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强：有重量的写作——论朵渔
在当今这样一个“娱乐至死”、“不可承受之轻”的时代，严肃的、沉重的东西越来越稀少了，于诗歌而言也并不例外。当下的诗歌几乎是在往浮浅、轻快、直白、世俗的方向上一路狂奔，它“与时俱进”，成为时代浪潮的随波逐流与推波助澜者。诗人们大都已经放弃了精英身份，“与民同乐”，成为了语言或生活中的“享乐主义者”。当然，总有例外，仍有诗人与这个时代保持了足够的距离，对当今的时代生活进行着冷静的审视、反思、批判，他们拒绝轻歌曼舞、粉饰太平，拒绝醉生梦死、浑浑噩噩，显示了一种“异质性”：在一个“快”的时代，他们体现了一种“慢”；在一个“轻”的时代，他们显示了一种“重”；在一个“大”的时代，他们有意识在追寻和表达一种“小”……应该说，这样的诗人可能是更知悉诗歌之真谛的，他们的写作也是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从严格意义来讲，这种“异质性”的诗人在当下为数并不太多，朵渔应该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这里面有他诗歌文本的成熟度、创造性方面的原因，也有他独特的价值立场、精神追求等方面的原因。朵渔的诗歌以及物性、现实感、不妥协、不合作、自我意识、自我审视等为主要特征，在我看来，他的诗歌显示了一种“重量”，他的写作是一种有重量的写作。这种重量既是生活所强加给他的，也是他自我加码、自觉承担的，这种重量既体现了一种价值观、精神追求，也体现了一种写作的伦理。
从身体出发
谈论朵渔的诗歌不能不谈到“下半身”，一定意义上，朵渔是从“下半身”诗歌开始而广为人知的。虽然到目前为止对“下半身”诗歌的评价仍然毁誉参半，而且是毁者多、誉者少，但其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仍然并未得到应有的认知。这里面在我看来最关键的一点是，“下半身”其实昭示了世纪之交以来“身体观念”的苏醒、转变。随着社会的转型、文化空间的分化和消费主义氛围的日渐浓厚，长久以来备受压抑的人的身体重新复苏并“蠢蠢欲动”，以破除禁锢于身体与心理的枷锁，寻求欲望的正常抒发，争取“身体”本身的合法性。“下半身”诗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这应该是观照它的一个前提。在中国长期的禁欲文化传统中，“身体”一直是一种遮遮掩掩、欲语还休的存在，它从来不具有光明正大的身份，而只是实现某种抽象理念的工具（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但这实际上又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思想钳制、精神奴役、社会管控的一种手段。身体从来并不单纯，它被多重因素所征用、开垦、改造，而“下半身”诗人所做的，可能恰恰是通过张扬“下半身”（身体）的活力、野性而唤起人们的身体意识，重申身体、肉体之美，并对附加于身体之上的伦理道德内涵与意识形态因素加以祛魅，恢复身体的自主、自由，追求一种新的感受、思想与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其意义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
朵渔在2000年《下半身》甫出现时如此阐述其诗歌追求：“向身体的无保留的回归，关注我们的肉身，关注我们的感官的最直接的感受，去掉遮蔽，去掉层层枷锁……”，“下半身写作，首先是要取消被知识、律令、传统等异化了的上半身的管制，回到一种原始的、动物性的冲动状态；下半身写作，是一种肉身写作，而非文化写作，是一种摒弃了诗意、学识、传统的无遮拦的本质表达，‘从肉体开始，到肉体结束’。”⑴这种诗歌追求显然并不是孤立的，它有其发生的语境与基础，比如“第三代”诗人的于坚便在同样写于世纪之交的诗学随笔《诗言体》中说：“诗自己是一个有身体和繁殖力的身体，一个有身体的动词，它不是表现业已存在的某种意义，为它摆渡，而是意义在它之中诞生。”“没有身体的诗歌，只好抒情言志，抒时代之情，抒集体之情，阐释现成的文化、知识和思想，巧妙的复制。我理解的诗歌不是任何情志的抒发工具，诗歌是母性，是创造，它是‘志’的母亲。”⑵这两者显然是有相似性的，内在精神是想通的，也反映了对当时诗歌界某种状况的不满和对另一种状况的追求。