不看中国电影我不知道。我认为中国有许多比他更优秀的电影人正在用自己卓有成就的劳动，为当代中国电影在世界上赢得必要的荣誉。我不知道你对我”基本上不看中国电影“的判断来自哪里，事实上我看，而且看得比一般人要多。中国电影缺少想象力是不争的事实，这与我们的民族文化有关。孔孟以降，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天马行空了，我们拍得很苦，很蠢，很笨，但我们不会永远这样蠢笨下去，随着我，和像我这样的诗人、作家更多地介入影视制作，中国电影飞起来的那一刻指日可待。我自今还没有拍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就电影而言，我技术上的源头在西方，我要表达的思想只能来源于我们自己自身的传统，我们民族所有好与坏的文化，都会成为我创作的动力和向世界表达的底气所在。
问：当下中国导演，动不动用性来表达情感，那么你呢，有没有更高明的表达方式？ 答：用性来表达情感，不独为中国导演所爱好，最好最充分地表达还是西方的大师们，就这项工作而言，中国的导演都还是学生。因为不善于，所以频繁使用。性与情感可以浑然一体，也可以背道而驰。坏的表达对性和情感都是一种亵渎，而好的表达我们还没有学会。除了性，肯定还有其他好的方式来表达情感，但高明与否因人而异。我希望在我以后的影视创作中，能找到西方人还没有学会的表达方式，让中国电影的情感话语感动全世界。性是一个大的课题，又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更多的时候我享受它，而不考虑用身体以外的方式表达它。朋友们认为我是一个性情中人，希望有一天我能拍出性情中的电影。
问：你说过，“谈论顾城，要求自己不动感情，我做不到。”你对顾城“动感情”是以诗人的名义还是导演的名义？如果以导演的名义，那么，想必顾城“分不开生活和诗的意境”以及他固有的戏剧性的人生感动了你吧！对于像顾城这样一个好“演员”，你如何在银幕中塑造？如果要选演员，你会选谁去“担当”这一角色？ 答：香港好像拍过一部关于顾城的电影，我没看过。如果有一天我有足够的能力确定自己的选题方向，我会拍顾城、拍海子，他们都是我的诗歌兄弟。我把他们的苦难和所有的戏剧性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们那些美好的诗句是支撑我走得更远的一连串基石。我感谢并敬重他们，不管他们以何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都不妨碍我对他们的一往情深。我祈祷那一天早点到来，我用我的镜头来讲述顾城和海子的故事，那将是中国电影界一个时代的开端，和另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不同意你“顾城这样一个好演员”的说法，其实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主动或被动地扮演着命运分配给我们的角色，这种分配是那样的强横，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得硬着头皮演下去。主角、配角、英雄、反派……都是被规定好的，那剧本不是出于凡人之手，当然，大多数人只能是观众，那也是舞台所需要的一部分。以此来说，顾城恰恰不是一个好演员，他以自己巨大的天赋和才华，似乎要走出命运的规定角色，那挣扎酿成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这再次说明，最伟大的天才也不能走到命运的外面来言说自己的人生。至于如何在荧幕上塑造，就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让谁去担当他们的角色这个问题也是在这之前就开始让我苦恼的事情，起码在现在我所知道的中国演员中，还挑不出一个能在荧幕上还原他们的人选。让我们一起等待吧，让造化和机缘成全我们。
【生活与梦想】
问：你属虎的吧，长发飘动，有一副虎相。但“巢诗”写多了，也有了一副“巢相”，“巢相”中又时时透露出一股“巢气”，抑或“认真、腼腆、低调”。一个人从一出生就开始结识自己，可许多人至死也认识不清自己，那么你呢？ 答：是的我属虎，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虎，万兽之王，前额上那与生俱来的“王”字决定了它的用武之地，高深而广阔。所有的痛苦、磨难和光荣，都在这个字里。年轻时我“很虎”，锋芒毕露，伤害了别人自己却浑然不觉。我是从到北京以后开始换种姿态生活，一天天做到了你所说的“认真、腼腆、低调”，这也是我在这个都市里能够轻易地生存下去的原因。说不清楚我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点点认清了自己，但我的确上小学的时候就目睹了死亡。我的学校离火车站很近，有一天火车又轧死了一个人，同学们闻讯赶过去围在四周，但没有一个人敢去掀掉盖在死人上的那张芦席，我走过去，掀开它并长久地凝视着那刚才还活着的人，现在已经与阳光、风，以及世上一切毫无关系了。那是个中年人，我猜想他应该有家庭、爱人和孩子，也许还怀抱着许多未实现的梦想，但现在都与他没有关系了。就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打量命运，和这个我注定要离开的世界。并从认识它们开始，一步步地接近自己。活到今天我敢说，我已经知道我是谁。相对于那些“至死也认识不清自己的人”，我是幸还是不幸？如果人生真如梦，梦到死与中途醒过来，哪一种更有福呢？今天的我依然“长发飘动”，但年轻时的虎气只在酒桌上重现，酒桌下的我安静而慈祥，对，慈祥，我喜欢这个词。如果有人因此而说我老了，我也不想申辩。这是你所谓“巢相”的核心部分。
问：安琪在《诗歌月刊》下半月终刊号的文章中说你有刘邦风度，就是能“将帅”的那种，这一点你是否认可？如果要你选择，你内心想当韩信还是刘邦？据说你是一个具有浓厚的英雄主义情结的人，可听说你还是对任何人不会造成伤害，或威胁，这恰恰会使他人反过来对你“造成伤害，或威胁”，你认为这是你的优点还是缺点？ 答：每一个男人都做过英雄梦吧，区别可能在于多数人做做，就放下了。而像我这样的人，死心塌地地做，即使当不成英雄，也总在想往英雄的路上。安琪说我像刘邦，一家之言吧。其实我既不想当刘邦，也不想当韩信。我更倾心于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他们，都是悲剧人物，但也都是真正的大英雄。我是一个很小就已经绝望的人，因为我知道，人总是要死的，所以我不会轻浮地按照人们的意志活得像那么回事。也不想成为一个公认的世俗意义上的英雄。对了，如果可以往西方扯，我欣赏拿破仑，堂吉诃德，和佐罗，尽管他们永远也不会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诞生。一个“具有浓厚的英雄主义情结的人”，为什么非要对别人造成“伤害或威胁”呢？不伤害不威胁，才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所必须具备的气度和修养。当然，也许我的存在，我活着，对某些人和某些事物就是一种伤害和威胁。我享受这种没有被证实的“也许”。有能力伤害和威胁别人，和你真的去伤害和威胁别人，是两码事。也可以这样说，一个人能够坦然接受别人的伤害和威胁，需要具备强大的承受力，如果你足够强大，所有的伤害和威胁对你，等于零。我希望我周围的人们都不会因为我的存在而感到不舒服。遗憾的是，事实并不如此。至于那些从未接触过我的人，我生命外面的人，他们愿意把我想象成什么样的人，随他们的便。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惊讶地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者从来就是我连防人之心也没有。这可能是我容易被伤害的根源所在。
问：英雄离不开美人，也离不开美酒。你心目中的美人标准是什么？试想一下，如果你的完美人生缺失了美酒，生活将如何倾斜？ 答：英雄，美人，美酒，这是一个标准答案，更多时候只存在于虚构之中。事实上的英雄，可能既没美人，又不善饮美酒。英雄不是一个模子做出来的，虚构出的英雄离不开美人与美酒，现实中的英雄，没有美人与美酒，也可以是英雄。当然，我喜欢美人和美酒。他们使我的生活具有了观赏性，和难以言表的幸福。这种“幸福”与常人所说的幸福无关。无法想象，如果美人和美酒都从我的生活中退场，我还有没有兴趣在这个越来越坏的世界上苟活下去。爱美人，饮美酒，都需要能力，我说过，爱是一种能力，可以和酒量相提并论。仅仅有喝的胆量还不足以深刻而全面地体会美酒之美。当然，我的生活不缺少美酒，但我的人生从来没有完美过，也不可能完美。有一天，我会爱不动了，也喝不动了，那就到了我收拾行装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了。我不想活到风烛残年，我愿意在与美人和美酒恋恋不舍之后，安乐死。
问：梁小斌曾经描述你北京的住所，“房间里摆放着观音，老巢在案前跪坐了很长时间后就开始伏在桌子上写诗，他在写些什么呢?”信仰对你来说，是必修课吗？在“在案前跪坐”的时候，你一般在想些什么？忏悔？祈祷？求财？还是讨好运呢？ 答：和佛的缘分说来话长，起初仅仅是个简单的动作，日积月累我一天天修正了在佛前的姿势和态度。现在每天起床后我的第一件事是，洗手，上香，拜佛。我到底在求什么呢？好像什么都求了，又什么都没求。只是重复那样一个动作，接下来的一天我会活得踏实，因为我知道我的心放在哪里，对了，我拜佛就是给自己这颗被伤了无数次的心找个老巢吧。