“身体”意味着原生、本真、创造、自由，它对于诗歌具有重要的作用，朵渔在回顾“下半身写作”时强调了它的关键词——“自由”：“‘下半身’的提出缘自一种对诗歌新精神的自由探索，这种探索不是题材上的，可能从来不是题材上的，而是一种新风格、新路径，意在摒弃或推翻所有臣服的、束缚人的诗歌形式，享受那种创造全新诗歌境域的、激动人心的写作上的自由。”⑶这种“自由”可能才是“下半身”写作最为核心的特征，它打开了幽闭已久的身体空间，解放了被压抑已久的身体能量。应该看到，“下半身”绝不仅仅是“性”，而应该是“身体”，虽然性话语、性书写确实是其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而且有的诗确实格调不高，有哗众取宠之嫌，但这更多是在“度”的把握上存在问题，其内在价值与意义却不应被忽略。如评论家谢有顺所指出的：“（‘下半身’）这里面有着强烈的反抗意义，也包含着很多有价值的文学主张，它既是对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反身体的文学的矫枉过正，又是对前一段时间盛行的‘身体写作’中某种虚假品质的照亮。”⑷作为“下半身”诗歌的命名者，朵渔的诗似乎是“下半身”群体里最不“下半身”的，但另一方面，作为核心成员，他又是深谙“下半身”诗歌精髓并将之体现得最为明显的诗人之一。
朵渔的诗歌一直是有“身体”存在的，这个身体既有情欲的、欲望的成分，也有感受力、行动力的成分，还有反抗的、拒绝宰制的成分，体现着多重、复杂的内涵。在《野榛果》中，作者主要写了青春期“小兽般的冲动”：“在越省公路的背后,榛子丛中/我双手环抱她薄薄的胸脯/一阵颤抖后,篮子扔到地上，野榛果/像她的小乳房纷纷滚落/她毛发稀少，水分充足/像刚刚钻出草坪的蘑菇”，这种冲动充满诱惑、不可捉摸，“而快感却像/地上的干果，滚来滚去/坚硬但不可把握”。这首诗写出了身体的隐秘冲动，而《妈妈，你来救救我……》则写出了身体的切肤之痛：“临近中年，前程在折磨我/能够放弃的已经不多，能够得到的/均是未知。昨夜的一次占卜/也在瞬间变得暧昧/如这场大雨，模糊了玻璃，看不清/里面的白，外面的黑/妈妈，你听到那知了的叫声了吗？/那么急迫，像是一场崩溃……”，这首诗表达了内心的某种“绝境”，将最真实的自己袒露了出来，却表达了一种具有共通性的情绪与处境，具有感人的力量。再如《日全食》，通过父亲的身体看到了时间对人的改变，并使“我”产生了深深的触动：“他不行了，白发覆盖了他，/不再似当年连夜往安徽贩大米，/把发情的小母牛按倒在田埂上。/他将铁锨扔向井台/拉开了栅栏门，在他身后/是一大片的田野和极少数的鸟群/整个村庄都保持着沉默/只有很小的阴影跟着他/那是谁投下的目光呢？/我抬头望天/一轮黑太阳，清脆、锋利，/逼迫我流下泪水”。我们看到，朵渔的诗是将肉体与灵魂、形而下与形而上进行了较好结合的，如他自己所谈：“肉，在生活里慢慢成长，丰满，散发着异香，那是灵魂的栖居。我们要为肉而写作。”“‘沉重的肉身’并不排斥灵魂的参与，这是一个常识，身体参与我们的写作，灵魂亦自在其中。”⑸这样的写作路向无疑属于写作的正途。在这里之所以强调诗歌中的身体性，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太多没有身体、无病呻吟、自欺欺人的写作。而对朵渔而言，“身体”是一个起点、出发点，它意味着及物性、可靠性、有效性，同时也是对诗歌写作中的知识化、理念化、游戏化的一种抵制和纠偏。
说出时代的秘密
当今社会已经形成极其严密的控制体系，每个人都只是整体机制中的一部分，它已形成强大的惯性，如一头蛮不讲理横冲直撞的钢铁怪物，人们只能在它的缝隙中生存，却很难对之做出改变，更不可能完全逆转、脱离它。绝大多数的人们对这一状况早已习焉不察，失去了判断力与想象力，以为这是“从来如此”、天经地义的，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是高度认同了不尽合理的机制，并将之凝固化、合理化了。这样的控制体系、权力关系无时、无处不在，构成了每个人的现实生活，构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正所谓无处不政治、无处不权力。面对这样的状况，可悲的是许多的人们不但不自知、自重，反而生出了对“政治”（广义而言）与权力的无限崇拜与热爱。朵渔曾对此论述道：“一种厚颜无耻的信念也正淹没一切，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在。这不再是一个天才当道的世界，一切均在权力话语之下心悦诚服。专制和势利也渗透进诗人的肌肤，一个时代的诗人群体变得浇薄、谬戾，”⑹而朵渔，在我看来是最为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暴力，并对之进行了冷静的审视、深刻的剖析、强烈的抨击的诗人，至少就我视野所及，在年轻诗人中似乎无出其右者。他如同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一样，以一种陌生的、本真的眼光重新打量这个世界，做出了许多令人惊奇的发现。其实，这原本是诗人的题中应有之义：诗人应该以绝假纯真的“童心”、“赤子之心”来看待世界，他是拒绝成见、拒绝意识形态灌输的；诗人应该是“众人皆醉”中的那个独醒者，也应该是在普遍的黑夜与黑暗中最早睁开眼睛寻求光明的人；诗人是“异动者”，他不与大众在一起，却往往能够为之提供价值观与标准、尺度、方向……尤其是在当今时代的中国，在“成功学”笼罩的主流价值观体系之下，诗人的姿态与立场更是值得辨析。许多的诗人成为了“成功人士”，更多的诗人在为“成功”而努力奋斗，当然也有的人自知“成功”无望而自暴自弃、自甘堕落，但“成功”无一例外是他们的梦想，是他们内心所认同和追求的。但是，也有诗人为了个体的自由而从这个体系中脱身而出，自觉选择做一名“失败者”、边缘人。朵渔曾经有一份“体制内”的工作，这是一份足以保证衣食无忧并且能够满足某种“虚幻的价值感”的工作，但后来朵渔却主动辞职，与体制内身份挥手作别。朵渔在一次演说中说：“（我爷爷）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端上一个公家的饭碗。我后来的确端上了这样一个铁饭碗，但最终我还是亲手把它砸了。我不是讨厌碗里的饭，但我讨厌盛饭的碗。”⑺关于“饭碗”与“体制”，他在另一次访谈中说：“不能为了一口饭吃而无耻到底。我们曾经历过的那个集体生活真是太奇怪了，有多少恶的质素从中滋生啊。一个长时间陷入集体中的人，会被一种特殊的状态同化，集体的毒汁会杀死全天下的蝴蝶。这是一个非人的、完全不可理喻的体制，能在这个体制里如鱼得水的家伙都是天才。”⑻他对于“体制”的拒绝无疑是值得人们深思的，而扔掉这样一个吃饭的“碗”固然不一定意味着道德的高尚，但其立场和勇气的确非常明显呈现了出来，尤其是在绝大多数的人（包括诗人）削减了脑袋而向体制献媚、邀宠、投诚的情况下，其间的对比不能不说意味深长。
《妈妈，您别难过》这首诗大概写于朵渔辞职后不久，他写出了当时内心的挣扎与艰难，具有真实、迫人的力量：“秋天了，妈妈/忙于收获。电话里/问我是否找到了工作/我说没有，我还呆在家里/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所有的工作，看上去都略带耻辱/所有的职业，看上去都像一个帮凶”，“工作”而成为“耻辱”，“职业”而成为“帮凶”，初听起来或许让人大惑不解，然而仔细想来却又让人颔首称是，在重重的权力关系面前，“耻辱”与“帮凶”何曾稀有，分明就是一种普遍现象。诗中接着说：“妈妈，我回不去了，您别难过/我开始与人为敌，您别难过/我有过一段羞耻的经历，您别难过/他们打我，骂我，让我吞下/体制的碎玻璃，妈妈，您别难过/我看到小丑的脚步踏过尸体，您别难过/他们满腹坏心思在开会，您别难过/我在风中等那送炭的人来/您别难过，妈妈，我终将离开这里”，“您还难过吗？当我不再回头/妈妈，我不再乞怜、求饶/我受苦，我爱，我用您赋予我的良心/说话，妈妈，您高兴吗？”这里对“体制的碎玻璃”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有爱、有恨、有愧，在个体事件的叙述中包含了极丰富的内容。诗的最后以一个个人化的细节结尾，却极具深意：“就像当年，外面下着雨/您从织布机上停下来/问我：读到第几课了？/我读到了最后一课，妈妈/我，已从那所学校毕业。”我们看到，“已从那所学校毕业”的朵渔走在了一条更艰难，但也更具价值感和可能性的道路上。
长诗《高启武传》在我看来属于那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作品，它将个人与社会、过去与现在、诗与史进行了高度的融合，有着极丰富的历史容量与审美内涵。这首诗既写出了个人的悲剧化生存和命运，又折射了数十年民族国家的曲折历史，并通过“我”的视角对之进行了审视与反思，见微知著、鞭辟入里，所以它在近年产生较大的影响是毫不足怪的。《高启武传》全诗分五节，以河堤记、翻身记、粮食记、牛棚记、墓边记为题，选取了爷爷一生中若干重要的节点进行叙述，同时在每节之前有文言序文，这与鲁迅《狂人日记》的文言小序有同工之妙，都具有复调的特征，为作品增加了厚度与张力。全诗通过对一个卑微的小人物的书写，同时呈现了数十年来社会、政治的翻云覆雨、波诡云谲，写出了人、人性在重压下的退缩、变异、挣扎，在不经意间呈现了一部“大历史”，这是以人为本位的历史，也是被忽略、被遮蔽、被忘却的历史。这首诗还让我们看到，现在的诗歌仍然具有记录历史、反映现实的功能，或者说，诗歌仍然是具有成为“诗史”之可能的。