问：在你拍的片子里，有多少属于自己的影子？ 答：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在你以后所拍的片子里，会有多少属于自己的影子？因为迄今为止，我拍的片子实在太少，还没有一部是我真正想做并完全按照我的意愿完成的。我只是坐在监视器前，看。
问：画家吴冠中曾经劝孩子不要学画画，认为诗人美术都不是职业，你认为呢？许多人很羡慕导演这个职业，认为这是男人最美好的职业，你怎么看待？ 答：诗人当然不是职业，但画家在如今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已经很职业了——可以挣很多钱，过很富裕的生活，当然就是个好职业。很多人羡慕导演这个职业，是因为他们没有做过导演，是对这个职业的想当然，在我所从事过的工作当中，导演最辛苦，很像个包工头，既要动脑筋，又要出体力。所谓男人最美好的职业在我看来，只可空想，不能实干。如果把“职业”换成事业，我愿意重复我和三坡经常说的一句话：爱女人是男人最美好的事业。
问：谈到最近杀青的20集电视剧《兵团往事》时，你说：“选择拍摄这部戏，我想以我的方式去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到底缺的什么。”我想问的是，你所说的“以我的方式”是指什么方式？“我们现在到底缺什么？”答案你找到了吗？ 答：我的方式就是以一个诗人的情怀和立场去解读一个普通的永恒的母题，并试图给最庸常的生活以诗意。我们现在到底缺什么？当然是信仰。《兵团往事》讲的是建国初期的故事，那时候的物质条件极度恶劣，工作与生产的环境几乎是非人的，但我要求我的主人公的脸上必须洋溢灿烂的笑容，就像那个时期的老照片所呈现的那样。那笑容就是被信仰光芒所照亮的。今天的人们再不会住地窝子、土坯房，也不会为吃一顿白米饭而兴高采烈，他们有房子有车，连肉都不想吃了，但他们的脸上却是一片茫然。他们因为没有精神上的家园安置自己的心灵而活得像一个个影子，一阵风就可以吹灭。经常让我想起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一句诗：我悲哀地看着我们这一代人。说到底，我的悲哀也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我可以找到答案，但我无力解决问题，我希望用我更多的作品来呼唤更多的朋友们一起去把我们丢失的信仰找回来。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是没希望的。当然，我这里所说的信仰，不是由镰刀、斧头和血染的旗帜组成的。
问：你拥有一个诗人的团队。你的合作者卧夫、安琪、刘不伟，也都是诗人。这样一个团队，有什么优势，有什么劣势？你选职员或合作者的标准是什么？ 答：这个团队现在又有一个诗人加入，他就是我从燕山请下来的何三坡。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都是些好诗人，诗歌在我们之间建立起一种不是亲情却类似亲情的亚血缘关系，大家像一家人，有一个温暖的诗意盎然的气场。其中，不伟是我来北京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与安琪认识也近十年，我们还在一起不能不说是一种机缘。对了，我与他们不是老板和职员的关系，是朋友，是合作者，是随遇而安，如果以后我们做出了我们想做出的伟大的事情，那就可以称之为风云际会。把上面的话反过来说，就是我们的劣势吧。
问：刚拍完片子，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写作上呢？ 答：如果条件允许，接下来我想一口气多拍几部电视剧或电影，当然我更想拍电影。我希望能有时间自己好好做个剧本。当然还会写诗，在我活得不够有诗意的时候。更多的计划我听命运的安排。我相信，那些必须由我来做的事或者说必须由我来完成的事业在前方等着我。我已经隐约看到它们最初的光芒，需要一个地平线吧，让它们升起。
问：最后一个问题，谈谈你对宁夏诗歌的看法。 答：前不久我去甘肃平凉，并有幸踏上宁西境内泾源县的土地，对那里的风土人情印象深刻，泾水之源的老龙潭必然将成为我诗歌与影像的新版图。对宁夏诗人和诗歌我有种类似于家族式血脉般的认同感。至于更深入的看法，再给我些时间吧。 | 
发表于 2012-10-25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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