在朵渔的诗歌中，对意识形态规训的机制与表现有着集中的书写，其中的诸如开会、会议、档案、书记、校长等可以作为“关键词”来进行解读：
黄鹂结束了，/蚂蚁在持续。女生结束了，/校长在持续。/我告诫自己：上山/要多走弯路。深山结束了，华南虎/在持续。姓王的刽子手结束了，姓江的/在持续。（《多少毒液，如甜品……》）
某种危险潜藏着/书记们在楼上开会（《滴雨巷》）
冷空气正在北方开着会议，我等着/等着你们给我送来一个最冷的冬天。(《冬天来了》）
啊，校长先生，请为白云另起一个名字。/两个小偷急转身，相互撞伤了头，对视一笑，走开。/我是不是该满面羞红去跟书记认个错？（《愤然录》）
我出借过三十年光阴/五千张纸条，三篇悔过书/两封告密信//一瓶红墨水。//他们还给我一份/档案：“该同志……”（《该同志……》）
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朵渔对意识形态的规训与控制极其敏感，他从人们最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地方，却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揭示了在温情脉脉的生活表面所暗藏的专横与暴虐。以“开会”而言，它是如此普遍，几乎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通过朵渔的诗句，我们却可以观察其中话语权力的问题，作为“统一思想”的手段，它可能同时意味着单一体系的强行推广和大面积覆盖，而同时伴随的是多样性的丧失和个体意志的泯灭，如此的发现显然是足以让人震惊的。朵渔的诗正是通过这种对寻常事物的重新审视而让人们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对生活中暗藏的权力关系的揭示，对时代精神状况痒处与痛处的触摸，以及对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不公、不义、不合理、不自由的书写，的确说出了这个时代的诸多秘密。这些秘密有的是为人所知，但却不敢说、没有勇气说的，还有的则是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为人们所习焉不察的。朵渔的诗由于这种对于秘密的言说，而具有了超出风花雪月、寻常日用的意义，体现出当今时代诗歌写作中并不多见的启蒙特征，以及强烈的人文性与批判性。
直面内心的深渊
如果说外在的世界是一个永远无法穷尽其奥秘的谜的话，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同样也是深不可测、无法捉摸、不可穷究的，甚至可以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座深渊。人的内心充满了矛盾、焦虑，总是处在变化、动荡、犹疑、幻灭之中，人的一生其实是在跟自己的较劲、斗争中度过的，每个人的最大敌人正是他自己。当然，不可否认有的人的确显得“通体透明”，似乎全无矛盾与焦虑，但这种情况要么是一种伪饰，是虚假的自欺欺人，要么则是一种回避，是不敢正视自己，不敢与真实的自己交锋，不敢面对内心深处的自己。面对深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人小心翼翼，绕道而行，有的人浅尝辄止、退避三舍，还有的人则毫不回避、勇往直前。对以人的精神、灵魂为业的作家、诗人来说，忠实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说在古典时代“人”还有着整体性，内心的深渊特征尚不明显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人的整体性已然失去，个体已然分裂为碎片，此时作家、诗人面对这种深渊处境并由此出发进行思考与写作已经成为一种必然，非如此已经失去了真实性和有效性。在一定意义上说，对“人之死”、对内心深渊处境的应对体现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方面，我们看到，朵渔的诗是直面内心深渊的，他既显示了勇气，也显示了自信与智慧。
直面内心、自我与直面时代、社会其实是统一的，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说出时代的秘密需要勇气，直面自身的软弱、怯懦、犹疑同样需要勇气，走到社会的对立面显示了个体的独立立场，走到自身的对立面，进行审视与批评同样也显示了不自恋、不伪饰的个性。在朵渔的诗中，自我的形象从来不是“高大全”、“伟光正”的，而往往是充满了矛盾、疑惑、焦灼、自否的，他的诗往往有一种内在性、多面性、矛盾性，它并不“提供”答案，不是给出特定的论断，而是引发人的思考，打开问题的可能性。在《最近在干什么——答问》中，他写道：“最近在思考。呵呵，有时候也思考/思考本身。这正是悲哀的源头/也就是说，我常常迷失于/自设的棋局/有时想停下来，将这纷杂的思绪/灌注进一行诗，只需一行/轻轻道出——正是这最终之物/诱惑我为之奔赴。”这种“自设的棋局”所显示的正是其内在、自省、反思的特质，它赋予了朵渔诗歌以深度和丰富性。也正因为有了这种过程，那“最终之物”才更可靠、更有价值。在《都不是》中，他列举了种种的“不是”，这实际上便是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一种体现：“十月，雨不是。十月不是。我在雨中/走了很久，那恋人般痛苦的滴落不是。/早秋不是。鸽子不是。汇进合唱里的尾音/不是。杀手不是。刺客不是。小巷深处的夕照/不是。斧头不是。爱上斧头的镰刀不是。冷不是。/库存的爱不是。二楼阳台上的孤独不是。微茫不是。/厌烦不是。雨中的烟花不是。消磨在啤酒桌上的灰尘/不是。欠债还钱不是。赶鸭子上架也不是。/孤松不是。岸柳不是。康梁不是。帕斯卡尔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我父亲的烧酒不是。”如此等等，作者一方面是在寻找种种的可能性，而同时又指出了限度，做出了否定性判断。这首诗的最后写道：“文学不是。/包括伟大的文学。稻草不是。内心的平静不是。/通往深山里的拖拉机不是。有一次我在一片林间空地/发现一束从雾中折射的光，充满了忧伤与宁静，我以为/那就是了，其实也不是。都不是。”作者并没有指出什么“是”，这种“是”或许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而种种的“不是”显示的则是一种过程，一种态度、立场。
朵渔打开了自我的内心世界，呈现了一个多向度、多层次、有内在复杂性的精神主体。这是一个有勇气，并有持续的自我反思、自我修复能力，因而能够不断抛弃旧我、不断前进的个人主体。这样的主体在当下的语境中似乎是越来越少了，许多的人动辄以“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态自居，一味的“一往无前”、“高歌猛进”，孰不知暴露的却是自己的浅薄与无知。朵渔的直面自我同样为他的诗带来了一种沉思、内敛的品质，有内在的张力，有丰富的理解与阐释空间。在《2006年春天的自画像》中，他写道：“我，一个幽闭的天才/从冬季燃尽的烟灰里/爬起来，捞出被悲哀浸泡的心/晾晒。已经/很久了，我习惯于这样/透过一扇窗，看天气/不再咬牙切齿地写诗/诗的虚伪，诗的狭隘/诗的高蹈和无力感/已败坏了我的胃口，让我/想要放弃”。同样的由于这种自我反思，使朵渔在汶川大地震中写下了那首广受好评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这首诗最为特殊的地方，便在于跳出了一般的沉溺于悲痛、抒发本能情感的写作路向，没有停留在自我感动、自我安慰的层面，而是更进一步，发出了自我何为、诗歌何为的反思与追问。面对巨大灾难，任何血肉之躯的个体都是渺小、软弱的，这是人、人类无法改变的宿命，而由语言、文字构成的诗歌尤其显得无能、无力，因为它并不能阻止哪怕一块砖石的落下，也不如一片面包、一杯水能够给予生命直接的救济。但是，写出这种悲哀、无助、无力的处境，这本身又是有力量的：“今夜，我必定也是/轻浮的，当我写下/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今夜，人类的沉痛里/有轻浮的泪，悲哀中有轻浮的甜/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轻浮如刽子手，/轻浮如刀笔吏。”这种力量体现在，意识到自身的无能、无力可能恰恰是力量的源泉，正如知晓自身的无知其实是智慧的起点一样。人的宿命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向死而生、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清醒的自我反思、自我意识体现的正是人类的可贵、伟大之处。
朵渔有一篇诗学随笔《羞耻的诗学》，其中说：“我认为‘羞耻’也可以规范一个诗人，我愿意修行一种‘羞耻的诗学’。知耻，方有勇，方可与虚荣对抗一阵。生而为人即知耻，生而为国人就更应知耻，生而为诗人那就是耻上加耻。”⑼这种羞耻感，给了朵渔以勇气，也给了他以智慧，使得他无论在面对时代、面对庞然大物时，还是面对自己、面对晦暗幽深的内心时，都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立场，并且具有了强大、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力量。这种羞耻感于诗人而言是一种自我要求和自我修养，于诗歌而言则体现了一种写作的动力和伦理。
“民间知识分子写作”
在当今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诗人的身份或立场并非是一个不重要的问题，以何种姿态面对世界、面对生活，往往制约甚至决定了其写作的价值与意义。在这其中朵渔所提出的“民间知识分子写作”的说法我认为很有深意，颇值得分析。在一次访谈中，朵渔说：“在‘民间’和‘知识分子’最为对立的那两年，有人问我属于哪一派，我说我是‘民间知识分子写作’。”⑽在我看来，“民间知识分子”确可代表诗人朵渔的身份与立场，体现了他的自觉追求。
“民间”与“知识分子”之所以在1990年代的诗歌界成为两个对立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它主要的并非源于价值立场、美学取向的不同，而更多是由于两拨人之间话语权力的争夺和具体人事的矛盾纠葛。究其实，这两者并不应该是对立的，很多方面甚至还是统一的，比如，民间能够为知识分子提供安身立命的所在，而很多的知识分子不但身处民间，其价值立场也是民间的、独立的，等等。“民间”一般而言与“官方”、“体制”、“权力”相对，它是一种拒绝宰制的自由、自主的空间，具有如韩东所论述的独立精神与自由创造品质⑾。真正的诗人应该具有民间立场，或者说应该是有民间性的，因为如此他才能尽可能避开权力的笼罩与异化，与之保持距离，对之进行审视，也才能具有悲悯之心、温润之爱，写出具有生命力、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的作品。另一方面，则是“知识分子”的问题。如萨义德所指出的，“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⑿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代表公众说话的人，或者说是代表公众而向权势、权力叫板的人，他是社会的一种纠偏、校正的力量，是社会的良心。诗人与知识分子之间是一种独特而微妙的关系，有的诗人身上知识分子的特征较为明显，有的诗人则并不明显。但总的说来，诗人至少不应该拒绝知识分子的属性，这种属性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一种“公共性”，也就是说，他代表着社会的良心，应该站在广义的“人”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应该代表“每个人”来说话，而不是囿于一己之私自说自话。这一点正如朵渔自己所说：“我尊重同行们的各种创造。但我觉得，只要在这个时代还有那么多苦难和不公，还有那么多深渊和陷溺……那么，诗人的任何轻浮的言说、犬儒式的逃避、花前月下的浅唱低吟，就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情。”⒀这种“公共性”无论对于诗人还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都是共同的。诗人身上的“知识分子性”其实是对其写作品质与意义的一种保障与提升，如评论家张清华所指出的：“（我）认同和赞美诗歌对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与道义承担，因为诗人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个民族最核心的知识分子——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和精神，主要即是由诗人来担当的。不论他是用口语还是雅语，住在京城还是外省，显赫于世还是流落民间，我们需要和看重的是他身上的‘知识分子性’，而不是他的外表身份。”⒁实际上，在当今情况下，许多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已经丢失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与灵魂，要么成为了权力体制的一部分，成为同谋、既得利益者，要么则攀权附贵、卑躬屈膝、歌舞升平，成了犬儒、帮闲。真正的知识分子虽未绝迹但确实已成“珍稀动物”，在当下的中国其实更有必要追问：“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弗兰克·富里迪语）在这样的情况下，朵渔民间知识分子的选择，便不能不令人钦佩了。“民间知识分子写作”是朵渔对于自身的清醒的定位，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要求，这一身份认同或许显得有些另类，但实际上本应属于写作的“常识”，这一道路肯定不无艰难、不会平坦，但却前途远大、昭示了一种全新的可能。
这种“民间知识分子写作”的自觉追求与身份特征，也赋予了朵渔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比如，他可能比许多的知识分子更像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也比一些学者、评论家更为接近真正意义上的学者、评论家，此外，他可能还是一位当今时代已经稀有的思想者、思考者，一位勇者、斗士……他的精神疆域之丰厚、深沉、高迈，他的精神自省与持续成长，他的勇毅与坚韧，不但在当今的诗人中是特别的，在当今的知识界也是有着特殊意义和代表性的。诗歌写作成就的高下，归根结底还是诗人人格、境界、视野、胸怀的比拼，与此相比，诗歌的技艺、修辞、语言方式、美学风格，虽然必要，但其实是基础性、低层级的，无关大道。诗歌，归根结底是与价值观、思想观念相关联的，否则，至少其意义不大。而在价值观的问题上，朵渔及其诗歌，应该说已经初步显示了一种新的价值观的雏形，他有一篇文章叫做《真正的影响力取决于价值观》，其中说：“我认为，一种文化或文学的国际传播力，取决于它所提供的价值观，而非一国之经济或武力。如果你输出的价值观不能为世界人民所接受，再强大的经济和武力可能都于事无补。”⒂这是就大处而言，而同时应该看到，朵渔的写作一直是有其自我定位和独特追求的，价值观的问题其实是朵渔写作中最具价值和意义的核心问题。
朵渔谐音“多余”，据说这是其被选作笔名的原因。朵渔大概很早就知悉了人的悲剧性命运以及诗歌写作的限度，他痛感人之生存是多余的、诗歌也是多余的，因而用了这样一个事实上不无沉重意味的名字来命名作为诗人的自己。“多余”作为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描述，很有概括力，于当今越来越小众、成为一种“秘密交流”的诗歌而言，似乎尤甚。从这个角度来说，诗人朵渔从一开始便知其不可而为之，其对“多余”的指认恰恰也是对于“多余”的反抗，其中包含了犹疑，同时也包含了勇气。此种情形，让我想起鲁迅的诗句“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在我看来，作为诗人的朵渔所面临的处境也与此相似，他站在“无物之阵”，踌躇满志，却又四顾茫然，他以手中的笔作为战斗的武器，却又深知这一战斗本身毫无胜利可言。“荷戟独彷徨”的多余者显示了一位彷徨者、犹疑者的形象，同时也包含了呐喊、战斗的成分，实际上更是一位勇者、战斗者。朵渔的诗歌是有重量的，这种重量，使他没有轻飘飘地随风摇摆、不知所踪，而是使他立足大地、直面现实，同时真正具有了飞翔、超越的力量。这是一个“大时代”借诗人之笔的沉重发声，是一个有尊严的灵魂的挣扎与呐喊，更是一位勇者的自我担当与顽强奋斗。（《新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92cedb0101475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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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25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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